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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缅甸，中-共大使馆和新华分社在1967年成了“汶革”宣传中心，鼓励华侨学生佩戴毛像章，携带毛著进入学校。缅甸本来就对北京支持缅共游击队心存芥蒂，这种“汶革”宣传加深了这一矛盾。于是，缅甸政-府下令禁止戴毛像章携毛著，开除华侨学生，关闭华侨学校。中缅矛盾的恶化使得缅甸1967年6月出现了反。华骚乱，华侨学校、新华社、武官处和大使馆都受到冲击，10多名华侨和1名中国专家死亡。中-共作出强烈反应，北京举行20多万人**，毛同意提“打倒奈温(缅甸领倒人)”的口号，群众*中随即打出“绞死奈温”、“油炸奈温”的标语。[14] ( -
在中国的北邻蒙古，“汶革”爆发后很多中方人员要在华侨学生中组织“红卫兵”，被使馆的临时代办劝阻，但在蒙古的中方人员采取了非常激烈的其他“汶革”行为。中方人员除了在驻蒙建筑公司和友谊医院广为散发毛像和毛著，还把乌兰巴托的“华侨培才学校”变成在蒙古的毛、泽、东思想宣传站，这个学校是受中-共控制的当地华侨子弟小学。中-共外交官回忆说：“在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强烈影响下，毛主席著作成为必修课，师生们的'革命’情绪很高涨，他们把《毛主席语录》带回家，不仅念给父母听，也向蒙古邻居广为散发。”蒙古政-府当然不能容忍这种宣传，寻找借口将三名华侨学校教师驱逐出境。中方人员要在车站为这3个人举行“欢送”仪式，要用“读毛语录，喊'汶革’口号，唱《国际歌》”来表示抗议。蒙古政-府得悉后派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召见中国代办，提出根据蒙方规定，不得在车站举行这样的欢送仪式。但是，中方一意孤行，坚持上述欢送仪式，结果和蒙古警方发生冲突，一些学生和中方人员受轻伤。中蒙关系进一步恶化。此后北京发生了“八九”事件：蒙古驻华大使馆的车在友谊商店门口不慎压上一张掉在地上的印有毛头像的海报，在场的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围攻这位司机，焚毁了那辆汽车。这位司机随即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途经二连浩特时又被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从火车上揪下来，强迫站在高凳上为他破坏毛、泽、东“圣像”的“滔天罪行”接受批。斗。[15] ( -
“汶革”前，中国的西邻、喜马拉雅山麓的尼泊尔也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中国派出很多工程技术人员帮助尼泊尔修建公路和水电设施。“汶革”期间中方“造反派”在中尼边境树起标语牌，要推翻尼泊尔君主制。中方在尼人员也积极活动，宣传毛、泽、东思想，引起尼政-府警惕，要求中方限制出售毛语录和佩戴毛像章，但中方人员仍然我行我素。尼政-府于是搜查“尼中友协”，没收“汶革”宣传品，破坏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图片展览橱窗，并和“捍卫”毛思想宣传阵地的中方人员在现场发生冲突。中方强烈抗议，指尼政-府与美国勾结，结果尼政-府要求中国撤走部分驻尼人员。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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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汶革”开始前，中-共和古巴的关系即因中-共强行输出毛主义意识形态而破裂。古巴是中-共在拉美第一个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两党两国关系一度非常密切，毛主义和卡斯特罗──格瓦拉主义在国内和国际政策上有诸多共同点，如都急于超越苏联，依靠革命觉悟和精神力量向共产主义过渡，在国际政策上反对苏联主张的“三和”政策等等。1966年初，古巴方面首先发难，两国公开决裂。古方提出的理由之一是中-共削减大米援助；另一个理由则是，中-共不顾古方长期的劝阻和告诫，通过各种途径向古巴党政干部和一般群众散发中方的宣传材料，甚至利用邮局直接把此类材料寄送到古巴人的家中。1965年9月，卡斯特罗曾专门为此召见中-共驻古巴临时代办，向他出示古方收集的中方宣传材料，提出强烈抗议。中-共使馆受此难堪，立刻电告国内。尽管古巴和中-共决裂有哈瓦那难以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保持平衡的深层原因，但中方在古巴肆无忌惮的宣传无疑是两国两党关系恶化的导火索。古巴和中-共翻脸后，中方声称，古巴加入了“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有趣的是，整个60年代后半期，古巴的政治气氛和中国的“汶革”非常类似，古巴当局在1968年到1970年间发起的“革命攻势”，是古巴版的“大跃进”和“汶革”的结合物。[1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