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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假设一下，如果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就此罢手，之后会怎样？
换作今天的话美国会带着一票小弟去收拾日本，但那时的美国还没干起世界警察这一行，国联是不会为了中国去打仗的。东北拥有丰富的工业原材料，在日本的统治下满州国的GDP几乎和日本本土相当。而且东北还有日本最需要的战略物资——石油，只不过日本忙着打仗，一直没能勘探到。假如后来日本没来打中国，自不会陷入战争的泥潭，在东北好好经营几年，纵深有了，工业有了，石油有了，要什么有什么了。而蒋介石在羽翼丰满以前是不敢跟日本交火的，民国在进步，日本同样在进步。等二战打响，日本主动帮着打德国，以此和欧美和解，那国际地位不也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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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小粪青们的水平远不如石原莞尔高，经常把情况弄得一团糟。这其中最经典的事件，大概要算1936年的绥远事变。石原莞尔曾预言，日军再这么搞下去，迟早会陷入中国大陆的泥潭。同样是这位天才说的话，爱国粪青们只听得进好话，却听不进坏话，当初“最终战理论”被捧上九霄云阁，这“泥潭论”却是无人问津。绥远事变时石原莞尔亲自前去阻止主谋武藤章，对方却不以为然的说：“石原桑，我们只不过是在重复先辈在满洲干过的事情，有什么不对吗？”这话大概会让石原莞尔刻骨铭心。石原的军阶倒是比武藤章高得多，可是日军早就养成不听上级命令的风气，要知道，石原莞尔也是自作主张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这时再去阻止别人，反倒像是怀着小人之心，怕后辈的前途超过自己。后来石原莞尔老是给进攻中国泼冷水，在那里唱衰日本，日本人越看他倒越像日奸了，武藤章干脆联合其它粪青，把他踢出中央军部，换了个虚职。可以说，石原莞尔是真正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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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也可笑，所谓的东京审判，跟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这不是一场正义的审判，只是战争结束后的一场胜利者游戏，受审的都是得罪了美苏的人，得罪了中国的几乎没有。例如广田弘毅，此人倒真没犯过什么要以死谢罪的战争罪行，只是美国需要从政府抓个文官来顶包，真正的文官战犯近卫文麿却已经自杀了。事实上近卫文麿也未必就是坏人，按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是一个被命运摆布的人，战争前由于软弱而遭军部欺负，战争中被别人斥为和平运动家，战争结束了，我又成为战争罪犯。”要是对日本二战历史稍有了解，便也知道此言不虚。所谓“和平运动家”，再讲难听点其实就是“日奸”，近卫文麿也不是自己想当首相，实在是没人敢当日本首相，他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心态来的。东京审判时，西方诸国还没搞清一个道理：所谓日本首相，其实就是个整天受窝囊气的摆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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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卫文麿1939年倒是和汪精卫搞了个“重光堂协议”，其核心思想是尽速解决中日战争，日本不要军事赔偿，中国维护自己主权，满州国归日本所有，日军在两年内撤出中国。汪精卫正是基于这个协议，认为这是中国在军事实力不如对手的情况下所能获得的最大利益，实际上如果日本这个国家稍微正常那么一点点，中国是必会失去东北的，这点继续往下看就可明白。但是后来一帮军部粪青又折腾出个《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等于是把重光堂协议给废了，近卫文麿受不了军部的压力，干脆撂挑子不干了，一年后实在找不出合适的首相人选了，这才在天皇的命令下组阁上任。汪精卫大概也没想到日本人的事居然是爱国粪青说了算而不是首相说了算，稀里糊涂的就成了卖国贼，于是哭着说：“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不了中国，要我签一个字在他的计划上，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