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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桢（1820－1879），字幼丹，又字翰宇，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清代抵抗侵略的著名封疆大吏林则徐之婿。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升监察御史。咸丰五年（1855），沈葆桢出任江西九江知府，第二年，又署广信知府（今上饶市）。太平天国起义时因保全了广信，不仅名闻天下，而且摺升为广饶九南道道台。后由于性格耿直得罪上司，于是去职回家养亲。咸丰十年（1860），重又被起用，授吉赣南道道台，沈以父母年老而婉辞。于是被留在原籍办团练，曾国藩很是赏识。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请他赴安庆大营，委以重用。不久，推荐他出任江西巡抚，倚用湘军将领王德标、席宝田等镇压太平军，1864年捕杀太平天国幼天王、洪仁轩等。1867年接替左宗棠任福建船政大臣，主办福州船政局。当时，正是举办洋务时期，左宗棠在福建福州马尾创办造船厂，尚未来得及开工，就被调往陕甘任陕甘总督。临行前左宗棠上疏说：非沈葆桢不能任其职。所以沈葆桢一上任即建船坞及机器厂，并附设艺童学堂。造成船舰20艘，分布各海口。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以琉球船民漂流到台湾，被高山族人民误杀为借口，发动侵台战争。清廷派沈葆桢为钦差大臣，赴台办理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筹划海防事宜，办理日本撤兵交涉。由此，沈葆桢开始了他在台湾的近代化倡导之路。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纷纷从四面八方向中国边疆侵逼，造成中国边疆的普遍危机。尤其对于台湾，先后就有美、日、法的先后入侵，造成台澎地区和东南沿海的严重危机，成为 当时边疆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尤其以日本最为凶狠。经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表现出对外关系上的极大侵略性。它首先把目光投向邻近的中国，对台湾怀有觊觎之心。
1871年12月，有琉球贡船两艘遇风漂至台湾，其中54人被高士佛、牡丹两社居民杀害，另12人逃脱得救，被中国政府由福州转送回国。那时日本政府为了缓和日益尖锐的国内矛盾和由“征韩论”所引起的政治危机，正在酝酿对外发动战争，决计抓住这一事件作为出兵的借口。1874年4月4日，日本正式设立侵台机构―台湾都督府，并组成征台军。5月10日，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3600多人在台湾琅峤登陆，其攻击目标主要是牡丹、高士佛两社。5月18日，日军开始与当地居民交锋，22日攻占石门，牡丹社酋长阿禄父子等阵亡。6月初，日军1300余人分三路进攻并占领牡丹社，13日进占龟仔角社，7月中，日军已完成对各社的征讨、诱降，并以龟山为基地建立都督府，修筑医院、营房、道路，并向后山南北各处番社分发日本国旗，准备久踞。
清政府起初对日本的一系列侵台活动毫无所知，直到4月19日通过英使威妥玛才始知此事。5月11日，清照会日方诘责，并于14日下令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率领轮船兵弁驰往台湾，并授予他处理日本侵台事件的军事外交大权。6月中，沈葆桢到台后，一面向日本军事当局交涉撤军，一面积极着手布置全岛防务。他在府城与澎湖增建炮台，安放西洋巨炮；在安平厦门间装置海底电线；增调淮军精锐武毅铭字军13营6500人入台，部置于凤山；陆上防务北路由台湾镇总兵负责，南路由台湾兵备道负责，海上防务，以扬武、飞云、安澜、清远、镇威、伏波六舰常驻澎湖，福星一号驻台北，万年一号驻厦门，济安一号驻福州；同时大力开通部落地区的道路，并派员招抚各处“番社”。清政府也相继运来洋炮20尊，洋火药4万磅，火药3万磅，士气民心为之大振。这些措施渐次推展开来，形成相当的声势，使日军不能不有所顾忌。这时候，台南南部恶性疟疾流行，侵台日军因气候炎热，水土不服，疾疫流行，每日死者四五名至数十名，土气极其低落。在进退维谷、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日本不得不寻求外交解决的途径。日方全权代表大久保利通偕顾问李仙得于是年9月到达北京，在前后七次谈判中，日方仍坚执日本进兵的是“无主野蛮”之地，对此清政府予以严厉驳斥。大久保利通认识到，只有在清政府所坚持的“番地属中国版图”的前提下，才能和平解决日本侵台问题。当时清政府的内政外交也存在很多困难，于是在英、美、法三国出面调停下，清政府决计让步，于10月30日签订了《中日台湾事件专约》（《北京专约》）三条，除以“抚恤”及付给修道建屋费用为名偿银50万两外，约中有“兹以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之语，日本出兵乃为“保民义举”，实际上等于承认琉球为日本的属国。日军随后于12月1日撤出台湾。
日本入侵台湾是对中国在台湾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次挑战，对中国来说，这是一次严重的边疆危机。日本侵台之役给清政府最大的教训是，使它认识到自己的海防空虚，必须急起补救。1875年4月，清廷发布上谕，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中国近代海军的建设从此走上轨道。促使清政府检讨其治台政策的利弊得失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认识到危险主要来自于外部而并不是内部。过去清政府认为，“台湾之患率由内生，鲜由外至”，因此主张加强弹压巡防，便可日久相安。随着外国的侵略，官员们开始重视台湾，把它称为“七省门户”、“南北洋关键”、“中国第一门户”。沈葆桢、丁日昌一再奏请对日本侵台应加严密设防，总理衙门也指出“经营台湾实关系海防大局”，这是对台湾地位的一种新认识。在这方面感受最深、变革最力的是沈葆桢。
在日本侵台刚结束，沈葆桢就上了一个奏折，在奏折中他说；“此次之善后与往时不同，台地之所谓善后，即台地之所谓创始也。”从这时起，他相继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治台政策和改革措施。他的第一项改革建议，就是请“仿江苏巡抚分驻苏驻之例，移福建巡抚驻台”。他说：“台地向称饶沃，久为他族所垂涎。今虽外患渐平，旁人仍眈眈相视，未雨绸缪之计正在斯时。而山前山后，其当变革者，其当创建者，非十数年不能成功；而化番为民，尤非渐渍优柔不能浑然无间。与其苟且仓皇，徒滋流弊，不如先得一主持大局者，事事得以纲举目张，为我国家亿万年之计。况年来洋务日密，偏重在于东南，台湾海外孤悬，七省以为门户，其关系非轻。欲固地险，在得民心；欲得民心，先修吏治营政；而整顿吏治营政之权操于督抚，（闽浙）总督兼辖浙江，移驻不如（福建）巡抚之便。……为台民计，为闽省计，为沿海等防计，有不得不出于此者。”清政府采纳了沈葆桢的建议，从1875年11月起定为福建巡抚冬春驻台，夏秋驻福州，以为兼顾之计，这一制度的设立对台湾有极重要的意义。
1875年1月，沈葆桢上奏折又提出三项改革：第一，废除严禁内地人民渡台的旧例；第二，废除严禁台民私入“番界”的旧例；第三，废除严格限制“铸户”、严禁私开私贩铁斤及严禁竹竿出口的旧例。这些改革的实质含义是：使大陆人民得以向台岛自由迁徙；打破台岛西部滨海平原所谓“山前”与东部“山后”间的人为壁垒，使汉族居民与土著居民间得到往来交流的自由；打破台岛内经济生活中的若干桎梏，使人民的物质生产与物资流通得到自由，变防民为便民。
沈葆桢提出的这些改革，主要是为了推动台湾土地的开发、特别是后山的耕垦。而鼓励后山的垦殖，又与所谓“抚番”即加强对原住民的治理密切相关。“抚番”与所谓“开山”、“开路’相辅而行，这也是着眼于安抚内部，加强海防，因而决非权宜之计，而是治台的经久之谋。自1875年开始，这项工作即大规模开展，调兵十九营分三路开山。南路：一由凤山的赤山越山至卑南（台东），一由社寮循海岸东行到卑南；中路：由彰化的林圯埔越山至璞石阁（玉里）；北路：自苏澳沿海岸至奇菜（花莲），均于一年内完成。“开山抚番”使东西海岸联成一片，有利于巩固海防，同时对促进东部的开发和汉族与原住民的交往都有重要的意义。
与此同时，沈葆桢对台湾行政体制也提出并实行了一些改革，主要有：在艋舟甲创建台北府；增设恒春、淡水两县；改原淡水厅为新竹县，原噶玛兰厅为宜兰县。至于加强海防的具体措施，如建设新式炮台、购买洋炮及军火机械，购买铁甲舰，练水雷军等等，在沈葆桢的主持下，都在一一加紧进行。上述改革措施的实行都得到了清政府的允准，因而加强和改进了清政府对台湾的治理，促进了台湾的进一步开发。
可以说，台湾的近代化过程就是从沈葆桢治台开始的。他奏准建闽台水陆电线；用西法在安平、旗后等处建设新式炮台；购买洋炮及军火机械，并建军装局、火药局；调闽厂现造扬武、飞云等一批兵轮供台防之用，并大力倡购铁甲船，从此迈出军事近代化的步伐。1875年，沈葆桢被奏准使用机器开采基隆煤矿，翌年开始动工凿井，建立起第一个近代民用工业。同时，实行开山、抚垦，在香港、厦门、汕头等处设招垦局，招工来台开垦荒地，以促进内山的开发。所有这一切说明，沈葆桢不愧为台湾近代化之路的首倡者。
光绪元年（1875），沈葆桢撤军内渡，同年奉旨进京，升任江西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督办南洋海防，扩充南洋水师，并参与经营轮船招商局，派船政学堂学生赴英法留学。光绪五年（1879）十一月病逝。清政府给他赠太子太保，入祀贤良祠，并准在江西及各立功省分建专祠祭奠，谥文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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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两江总督加赠太子太保衔
爵位 一等轻车都尉（同治三年起）
籍贯 福建省侯官县
族裔 汉族
原名 沈振宗
字号 字翰宇，又字幼丹
谥号 文肃
出生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
福建省侯官县
逝世 光绪五年（1879年）
江苏省江宁
出身
廪生
道光十九年己亥科举人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进士出身
经历
翰林院庶吉士（道光二十七年～三十年）
翰林院编修（道光三十年～咸丰四年）
武英殿纂修官（咸丰元年）
顺天乡试同考官（咸丰二年）
江南道监察御史（咸丰四年～五年）
掌贵州道监察御史（咸丰五年）
江西九江府知府（咸丰五年～七年）
署广信府知府（咸丰六年）
江西广饶九南兵备道（咸丰七年～九年）
加按察使衔（咸丰九年）
江西吉南赣宁道（咸丰十年）
江西巡抚（咸丰十一年-同治四年）
兵部侍郎（坐衔）
右副都御史（坐衔，咸丰十一年～同治四年）
福建船政大臣（同治六年九年，同治十一年～光绪元年）
巡视台湾（同治十三年，光绪元年）
两江总督（光绪元年～五年）
办理通商事务大臣（兼任，光绪元年）
太子太保（追赠，光绪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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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祖父陈若霖官至刑部尚书。同治七年（1868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陈宝琛兄弟6人，3人进士，3人举人，人称“兄弟六科甲”。光绪元年（1875年）擢翰林侍读，与学士张佩纶、通政使黄体芳、侍郎宝廷等好论时政，合称“清流四谏”。光绪六年（1880年），充武英殿提调官。翌年，授翰林院侍讲学士，纂修《穆宗本纪》。光绪八年（1882年）任江西学政，重修白鹿洞书院。光绪十年(1884年)，上疏《请募勇参用西法教练》，主张“变化以尽利，任人以责实，筹饷以持久”，中法战争失利，受牵连，被降五级，回乡闭门读书，修葺先祖“赐书楼”，构筑“沧趣楼”。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任鳌峰书院山长。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任福建铁路总办，修漳厦铁路。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创立全闽师范学堂（今福建师大）。
陈宝琛（1848年－1935年），字伯潜，号弢庵、陶庵，又号听水老人。福建闽县螺洲人。
宣统元年（1909年）奉召入京，担任礼学馆总纂大臣，宣统三年（1911年），陈宝琛任溥仪老师，赐紫禁城骑马。
民国元年（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追随溥仪。命修《德宗实录》。民国十年（1921年），修成《德宗本纪》，授太傅。民国十二年（1923年），引荐郑孝胥入宫。张勋复辟时，推举为议政大臣。民国十四年（1925年），随溥仪移居天津。民国三十一年（1932年），满洲国成立，宝琛专程赴长春探望溥仪。民国三十四年（1935年）病逝于天津，谥文忠。有藏书10万册，“清末陈氏私家藏书之多，冠于全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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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太傅内阁议政大臣
籍贯 福建福州府闽县
族裔 汉族
字号 字伯潜，号弢庵、陶庵，又号听水老人
谥号 文忠
出生 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
清福建闽县
逝世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
中华民国天津
墓葬 福州马尾区君竹村西300米登龙岭
出身
同治七年戊辰科进士出身
著作
《沧趣楼诗集》10卷
《陈文忠公奏议》2卷
《听水斋词》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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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琛为（后清）正一品 [ 此帖被国际标准在2011-04-21 08:04重新编辑 ] -
陈若霖(1759～1832年)，字宗觐，号望坡，闽县(今福州市区)螺洲人。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入文渊阁参与校勘《四库全书》。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授刑部主事，历任刑部奉天、山西、直隶、广西、四川等司主事、员外郎，累迁郎中。曾奉派总办秋审，充律例馆纂修，往各省复查案件，申理冤屈，明正典刑，受仁宗数次嘉奖。嘉庆十三年(1808年)，外放四川盐茶道，提为山东按察使。后历任广东、湖北、四川等省按察使。嘉庆二十年(1815年)，升为云南巡抚，安抚土司，督办矿务，审核旧案，缉处逃犯，整肃边防。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任广东巡抚兼两广总督，重修《广东通志》；在浙江巡抚任上，组织修筑山阴、上虞、萧山等地的塘堤水利工程；在河南巡抚任上，组织赈济灾害，并上奏缓征或减免钱粮。道光元年(1821年)，升任湖广总督。当地胥吏敲诈勒索苗民，若霖认真肃清宿弊，在湖南凤凰厅等地，为屯户清厘归还，奉请朝廷减租，苗民十分感谢。翌年，调任四川总督。道光四年(1824年)三月，授工部尚书兼顺天府尹事。不久，调任刑部尚书。若霖治狱慎重认真，不畏权势，秉公执法，深得百姓赞誉，屡受清帝奖励。若霖仕官在外，不忘桑梓，修贡院，修《福建通志》，葺治京都福州会馆和赈灾济贫等，都乐于捐助。道光十二年(1832年)因病乞归，病卒途中，归葬福州南郊北园山头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