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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酸的城管

diaoer 发表于:2009-06-23 1375人阅读6条回复 鲜花0朵 [ 复制链接 ] [ 快速回复 ] [ 举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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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iaoer2009-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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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管这口饭越来越难吃了

    新闻链接:据《楚天都市报》报道,武汉50余名城管执法队员在对占道经营者劝说无效后,整装肃立一旁,注视着食客和老板,如此“对峙”了一段时间后,食客草草离去,老板也悻悻地收起桌椅。武侠小说常说,某某眼神冰冷,比刀锋还冷!这次让人哭笑不得的“眼神执法”恐怕也具有“刀锋”般的威慑力,如此说来,其治理思路并无根本转变。

    正文:

    广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苏泽群日前到市城管局调研,对城管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要求。在当下的语境里,城管基本上就等于暴力了,所以,苏副市长的要求,颇有点革命性创新的味道。过去,城管们习惯了棍棒执法,和小贩的肢体冲突也一直难以避免。为了提升执法水平,城管也进行了努力,比如发行了《城管执法操作实务》一书,提出了“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的理论。如今,领导的要求越来越高,城管这口饭,也越来越难吃了。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于如何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武汉城管新近发明的盯人战术,或许可以给广州城管以启发。据媒体报道,面对摆出店面的大排档,50余名武汉城管执法队员整装肃立一旁,默默凝视众食客。群众从来都是围观者,何尝有过被围观的经验?尤其围观者还是一批身着制服、头戴钢盔、虎视眈眈的壮男。于是,众食客很快抵挡不住,仓皇埋单而去,老板也只好将占道的餐桌搬进了店内。

    从暴力走向非暴力,或者说走向“眼神”这样的“冷暴力”,武汉城管的创造性令人叹服。如果这种围观式执法能早点在城管界普及,很多悲剧就可以避免,很多冤魂不会产生。当然,要达到“杀人的眼神,围城的气势”,首先就需要人多,敌寡我众,方见效果。兵法有云:十则围之。你5个人看人家5个人,眼神再肃杀也没用,50个人看5个人,一下子就立竿见影。但是,城管的编制毕竟有限,即便加上众多协管员,也不可能同时围观所有的街头小贩,而无限扩招城管队员也不现实,看来,这种围观式执法,效果虽好,却也存在成本太高的问题。

    在现有兵力基础上,如何达到“敌寡我众”的效果?这就对城管的战术运用提出了要求,苏泽群副市长在调研中指明了一条道路:要以有限的城管力量,打击小贩的汪洋大海,必须提高城管快速集结和移动的能力,要“像美军那样机动性强,一下子就可用飞机将人拉到另外一个国家,虽然队伍人不是很多,但调动很快,就显得队伍很多”。

    当然,城管与美军孰强,很难简单作出结论,网络上对此也一直有争议。事实上,自1997年5月,中国第一支城管队伍——北京市宣武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成立以来,城管的技战术一直在发展进步,并经历了“硬件提升”到“软件提升”的过程。前几年,从海口城管装备卫星定位系统,到广州城管的防刺背心、头盔、防割手套以及防暴盾牌,各地比拼的方向有点像军备竞赛;而今,开发新战术和进行战略调整成为新的潮流,从武汉的围观式执法,到广州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可谓亮点不断。

    不过,道高了一尺,魔却没能高一丈。当城管致力于打造美军级战斗力时,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想过他们的对手并不是什么“邪恶国家”,而往往只是街头毫无组织性、武装仅限于秤杆秤砣的小贩。
  • diaoer2009-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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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原来有个房东,是城管,用她自己的话说:累,收入低,还不被理解。现在,这个行业最不被理解的例子来了,《重庆晚报》报道,百度百科的城管“词条释义”是这样的———

    城管,1、名词:以暴力手段维护××(疑为“城市”二字———王小山注)形象,专门欺压租不起商铺、办不起执照的商贩以及其他弱势群体的黑社会组织。例句:城管上道,鸡飞狗跳。2、形容词:形容残暴、血腥、恐怖。例句:你也太城管了!3、动词:等同于打、砸、抢。例句:他不老实就城管他一下!4、叹词:无奈之意。例句:这世道,城管!

    这种看似不靠谱的解释,代表了一批人的看法,凡是城市里见过城管“追杀”小贩的人,比如我,就颇为认同这些解释。我在吉隆坡也见过类似城管的组织,他们的车子一到,小商贩们便鸡飞狗跳,四处逃窜。

    我不知道马来西亚的法律如何规定,“城管”的权限如何,但中国的城管对小贩商品和工具的没收似乎无法可依,可这种没收依然大量存在。

    《重庆晚报》的报道说:北碚区城市执法大队蒋队长得知此事之后,觉得相当委屈和愤怒。蒋表示,城管的含义就是城市管理者,百度竟然将城管形容黑社会,这也太让人心酸了。

    但我的朋友莫之许的说法是“没有立法许可就剥夺人财产,就是强盗”,我也觉得相当有理。贾府的收租车也曾被无端没收,下人这样向贾琏叙述:“京外拿车,把车上的东西不由分说都掀在地上。奴才告诉他说是府里收租的车,不是买卖车。他更不管这些。奴才叫车夫只管拉着走,几个衙役就把车夫混打了一顿,硬扯了两辆车去了……更可怜的是那买卖车,客商的东西全不顾,掀下来赶着就走。那些赶车的但说句话,打的头破血出的。”

    对城管的尴尬,我的另一个朋友路人的解读是:“因为国人不喜遵守规定,才有城管。可惜城管只有权力管穷人,所以才尴尬。只管穷人的人,永远不可能有好形象,同样———也不可能有好收入。”

    他说国人“不喜遵守规定”,我琢磨,一个“规定”,如果要想让人遵守,首先需要合理,对不合理甚至于法无据的规定,无论“国人”还是“外人”,大概谁都会“不喜”吧。所以我的看法:城管无奈,被他们治理的人无奈,旁观的人也无奈,至于原因,很简单———某些人觉得城市干净整洁的外表太过重要了。
  • diaoer2009-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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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风:废除城管有助经济复苏

    中国经济已经处于衰退期,将持续多长时间,何时复苏,无人知道。政府很着急,想了很多办法。但有一个办法,政府似乎没有想到。其实,这是政府自己就可以做的,而且,保准能够立竿见影地产生推动经济复苏的良好效果,那就是废除人见人嫌的“城管”。

    这两者之间有何关系呢?关系很密切。现在很多专家想当然地给政府出了很多刺激消费的主意。意思好象是,民众很有钱,但不愿花。事实果真如此吗?在中国,大多数中低收入民众的苦恼,恐怕是无钱可花。尤其是在经济衰退中,他们所受冲击最大,比如,几千万农民工失业返乡,立刻就丧失了基本收入。由此,几千万农民家庭的生活就会出现困难。其实在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也会受到影响,收入下降,有人会失业。这个时候,刺激消费的政策毫无意义。

    要正确地应对经济衰退,首先要搞清楚衰退的本质。哪怕是凯恩斯爵士也承认,经济衰退的本质是社会的经济活动减少,所以,他所提出的方案是政府通过赤字财政增加公共开支,以刺激经济体系恢复正常的生产、交换。从伦理与政治角度看,赤字财政是有问题的。但推动社会的经济活动增加,却是实现经济复苏的必由之路。为此,就必须废除城管,因为它一直就是社会诸多正常经济活动的障碍。

    梁漱溟先生也早就指出过,中国人向来就不习惯过集团生活,因而其集团观念十分薄弱,这包括,缺乏国家意识,所谓“天高皇帝远”说得就是这种心态。中国人从来就不指望政府给自己做什么好事。相反,普通中国人向来相信,自己的命运要靠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用经济学的术语说,中国人天生就有企业家精神。这是古代中国出现经济增长、人口繁殖的基本动力。

    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增长与社会繁荣,仍然是因为这一动力机制。人们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不断地突破政府强加的不合理的制度,这个时候的政府也没有继续顽固地坚持僵化而荒唐的制度,放松了某些方面的控制。于是,民众的企业家精神就得以发挥出来。私人企业家的干劲,农民工的勤劳,就是中国奇迹的全部原因。只不过在三十年以前,这些东西无处发挥,过去三十年可以发挥了。

    当然,小贩们的不屈不挠,也是中国城市社会的一道景观。九十年代以来,愈发明显。因为,从那时开始,大量国有企业员工下岗,他们一不偷,二不抢,仅仅希望依靠自己的辛苦,换取一口饭吃。还有一些农民进城之后,没有稳定的职业,也加入这城镇小贩的行列。他们的这种选择简直是为国分忧的高尚行为,政府应当感激他们才张君劢。试想,如果他们自己不找食,都会变成政府的社会负担,政府承担得起吗?

    然而,城管制度也因此而兴起了。城管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在城市里打击所谓的非法的无照摊贩。当然,城管的职能不仅如此。对于获得牌照的正规的商业活动,城管也带来极大困扰。因为,城管可以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进行无休止的检查。而这自然会给从业者带来成本,从而妨碍了正常的经济活动。

    如果说,在经济繁荣期,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比较正常,财富财产机制顺畅运转,那么,城管驱赶、打击城市无照小贩,骚扰合法商贩,最多也只不过激起人们道义上的愤怒而已。人们总是同情穷人的,一个社会,总不能挡住穷人用自己的辛劳换饭吃的路子,不论以什么理由。

    到了经济衰退期,社会因为城管的所谓执法活动而蒙受的社会损失,就不止于此了。已经有政协委员郑重提出,大学毕业生在没有找到稳定就业岗位之外,不妨自行就业,去做做小贩。立刻就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城管答应吗?

    人们已经意识到,城管在妨碍经济复苏。可以想象,由于经济衰退,很多人失去稳定的就业岗位,被迫进入不稳定的就业状态,随时都可能为了生活而变成无照商贩。也就是说,在经济衰退期,违法的无照经营商贩的数量将会增加。这是人们解决自己失业问题的小路。从经济角度看,这些无伤大雅、不会伤害任何人的所谓违法活动,其实增加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也就是说,这类活动有助于经济的复苏。城管如果仍然坚持原来的执法模式,就等于阻碍经济复苏。

    进一步说,在经济衰退期,解决失业问题、让失业者有饭吃,乃是社会、政府所要面对的头等重要的问题。如果失业者看到不希望,或者没有饭吃,就会酿成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而以消灭无照商贩为自己职能的城管,很可能浇灭那些自己找饭吃的失业者的希望。

    所以,在经济衰退时期废除城管,正当其时。
  • diaoer2009-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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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管权力须尽快驯化

    湖北天门市城管打死魏文华,再一次显示了城管权力不受约束趋向暴虐的事实。应对之道,要么是废除城管制度,至少要对城管的权力予以严格约束,使之不能被地方党政官员的意志任意支配,损害民众的权益。


    城管比警察还少约束

    就性质而言,城管是一种警察。


    “警察”一词根源于拉丁文politia,意思正是“城邦内部管理”(“civil administration”)。这个拉丁文词的辞源是古希腊文的“城邦”。西方“警察权”(police power)涵盖范围极广,包括卫生监督、规划等等。而这些,正是目前中国城管的职责范围。普通所理解的狭义的警察,反而只涵盖警察权的一小部分。活动也经常不受外部控制。对于城管的处罚决定,当事人只能申请举行听证,在城管作出决定后,唯一的救济办法是在该系统内部提出行政复议。可想而知,在官官相护的机制下,这种行政复议几乎不可能给当事人以正义。 城管是城官权力的延伸 城管之所以快速发展,也许恰恰是因为其权力不受控制。城管作为一项制度之形成、完善,与90年代地方政府政绩竞争趋向激烈是同步的。地方党政官员为了升迁,争相创造让上级看得见的政绩。为此,首先需要控制资源,比如抢占农民土地;需要控制城市人口,驱赶外来人口;当然,也需要维持城市的壮观、优美,比如驱逐小摊贩。 城管应运而生,并且也恰恰因为其权力缺乏清晰界定,而可由地方政府随意授权,而迅速壮大。因为没有相关程序控制,地方党政负责人可以方便地指挥城管,使之按照自己的意志,充当改造城市、控制城市、强化自己政绩的目标。 地方党政负责人追求政绩的冲动让城管享有了广泛的权力,并且可以不受约束地使用这种权力。近些年来,商业化又深深渗透到政府活动过程中。巨利当前,城市政府趋向于直接对民众使用暴力。城管的野蛮执法,乃是城市政府权力趋向野蛮的一种征兆。 归根到底,城管的权力是城官权力的一种延伸。本来,按照法治原则,城市政府包括警察,对民众可以行使哪些方面的权力、如何行使这些权力,只能由这个城市的民众自己或者其代表基于公众利益、以严格立法的方式来决定。但是,城市党政官员并不认为城市是民众的,相反,他们相信,可以自相授受此种广泛而巨大的警察权力,根本不需要经过严格而公开的立法程序。如此设立的城管,基本上是城市主政官员的工具,而不具有多少公共性质。城管不受限制的权力的背后,正是城官不受限制的权力。 驯化城管的权力 如此城管是否发挥正面作用,一点都不重要。人们已经看到、媒体已经报道了城管如何滥用权力、侵犯好人的财产权和人身自由、甚至导致好人死亡的事故,这些就足以说明,城管制度内在地具有无法克服的缺陷。因此,解决城管问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废除带有强烈暴力色彩的城管制度,其部分权力仍由普通警察行使;剩余权力由各个行政部门的“文官”行使。如此政出多门的执法,效率确实可能比较低,但是,在权力没有得到有效限制的情况下,宁可使执法效率低一些,要比城管高效率地损害民众权益要好一些。 假如无法立即废除城管制度,那么,民众及其代表就应当对城市政府施加压力,规范城管权力。首先,城市人大对设立城管及相关授权文件予以系统地审查清理,透过严格的立法程序,包括民众参与,制定一部权威的城管授权地方法规,严格地界定城管的权限范围,并严格地规定其行使权力的手段。比如,应当规定,城管人员不得武装,必须赤手执法。人们可能忘记了,在很多国家,普通警察也不得武装,城管更没有理由武装。 同时,法律也应当规定,城管必须独立地执法,即城管只依据地方法规、根据其专业


    目前城管的管理权限十分宽泛,可以说,城市的事务,除了其他机构管理的专门事务之外的全部事务,都归城管来管理。按照北京市的相关文件,城管的处罚权就达13项,包括市容环境卫生、市政、公用事业、城市节水、园林、河湖、施工现场、城市停车等等。


    就城管的日常运转来说,它的活动也日趋接近于狭义的警察。城管可以在执法过程中限制当事人的人身自由,可以没收当事人的财物,也可以做出处罚。近几年,城管进行武装的倾向也十分明显,城管配备了不少警用暴力器械或者防暴设备,并且,就像天门市及其他很多地方的情形所示,城管也越来越倾向于在执法活动中大胆使用暴力。


    可以说,城管是狭义的警察之外的另外一种类型的警察,其权力范围远远超过警察,其行使权力的方式也可能对民众的财产甚至人身构成毁灭性影响。但是,如此广泛而巨大的权力,却几乎没有受到多少有效的约束、限制。与警察相比,城管权力约束、监督机制的匮乏就一目了然。判断进行执法活动。城管的执法活动之所以有时十分凶悍,因为得到地方党政官员搞运动的指令,这种运动式执法通常会对民众造成大面积损害。立法应当确保城管作为执法单位的独立性。为此,需要设立一道防火墙,使地方党政官员不能直接对城管发布指令,不能安排城管从事运动式执法。只有切断城管与城官的直接联系,才有可能减弱城管身上的戾气,使其遵守法律。否则,城管自恃权力支持,必然倾向于胡作非为。 城管的活动也须接受更为严格的程序控制。《行政处罚法》中已确立了相对完备的行政处罚程序。但在当前城管执法的过程中,《行政处罚法》中的程序性条款规定根本未得到遵守。如何使这些程序得到遵守?这是立法者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一个可行的方向是尽可能减少现场执法处罚,让执法活动进入某种类似于“城管法庭”的场合,给予当事人以辩护、说明机会。 当然,城管的执法活动必须接受各种形式的外部监督,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司法监督。也就是说,对于城管的执法活动,公民有权提起诉讼,且此类案件应当异地审理。另一种形式的外部监督是独立监督或公民参与式监督。比如,可以设立一个由社会各方面人士组成的“城管执法监督委员会”,定期对城管的执法活动进行评估,甚至可以接受民众的投诉,进行调查。 总之,假如不能废除城管,那就应当驯化城管,使之真正地服务于城市的公众利益,而不是服从城市官员的私人意志,肆意侵害民众权益。否则,城管与民众的战争就永无终结之日,使政府权力的正当性流失殆尽。
  • diaoer2009-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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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摊贩合法化,城管怎么办

    2月21日,法学家何兵教授在广州发表演讲,高声呼吁“请把小摊贩合法化”。其着眼点有二:一是为解决城管与摊贩之间“猫捉老鼠”的荒诞危局,处于非法状态的小摊贩无异于过街老鼠,姑且不论城管是黑猫还是白猫,小摊贩的合法化也许能够消融猫鼠互为天敌的冰冻状态,促成猫鼠进入相对平等的社会博弈空间;二是为缓解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何兵推算,按台湾与大陆的人口比例,台湾有摊贩44万余人,大陆约在3000万——窃以为实际数目肯定要超出几许——合法化摊贩,让他们获得稳定安全的就业,这将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


    关于第二点,我想起这个月初的一则新闻。广州有民主党派人士建言,大学生不是就业难吗,那不妨转换工作观念,干干个体户、小商贩。发此论断的先生,肯定未曾考虑小摊贩(小商贩之一种)的非法化之弊。或许,在他看来,合法与非法,并不是问题;填不饱肚子,无业而空虚无聊,从而危害社会,才是问题。我颇能理解这种有些功利、却更为激切的思索。大学生不愿干小商贩,决不仅仅因为它是非法的,而是因为这么干挣不来大钱,或者放不下面子,或者自己缺乏这方面的能力。如果小摊贩像公务员那样能带来巨大的荣光和收益,管它非法与否,相信大多数待业学子会义无返顾踏上这一条不归路。当然,我承认,小摊贩的合法化,能使这一工种从暧昧的灰色地带走到璀璨的阳光之下,能为其衍生一种微弱的自豪感;但就缓解就业形势而言,这充其量只能治标,难以治本——能治标亦不错,所以值得大力推行。


    重点还是第一点。将小摊贩合法化,就可以缓和城管权力对它们的强制与压迫,就可以缓和它们之间制度性的、阶级性的根深蒂固的矛盾?


    也许,要解答这个问题,还得先问一声:小摊贩为什么一直处于非法化的权力状态呢?


    表面上,是小摊贩不守法度,在一些严禁摆摊叫卖的地段乱摆摊子,乱扔垃圾,破坏了市容市貌,破坏了城市文明。你要卖菜,为什么不到附近的菜市场租一个摊位合法买卖呢?往深里想,他们不是不想合法买卖,而是付不起菜市场正规摊位的昂贵租金。大城市的小摊贩一般都由外来人口充当,小县城则多为农村人口,在新中国向都市化高歌猛进的征途之上,他们是行走最为缓慢的一个群落。还是那句话,他们不是不想走快,而是实在走不快,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的差距,外来务工人员与都市土著的差距,穷人与富人的差距,以及后者对前者牢不可破的身份歧视,决定了他们步履蹒跚。所以,从本质上讲,小摊贩的非法化问题,就不仅是一个商业品德、文化素质与法治修养的问题,其后还隐藏了正严重阻碍中国前行的城市内战和贫富之战。


    由是可知,小摊贩与城管之间的矛盾如何被夸大。一方是穷人所组成的弱势群体,一方是权力者,甚至还与富人挂上钩。被夸大的矛盾引发了被夸大的仇恨。因为双方的象征性太过鲜明,一有火花,就足以爆出一场“制度性的、阶级性的”的地震。城管制度一直处于制度批判的最前沿,沦为民愤扫射的火力点,原因亦在于此。


    事实上,这构成了城管制度的肉身不能承受之重。小摊贩的非法化,可以上升到国策的高度,哪是它一个政府的“私生子”所能解决的?如何兵教授所言,小摊贩合法化的要旨有三:划定区域和时段,让其有序经营;成立小摊贩自治组织,实现自我治理和约束;国家提供必要的制度规范和监督救济,协调摊贩与其他利益集团的关系。——城管能在其中发挥几分效用呢?


    说远了,回到我们的论题。在我看来,小摊贩的合法化,对小摊贩来讲,肯定是件好事情。对于城管制度,可就难说了。一方面,它的管理对象趋向合法化经营,可以降低其执法成本;另一方面,它赖以维生的行政处罚收入却有可能大大减少。


    这就要说到制约城管制度健康成长的瓶颈。它之建构,虽然有一定的法理依据(《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但从1997年诞生至今,一直妾身未明。上面说了,城管人员被称为政府的“私生子”,他们只有极少一部分属于公务员编制,因此其收入来源,政府拨款仅为少量,更多需要自身创收,这便决定了其性质,一半是单位,一半是企业,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城管局仿佛政府与私人资本的合股,工作人员多劳多得,下手必然加倍狠辣。一旦作为他们创收源头之一的小摊贩们开始合法化,他们再也找不到行政处罚的理由,腰包瘪下来,还怎么生存?难道由此点燃对城管制度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火焰?如此,则幸甚。


    最坏的情况则是下一种。城管根本不在乎小摊贩怎么合法化,反正他们长期以来的执法经验,就是在合法与非法之间徘徊不定。按一位前城管的说法,如果城市环境仅仅是建立在暴力的管理之上,那为什么不干脆请黑社会去管理市容呢?如果依靠黑社会的暴力来生产城市文明,岂不是对“文明”的最大反讽?(见吴幼明《警察回忆录——黑社会的逃兵》)可惜这种反省无法唤醒大多数城管人员被禁锢的头脑。


    基于这两点忧虑,再说化解小摊贩与城管制度的激烈矛盾,若单纯依靠小摊贩的合法化,恐怕只是在社会虚胖的身上挠痒痒。谁都能看出来。这一组矛盾的消除,更主要取决于城管制度的改革力度。小摊贩需要合法化,城管则需要规范化。
  • diaoer2009-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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