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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红灯问题的另一面
杭州市交警支队的文明行路(主要是过马路不闯红灯)行动,通过媒体连续曝光了一批违法闯红灯的行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问题往往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有行人不文明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在交通管理上硬件软件不足的问题。所以,在大抓行人闯红灯的那段时间,就有不少人提出在某些路口行人想不闯红灯都难。至今,这个问题也未被交警部门认真解决,所以,反映到市长专线电话中去了。这次,年轻力壮的记者作了一次实验,深感过马路之难。(6月28日《青年时报》)
这样的路口杭州有多少?要过马路的老弱病残、妇孺及携物负重者又有多少?行人过马路越来越难,已是积欠的问题,担负交通管理责任的交警部门不可能不知道,但他们并不打算解决。请看报道第2节“交警说法”,他们也承认绿灯过短,行人无法一次性过马路,但他们说“绿灯时间虽短,但同向车流量的通行基本能满足。不过,行人却不能一次性过街。根据法律上要求,行人得快速过街,根据正常人步速,过马路时要求按1.25米/秒以上计算”。这段话说明了交警设定红绿灯时间是完全根据该路口车流量而定的,根本不考虑行人的流量与速度。他还把行人必须每秒步行1.25米以上作为“法律要求”来要求行人。1.25米/秒是解放军齐步行进的速度(根据解放军内务条令,齐步的步速为每分钟117步,步幅为70厘米)试问,是否要求对全民进行军训,使之人人达到这个要求,达不到这个要求的路人,是否就是违法?不是天天在说科学化管理,人性化管理么,能不能从解决行人过马路这件事做起,做出点成效来?获得鲜花0朵 -
闯红灯全是行人的错? ——专家称红绿灯信号间隔应合理设置
本报上海5月29日电 记者沈文敏报道:在上海人民广场西北角的三角花园处,行人要到对面近在咫尺的上海大剧院,必须先过威海路再过黄陂北路,而按照红绿灯正常过马路,往往需要等候四五分钟的时间,不少行人为了赶时间不得不闯红灯。日前,在上海召开的“中德道路信号灯研讨会”上,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教授李克平指出,红绿灯间隔时间设计不合理是造成行人乱穿马路很难解决的原因之一。
李克平认为,不少国家的交通信号设置都建立在大量调研基础上,德国人忍耐红灯的极限是60秒,英国人是45秒,这些国家的红灯时间绝不能超过市民忍耐的极限,而我国却从未做过相关调研。这也是我国红绿灯的信号周期较国外长,红灯等候时间相对较长的主要原因。
专家指出,现有信号灯的时间长短完全由交警部门凭经验控制,显然存在缺陷,对交通信号进行人性化的改进,是有效制止闯红灯的必要前提。获得鲜花0朵 -
关注公众路权,建立和谐社会
随着厦门特区经济的发展,私家车的普及,城市的交通建设实际上是以车为本的,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指导下,城市的交通建设主要是为小轿车服务的,其表现就是一方面路面越来越宽,高架桥越来越多,但交通却越来越拥堵。然而,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路权是全体市民的路权,路权的分配要按照出行人数而不是出行车辆进行分配为原则,因此,从逻辑上说就必然会得出公交路权优先乃至自行车路权优先的结论,而城市道路设施向公共交通倾斜,就意味着对非公共交通给予限制,对无效或效率很低的非公共交通出行方式,尤其是个体化的出行方式,从时间和空间上给予约束。这实际意味着占城市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下层市民享有出行的优先权——在城市交通问题上落实以民为本的原则,就意味着要以绝大多数市民能不能方便快捷地出行为出发点和归宿。
其次,行人的路权一直被机动车肆意侵犯。由于车辆抢道,行人在斑马线上被撞的交通事故在我市频频发生,安全线成了“夺命线”。一些地方行人信号灯的设置也不合理,明明是绿灯,走在斑马线上的行人却遭遇车流的夹击——行人被困在斑马线上进退不得,直到绿灯变红灯,行人也没能过得去,而此时两边绿灯放行的车辆又开将过来。另外,右转弯车辆抢道延误了行人正常通行的时间,客观上导致了行人闯红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对道路交通规则有十分详细的规定,交通管理部门依照法律对车辆行人进行管理,但交管部门在执法中对于车辆右转不避让行人这样的违犯交通法规的行为,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虽然很多交叉路口都站有交警或协管员,但他们往往没有对右转抢道的车辆采取过什么强制措施,仿佛只要车不撞上行人,就不算违法,不用采取什么措施。凡是城市的道路,都是国家投资建的,可同样是道路,这待遇怎么差别那么大呢?机动车道宽,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窄。而且机动车道挤占得自行车道越来越窄,有的地方干脆来个人行道跟非机动车道合并为一。不仅如此,像彩票亭、电话亭、邮筒等设施也都变成人行道上的“拦路虎”。政府不重视人行道建设,就是不注重行人的交通安全。
建议:
1、树立:“行人先行” 的规则。按照“路权”优先的原则,谁享有“路权”,谁就应当被礼让。走在“斑马线”上的行人是享有优先通行权的,因此,机动车必须礼让行人。对一些路口行人红绿灯进行重新设置,确保行人通行的安全
2、树立“公交优先”的原则。公交专用路权要实现的恰是一种纵向的公平:让消耗资源最少的群体分配到最多的路权,此乃一种社会回报。用90%的投资和交通资源来满足占城市客流10%左右的私车需求,是不公平的,用90%的道路资源和交通投资来满足90%的出行者,才最大地体现了社会公平。以最低社会成本承载最高交通量的交通方式,才是人类最公平、最可持续的交通方式。
3、限制私家人车的发展。一个在交通拥堵中挣扎的城市,私车再多生活质量也不会提高,而一个让多数公民有尊严、快捷出行的城市,才是真正富裕的。纵容私家车进入城市公共交通,是一种饮鸩止渴的行为,因为私家车是个无底洞,今天腾出的路,明天就会被占满,机动车的发展不能以牺牲行人和骑车族的利益为代价,这是保障城市大多数人的“行路权”。限制私家车可以从多方面着手,通过收取私车上路费、增加停车费用等手段来增加私车运行成本,达到减少私车的目的。获得鲜花0朵 -
花大钱考日本驾照
在日本要拿到驾照,需要通过两场考试。一场是交通法规的笔试,另一场则是现场的路考。交通法规考试的内容不太难。倒是现场路试,只要有一点失误,考官就立马让你打道回府。我的一个朋友,在国内有过6年的驾龄,平常开车天马行空一般,结果进行了12次路考才获得通过,其中有8次连全程都没跑完,就被考官像赶鸭子一样地赶了下来。就是这位仁兄,一听说我要考驾照,第一句话就说:“在日本考路试,就像上‘刑场’一样,稍不注意就是‘死罪’。你还是去上自动车教习所吧!”
自动车教习所就是驾驶学校。在日本,自动车教习所与警方之间有着暧昧的关系,所以,凡自动车教习所毕业的学生,都可以免去现场路试。众所周知,日本的警察官员在退任后,厅长、副厅长一级去道路公团做指导,县本部长一级去与交通关联的企业当顾问,剩下的科长、股长等辈就只有到自动车教习所找出路。
有了这样的背景,在收费问题上,自动车教习所对学员自然是磨刀霍霍,不宰白不宰。我报名的自动车教习所,普通班的基本学费是27万4000日元,另外还有放心班,学费是34万8000日元。
所谓普通班,即全部60课时,包括技能教习(现场练车)34课时,学科教习(交通法规授课)26课时。如果不能一次性通过,那就要加时,每加时一节课另外收费5150日元。至于放心班,就是说只要你交出34万8000日元,不管学得怎样包你毕业。
是读普通班还是放心班,在报名时我曾犹豫过一番,不过,根据自己有过的一次性通过摩托车考试的经历,想想自己的素质应该不至于差到要参加放心班,最终我还是选择了普通班。进入普通班学习,与十七、八岁的日本高中生们挤坐在一起,这才发现自己还真是“鹤立鸡群”,原来那些与自己年龄相近的“老人”们,全都报名去了放心班。
虽然,我所报名的自动车教习所是一个只有20来名职员的小驾驶学校,不过,有这么高的学费支撑着,教习所的设施也就跟着豪华了起来。学科教习的教室是全自动化的,每张课桌上都设有红、黄、绿三个按键,每讲一课,教官会当场出一些选择题,让学员回答,回答的结果通过计算机记录在学员的档案里。如果不及格,你还得另外掏钱,重修这一课时。
至于技能教习,在现场,学员们用乳白色丰田皇冠车进行训练。上课时,身穿深蓝色制服,戴着白手套的教官们站在车旁,一个个看上去神气活现的。此外,教习所还有一间计算机模拟驾驶教学实验室,说是专门提供给有驾驶心理障碍的初学者使用的。坐在里面,可以完全模拟现场驾驶,还可以设定各种意外事故,就像真实发生的一样。
上课开始了,我首先遇到的麻烦是如何预约课程。至于周末假日,想都不敢想,那些已迫不急待的日本高中生们,早已把课程预约得满满的。到后来,我用了一个星期的连休,才算把预约课程给排满了。
也许是有过了摩托车考试的经历,交通法规的考试我顺风顺水地通过了。在最初的十几个课时里,技能教习也都逐一过关了。教习所发给每人一本教习簿,每通过一课就由当班的任课教官在上面盖一个印章。
大概是从技能教习的第14节课开始,平常一上车就海阔天空聊个不停的教官突然变了脸,一本正经地摆出了教官的架子,除了“左转”、“右转”、“变线”等指令之外,不肯再多说一个字。就在沉闷单调的指令声中,我开着车在教习所的练习场上一连兜了10来个圈,“今天就到此为止。”说着,教官一脸严肃地让我把车停在了停车线上,紧接着就是一通指责,什么在变线时看后视镜时间不足,右转时对对面方向的来车确认不足等等。说完,他便夺门而去。那个标志着通过的印章自然也就没盖。
无论如何,这节课的学费算是白交了。只好自认倒霉,再掏出5150日元补上这节课。第14节课的意外挫折,给我的心里留下了阴影。受其影响,在补课时,从最初的驾车起步开始,我的动作就缩手缩脚。进入车道,连推了三次档,都没能够推上二档。变线时我又忘了掉头观看……反正洋相出尽,总以为这一次也死定了,可是新换的教官,似乎并没在意这些细节,下课临了,还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开的不错,努力吧!”说完,就盖下了标志着通过的印章。
这是怎么一回事?还没等我反应过来,第15、16还有第18节课,都与第14节课有了相同的遭遇。那些在正课时横挑鼻子竖挑眼,指出你在行车中的种种不是,然后表情严肃地告诉你不能通过的教官,到了补课中,也都变得面善心慈,让你轻松过关。
这一现象,说到底,是生“财”有道所致。在日本,由于人口的出生率逐年下降,自动车教习所普遍面临生源不足的问题。处于同行间相互竞争的考虑,又不便擅自提高学费。于是,通过放心班的设置以及对普通班学生加收补习费,已成为自动车教习所保障收入水平一个公开的秘密。
教习所的收入是上去了,可是4节课一补,我的预算支出就增加了2万多日元。就这样,我前后学车历时4个月,总共花费了32万3000日元,终于从自动车教习所毕了业。又花了3850日元的报考费用,通过了交通法规的笔试后,这才拿到了那张昂贵的日本国驾驶执照。获得鲜花0朵 -
斑马线上,车流呼啸而过 行人的路权哪去了?
斑马线上,形形色色的车辆呼啸而过,只见行人在车流中左躲右闪、如同惊鹿……斑马线上险象环生的场景在贵阳市的许多路段不断重复上演着。在许多驾驶人似乎已经视为正常的同时,人们不禁要问,行人的路权到哪里去了?昨日,本报记者联合贵阳市交警部门,对斑马线上的交通状况进行了一次专门调查。
测速:9分钟47辆车超速
上午11时40分,交警一大队民警引领记者来到大营路,在二十三中与北郊小学的中段,这里有一个限时速30码的行人过街斑马线。民警打开流动测速仪,电脑语音不断提示“超速、超速……”记者在现场作了一个统计,11时40到11时49分,有100辆车经过,而超速的车多达47辆。何兵介绍,在道路中段的斑马线上,车辆不减速甚至超速的现象较为普遍。在这一路段还不是十分突出的。
违法者:“没听说要避让行人”
下午3时,记者随交警二大队二中队民警来到遵义路,记者与民警站立在路边约5分钟,就有30多辆汽车对人行横道的行人视而不见,抢着呼啸而过。随后交警拦下了9辆不避让行人的车辆,多数驾驶人表示知道经过斑马线时要避让行人,而有2名驾驶人居然称“不知道”,“没听说要让行人”。记者随机采访了行人,一位姓张的市民告诉记者:“现在过马路很危险,车辆根本不顾及行人的生命安全!”一妇女提及此事就一肚子火,昨天她正要过马路,一辆小车就突然转弯冲了出来,她吓出一身冷汗,而驾驶员居然骂她“瞎了”。二中队指导员刘建勇说,斑马线是行人的生命线,无论有无交警或电子监控,行人都有优先通行权,车让行人理所当然。按照“道交法”规定,不避让行人可处以罚款100元、记2分的处罚。
市民:违法者应重罚
由于驾驶人过斑马线不减速、不礼让,十分容易造成交通事故。来自交警二大队事故处理中队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南明区发生了49起在斑马线上发生的事故,有3人在事故中丧生。记者采访的市民都认为,驾驶人应该自觉遵守法规,主动避让行人,难道一定要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时,才会知错吗?行人也要珍惜生命,一定不要随意横穿马路。而对于违法不避让行人的车辆或不按规定行路的市民,有关部门都应该予以重罚,这样才会有一个良好的交通环境。获得鲜花0朵 -
关注公众路权,建立和谐社会
随着厦门特区经济的发展,私家车的普及,城市的交通建设实际上是以车为本的,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指导下,城市的交通建设主要是为小轿车服务的,其表现就是一方面路面越来越宽,高架桥越来越多,但交通却越来越拥堵。然而,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路权是全体市民的路权,路权的分配要按照出行人数而不是出行车辆进行分配为原则,因此,从逻辑上说就必然会得出公交路权优先乃至自行车路权优先的结论,而城市道路设施向公共交通倾斜,就意味着对非公共交通给予限制,对无效或效率很低的非公共交通出行方式,尤其是个体化的出行方式,从时间和空间上给予约束。这实际意味着占城市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下层市民享有出行的优先权——在城市交通问题上落实以民为本的原则,就意味着要以绝大多数市民能不能方便快捷地出行为出发点和归宿。
其次,行人的路权一直被机动车肆意侵犯。由于车辆抢道,行人在斑马线上被撞的交通事故在我市频频发生,安全线成了“夺命线”。一些地方行人信号灯的设置也不合理,明明是绿灯,走在斑马线上的行人却遭遇车流的夹击——行人被困在斑马线上进退不得,直到绿灯变红灯,行人也没能过得去,而此时两边绿灯放行的车辆又开将过来。另外,右转弯车辆抢道延误了行人正常通行的时间,客观上导致了行人闯红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对道路交通规则有十分详细的规定,交通管理部门依照法律对车辆行人进行管理,但交管部门在执法中对于车辆右转不避让行人这样的违犯交通法规的行为,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虽然很多交叉路口都站有交警或协管员,但他们往往没有对右转抢道的车辆采取过什么强制措施,仿佛只要车不撞上行人,就不算违法,不用采取什么措施。凡是城市的道路,都是国家投资建的,可同样是道路,这待遇怎么差别那么大呢?机动车道宽,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窄。而且机动车道挤占得自行车道越来越窄,有的地方干脆来个人行道跟非机动车道合并为一。不仅如此,像彩票亭、电话亭、邮筒等设施也都变成人行道上的“拦路虎”。政府不重视人行道建设,就是不注重行人的交通安全。
建议:
1、树立:“行人先行” 的规则。按照“路权”优先的原则,谁享有“路权”,谁就应当被礼让。走在“斑马线”上的行人是享有优先通行权的,因此,机动车必须礼让行人。对一些路口行人红绿灯进行重新设置,确保行人通行的安全
2、树立“公交优先”的原则。公交专用路权要实现的恰是一种纵向的公平:让消耗资源最少的群体分配到最多的路权,此乃一种社会回报。用90%的投资和交通资源来满足占城市客流10%左右的私车需求,是不公平的,用90%的道路资源和交通投资来满足90%的出行者,才最大地体现了社会公平。以最低社会成本承载最高交通量的交通方式,才是人类最公平、最可持续的交通方式。
3、限制私家人车的发展。一个在交通拥堵中挣扎的城市,私车再多生活质量也不会提高,而一个让多数公民有尊严、快捷出行的城市,才是真正富裕的。纵容私家车进入城市公共交通,是一种饮鸩止渴的行为,因为私家车是个无底洞,今天腾出的路,明天就会被占满,机动车的发展不能以牺牲行人和骑车族的利益为代价,这是保障城市大多数人的“行路权”。限制私家车可以从多方面着手,通过收取私车上路费、增加停车费用等手段来增加私车运行成本,达到减少私车的目的。获得鲜花0朵 -
究竟谁优先
在公路上究竟谁优先?让行的应该是车还是人呢?
弱者优先
回想起来这种情况在北京竟然少了,而领导们出行却在增加,外国领袖的到访也在增加,这意味着进步。如果一个现代化社会,这种优先的车队越少,这个社会也就更民主。
西方国家也有这样的现象。国家元首出行,车队前呼后拥,护卫的车队也都很多,但是他们因此造成的交通堵塞却不多,这和西方道路的管理和军警维持秩序的能力有关。其实更大的原因是,西方国家的元首越来越显示亲民化的作风,尽量不兴师动众,比如法国。我曾在法国工作,在那里开车十多年,很少碰到因为国家元首出行造成交通堵塞的现象。现任总统希拉克曾经让他的车队停在红灯前,像正常人一样遵守着交通秩序。使你不能不为之感叹。
在西方什么样的车享有特权?除了少量国家元首和外国元首来访的车队以外,有特权的车是挂有明显标志的救护车,消防车和警车。这些车辆拥有特权都是因为它们关系到人的生命-垂危的生命或者是遇到危险的生命、或者是追捕行动、其对象危胁到别人生命的。
除此之外有特权的车辆是校车。西欧国家由于小学密集,大城市的孩子们都由家长步行护送上学,在农村的校车是把孩子直接送到孩子自家的院子的。在北美,校车是享有特权的。当它们停在马路边,小学生们上下车时,驾驶员左侧就会伸出一个很大的牌子,上面写STOP。这时即使旁边的路空着,不仅在校车后边的车不能超越,如果路窄,对面的车也不能开过来。两边的车只能排着队候在那里,等到孩子们鱼贯下完车,校车重新行驶时才允许超车。
我在校车后面尾随过多次。如果碰到孩子们毗邻而住,校车可能几百米停一次,那时远看前面空旷的路却不能超越,跟在后面蜗牛似的行进,只能叹息自己的运气不好。但规定就是规定,在被堵住的长长车队中,我从没见过一个为此不满鸣笛的,更没有等不及超车的。
在多伦多这个北美的大城市里,孩子们放学时,警察会守在学校附近的路口,等孩子们像羊群般穿越马路,才将两边的车辆放行,而不管是否红灯还是绿灯,因为孩子就是红灯!我理解这是一个弱者先行的原则,孩子们是弱者,应该予以保护,所以让他们先过马路。如果是残疾人或盲人,过马路时车辆也会停下来,这是人类进化到文明社会的标志。 <
自然界中强者优先,动物是弱肉强食的,以强权维持秩序。而在文明社会里人类则是弱者优先,以公正、道德和纪律维持秩序。这可能是人类进化和动物进化的一个根本性区别吧。
行人优先
在巴黎或西欧任何一个国家,即便有人违章穿越车行道、既没有看红灯又不走斑马线的话,驾车者也会停下来。而在北京,驾车者会设法绕着过去,他们甚至可能加速,以便赶在行人前面。总之在一些人的意识里,如果行人违规他就可以不让行。于是人车争路成了北京一个司空见惯的事,行人得冒着被撞伤的危险勇敢地挡在车前,才能比车先过马路。 <
中国的行车规定虽然源自于欧美,却在一个很重要的规则上采用了北美而不是欧洲的方式:那就是红灯前,汽车可以右拐。北美的大部分地区里实行的是这样的规则,但那里的车虽多,人流没有中国多,所以这个规定显得很实用,它分流了一些右行的车辆。在这一点上,北京的司机养成了一个坏毛病,到路口右转弯时就会加速,而在北美,所有驾驶者在右转弯时都会减速行驶。至于西欧国家,绝大部分是红灯禁行的,任何车辆都得停在那里,右拐就是闯红灯。我们的交通规则的蓝本总体上似乎以欧洲为主,但是在这一关键点上却采用了北美的方式。红灯准许右拐虽然分流了一些车辆,却阻碍了大量行人。由于北京的车越来越多,许多路口右拐的车辆几乎不间断,行人根本无法从容的穿越马路。在南三环赵公口这样拥挤的路口,红灯可以右拐这个弊端显露无疑。经过多次观察我发现,这里的来往车辆并不比别的路口多很多,但是因为行人多加上桥下拐弯的标志不合理,即使不是高峰时段也天天堵车。我经常看到警察和协管徒劳地在那里指挥,秩序却依然混乱。经常是过几个人,便有一两辆车抢过,然后再过几个人,再抢过一两辆车。人车是以最慢的方式同行的,所以总是堵车。事实上,行人如果不挡在右拐的汽车前面,逼的汽车只好停下时,他就永远都过不了马路。如果改掉这个规则,红灯禁止右行,至少行人可以安全地走过马路。
在亮马桥桥下三环路上,过马路则要冒要着生命危险。在那里,一个绿灯是过不去的,一般要等两个绿灯,以便分别过三环路两边的辅路。即使分两次,每次过路口时我都胆战心惊,因为右行的车几乎不断,它们大部分都没有红灯前减速的意识,仍是呼啸着冲过来,企图在行人的间隙中右转弯,抢先过去。北京的车辆之多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在一个普通的路口,车流一辆接一辆,居然不间断,几乎天天如此。我去过那么多国家的大城市,没有见到这种情景。
在这个意义上讲,像在西方国家那样绅士风度般地等待车过去,没危险时再穿马路是件不可能的事,你只能看着汹涌的洪流,一浪接一浪,站在那里望车兴叹。
尊重生命
北京的东二环路曾经出过一个恶性的交通事故。一个根本不懂交通规则的外地来京打工女子只是想超近路,在横穿这条全封闭的快速路时,被高速行驶的汽车撞的当场身亡。这个事故后来怎么判的,我没有见到报道。但是几天后我在出租车上和一个司机谈起此事,那司机对这事的解释有相当的代表性。他说只能开过去撞死她,因为二环路是不允许行人横穿的。司机没有错,即使他有时间急刹车,汽车也会因惯性打横,反而要负其它车被撞坏的责任。
看我听得目瞪口呆,那司机解释到,这种情况下撞死人司机没有责任,也无须赔偿,但是急刹车导致连环车祸,司机则要负第三者险,对其它撞坏的车有连带责任。所以换了他,也会直冲着人开过去,损失一个人避免损失其它车。
车的价值高于人的价值,所以宁撞不躲。那次听得我真是不寒而栗。
在北京,汽车尊重行人的例子也有,但我只是在北大校园里看到过。
那次我是坐在北大一个著名教授的车里,我发现一进校园车速变缓。司机没有试图超越前面的学生,因为教授告诉司机让学生先走,因为是他而不是学生坐在车里。这让我想起来每次进这座校园都看不到疾驶的车辆,也没有听到过急刹车声,鸣笛声似乎也很少听到,而这个校园里行驶的私家车中是很有些达官显贵和著名学者的。究竟是这个中国学界的圣殿让这些人徒生敬意,还是这些人本身就有很高的修养呢?为什么环境不同行为也不同了呢?反正那里的莘莘学子在校园穿行中是自由的,如同那里的学术空气一样。而他们都来自全国各地,甚至农村的穷乡僻壤,原本和那些农民工没什么两样。但是他们依然有礼貌,就是说人是可以改变的。
北京的交通不是不能改善,重要的是政府要教育行人和车辆遵守交通规则。尤其要制订出优先的秩序,如果是强者优先,这个城市就会被冲动和野蛮所困扰。如果是弱者优先,这个社会就会恢复秩序。北京应该有足够的物质和财力资源做到这一点。政府对违规的驾车者要加大惩罚力度,罚得他们不厌其烦。而对于行人则需要长时间的培养和教育,即使他们有优先权,也不能横穿车行道。
人们应该知道,在一个既有汽车、自行车又有行人的路上,强弱的次序是这样排列的:汽车有装甲般的金属壳又有速度,所以最强;自行车次之,因为装甲和速度都比较差;只有行人是以血肉之躯,既无装甲又无速度,所以最弱。这时候的让行秩序应该是:汽车让自行车,自行车让行人,只有后两者时也是行人优先。
实际上,无论在哪里,行人都应该比车辆有优先权。因为对机动或非机动车辆来说,行人永远是弱者,而生命的权力永远大于财富的权力,大于任何物质形态的权力,并大于权力本身。只有在尊重生命权力的前提下,才可以进行其它的排列组合。在这个意义上讲,在公路上行人的优先权毋庸置疑。行人就是红灯!获得鲜花0朵 -
老汉砸车发泄的是斑马线之怒
古有“冲冠一怒为红颜”,今有“冲冠一怒为红灯”:7月9日晚,兰州一老人手拿砖块站在斑马线上,只要有车辆闯红灯经过,便用砖块砸向违章车辆。直到目前,警方尚未追究老人责任,车主们也没有找老人赔偿。(7月12日《兰州晨报》)
“拍砖”老人,年过七旬,“一砸成名”。网站就此的调查结果,呈现出令人尴尬的景象:33万人中26万人支持砸车,仅6万多人反对。说这个结果尴尬,是因为面对那飞舞的愤怒而暴力的板砖,大部分网民竟与事发时围观民众发出了一样的“叫好声”。难道他们不知砸车违法?
可这就是现实,坚硬、晦涩而残酷的现实。看似毫无道理,只见瞬间迸射出的郁结已久的愤怒激情。激情扼杀了理性,但这种激情也脱胎于现实。一块捍卫斑马线尊严的板砖,为何能蕴藉如此之重的愤恨?砸车与叫好声所发泄的“斑马线之怒”,究竟如何发酵而成?新闻中“警方尚未追究老人责任,车主们也没有找老人赔偿”或是点睛之笔。
这是怎样一种悖论:理想情境中,作为执法主体的交警理应比民众更加笃信法律,可专业执法者面对飞舞的“罪恶”板砖,竟不知如何论处;作为利益受损甚至人身安全受到瞬间威胁的车主,也应理直气壮找老头理论,可他们也无一出面。
除非他们都“理亏心虚”违法于前,老汉板砖惩治于后,而民意又为老汉摇旗助威。好像也只剩这一种解释了。揆诸现实,你会发现这不是臆测而是“生活的真实”。事发地“许多车辆看见斑马线不但不减速礼让,反而加速闯红灯”。而从网络支持也可反推出各地网民所在城市的街道上,一定也郁积着这种“斑马线之怒”。前不久过斑马线的杭州谭卓不就殒命于狂飙的车轮下吗?本月初,北京一男子回家也命丧人行横道。“斑马线冤魂清单”仿佛可以无限开列下去。当斑马线几成死亡线,而却有调查显示,很多城市交警从未有过因车辆不为斑马线上的行人让行而开罚单的行为。如此语境下,就不难理解为何“警方尚未追究老人责任,车主也没找老人赔偿”了。
人行道不是炫耀机器文明的地方,交通法规赋予斑马线上行人优先的权利。在一个可以诗意地栖居的城市,街道上的人应该受到人的尊重,更应受到机器的尊重,而在斑马线上尤需如此。去年贵州某县让小学生向汽车敬礼,曾引起口诛笔伐,现在“老汉砸车”其实揭示出一个我们不得不承认的痛苦事实:城市中我们也不得不像乡下小学生一样被迫忍受斑马线上汽车狂飙的蹂躏。
公共管理者、执法者若不能恪尽职守,蛮横危险的汽车就会撕裂公众感情。当法规因被执法者漠视,而致使公众在斑马线的权利长期被虚置,那么忍无可忍之时,飞向违规汽车的愤怒板砖只会越来越多。这块板砖里寄寓了对执法者不作为的控诉。公力救济不抵之处,私力救济必然繁盛。而更尴尬的是,因为执法者自己失职,所以面对这些明显违法的“私力救济”时,进退维谷茫然失措。这宛如一幅现实版讽刺漫画,可悲哀的是我们竟生活于此画之中。获得鲜花0朵 -
“取消信号灯”离我们有多远
最近,荷兰小城德拉赫腾和英国的泽西岛因为一项交通管理改革引起关注———取消路口的信号灯。英国《每日电讯报》的一篇报道援引运输研究实验室的话说:“信号灯保证安全是一个神话”,“信号灯是低效率的”。该报甚至援引英国交通部的话说,“信号灯是可以避免的”。这引起了我对于我国城市信号灯现状的关注和思考。实际上,当我无数次等候在信号灯面前的时候,都不免感慨:在所有的交通设施中,没有比信号灯更能集中地体现交通管理的价值取向、利益的平衡、资源的限度(道路空间、人的时间),以及人类分配这些资源的良苦用心。信号灯,我们离得开吗?
全世界的交通管理都有两个共同的价值取向:安全与效率。信号灯就一身承担着这两种价值。但是,取消信号灯或增加信号灯,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的实际效果可能完全不同。在德拉赫腾,取消信号灯使危险事故明显降低。由于没有硬性规则可以依赖,人们开车更自觉、更小心,也更慢,却大大减少了停车等待的焦灼。在泽西,这种“无管理系统”被称作“轮流通道”,“它允许谦让之德在这里引导车流。行人呼吸着更清洁的空气,他们被看作是平等的道路使用者,而不是路上的障碍”。———唉,这一幅和谐浪漫的交通图景实在离我们太远!
我们苦恼的现实问题是资源问题,在路口,就是人们在道路空间和等候时间上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一是开拓资源:比如北京为解决路口拥堵问题正在进行30个路口的改造工程。另一个途径是调整资源分配:比如信号灯的时间分配。开拓资源面对的是极限问题:还有多少潜力可挖?分配资源则是价值问题:它是“得失相等的游戏”,你多出来的,正是我少了的。近年来市民对行人等候红灯时间过长和虽有绿灯难过路的批评,就反映了弱势交通使用者的价值取向,正在对信号灯的改进形成压力。
比如上海从今年5月起在繁华的淮海路口试行每隔一个信号灯周期,四个方向对行人同时亮起绿灯,30秒内行人可以任意穿行,无需避让转弯的车辆。但一个人如果只需直接走到马路对面,却要比原来多等一倍时间。显然,“任意行”其实是以“多等会儿”为代价的。这项改进虽然有人性化的价值因素,但基本上还是在交通效率方向上的合理化探索。
为保障行人通行权,许多城市在过街的斑马线上增加了行人信号灯。更突出的则是手动按钮行人信号灯。在西安,它就是行人手里的信号灯开关,一按灯就变,汽车乖乖停;而在北京、上海、大连、兰州等更多城市,这种按键只是“请求绿灯”的信号,不会马上变灯。许多行人不习惯于“请求”,却习惯于干脆闯过红灯。人们也许根本不相信自己会有让信号灯变色、汽车停下的权利!这个权利太特殊了,在我们的公共管理中,何曾赋予过一个普通人这样一种权利?我们的人与人、车与人之间何曾建立过这样一种信任?结果,即使在西安,这种“人性化红绿灯”仍然造成了交通混乱。而在更多城市的普通路口,在人们“无视红绿灯”而不是“取消红绿灯”的情况下,不仅没有安全,也没有效率。
现在可以看出我们离那个荷兰小城和英国小岛有多远了。对于那里取消红绿灯的交通实验,国内外的报道都谈到“谦让”,似乎把它看作一个美德实验了。其实那个实验依赖的是信任。信任不是美德,而是一种长期积累的社会资源。这种被国际著名学者福山称为“自发社会力”的社会资源,可以在人与人之间自动产生秩序。而秩序,不正是人们在交通管理上孜孜以求的目标吗?它不就是在空间和时间资源之外的另一种交通资源吗?
我们不可能取消信号灯,而是会继续增加信号灯。但是,我们的许多人身伤亡的恶性事故却发生在信号灯下的斑马线上。这是因为我们的信号灯还不够多吗?获得鲜花0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