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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章被扣上了“挑唆反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帽子，中国感到吃惊，尽管当时中苏双方的分歧已经日益明显，但还未公开化。
中国驻苏大使馆在接到国内指示后，迅速向苏联外交部复照，认为苏联把大使馆散发这些材料说成是挑唆、反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活动没有任何根据。
复照中指出，苏联这种没有根据的指责在中苏友好关系史上开创了一个很坏的例子。
礼尚不往来的背后
中苏关系在两国交往达到顶峰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细小的裂缝。
1957年，表面上两国的友谊热得发烫。当年11月7日，30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共聚苏联，庆祝苏联十月革命4 0周年，这是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分歧前最后一次盛会。中国共产党由毛泽东亲自率团前往祝贺，这是毛泽东一生中的第二次出国访问，也是最后一次。苏联将毛泽东请上了主席台，并且安排在克里姆林宫下榻，给予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没有的礼遇。
为了庆祝这一节日，中国提前一年就开始为苏联准备礼物。中国送给苏联的国礼共10份，其中有“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徽”、“岱宗旭日，松柏长青”(国画)、“象牙雕刻北海全景”、“清代清花瓷器”等，最具特色的是“苏联援助中国建设项目的模型”，共27件，其中包括长江大桥，第一机床厂，第一汽车制造厂，喷气式飞机等，以此作为礼品，一方面表示了对苏联的感谢，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新中国建设中的成就。这些国礼在莫斯科展出时引起了轰动。
与此同时，中国送给苏联领导人及苏联朋友的礼品也列出了一份长长的名单。
送礼的等级被详细地规定为八级，而四到七等级之间还有四等半、五等半、六等半这样的等级，体现了中国方面的细心和无微不至。一等礼品大小共21套，在此礼单中，有大量的毛呢衣服、绸缎、布料，这些几乎是中国当时最好的产品。而中国特产龙井茶、祁门红茶、齐白石画册等都非常富有特色。一等礼品送给了当时苏共的四位领导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苏维埃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和副主席米高扬。
送礼的对象几乎包括了方方面面的人员，从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开始，直至接待中国代表团的招待员、守门人、洗衣女工、女打字员、汽车司机、烧锅炉工人，人人有份儿。七等礼品中同样有地毯、中国名酒、茶叶等。
相对于中国礼品的丰厚，苏联方面的回赠礼品在当时和现在看来，都略显简单。回赠给毛泽东主席的礼品共有10种，分别是地毯，“各族人民大团结”(雕刻)，“列宁在装甲车上”，拉链皮包一个，笔记本一套，文艺书一套，莫斯科画册一套，茶杯6个，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章一枚，食品一包。送给中国代表团随行人员的礼品则更为简单，时任中央保卫局局长的叶子龙得到的礼品是“画册《莫斯科》一套，手表一只，食品一包”，一般人员基本上都获赠一只手表。
官方的礼品甚至没有民间的礼品来得更有意义，一位苏联人将自己收藏的墨尔库格夫1924年在列宁灵前雕成的“ 列宁面部像”赠送给毛泽东，而另一位苏联人在一次群众集会上送给毛泽东一个“合金人造地球卫星模型”，这一礼品后来被当作苏联人民友好的见证物存放在“国际友谊博物馆”中，而官方的礼品则缺列其中。
回顾中苏两国一路走来的友谊历程，这些简单的礼物背后显然隐藏了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在1950年中国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后，苏联领导人把一件仿牙雕“斯大林故居”建筑模型送给了毛泽东。这件礼物的象征意义不言自明。1952年斯大林赠送给毛泽东主席的吉尔吉斯牌轿车，1957年4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来访时分别赠送给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中国领导人一架“爱沙尼亚”牌三脚钢琴。
前后对照，十月革命40周年苏联的回赠礼品，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普通会议的纪念品。
苏联方面的“简单”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赫鲁晓夫的态度。再后来，这位傲慢的主人自以为是地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毛泽东的拒绝让他大吃一惊。双方交换礼品时红场上响起了长时间“友谊万岁”的欢呼，但潜藏的怀疑和不满却正在扩散，3年后，苏联单方面撤回专家，两个友好的国家从此分道扬镳。
1950-1962年中国偿还外债和
对外援助支出(亿元)
年份 偿还外债 对外援助
1950～1955 6.80 12.60
1956 5.97 4.04
1957 6.08 4.67
1958 7.23 2.76
1959 7.11 3.50
1960 6.73 3.63
1961 6.58 5.19
1962 6.42 8.54
资料来源：
偿还外债数摘自《中国财政统计:1950-1991》(财政部综合计划司编)。对外援助支出摘自历年国家预算决算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