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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由我任舰长的“埃姆登号”巡洋舰的归国途中，我们访问了西班牙的维哥，这是最后一个外国港口。1935年7月初，我在那里接到上级通知，命令我在当年秋天率领巡洋舰再度出国到荷属印度、日本、中国和澳大利亚去。
我对这个安排非常满意。不久，在1935年7月中旬，我率领“埃姆登号‘舰抵达威廉港。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海军上将来到我的舰上，却向我宣布免去我“埃姆登号”舰舰长的职务而派我去训练德国的新潜艇部队。为此，配备有三艘德国的首批作战潜艇的“韦迪根”潜艇小舰队将于1935年10月1日执行勤务。
为什么会改变命令的呢？按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德国是严禁拥有潜艇的。1935年6月18日，德英海军协定缔结了。
这个协定规定德国舰队的规模可以达到相等于英国各类战舰的百分之三十五，而潜艇可达到英国的百分之四十五。这样，德国的海军又重新被允许拥有潜艇。
任何国家，在规划军备时，其先决条件首先是从政治上给武装部队指明，谁可能是战争中的敌人。其次，必须为相应的武装部队装备确定在本国什么地方以及哪些范围会受到可能之敌的威胁。然后必须据此条件来装备本国的武装部队，使它在一场可能发生的战争中能对付敌人的威胁。
对于英国这样一个岛国来说，不言而喻，别说要打赢一场战争，就是要经受得住一次战争，其先决条件首先必须是获得它自己的生活必需品，就是说，必须保证必需的粮食、原料和工业产品能通过大西洋上的航线输入国内。因此，英国海军的首要任务就是必须保护这条生命线，保护这条商船航道，几百年来均是如此。基于英国海军的这一保卫任务，为了这种生死攸关的输入，英国就必须首先建造用于对袭击这条生命线的敌人进行反击的这一类型的军舰，敌人的袭击可能是使用一支需要英国用优势的战舰才能对付的舰队，也可能是使用轻型的战舰进行一场商船袭击战，从而使英国海军不得不’使用巡洋舰、鱼雷艇和护卫舰来直接保护商船。
在保护生死攸关的海上航线这一首要任务方面，潜艇以其特性来说，并不是合适的战斗工具。
此外，也不存在这样一种假想的敌人，使英国只能用潜艇来进攻对方的商船航道，从而迫使英国非得建造大量的潜艇不可。
正是这样的缘故，英国的潜艇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年中，其数量与其他国家相比，例如与法国相比，也是非常少的，如：1939年英国有五十九艘潜艇，而德国海军却有七十八艘。
因此，允许德国建造占英国潜艇数百分之四十五的潜艇，对我们来说，这并不意味着是一支强大的潜艇部队。
所以，一开始，我对更动我的职务丝毫也不感到高兴。在接到雷德尔的通知时，我有这样的感觉：我现在被降职到一个次要的岗位上去了。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被选派去担任训练新潜艇部队的任务。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因为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潜艇驾驶员。也许由于我过去的那些经历，使人们认为我适宜于担任一种需要独立处理问题的职务，因为后来我在就任新的领导职务之后注意到，我没有从任何方面如上级舰队司令部或海军总司令部那儿得到任何关于我该训练什么和如何训练或者从哪方面来发展潜艇战术的指示。
但是，不管怎样，我对这一任命的最初失望却成了这样的例证，即人们不能预见未来，人们希望和相信将来会出现这样而不是那样的一切事情，都是无法断定的，直至它们一一成为事实为止。
1935年我还以为派我指挥小小的德国潜艇部队是把我摆在一千配角的地位。但后来世事的变化竟使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此而担任了德国海军主力部队的领导要职。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谈点个人的事。
1935年春，我率领“埃姆登号”巡洋舰在锡兰特林科马利英国军港停泊了十四天左右，在那里，我们的军舰进行了鱼雷和火炮的射击演习。在这段时间内，我与英国海军司令、总督罗斯海军中将之间的私人关系得到了发展。在我们停泊港口的日子里，我每天到他和他尊贵的夫人那里去作客，我很喜欢他那刚毅而敏锐的气质。
比如，这位海军司令在谈起英国对新加坡的政治前途的忧虑时，总是反复地对我说：“我们需要一个希特勒！”当时希特勒的魔鬼性格的阴暗面还没有为事实所揭穿，世界上大部分人就是这样判断这个人的。
有一天，我给罗斯司令看一封信，那是我的两个儿子克劳斯和彼得写来的，他们当时是十五岁和十三岁。他们在信中说：“爸爸，如果你随‘埃姆登号’在？月中旬到达威廉港的话，我们马上驾驶我们的小帆船到波罗的海去玩上五个星期，因为我们漫长的暑假正好在你到达的那时候开始了。”我对罗斯司令说：“可是，1935年7月中旬，这正好是我出海将近一年的日子，我真想看一下德国的森林，到田野和草原上去享受一番。”但罗斯司令平静地说：“不，舰长，你还是按照你孩子所希望的去做吧。他们如此喜欢在水上帆航度假，这是很好的，他们会从中学到各方面的东西。你们在旅途中停靠码头的时候，还可以让他们见识一下别的国家和外国的文化。”罗斯司令讲得对。在我返回威廉港时，我就满足了我的孩子们的愿望。
我在威廉港的海军参谋部任职的最后几年中，总是把我的假期与孩子们的暑假安排在一起。在假期中，我们驾着威廉港游艇俱乐部的一只小小的但适用于航海的五十平方米的帆船，顺雅得河而下，逆易北河而上，然后穿过基尔运河驶入波罗的海。
孩子们使帆，但有时我也让他们掌舵。他们经历了海上各种好坏天气，体验了怎样航海和入港，比如说，驶入丹麦群岛海峡的狭窄的航道。他们看到了一些城市，如哥本哈根、赫耳辛格和瑞典的赫尔辛堡。不仅是孩子们，就是我也在每次帆航旅行中学习到不少东西。例如，船在十分狭窄的水面上转向时，如果正好刮大风，就不可把帆收得太小，因为船在转弯时一定要保持自身足够的速度，否则船很容易被大风推往下风而搁浅。或者：刮起大风时，如果船速与滔滔巨浪的速度相差相当大，船就能越过那些面向大海的浅水区（如雅得海湾的浅水区）。如果船速与水流速度相差不大，船就几乎肯定地要被惊涛骇浪所吞没。
有一次，刮起了7—8级的西北大风，我因急事须赶回去，就架着帆船，顶着大风，经过雅得海湾的浅水区，向威廉港驶去。我只把前帆，一张很小的前帆，当作大帆用，这样就使帆船的船速减慢，而滔滔巨浪就带着它向前汹涌奔腾。我们就这样幸运地到达了威廉港。
这样的帆航旅行对孩子们来说不仅在航海方面富有教育意义，而且使他们体验到，事实确如一句老古话所说的那样：“作为标准的不是语言，而是行动。”一个年轻人纵使能说会道，自我标榜，自我吹嘘，但是如果他在天气恶劣的情况下，在辽阔的海洋上，乘坐在一只需要费力操作的、前后左右剧烈颠簸的小船上，那末，马上就可看出，这个可怜的大言不惭者是否真象他曾在岸上神气活现地自我描绘的那样一条好汉。我的妻子在帆船上照料我们的饮食。尽管我的两个儿子不太赞成他们十八岁的姐姐参加帆航旅行——照男孩们的看法，她只是为了躺在船面上把自己晒黑以便变得漂亮些——，但是我们大家还是喜欢这样在一起度过我们夏日的假期。
在这个时候，一家人才是真正不可分离了。因为当我们在海上时，谁要是对此不满，只有跳出船外游水而走才能摆脱这种处境，而作这种抉择，看来也未见得有什么好处。
事情也就在1935年？月中旬发生了：我随“埃姆登号”舰旅行归来后马上得到了休假，但这次帆航时间只有十四天，因为我另外还被邀请到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潜艇部队去。他们的潜艇是德国的德意志造船厂建造的，他们的教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卓越的德国潜艇指挥官瓦伦丁纳。
有一点我想再说明一下：我很快就克服了一开头由于不能再一次乘坐“埃姆登号”去东亚旅行而产生的失望情绪。我暗自对海军总司令部说：你们等着吧，我要让你们看看，我将用德国的新潜艇部队干一番什么样的事业，我要在潜艇的战术和它的使用方面开出一条什么样的新路子！——我在1935年？月就知道了我的新任命的就职时间是10月1日，这可非常之好，这样就使我有时间把所有问题作一次检查并亲自把这些问题搞清楚。这样，在10月1日以前我就制订出一个详细的训练计划？并仔细地考虑好我的打算：关于今后的潜艇建造、关于使用潜艇部队的基本设想、关于新战术的路子以及有关这一切方面的肯定是绝对必要的试验。度完我的十四天休假期后，我就前往君士坦丁堡，并在那里的土耳其潜艇部队呆了几天。在伊兹米特我又见到我们的老“戈本号”，现在叫“苏丹·亚武斯·塞里姆号”，我应土耳其舰队司令的邀请登上了这艘军舰。
谢天谢地，午餐是土耳其式的，这种食物我曾在1914—1916年偶尔也尝到过。
在餐桌正中的一只大盘里盛着一只羊头作为冷盆。我们的东道主舰队司令盛情地把这只冷羊头上最珍贵的东西放到我的盆子里：一对冷羊眼！我边吃边想，各个民族的口味在这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可以肯定说：什么东西好吃，这在世界上是不存在什么到处适用的绝对标准的。
现在回到本题：在三十年代，人们普遍认为，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作十分有效的海战武器的潜艇已经过时了。
在许多国家海军中产生这种看法的主要原因是：英国人发明了一种超声波的测位器，即所谓潜艇探索器。据他们说，用这种装置可以确定距离几千米远的水下潜艇的位置。英国海军部在1937年给英国护航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到这一点，说：“潜艇再也不会象1917年那样给我们造成困难了。”这就是说，英国海军部不再把潜艇看成是危险的敌人了。对此，英国的海军历史学家罗斯基尔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1卷中也说得很清楚。
当然，英国人已公布了这种潜艇探索器的发明以及它的预期作用。
英国对潜艇价值的这种看法在德国海军中也有影响。尽管当时海军作战部的伯姆海军上校并不同意这种流行的消极观点，可是在1934一ｔ935年的潜艇学校里，那些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指挥官、老潜艇驾驶员仍对德国新潜艇人员训诫说：
“在水下进攻时，至少要与敌舰保持三千米的距离，否则你们就会被探测出来，接着就会受到敌驱逐舰的深水炸弹的攻击。’——显而易见，打这么远距离的目标，命中率是很低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对敌舰的航速或航向的估计有一点点误差也会严重地影响效果。
有鉴于此，我在1935年10月1日就任“韦迪根”潜艇小舰队司令的新职后，我就命令：要加紧练习六百米近距离射击。在这个近距离内，命中率是很高的。我认为，声纳测位器用于对付水下进攻不可能是绝对可靠的。海水的波动、水的不同密度、舰只自身发出的噪音都无疑地会给潜艇探索器造成困难。只要我们还没有进一步获得有关英国的这种反水下潜艇装置的情报，我就仍然认为上面所说的潜艇近距离进攻是切实可行的，也是正确的。德国的新潜艇部队应该进行相应的训练。——这就是我在1935年10月1日拟订的计划中有关水下进攻的第一要点。
现在来谈第二点：鱼雷的发明导致人们创造一种能把鱼雷这种新式武器射向敌人的运载工具。这样，在各国的海军中就出现了鱼雷艇。这种鱼雷艇起初是一种很小的运载工具，船身浅，也就是说，甲板上没有高的上层结构，夜间很难发现它，是一种很出色的鱼雷运载工具。它由于夜间不易被察觉而可以驶近敌人，在短距离内十分有把握地发射鱼雷。
近几十年来，各国海军为了胜过敌方鱼雷艇的防御炮火，或是为了使自己的鱼雷艇具有更高的速度、更大的活动半径和更好的适航性能，就把这种原先很小的鱼雷艇的体积加大了。
这些新的特性确实是十分有价值的，但同时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即这些鱼雷艇由于体积的加大而扩大了侧面影象，在夜间较易被发现，因而它们就不能象以前那样适合于夜袭了。人们还试图用多艘鱼雷艇的扇形射击来弥补只能在远距离射击的缺陷。然而，尽管这样，现代的鱼雷艇从根本上来说已不再是夜袭中理想的鱼雷运载工具了。
在这里，我就来谈谈1935年秋天开始的对德国新潜艇部队进行训练的第二点。新式的潜艇由于具有足够的水面速度而非常灵活，它是用于水面夜袭的一种出色的鱼雷运载工具；因为这种潜艇在浮起时船身也几乎完全没在水中，只有它的狭长的了望塔高出在水面，因此它在夜间很难被发现。所以，在对德国新潜艇部队的训练中，潜艇的水面夜袭就成为一个重点。这里我还想简略地提一下，上述声纳测位器对于正在进行水面袭击的潜艇来说是完全无效的。
现在我来谈谈我训练德国潜艇部队的第三点，也是最主要的一点，即“结群战术”。不言而喻，在战争中，人们都想在战场上尽可能地增强自己的力量。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争斗以来，这种想法就存在了。所以，早在原始时期，人们就为了进行战斗而群集在一起。这一基本原则，几千年以来，被用之于历次战争的陆战和海战之中的各种形式。只有潜艇——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才被初次用作为战斗武器———直到如今还是基本上单独作战，原因是对潜艇不可能统一指挥。这种统一指挥，即指挥多艘潜艇同时投入战斗，正是我自1935年秋天起所希望达到的主要目的。在无数次演习中，我试图通过潜艇的相应的战术布阵来搜索敌舰，然后根据侦察到的敌舰位置发动多艘潜艇一起进攻敌舰。很清楚，这里必须解决一系列问题：例如，在多大的范围和多远的距离内可以进行指挥？是否只能在搜索敌舰、报告敌舰位置、导引其他潜艇这几方面实行潜艇的战术合作呢？是否也可以指挥多艘潜艇联合进攻呢？可是，该由谁来指挥呢？由于敌人的反潜艇措施，潜艇被迫潜入水中，成了瞎子，这就毫无疑问地不能再有所作为了，那末，一艘处于敌人海域内的潜艇究竟能不能指挥呢？是否必须让一位陆上的指挥官来指挥呢？可是这个指挥官由于在遥远的陆地上，他是否充分了解海上作战区域内敌人的全部情况和瞬息万变的天气情况呢？由于这些原因，陆上的指挥官是否有能力进行指挥呢？在这些问题中还涉及一系列通讯联络的技术性问题，例如，一艘潜艇潜水到多少深度还能与之保持联系。
在1935—1939年这几年里，我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在许多方面都获得了成功。
在无数次演习中，我们逐渐为结群战术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这一战术在舰队的每次联合演习中充分有效地向任何一个敌人表明，必须估计到在夜间会发生多艘潜艇同时出动的夜袭。
所以，年轻的德国潜艇部队开头几年的训练，对于潜艇人员和我来说，是一个幸福的时期。认为潜艇武器已经过时的混杂思想从潜艇人员的头脑里清除掉了。相反，他们看到了自己特别在夜袭中以及在我所创立的结群战术中能取得何等样的成绩。这样，在1935—1939年的和平年代里，在年轻的潜艇部队中就形成了一种军人集体的特殊精神，这种精神此后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经受了考验。
1938年秋，海军上校冯，弗雷德堡被派到潜艇部队来。
按照海军总司令部和平时期的计划，他在经过一段时期的训练和熟悉之后，将接替我担任潜艇部队的领导人。
经过相应的基本训练后，我派冯·弗雷德堡担任一艘潜艇的指挥官，接着他进了我的司令部。他将在1940年春接替我的职务。海军总司令决定，届时我将单独进行一次世界旅行，以便为一次出国环球航行作准备。我将担任拥有我们四艘最现代化的巡洋舰的一支分舰队的司令。该舰队将于1940年10月1日开始这次世界旅行。
原先就是这样打算的。但在1939年秋战争开始了，一切都变了。我当然必须用我所训练的潜艇部队进行战争。优秀的、忠实的冯·弗雷德堡海军上校担负了在我国沿波罗的海我的潜艇防区内为即将服役的新潜艇培训人员的领导工作，这些人员后来在战争中被我派到前线去了。
要在今天谈论过去是困难的，因为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些为当时的人们所不知道的东西。但是，假如一位历史学家要评价过去的事件和人物行为的话，他就必须以当时的认．识为基础，而决不允许以现在全然不同的情况作为标准来观察问题。
所以，我今天也要尽量客观地来谈我当时是怎样看待那些事情的。
1918年战争的失败和由此而产生的政治后果使我们这些军官——如同任何一个国家的热爱祖国的国民一样——心情十分沉重。对这些后果——不论在内政方面还是在对外政策方面——我们并未施加过任何影响。就我们在国内的政治地位而言，我们是作为军人为全体德国人民和国家服务的，这个国家的形式已由我们的同胞们给自己选择好了，因此，法律上的选举权我们也是没有的。这无异是为我们对国内政治采取完全中立的立场作了证明和担保，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正确的。
我们就是这样来尽我们军人的职责的。但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我们确实也对德国的内外政治形势的发展趋向感到忧虑。
当时，整个世界陷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这场危机对德国来说，特别是由于支付凡尔赛和约所规定的赔款，影响尤为严重。1932年3月德国失业人数高达六百一十万人。实行民主政体的德国总理布吕宁不得不发布“紧急状态法”，以防止全面的经济崩溃和维护国家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两个激进政党之间发生了公开的冲突，存在着爆发内战的危险。
消除这种危险就成为武装部队的任务。
这几年，我担任设在威廉港的北海司令部海军参谋处的首席参谋。因此，采取防御性措施以防止内乱也是我的任务之一。军界各部门的有关代表也经常在柏林的德国国防部里谈论这些问题。我们很清楚，我们武装部队不能两方面都反对，不能同时既反对国社党又反对。否则，我们必然会与绝大多数德国人民为敌。
可惜的是，在魏玛共和国，中派的资产阶级政党未能做到象或国社党那样把工人争取到自己一边来。
关于国社党的发展，我还有一点要提一下。该党曾经声明，他们要把德国人民从凡尔赛和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由于这个原因，甚至连资产者阶层中也有许多人投票赞成他们。
德国武装部队自然也希望摆脱凡尔赛和约的限制性规定。
考虑到这些情况，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德国武装部队倾向于国社党，而不倾向于国际
因此，如果法国总理白里安和德国总理施特雷泽曼能够实行他们早在1925—1926年就制定出来的有远见的和解政策，并能够解决德国公众当时认为十分重要的一些问题，如撤离来因兰、赔款、各国均衡裁军和战争债务等问题，那末，德国的内政就可能发展成为另外一个样子，这些在德国十分激动人心的主张就不会成为国社党获得公民选票的主要原因了。
由于以上种种因素，德国武装部队普遍欢迎德国总统冯，兴登堡根据国会选举结果于1933年1月委任希特勒为德国总理。我们军人由此也希望，通过德国领导人的这种更换来消除共产主义的危险。
以后的政治发展是以国会通过的对希特勒的“委任法”作为主要基础的，武装部队对这种政治发展丝毫没有施加影响。
所以，在这一时期我也不可能在政治上发挥任何作用。那时我的军衔只不过是海军中校和海军上校，职务相当于陆军中校和陆军上校。 -
尽管如此，当国社党的违法行为公开暴露时，我还是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例如，在1938年11月9日所谓“砸玻璃窗之夜”①对犹太人采取暴力措施之后，我以个人和我的军官团的名义向我的上级舰队司令提出了抗议。舰队司令又把我的抗议转交给了柏林的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海军元帅（见《雷德尔回忆录》第2卷第133页）。
①1938年ｕ月9日夜间制造的反犹暴行，数以千计的犹太人店铺，住宅、教堂被捣毁、焚烧，大批犹太人惨遭屠杀。——译者。
另一方面，我们对希特勒在战前年月里所取得的内政和外交方面的成就表示欢迎，这是很自然的。难道有哪一个国家的爱国军人会有另一种感觉吗？我们摆脱了由于战争失败而引起的后果。萨尔投票的空前胜利，占领来因兰，宣布国防法，合并苏台德区和奥地利，都表明了这一点。在国内，消除了失业现象，阶级斗争的冲突再也看不到了，工人对我们军人特别对军官的态度与1933年以前相比是多么的不同啊！所以，我们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支持这个国家的。
在战前的这些年月里，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个的弊病，这些弊病主要是到了后来战争期间才滋长起来的。正如今天大家所知道的，当时的新闻限制无疑在这方面是起了作用的。
危险？您认为这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吗？您当时打算采取哪些战备措施以对付这场战争？自中世纪以来，英国的欧洲政策就在于对付这一大陆的最强大的国家。因为这个国家势必会在欧洲大陆上取得优势地位，从而危及英国这个岛国的全球政策。英国历史学家富勒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中曾对这个观点作了这样的阐述：
“从都铎王朝①直到1914年，大不列颠的政策就是旨在保持强国之间的均势。这就是说，让这个大陆上的强国通过互相争夺处于分离状态，从而在它们之间自然地形成均势。这种均势的作用很自然地会使英国认定谁是敌人。这个敌人并不是名声最坏的国家，而是在政策上比其他国家对大不列颠或英联邦具有更大威胁的这样的国家。”
①英国都铎王朝（1485—1603）。——译者。
为了向英国明确表示，德国无意与英国为敌，1935年6月，希特勒与英国签订了海军协定，该协定规定，德国舰队限制在仅为英国舰队的百分之三十五以内。但是，当德国的三千年代政策使它在欧洲大陆上得以不断地扩张势力（如苏台德区和合并奥地利）的时候，人们从历史和政治方面极易看出，即使有了这个削弱我们力量的海军协定，也不能阻止英国对德国的敌意日益增长。对英国的这种观点，我还想举下面的例子加以说明：1870年9月2日的色当战役之后，英国立即更换了战线，从此以后，它在政治上转而为袒护法国（见此次战役前后数天的《泰晤士报》）。
而在此以前，英国在这场德法战争中在政治上一直是支持普鲁士和其他德意志邦国的，因为它们对抗的是当时欧洲最强的国家、殖民势力最强大的竞争者——大法兰西帝国。到了色当战役后，眼看法国就要被打败，这时英国就不得不改变态度，转而为全力反对战胜国——普鲁士-德意志。诚然，从英国的立场出发，这是对的，因为一个胜利的、统一的德国在经济和工业方面都具有不可轻视的发展前途，从而有可能成为英国的一个强劲的竞争者。所以，1870年9月2日以后，英国就开始对德国抱有敌意，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种敌意随着德国的日益强大而愈加强烈了。
根据英国历史上这种态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年我就认为，英国对于希特勒在欧洲大陆所取得的政治成果一定会采取同样态度的。此后，我就有这样的看法：我们很容易同英国发生一场战争，我们在政治上必须尽一切力量来避免这样一场战争，但是在军事上则有责任为对付这样一场战争的危险做好准备。
在答复第八个问题时我已经提到过：我认为，在战术上采取潜艇的集中作战，首先用于夜间海面作战，是大有发展前途的。我觉得这方面最适用的潜艇是五百吨的Ⅶ型潜艇。这种潜艇水面速度相当快（十六哩），因而很灵活，船首装有四个鱼雷发射管，船尾也有一个，并能携带十二至十四枚鱼雷，具有强大的战斗力。
我还认为，尽管有1936年签订的潜艇协定，但战争爆发后，英国人会很快恢复护航制的。自1939年起，随着德国外交上的节节胜利，英国对德国的敌意也在增长。
于是我就愈加感到，采取潜艇的集中作战即结群战术是正确的。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也已经证明，只有集中使用潜艇，才能有效地打击一支由船舰集中组成的护航队。
由此，我向海军总司令部建议，把潜艇建造的重点放在改进了的Ⅶ型和五百十七吨的ＶＩＩｂ型潜艇上，这种潜艇的活动半径已由六千二百涅扩大到八千七百涅。
此外，我认为有必要充分利用和加速建造1935年德英海军协定所允许我们拥有的潜艇吨位。
海军总司令部没有采纳我的意见，他们不相信英国在今后的战争中会实行护航制，固执地认为，潜艇在今后的战争中仍将单独作战。虽然我的结群战术在我们的舰队演习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他们对此仍然十分怀疑。此外，海军总司令部特别重视建造巨型潜艇，如配有重炮的二千吨左右的潜水巡洋舰①，以便进行水面上的炮战。据说，这种潜水巡洋舰“可以用它的装备战胜任何一艘来犯的驱逐舰”。
①潜水巡洋舰以及后面提到的潜水炮舰、潜水火炮巡洋舰等，都是旧名，这种名称今已不用。——译者。
mpanel(1);我已经说过，我不同意总司令部的这些观点。举例说，一艘潜艇对一艘驱逐舰进行炮战，就会出现如下情况：要是一艘潜艇在炮战中中了弹，那就是受了致命伤，因为它再也不能潜水了，这样，它就丧失了摆脱优势敌人的唯一可能。相反，一艘驱逐舰中了弹，只有在极为偶然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这样严重的后果。这就是说，潜艇在炮战一开始就处于劣势。
还有各国大力发展空军的趋势在1937年已经很明显了。
这种发展趋势同时也表明了，今后潜艇再要在白天进行水面炮战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此外，德英海军协定规定我们的潜艇吨位是很少的，如果我们不是按海军总司令部的计划去建造二千吨左右的大型潜水巡洋舰而是建造四艘五百十七吨的，ＶＩＩｂ型潜艇的话，那末，这四倍的潜艇所发挥出来的战斗力比之于仅仅一艘潜艇所具有的战斗力自然要强大得多，尽管这一艘潜艇有重炮配备。最重要的是，在大西洋区域内用四艘潜艇，也就是用四倍的眼睛侦察和搜索敌人，总要比在这么广阔的大西洋海域内仅仅使用一艘潜艇会获得更好的效果，尽管这一艘潜艇吨位较大。由此可见，采取建造四艘潜艇的办法就能更充分地利用规定给我们建造潜艇的为数甚少的吨位。
海军总司令部也不相信与英国发生战争的危险会象我在1939年所估计的那样大。
这样，由于对需要建造的潜艇的大小、战斗力以及它们在今后战争中的战术实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见解，加上1935—1939年间我们同英国的政治关系，致使海军总司令没有明确地作出决定，应该建造哪些型号的潜艇，更不用说加速建造潜艇以对付与英国发生战争的危险了。
为了再次向海军总司令部提供明确而详尽可靠的参考资料，用以说明我们所提出的潜艇建造的要求，在1938年底至1939年初的冬季，我同我的潜艇小舰队的全体军官举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军事演习：为了搜索护航舰和导引其他潜艇，我们在辽阔的大西洋试验了结群战术中的指挥潜艇作战队形并检查了其他种种问题。军事演习说明，在预先估计到敌人防御力量和战斗准备的情况下，潜艇袭击是有效的。
其结果是：1．为在大西洋上胜利地进行一场商船袭击战，我们最低限度必须配备三百艘前线作战潜艇，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可用于战区与敌人交战的只有这个数字的三分之一，也就是一百艘潜艇；另外一百艘潜艇驶行于往返途中；还有一百艘则在船厂检修，在检修期间让这些潜艇人员回家度假。
2．这次演习的结果清楚地表明，我们现有的可用于大西洋作战的大约二十二艘德国潜艇，只能把敌人“刺几下”而已。
在一份备忘录中，我向海军总司令和舰队司令报告了这次演习的结果。舰队司令伯姆海军上将明确地支持我的战略方案和我在潜艇建造方面所提出的相应要求。
可是海军总司令部对我的备忘录没有作出答复或决定。在此期间，海军总司令作出了另一项决定。1938年春天，希特勒告知他说，即使在今后几年不爆发战争，从现在起，也应将英国列为可能之敌。海军必须依据这种敌对状态在军备方面订出自己的方案。于是，海军总司令部的一个计划委员会制订了一个具有强大战斗力的舰队计划。这支舰队的战略目标是，以战斗队袭击英国的大西洋运输线，这种战斗队必须强大到足以与重炮配备的英国海军进行较量。此计划限期于1948年前完成。
这个计划应包括下列各类舰艇：十艘大型战斗舰，三艘战列巡洋舰，八艘装甲舰或重巡洋舰，四艘航空母舰，四十四艘轻巡洋舰，六十八艘驱逐舰，九十艘鱼雷艇和二百四十九艘潜艇。
由此可见，这个计划的重点是建立一支强大的水面舰队。
计划中规定的应在1948年同样建造完成的二百四十九艘潜艇十分清楚地表明，海军总司令部没有采纳我对潜艇战和建造相应的各种类型潜艇的意见：例如，仍同以往一样要加速建造大型的潜水炮舰即潜水火炮巡洋舰。
1939年1月，希特勒同意了这个建立一支大型舰队的长期计划，此计划称之为Ｚ计划。在这里，一定是希特勒那种好大喜功和热衷于搞惊人之举的天生的心理因素起了作用。他同样要求建立这支以水面舰艇特别是五万吨的重型战列舰为重点的舰队，并须尽快地在六年内即1945年以前完成。
如上所述，这个Ｚ计划与我的计划是不一致的。对此，我的理由如下：1．谁也不能预料未来，在政治方面也是如此。希特勒向海军元帅雷德尔保证，建设这支强大的水面舰队所需的和平时期，即使不能持续到1948年，至少也能持续到1945年。
这种断言是毫无根据的。
2．建立这样一支大型舰队是无法保密的。这就会导致英国即使不宣战也会从这方面加强军备。在这样一种军备竞赛中，我们无疑将处于劣势，因为我们的军舰还不到英国舰队的百分之三十五。
3．我对这个计划不能同意的主要之点，正是Ｚ计划的作战原则。按照这个计划，我们的战斗队必须向大西洋挺进，因为那里是英国的给养运输线。这样，我们的战斗队就得从北海东南部的德国港口或者从波罗的海出发，向北作长途航行绕过设得兰群岛，才能到达大西洋的主要作战区。在穿过北海的长途进军中，德国舰只会遭到来自附近英国军港和机场的侧击，从而成为英国机动海军和飞机极易攻击的目标。在返航途中，我们的战斗队还将遭到同样的命运。
即使在作战区，在大西洋上作战，德国海军与英国海军相比也是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德国海军不象英国海军那样在大西洋沿岸拥有基地和修理场所，如果德国舰艇中弹的话，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因为负伤的德国舰艇在返航时还必须穿过北海经过上述那段漫长而危险的航道。
由此可见，德国战斗队的这一战略没有充分顾及我们在大陆上的地理位置。
此外，当时发展空军的趋向已经非常明显，但是这个战斗舰计划没有充分考虑到这种趋势。在大西洋上，德国战斗队仅能动用自己航空母舰上的飞机，与此相反，英国却可以从它西部的陆地机场出动大型远程飞机攻击我们。德国战斗队的计划最快也得在1945年才能完成，那时，大西洋上的英国空军将把德国空军——由于两国地理位置的不同——远远甩在后面。
海军总司令部的战略计划导致了Ｚ计划的制订，因此，为了识别这一计划的种种作战条件，按照战略计划作一次全面的演习，无疑是必要的。德国战斗队不仅在往返途中而且在大西洋作战区都必须与敌方的水面舰艇及其飞机作战。与此相反，德国潜艇由于它的潜水能力则不须如此，它可以往返于北海而不会受到敌方的严重威胁。即使敌方的水面舰只在大西洋作战区掌握了“制海权”，它也能够在那里活动，而且由于它的活动半径较大而能长时间地呆在那里。单是这个原因，潜艇就能成为德国在大西洋进攻英国生命线的合适的战斗武器。
对Ｚ计划持不同意见的不仅我一个人。德国历史学家、教授瓦尔特·胡巴奇博士在他的《]848—1945年德国海军参谋本部和海军最高当局》一书中第210页上关于Ｚ计划这样写道：“卡断英国的贸易来往和摧毁英国制海权的快速步伐把所有政治经验以及认为德国受大陆限制的看法都抛在一边了。”英国海军历史学家罗斯基尔在他的《1939—1945年海战》一书第1卷第52页上写道：“雷德尔的关于那个长期计划的决定连同希特勒对战争爆发时间的错误估计，其后果对我们非常有利。它使得德国丧失了它在英德海军协定中所获得的许多有利条件，结果，在1939年，德国海军事实上已削弱了它所容许拥有的力量。”
接着，1939年4月26日，希特勒宣布废除德英海军协定。这就很清楚，在这种急剧逆转的政治形势下，今后几年绝不可能有稳定的和平时期，而这种稳定的和平时期对于建造Ｚ计划所规定的大型水面舰艇是必要的。其实从这时候起无论如何也得加速建造潜艇，尽可能快地弥补为了对付英国这个敌手还不充分的装备。但是并没有这样做。德国的政治领导和海军总司令仍然按照Ｚ计划建造大型军舰。当然，在宣布废除海军协定以后，我曾经给海军总司令写过一份报告，其中指出从现在起加速建设潜艇的必要性。这件事的未获实现，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也是海军军事首脑的一个根本性错误。
由于这个建造方针毫无改变，我在1939年6月到海军总司令、海军元帅雷德尔那里，请他转告希特勒，我的潜艇军官们和我都在为一场对英战争已迫在眉睫而十分忧虑。“我们用现有的为数甚少的潜艇只能在战争中把英国人‘刺几下’。”雷德尔答应把我的忧虑转告希特勒。当时我只有海军校官的军衔，只是一个上校；我不知道，在德国武装部队中是否有过象这样低级军衔的其他军官向国家元首提过类似的意见。1939年？月22日，雷德尔叫我和我的军官们到斯维内明德他的“格里莱号”通报舰上去，他向我们转达了希特勒的答复：我和我的军官们可以放心，“不会同英国打仗的，真要是打起来，德国就完了”。（见埃里希·雷德尔著《我的一生》第2卷第164—165页；我的著作《十年和二十天》第44页。我今天才知道，海军上将伯姆在1939年4月也向海军总司令作过陈述，他认为我们已迫近一场对英国的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