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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的赌博管窥

凤邱鹤林 发表于:2008-05-27 787人阅读13条回复 鲜花0朵 [ 复制链接 ] [ 快速回复 ] [ 举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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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凤邱鹤林2008-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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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宋元赌风昌盛的原因

    一方面是政府严厉的禁赌措施愈来愈严,而另一方面却是社会上炽热赌风大有日渐昌盛之势,两者形成强烈的反差。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赌博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

    赌博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有其悠久的历史背景 。

    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在自身同自然界的长期博斗中,“博”的概念即逐步形成。但此时的“博”,主要是“争取”、“搏斗”之意。随着私有制产生,“博”也渐渐赋予了另一种新的概念,即“争取”、“搏斗”的方式可以是不择手段。一切看似不合礼仪,不符规章的现象,都在胜利者的威严下,显得合理合法,令人羡慕。而政治生活中的翻云覆雨和经济领域内的巨大变迁,必然让每一个人均会梦想棗有朝一日能拥有一切。“博”会给人带来巨大权力和财富的概念更是深入人心。争强好胜成了人的本性。随着经济的发展,为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各种娱乐开始出现。但任何一种娱乐方式,均来源于生活,同时又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博”的概念自然也渗入其中。能博而胜者,更是为人们所推崇。而博胜者往往又不满足于精神上慰藉,于是带有一定物质奖励的娱乐亦随之出现,古人称之为“博戏”,后人称之为“赌博”或“博彩”。而这种带有物质刺激的博戏,又反过来又促进其迅速发展。赌和人争强好胜的本性是那么巧妙的吻合。于是。有关人们爱赌、好赌的记载频见史端。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就有记载“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为之博,令人不行,天神不胜,乃辱僇之。” [69] 而谢安的“围棋赌墅”更是成了人间佳话。于是赌自诞生后,在历史上似乎就从未中断过,这种历史的惯性在宋元时期自然有所反映。

    随着社会的发展,政治经济活动的急剧变化,亦使人们产生一种病态心理棗人生好比一场赌博。此种心态表现为希望一夜之间能平步青云、飞黄腾达,奢望转眼之间能拥有万贯家产。在欲壑难填时,往往通过这种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赌博来得到暂时慰藉。而宋代流行的一种赌博“彩选”,又称“升官图”,正是这一现象的绝妙写照。博者在一张列有各种官职的纸或棋盘上掷骰,博前各出相同的银两作为赌资,每人根据自己所掷出彩数的贵贱,来决定升黜赏罚,最先达标者为赢家。也有的在纸上所列不是官位,而是仙位,便叫“选仙图”。升黜在一掷之间,胜负在弹指一刻,社会万象包罗其中。以至赵必璩在《沁园春·田作》中就说:“看做官来,只似儿时掷选官图。” [70] 蔡京做太师时,亦得意地称自己的升迁为“骰子选”:“今位极人臣,则亦可人,所谓骰子选尔。” [71] 这只是比喻,但辽道宗却干脆直接用这一方式来选官。赌徒们在这种呼卢喝雉声中完全陶醉。宋王珪有诗云:“尽日闲窗赌选仙,小娃争觅倒盆钱。上筹得占蓬莱岛,一掷乘鸾出洞天。” [72] 对这种现象,李清照看得比较透彻。她在《打马赋》中曰:“且好博人之常情,小艺者士之末技。说梅止渴,稍苏奔竟之心,画饼充饥,少谢腾让之志。”看来,李清照不仅对打马评价极高,而且对赌博可以暂时满足人们的升官发财欲望,使之心理多少取得平衡的社会功能亦极熟知。他甚至将打马图上的争竞与当时的抗金斗争联系起来,说“谁能致千里,但愿将相过淮水。” [73]可见好赌是人之本性,且赌搏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故此,就连大圣人孔老夫子亦认为,赌是不好,有伤礼仪。但他又认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己。” [74] 孔子认为博比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要好的多。史学家马迁亦在《货殖列传》中列举了大量先人致富的例证,欲“令后世得以观择”。其中就有一条“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富。”并认为此乃“奇胜”。 [75]

    于是信奉儒学的国人,似乎从中找到了借口和依据,以至上起帝王将相,中至文人士大夫,下讫贫民百姓,对之趋之若鹜。文人墨客们也纷纷为之填诗作赋,并且此类作品在文学宝库中占有相当的份额。以至即使在今天的一些国人眼中,赌博最多亦只能算是“不良嗜好”。我个人认为,这就是赌博盛行的深远的文化背景。

    由此可知,赌博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有着其悠久的历史背景和深远的文化背景。其本身就是来源于生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和人类自身争强好胜的本性相吻合。历代政府均不能彻底根除赌博现象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此。宋元自不例外。
  • 凤邱鹤林2008-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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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禁赌不力与帝王纵赌

    但宋元时期赌风昌盛的进一步原因,就是帝王倡赌。纵观宋元时期的禁赌律令,均在王朝建立初期,不能善始善终。加上后来的帝王倡赌纵赌,使得原来的律令成了一纸空文,赌风更甚。

    宋的禁赌律令主要集中在太祖、太宗时期,而且从《宋会要辑稿·刑法志》来看,主要针对的是京城开封府辖区。而宋王朝又号称“以文治国”,文网轻松,因此北宋中期以后,赌博不仅在市民阶层中广泛流行,即使文人、士大夫,也无不热衷于此,尤以南宋为甚。又由于帝王的带头赌博,以至“其后刑名浸轻,而法不足以惩奸。犯之者众。”士大夫们也把禁赌视之为“不急之务,知而不问者,十常七八。因诉到官,有不为受理者。” [76] 这自然使得本来就劣根难除的赌风,在这一时期更见兴盛。

    金朝的品官犯赌博法也是金世宗朝制定,但金章宗就开始带头违反,并放纵大臣在朝堂上赌博。禁赌律令自然成了一纸空文。故时人曰“百人之中未有一人坐者,上下相容而法不行故也。” [77]

    元朝较为详尽的禁赌法令也只限于元世祖年间。而且从《元史刑法志》和《元典章》中的案例来看,所谓犯赌博罪被流放者多为“汉人”和“南人”。禁赌法令变成了民族歧视和压迫的工具,其自然起不到禁赌的作用。

    而宋元时期的帝王们不仅带头赌博,而且倡赌、纵赌,则更加推动了赌风的蔓延。如流行于明清的牙牌又叫骨牌、宣和牌(即牌九),就是宋高宗诏令推广的。据清人陈云龙《格物镜原》载:(宋)宣和二年(1120)大臣建议:“设牙牌三十二扇,共计二百二十七点,以按星辰布列之位。譬天牌两扇二十四点,象天之二十四气;地牌两扇四点,象地之东西南北;人牌两扇十六点,象人之仁义礼智,发而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和牌两扇八点,象太和元气流行于八节之间。其它牌名,类皆合伦理庶务器用。”这种纯粹的赌具,在此变成上感天文地理,下合仁义礼智。于是高宗“诏如式颁行天下。” [78] 有皇帝的号召,臣民们自然是有恃无恐,乐此不比。

    另据《武林旧事》载:“淳熙八年正月元日。……太上圣寿七十有五,……上侍太上于椤木堂香阁内说话,宣押棋待诏并小说人孙琦等十四人下棋两局,各赐银绢,供泛索讫。” [79] 这里的银绢,很明显是用作赌注。与其说这是皇帝是恩典,毋宁说是在提倡赌博。皇帝竟然能想出用赌来祝寿,并且提供赌资。这无疑又为臣僚们树立了一个“榜样”。而且类似之举,绝不仅此。《武林旧事》又载:淳熙十一年六月初一日,“命小内侍宣张婉容至清心堂抚琴,并命棋童下棋,及令内侍投壶、赌赛、利物、则剧。” [80]

    而《辽史·穆宗本纪》亦载,辽穆宗常“与群臣为叶子格戏。” [81] 辽圣宗“幸韩德让帐……命从臣分朋双陆以尽欢”。 [82] 而其后人辽道宗则更胜一筹,以掷骰量彩授官。此举无疑大涨赌博之风。

    《金史·卢玑传》亦载:“上(金章宗)命玑与大臣握槊戏,玑获胜焉。从上秋山,赐名马。上曰:‘酬卿博直’。” [83] 由此可见皇帝对赌博的热衷,不仅命大臣在朝堂上公开赌博,并对博胜者予以嘉奖。这种官赌渐渐变成皇帝奖励臣下的一种手段。从而使得赌堂而皇之地登上大雅之堂。赌风何忧不盛?

    上行则下效,赌风自然日盛。先祖的禁赌律令早被丢之脑后,士大夫的禁赌言论,亦被赌徒们吆五喝六的狂呼声所淹没。赌风渐渐渗入各个阶层、各个领域。

    3、商品经济的繁荣促进了赌博的发展

    宋元时期快速发展的商品经济,则是此间赌风昌盛的另一条原因。

    宋元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商品经济迅速繁荣,商业中心大量出现,且突破了原来的坊、市概念,而且“买卖昼夜不绝”,尤以南宋为盛。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所带来的急剧膨胀的利润,又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贪欲。而商品经济自身极具投机性的特点,恰与赌性相吻合。因为赌博本身就是希望以最少的投资,凭机遇或技巧来赢得最大
    的回报。纵观古今,凡是禁赌不力的朝代,商品经济越发达,赌风越昌盛。宋元时期亦然。尤其是伴随当时蓬勃的商品经济而产生的关扑赌,更是印证了这一点。由此我们对当时汴京的“中作夜场”,“赌赛输赢”及钱塘的“朴卖盈市”的现象,既不难理解。而随着统治者后期禁赌律令的废弛,赌风更加昌盛。4、文人的倡导

    和隋唐一样,当时大批文人对赌博活动均持颂扬的观点来吟诗作赋,此例不胜枚举。仅就彩选赌一项,流传下来的就有王逢源的《彩选》、孔平仲的《选官图八口韵》、赵必璩的《沁园春·归田作》等诗词。为之作图谱的更有刘蒙叟等《彩选格》、杨亿的《文班彩选格》、赵明远的《皇宋进士彩选》、尹洙和张访的《宋朝文武彩选》、宋宝国的《元丰彩选》、王慎修等《宣和彩选》及刘邠的《汉宫仪》。

    有关赌博的专著,在宋元时期更是频出,且多出于名家之手。其中影响最大的首推李清照的《打马图》。其次为司马光的《七国象戏》,《资治通鉴》的作者之一司马光的得力助手刘攽的《汉宫仪》、洪遵的《谱双》、杨无咎的《响屟谱》、贾似道的《促织经》、杨维桢的《除红谱》和元无名氏的《丸经》等。他(她)们煞费苦心地在对古人流传下来的博戏进行深入研究后,纷纷推陈出新,创造出新的博戏,并对这些赤裸裸的赌戏赋以文采,使其变得“雅味十足”。如《除红谱》中的彩名“满园春”、“碧牡丹”、“花心动”、“蝶恋花”、“凤归云”等等。另外,这些书中不仅详细介绍每种博戏的具体方法,而且还总结出许多理论和技巧。如李清照在《打马图序》中提出:“夫博者,无他,争先术耳。故专者能之。” [84] 她对于历史上赌博主要依赖于命运的习惯看法予以否定,认为才智和技巧更为重要。由于她自身嗜赌爱赌,此可谓“实践出真知”,对当时及后世影响极大。至于元代《丸经》更是对不同阶层的参赌立了规章:“富不出微财,贫不出重货;富出微财则耻,贫出重货则竭。智者有方财不绝,愚者无方将恐竭。”并且作者试图对赌徒的心理作出分析,“不绝者必胜之基,(财不绝则心安,故胜。)将竭者必败之道。(财将尽心不安,愈怯愈输也。)” [85] 此语更可谓赌徒之经典。

    这些诗词和专著及其相关理论的出现,无疑这对当时赌博的兴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功效。
  • 凤邱鹤林2008-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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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特殊的政治环境

    宋元时期社会的急剧动荡,亦会使士风颓废,借赌来寻求刺激,消磨时光。如李清照就是在南渡的颠沛流离中开始创作他的赌博专著《打马图》的。“乍释轴楫,而见轩窗,意颇释然。更长烛明,奈此良夜何?于是乎博奕之事讲矣。” [86] 可见,李清照爱赌并
    作《打马图》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打发流亡途中的无聊日子。江山支离、异族入侵,社会动荡不安,朝廷却要粉饰太平。有识之士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只好用赌搏来麻痹自己。正如李清照所云: “谁能致敌千里,但愿将象过淮水” [87] 。把打马赌棋,看作是抗金。又如,真宗朝寇准遭丁渭排挤被贬雷州,就沉湎于博饮。不久,丁渭亦遇贬,途经寇准住地。寇准的家丁欲报前仇,想趁机杀丁谓。为避免一场政治厮杀,寇准“乃杜门使纵博,毋得出,伺谓远行。乃罢。” [88] 似乎赌在这又增添了一种新的功能。

    另外,由于宋“祖宗之法”重在防内患,故一些士大夫为避免皇帝的猜疑,违心地沉湎于赌博,以表自己胸无大志。如《宋史》载,郭崇在真定监军,陈思诲奏言:崇有异心, “太祖遣人觇之。还言崇方对宾属坐池潭小亭饮博,城中晏然。” [89] 郭崇由此避免了一场杀身之祸。

    另外,当时仍有人对赌博抱有迷信观点,用赌搏来占卜前程,亦是赌风不衰的原因之一。《宋史·王昭远传》载:王昭远形质魁伟,一日众祀里神,昭远适至,有以博骰授之,谓曰:“汝他日倘有节钺,试掷以卜之。” [90]

    结语

    总之,赌博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宋元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方面是政府严厉的禁赌措施,另一方面却是社会上日益昌盛的赌风。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赌博的产生有其悠久的历史背景和深远的文化背景,另一方面是宋元时期政府颁布的禁赌措施不能有始有终,而皇帝带头违反甚至纵赌,以及士大夫的嗜赌,文人墨客的吟唱,均大大推动了当时的赌风。加上宋元时期特有的历史环境,以至这种病态文化得以迅猛发展。由此给我们留下许多历史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汲取。

    注释:

    [1] 《苏东坡全集》下,《奏议十四·乞降度牒修定州禁军营房状》。中国书店 1994年版第573页。

    [2] 《全宋词》第一册,晏殊《山亭柳·赠歌者》。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6页。

    [3] (明)陶宗仪等编《说郛三种》第八册,卷101《打马图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645页。

    [4] 《说郛三种》第八册,卷101《谱双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659页。

    [5] (宋)洪迈撰《容斋五笔》卷1,《笔记小说大观》第六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第373页。

    [6] (宋)孙宗鉴撰《西畲琐录》。引自朱瑞熙等编《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1页。

    [7] (宋)孟元老撰《东京梦华录》,卷7《池苑内纵人关扑游戏》。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49页。

    [8] (宋)岳珂著《桯史》,卷2《隆兴按鞠》。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页。[9] 《香艳丛书》二集,卷4《李师师外传》30页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10] 《说郛三种》第三册,卷19(宋)吕祖谦《紫薇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950页。

    [11] (宋)彭百川《太平治绩统类》第十册,卷14《神宗朝臣议论新法》第16页上。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据民国三年吴兴张氏刻本影印。

    [12] 《辽史》卷109《伶官·罗衣轻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80页。

    [13] 《辽史》卷98《耶律俨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16页。

    [14] 《宋史》卷273《郭进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334页。

    [15] 《宋史》卷267《张洎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215页。

    [16] 《宋史》卷281《寇准传》。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9531页。

    [17] 《宋史》卷311《章得象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204页。

    [18] 《宋史》卷274《刘审琼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365页。

    [19] 《宋史》卷323《奸臣四·贾似道》。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784页。

    [20] 《宋史》卷281《寇准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532页。

    [21] 《说郛三种》第七册,卷81(宋)《陈辅之诗话·饮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743页。

    [22] 《金史》卷 45《刑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16页。

    [23] 《说郛三种》第八册,卷101《打马图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645页。

    [24] 《御定佩文齐咏物诗选》,卷208,4下。《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文渊阁本。

    [25] (宋)何薳著《春渚纪闻》卷2,《刘仲甫国手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页。

    [26] (宋)吴自牧撰《梦粱录》卷19,《社会》。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80页。

    [27] 《松漠纪闻》卷下。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5页。

    [28] 《西湖老人繁盛录》第20~21页。永乐大典本,《涵芬楼秘笈》第三集。

    [29] 《岭外代答》第四册,卷9,第17页上。《四库全书·史部十一·地理类八·杂记之属》,文渊阁本。

    [30] 《西湖老人繁盛录》第15页。永乐大典本,《涵芬楼秘笈》第三集。

    [31] 《古今图书集成》卷175《博物汇编·禽虫典》,第18页上。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中华书局影印。

    [32] 《东京梦华录》卷6,《正月》。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03~104页。

    [33] 《东京梦华录》卷7,《三月一日开金明池琼林苑》。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28~129页。[34] (宋)赵彦卫著《云麓漫钞》卷5,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81页。

    [35] (宋)耐得翁《都城纪胜·市井》,第5~6页。《四库全书·史部十一·地理类八·杂记之属》。

    [36] 《西湖老人繁盛录》第10页,《涵芬楼秘笈》第三集。

    [37] 《西湖老人繁盛录》第15页,《涵芬楼秘笈》第三集。

    [38] 《癸辛杂识》续集,第37页。《学津讨原》第19集185册,上海商务印书馆据清虞山张氏照旷阁刻影印。

    [39] 《东京梦华录》卷7,《池苑内纵人关扑游戏》。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48页。

    [40] (宋)陆游著《老学庵笔记》卷3。中华书局 1979年版,第36页。

    [41] 《老学庵游记》卷5。中华书局 1979年版,第60页。

    [42] 《东京梦华录》卷7,《池苑内纵人关扑》。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48~149页。

    [43] 《都城纪胜·闲人》第20页上。《钦定四库全书·史部十一·地理类八·杂记之属》,文渊阁本。

    [44] 《梦粱录》卷19《闲人》。中华书局丛书集成本,第181页。

    [45] 王得臣撰《麈史》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86页。

    [46] (宋)贾似道《秋虫谱·嘲两来嘴》。引自伊永文著《宋代市民生活》,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页。

    [47] (宋)周密撰《武林旧事》卷6《游手》,《宝颜堂秘笈》,广集第三,第3页上。

    [48] (宋)苏轼撰《东坡志林》卷2《道释·记道人戏语》。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页。

    [49] 《宋史》卷327《王安石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542页。

    [50] (宋)王栐著《宋朝燕翼诒谋录》卷2。中华书局丛书集成本,第13页。

    [51] 《武林旧事》卷6《游手》。《宝颜堂秘笈》,广集第三,第3页上。

    [52] 《名公书判清明集》下,卷 14《惩恶门·赌博·因赌博自缢》。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31~532页。

    [53] 《名公书判清明集》下,卷 14《惩恶门·赌博·断》。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32页。

    [54]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0,大中祥符六年,704页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查《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中华书局本,均为三人,《续资治通鉴》记为二人,疑错。

    [55] 《宋史》卷280《田绍斌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496页。

    [56] 《宋朝燕翼诒谋录》卷2 。中华书局丛书集成本,第13页。

    [57] 《宋刑统》卷26,《杂律·博戏赌财物》第13页上。1984年北京市中国书店据天一阁本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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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宋史》卷5《太宗本纪》。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7页。[59] 《宋会要辑稿》第七册,《刑法二》。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6497页。

    [6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7,大中祥符五年三月丁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81页。查《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皆记为萧立之,《日知录》记为萧元之,是避玄讳,即萧玄之,疑错。

    [61] 《金史》卷45《刑志》。中华书局1975年,第1016页。

    [62] 《元史》卷8《元世祖本纪五》。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63页。

    [63] 《元史》卷105《刑法志四》。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685页。

    [64] (宋)周辉撰《清波杂志》卷9。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第82页。其中《古今图书集成·博戏部杂录》为:坡之孙符云:本乃日胜日贫。《渊鉴类函·巧艺部·博二》:胜则伤人,败则伤俭。

    [65] (宋)元怀撰《拊掌录》。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2页。

    [66] 《名公书判清明集》下,卷14《惩恶门·赌博·禁赌博有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33页。

    [67] 《名公书判清明集》下,卷14《惩恶门·赌博·自首博人支给一半赏钱》。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33页。

    [68] 《宋史》卷434《薛季宣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883~12884页。

    [69] 《史记》卷3《殷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4页。

    [70] (宋)赵必璩撰《覆瓿集》卷2,《沁园春·归田作》。《粤十三家集》第二册,道光二十年任氏诗雪轩校刊本,第12页上。

    [71] (宋)蔡絛撰《铁围山丛谈》卷3。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2页。

    [72] (宋)王珪《华阳集》,卷5《宫词》第11页上。《四库全书·集部三·别集类二》,文渊阁本。

    [73] 《古今图书集成》第487册,卷 807《博戏部·艺文典·博戏部艺文·打马赋》。中华书局影印本。

    [74] (魏)何晏集解《论语注疏》,卷17《阳货》,第15页下。《四库全书·经部·四书类》,文渊阁本。

    [75]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77页、3282页。

    [76] 《宋朝燕翼诒谋录》卷2 。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3页。

    [77] 《古今图书集成》第487册,卷807《博物汇编·艺术典·博戏部杂录》,第51页上。中华书局影印本。

    [78] 引自《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0页。

    [79] (宋)四水潜夫辑《后武林旧事》卷2,第4页下。《宝颜堂秘笈》广集第三。

    [80] 《后武林旧事》卷2,第6页上。《宝颜堂秘笈》广集第三。

    [81] 《辽史》卷7《穆宗本纪下》。中华书局 1974年版,第87页。[82] 《辽史》卷12《圣宗本纪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1页。

    [83] 《金史》卷75《卢玑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17页。

    [84] 《说郛三种》第八册,卷101《打马图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645页。

    [85] 《说郛三种》第八册,卷101《丸经》卷上,《制财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640页。

    [86] 《说郛三种》第八册,卷101《打马图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645页。

    [87] 《古今图书集成》第487册,卷 807《博戏部·艺文典·博戏部艺文·打马赋》,中华书局影印本。

    [88] 《宋史》卷281《寇准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533页。

    [89] 《宋史》卷255《郭崇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902~8903页。

    [90] 《宋史》卷 276《王昭远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4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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