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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卖官述略

便民鬼狐 发表于:2008-06-07 2179人阅读13条回复 鲜花0朵 [ 复制链接 ] [ 快速回复 ] [ 举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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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便民鬼狐2008-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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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事部门官吏的卖官:宋太祖时,权判吏部流内铨侯陟改任权知扬州,“受赇不法”,但他“素善参知政事卢多逊,自度系狱必穷屈,乃私遣人求哀于多逊”,宋太祖复命他判吏部流内铨。202让贪官掌管流内铨的结果,可想而知。侯陟“所注拟”,被王祐多所“驳正”。203宋朝用贪官掌管铨选,当然决非侯陟一人。事实上,权臣、宦官等卖官,也必须通过掌管铨选的官和吏。
      宋时中书门下、吏部等人事部门的吏胥,往往利用职权而卖官。宋太祖时,“堂吏擅中书权,多为奸赃”,雷有邻“击登闻鼓,讼堂后官私事”,而宰相赵普“庇之”。204堂吏似应指政事堂(都堂)之吏,其含义比作为最高吏职的堂后官宽泛。205因“堂后官多为奸赃”,宋太祖“欲更用士之在令、录、簿、尉选者充之,或不屑就,而所选不及数,乃如旧制”。宋太宗时,“拔选人授京官,为堂吏,自此始”。206堂后官的奸赃之一当然是卖官。宋太宗说:“近代诚为乱世,岂有中书布政之地,天下除授,皆出堂后官之手?卖官鬻爵,习以为常,中外官吏,贤愚善恶,无所分别,时政如此,安得不乱也。”207可知为从五代到宋初的积弊。
    宋朝一直存在着堂吏奸赃的问题。宋徽宗建中靖国初,蔡京知开封府,“惟曲奉权幸,堂吏段处约等私卖恩泽”,即卖官,蔡京“不敢推治”。208宋朝官与吏尊卑分明,而堂吏虽为吏,其权势却不可小视。“蔡京秉政,阴与(堂后官)交结,更相表里,而纪纲日隳矣”。209堂吏与当时的卖官风自然有密切关系。吕好问上奏宋钦宗说,“比年以来,诸路杂科监司猥多”。“所任用之人,率多阘冗常才,非以贿赂及谄佞得之,即宰执、宦官亲戚及堂吏子弟,其间以才选者未有一、二也”。210
      南宋初,宰相范宗尹“每事判呈实禀,堂吏至有印押空名敕札,付之胥吏,随事书填,贿赂公行”。211“空名敕札”“随事书填”,至少有一部分即是卖官。参知政事翟汝文“乞治堂吏受贿者”,与包庇堂吏的右相秦桧发生龃龉。212
      就主管官员铨选的部门而论,宋仁宗即位之初,下诏说:“诏:“如闻三班院胥吏,颇邀滞使臣,丐取财贿。每会课迁改,即阴匿簿书,缘为奸弊。自今犯者,重置于法。”213反映了三班院之类机构吏胥的卖官之风。鲁宗道“权判流内铨。宗道在选调久,患铨格烦密,及知吏所以为奸状,于是多厘改之,又悉书科条揭于庑下,以便选人”。214后“杜衍权判吏部流内铨。先是,选补科格繁长,主判不能悉阅,吏多受赇,出缩为奸”。杜衍“具得本末曲折。明日,晓诸吏无得升堂,各坐曹听行文书,铨事悉自予夺,由是吏不能为奸利。居月余,声动京师。后改知审官院,其裁制如判铨法”。215所谓“吏多受赇,出缩为奸”,主要无非是受赂卖官和差遣。杜衍的明断,正说明流内铨和审官院的吏胥受赂卖官和差遣,长期以来就是家常便饭。但此后仍有作弊,“铨吏匿员阙,与选人为市”,赵及权判吏部流内铨,又设立“吏部榜阙”,“阙至,即榜之”。216
      宋神宗时,“诏增中书、审官东、西、三班院,吏部流内铨、南曹,开封府吏禄,其受赇者以仓法论”。217王安石说:“修三班、审官东、西院、流内铨法,即自来书铺计会差遣行赇之人又皆失职。”218增加吏禄,当然不可能解决上述人事部门的吏胥受贿问题,但他们受贿,又无非与卖官,卖差遣之类有关。元丰改制后,有吏胥白中孚对苏辙说:“昔流内铨,侍郎左选也,事之最烦莫过于此矣。昔铨吏止十数,而今左选吏至数十,事不加旧,而用吏数倍者,昔无重法、重禄,吏通赇赂,则不欲人多,以分所入,故竭力办事,劳而不辞;今行重法,给重禄,赇赂比旧为少,则不忌人多,而幸于少事,此吏额多少之大情也。”219此说可能反映了某个片面的事实,但宋朝冗官太多,员多阙少是经常存在的,员多阙少现象的存在和继续,必然有利于铨选部门的官吏作弊卖官。
      宋徽宗初,吏部“四选案籍,吏多藏于家,以舞文取贿”。220后吏部右选“编名籍”,“以载一选小使臣等乡贯、三代、出身、年甲、功过、举主、转官、历任”,为了使“胥吏不得高下其手”,“功力浩大,且胥吏之所不欲也”。221但其实也不可能对胥吏的高下其手起多少长久的限制作用。
      欧阳澈上书宋钦宗说,“臣窃观守令非人,民受荼苦,比年以来,此风尤甚。孱懦少断,无干局之誉,贪饕不亷,贼民之脂膏者,易地皆然。甚者注调京阙,即寻部下富商巨贾,预贷金以为费,俟到任而偿者有之”。“比年吏部注差,无非贿赂,其原既不清,则其流必浊矣”,主张“痛惩铨选受赂之弊”。222可见在北宋时已有债官,比南宋时的债帅似更早,而“铨选受赂之弊”当然是不可能革除的。
      南宋初,吏部员外郎王庭秀面对时说:“吏部四选自渡江以来,案牍散失,品官到部,无所考验,止凭保官审实,不容无弊。”他建议“令吏部榜谕品官,将来到部,声说于某年某处注籍讫,本部据籍点磨无差误,即与判成。堂除、举辟亦从本部参照,曽实系籍,方许放行差遣。庶几铨曹按文核实,吏胥不能为奸,而伪冐之徒无所容迹”。宋高宗“诏本部勘当,后不行”。223他提及吏胥为奸的问题,无非也是与买卖官位等有关。宋高宗也承认,当时“凡注拟,吏率沮难,以邀贿赂”。224他“以吏部注拟多弊”,亲下手诏说:“迩来注拟榜阙之际,奸弊百出,货赂公行,寒士困苦。”225但实际上又根本不能革弊,贿赂吏部的吏胥方能得到差遣等实惠。但无钱行贿的“士大夫逺赴行在,而吏部既不注拟,往往贫困无以自存”。226当时还发生“吏部令史有隐匿过名迁补者,为御史台所察”的事件。227
      汤鹏举说:“刑部之所以断罪,吏部之所以驭吏,最为剧曹。此正猾吏可以上下其手。而轻重其心者。”228有宋一代,大体都是如此。“选人诣曹改秩,吏倚为市,毫毛不中节,必巧生沮阂,须赂饷满欲乃止”。229宋朝虽然也设立各种禁令和防范措施,屡次编纂和修改吏部条法,企图使“铨曹有可守之法,奸吏无舞文之弊”,“庶可戢吏胥之奸”,230终无成效可言。史称宋宁宗嘉定时,“选曹法大坏,吏缘为奸”。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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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便民鬼狐2008-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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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行贿荐举:宋朝的大部分时间内,官员达数万名,要对他们的才能和政绩进行了解和考核,荐举保任制就必不可少。宋朝官员的升迁、委任等,都离不开举主的推荐。没有足额的举状,就只能蹭蹬官场,仕进无望。232《宋史》169《职官志》记载宋神宗时的“奏荐”,“判、司、簿、尉”“举县令:有出身三考,无出身四考,摄官出身六考,有举主三人;进纳出身六考,有举主四人;流外出身三任七考,有举主六人,并移县令”。显示了各种不同出身者的考数与举主的差异,但都必须有举主。
      早在宋太祖开国时,知制诰高锡就上奏说:“近廷臣承诏各举所知,或有因行赂获荐者。请自今许近亲、奴婢、邻里告诉,加以重赏。”233这就是利用荐举而“行赂获荐”的实例。尽管此后宋朝对荐举保任制订了繁密的规章,如规定举主与保荐者连坐、回避等法,但在人治的条件下,“行赂获荐”也必然恶性发展。从史料上看,“行赂获荐”大致是与大臣、宦官等卖官同步发展的。
    宋高宗时,李庚上奏议论荐举之弊,“关升改秩,各有定价,交相贸易,如市贾然。是以廉隅之吏,絶意于荣涂,而奸赃不逞之辈,侵渔公上,掊敛百姓,日营苞苴之计,其弊有不可胜言者。欲望明立法禁,应买卖举状之人,取者、与者各坐赃论。”宋廷虽然订立了“荐举受财法”,234其实决不可能令行禁止。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刘长源与秦桧亲戚王会“连亲,起废,专务营私。每岁举官升改,不问贤否,凡一荐章,必得钱五百缗,乃始剡奏”。235右正言凌哲“论改官之法行之既久,不能无弊。憸巧之徒,不顾廉耻,多行贿赂,凡可以得利者,无所不为。荐章一纸,阴求先容,有费及五、六百千者”。236杨椿“为湖北宪,率以三百千而售一举状”。237宋高宗诏也承认:“荐举之法未尝不严,递年类皆徇私,荐非其人,至有鬻举者。及至败露,方行陈首。”238诏中虽申严禁令,实际上自然无成效可言。
    宋孝宗时,胡铨上奏说:“今改官者,非五百千赂吏部主吏,虽有文字五纸,不放举主。士大夫至相谓无五百千,莫近临安,而五纸文字非二十年干求不能得,往往多是宰执、侍从关节,方始得之。不然,孤寒之士每纸文字须三百千经营,乃可得。合五纸之费,为千五百缗。孤寒之士安得宰执、待从关节,安得千五百缗,势必枉道以媚当途权贵以求之,势必贪墨黩货,以赂吏部之吏。不然,终身为选人,老死不得改官者多矣。”239其中既谈到荐举时的行贿,也涉及吏部官吏的卖官。宋高宗到孝宗时,一纸举状的卖价大致须五、六百贯,相当高昂。王师愈上奏谈到举状之作伪,说:“选人非无贤材,然而皆懐寸进之心,皆为改官之计,鲜不弥缝上下,以干虚誉,甚者兑易官钱,以买举状,相习成风。”240
    宋理宗时,宰相杜範说,“荐举之法所以广收人才,今之弊极矣”。“或挟势而胁取,或纳赂而妄予,皆有力者得之,孤寒之士卒老于选调。同坐之令不行,朝典之语徒设”。241刘黼等太学生上书,说御史陈垓“纵狎客以兜揽关节,持阔扁以胁取举状,开赂门以簸弄按章。”242都省奏:“知县于民最亲,必五得改官亲民举状,始以命之,重其选也。势利之习燎原,荐举之意浸失,挟贵用贿,如取诸寄,贪庸得志,民不堪命。”243

    《宋朝诸臣奏议》卷67载北宋末吕好问《上钦宗乞择监司郡守按察赃吏》对当时的卖官现象及其对人民的危害有所论述:
      “臣窃以比年以来,赃吏为害,遍于天下。自小至大,习以成风,株连蔓衍,不可复治。臣请详言其事。自内及外言之,为监司、郡守者,其初必奔走于权幸之门,朝夕请谒,货赂公行,计其所纳与所得官相当,然得之。不然,则赂其亲戚子弟。如此欲激浊扬清,何可得也?其到官也,督责州县,以偿其费,州县因重取于民以为献,上则求保明恩赏,奏辟差遣,下则求荐章,免罪责。自外及内言之,每朝廷抛降科配于民,且如一县当一分之数,一分之外,则吏人取其八、九,县官取其六、七,又以四、五入于监司、州郡之公库,监司、郡守复以赂京师贵近,上下相蒙,事不得发。然则朝廷之取民也至寡,害民也至轻,而赃吏之取民也至重,害民也至酷。”
    朝廷取民至寡,害民至轻,当然不是事实,而买官者取民至重,害民至酷,则是势所不免,大抵终宋一代都是如此。

    中国古代卖官鬻爵的出现和发展,至少有三个普遍性的条件:一是商品经济的某种程度发展,使官爵可以成为商品;二是官爵成为肥缺,方得有愿意买官的可能;三是自秦汉以来,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各种形式的官员等级授职制,方得有卖官的可能。马克思主义是主张直接选举制,而否定各种形式的官员等级授职制,诚如马克思早已在总结巴黎公社原则时所昭示:“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马恩选集》第2卷第376页)。等级授职制正是各种官场腐败,也包括卖官现象的温床和根源。古代公开的卖官制度的创设和发展,虽然各代不同,但大体都是与财政,特别是财政的困难密切相关的。然而豪贵和官员的私下卖官,则随着各级官员辟举制的削弱,中央授官制的发达而开拓了更大的空间,故更加兴盛。私下卖官其实也很难用得上“非法”两字,特别如唐中宗时的“墨敕斜封”。244但是私下卖官更体现了超越制度规定的非制度化的人治的特点,这在专制政体的官员等级授职制下具有必然性。一个时代的卖官,总是与政治的昏暗和腐败程度成正比,总是成为一个时代政治昏暗和腐败程度的重要标尺。梁元帝萧绎早已总结出“鬻官者,欲民之死”的名言,因为卖官的结果,无非是纵容买官者加倍贪黩。他们不仅要偿还买官的成本,还须追加利息,多多益善,其结果无非是不遗馀力地刻剥百姓。依据古代的儒家舆论,腐恶的卖官现象,也与中国自古相传的各种可怕而可憎的政治遗传基因一样,是作为反面事物而受谴责的,处于无理地位。但另一方面,卖官现象仍是滋生不息,且有变本加厉之势。其故非它,既然上述产生卖官现象的社会政治条件一直存在,即卖官现象有丰厚的滋生沃土,又如何能做到正本清源式的根治呢?这是研究古代卖官应得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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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魅力人生.2008-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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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erssy2008-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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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其轻重之意从可知矣
    佛曰:装屄会让袮死啲佷囿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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