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环率”是一项业绩考核指标？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计划生育——工作者全球手册》显示，“上环”（即含铜宫内节育器）作为避孕方式的一种，与复方避孕药、埋植避孕、单纯孕激素避孕药等，同为“对大多数妇女安全有效的”避孕方式，但不具有压倒性优势。

令张娟不解的是：“在那么多种避孕方式中，国家层面一直在强调自愿，但为何到了基层居委会、计生办等机构，都在一股脑地推广‘上环’避孕，甚至不惜捆绑上其他福利？”

中国青年报记者联系到了“荆楚潇湘人”所在地——湖北麻城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求解。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上环”捆绑其他福利的做法，“我们是坚决反对的”。而基层热衷采取此类做法，则是因为“一些乡镇干部对政策理解有误，急于把工作做好，所以方法不当”。

“我们给乡镇计生办的主任开过几次会，‘上环’和上户口不能直接挂钩。这个要靠计生办做工作，采取自愿方式，不能强迫，今年已经发了三次文件。”该负责人称。

张娟所在的光明新区公明街道居委会，则拒绝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

黄溢智律师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根据她的调研，一些基层街道和计生干部片面追求“上环率”的最大“玄机”，可能与这些干部的考核机制有关。

“‘上环率’与工作成绩相挂钩，或许是一些基层干部这么做的最大驱动力。”黄溢智表示，“上环”长期被认为是一种长效而简单的避孕方式，持续时间可达10余年，从负责节育任务的基层干部角度看，意味着能省去很大的工作麻烦。“俗话说，‘县官不如现管’，当宣传、说教等手段不管用时，他们就倾向于把‘上环’与上户、上学、上保险等福利挂钩，来达到一劳永逸的目的。”

今年5月，海南媒体的报道也证实了这种说法。

据海口市文庄社区居委会、南沙社区居委会等一些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说，上级部门将“上环率”与居委会年底业绩考核挂钩，是他们索要“上环证”的真正原因。“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也很不容易，辛苦一年，谁也不愿意因为‘上环率’不达标而影响工作成绩。你以为我们乐意爬个七八层楼，到处追着别人要上环证吗？”一名工作人员这样诉苦。

曾参与2012年上书的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双还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分析：“新生儿上户口并不必须要求其母亲‘上环’，一些地方这么做，其实是有利益驱动的。有些工作人员是自己规定了这样的规则，有时仅仅是个形式，可以通过交钱来免除‘上环’，这其实也是一种腐败现象。”

记者在“宝宝树”论坛上发现，妈妈们为了逃避“被上环”的要求，可谓费尽心机。有人建议“找关系开一个‘已上环’的证明”，有人建议“先上环再取掉”，还有人建议“直接办个假证”。而在一些网上商城里，代开上环证明俨然成为一项产业，开价从10元到四五百元不等。

那么，“上环”违规捆绑多种福利的“土政策”之结，该如何解开？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口学教授李建新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破题之笔在于简政放权，取消“上环率”与业绩相挂钩的旧思维。

“一些地方将‘上环’与其他事情挂钩，并把这种挂钩‘潜规则化’，既是认识问题，也是利益问题。”李建新教授说，“将‘上环率’作为业绩考核指标，是自上而下的要求，这些都与部门利益有关。要改变，应该先取消这种问责考核制度。‘上环’捆绑其他福利，涉及每个家庭，这个关系理不顺，容易引发社会较大不满。”

上户要上环、上学要上环、办工商执照要上环……奇葩捆绑无处不在

妈妈上环了，才能够给孩子上户，这是最常见的一种捆绑，为了自己孩子不成黑户，许多女性只有怀揣着一百个不情愿去上环。这小小一枚避孕环，能够捆绑的还有很多。比如上小学。去年，《中国妇女报》上一篇名为《别让计划生育成为孩子上学的门槛》的文章报道说，人大代表郭新志在全国两会提案中表示，“部分地区将孩子入学与家长执行计划生育的情况挂钩，在孩子办理入学注册时要求家长提供计划生育证明，甚至要求母亲提交上环证明，或者对申请入学的孩子区别对待。”拿着妈妈的上环证明才能上学，真是诡异而心酸。不过还有更奇葩的。

除了和孩子的捆绑，一些地方另有“创举”。2013年5月，《海南特区报》报道，记者以辖区居民的身份向某社区居委会咨询，结果被告知甚至连申办工商执照时都需要上环证。同年，《中国青年报》采访了一位在南方生活的女性，她在申请安居房时，被街道办要求必须持有“每三个月都有检查记录”的“上环证”。

有的地方上环还不够，把“查环”也捆绑在了一起，上完还要组织妇女查验，保证避孕环还在子宫才会放心地开各种证明。

强行上环并搞利益捆绑，有违法律法规，早被国家和一些省的计生部门所否定

计划生育法明确规定，“国家创造条件，保障公民知情选择安全、有效、适宜的避孕节育措施。”这就是说，公民在避孕上是绝对有知情选择权的。而和户口、上学的捆绑，不仅不顾妈妈的权利，还触犯了小孩的基本权利，和宪法、义务教育法都是相抵触的。

2012年，今日话题《“上户先上环”：1.14亿上环妇女之问》发表后，全国13位女律师曾经上书过原国家计生委，建议尊重女性避孕的自主选择权，警惕一些基层将新生儿户口登记与“上环”挂钩的违规做法。当时官方的回答是，国家计生委并无“上户先上环”要求，一切都是依照国家法规进行，各地的具体情况需向当地计生部门了解。

而一些省份的计生部门也对此问题有过很明确的表示。2013年，海南省计生委有关负责人对当地媒体说，“早几年也许是有类似情况，但是现在我们已经要求不能因上环证而影响其他证件、证明的办理。”2014年，浙江在线报道，省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处处长潘祖光表示，“强行上环早就被明令禁止了，和户口挂钩更是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在众多的避孕方式里，上环是最容易被基层单位运用与考核的

上环只是众多避孕方式中的一种，之所以被一些基层计生部门如此青睐，是因为它是最容易“出成绩”的。一旦把避孕环给放置到体内，妇女自己很难取出来，似乎有“一劳永逸”之效。在基层的计生考核之中有一种叫作“长效节育措施落实率”的指标，不少地方自动把该指标等同于“上环率”。

直接追求、运用“上环率”的主要是乡镇和街道办这一级。所谓“县官不如现管”，这些基层职能单位手中掌握着居民从上户口到上学等诸多的利益。当其为了追求“上环率”无所不用其极时，就会把能捆绑的都尽量给捆绑起来。

而一些基层工作人员身上背着“上环率”这样的考评指标，做得不好要被惩罚，做得好会被奖励。海南媒体的报道中，一位基层社区工作人员有这样一段无奈的告白：“我们都是女人，我可以理解你不想上环的心情，其实我们也不愿意天天向前来办事的居民要上环证，但上级部门将上环率与我们居委会年底业绩考核挂钩，我们也没办法。”

流动人口多和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最热衷

《羊城晚报》去年8月报道过这么一个案例，一对夫妇家住江门市新会区，在给孩子上户的时候，被要求上环，然而同样属于江门的蓬江区却没有这样的规定。如这个事例所展现的，上环不上环，全看基层单位的选择。在1994年开罗人口与发展大会上，缔约国一致赞同计划生育知情选择是人们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中国也是其中之一。从那时起，很多地区就逐步地取消了上环，计生部门提供多样化的避孕手段。到底是什么样的地区还在继续呢？

查阅充斥在网络上的强行上环事例，可以发现，大部分都发生在流动人口较多和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于前者而言，上环这种简单粗暴的手段便于管理，于后者来说，本身的避孕技术观念比较落后，并且也认为上环是更加经济的手段。

强行上环有百害

上环是一种还不错的避孕方式，然而，因为避孕环的质量、放置方法，以及个人体质等原因，上环是许多中国女性的噩梦。官方参与的《12万例宫内节育器避孕效果调查报告》指出，20年来，虽然宫内节育器避孕有效率明显提高，品种大量增加，但副反应（出血、感染、腹痛、腰痛）却没有下降。总之和80年代初的调查比，副反应没有降低，有的甚至有升高的趋势。不仅如此，上环这件事，往往只注重“上”，却忘记对年纪大一点的妇女追踪、取出。当然，就算没有这些可能的副作用，女性选择哪种避孕方式，也该是自主的权利。

除了威胁到女性的健康权、知情选择权之外，类似于上户口、上学这样的捆绑，又妨害了孩子的基本权利。

强行上环其实对于地方也没有什么好处。其一是腐败问题，例如给一些工作人员好处费而逃避上环，是有可能发生的。其二是“赶客”问题，今年1月20日，《羊城晚报》有个标题形象地说明了问题——《小孩入户要结扎上环 博士教授吓得不敢来》。而在2012年的时候，有媒体做过一个调查，过半人更表示，若入户须上环，宁愿不入户。

再不顺应时代，明文终结强行上环，更待何时？

中国已经正式实行“单独二孩”政策一年多，而《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条例》也在去年送审，送审稿中征收范围收紧。时代在进步，有丰富的避孕手段让人们选择。强行上环节育却依然在很多地方轰轰烈烈地进行着。

尽管不断被居民、媒体、律师等群体质疑，可某些基层行政单位和工作人员完全不在乎，继续曲解着相关的条例。甚至更上一级单位还得反复做工作，湖北麻城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的一位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给乡镇计生办的主任开过几次会，‘上环’和上户口不能直接挂钩。这个要靠计生办做工作，采取自愿方式，不能强迫，今年已经发了三次文件。”

在这样的情况下，确实非常有必要从上而下，从国家层面明文禁止强行上环以及上环捆绑问题了，禁止把“上环率”与计生考核挂钩。只有这样才能抑制住那些热衷于上环的基层部门找借口、挡箭牌，无所顾忌地追求“上环率”。

现在没有这个政策了吧，至少在福州没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