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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有毒!
攫利
但反过头来说,作为一个技术公司,百度的毒性并不是与生俱来。“竞价排名”符合市场经济基本评判标准,在不少市场经济体中也同样得到很多应用。只不过,在中国,这种“只认钱不认人”的方式,没了法律边界和道德底线,才让资本这头猛兽到处噬人。
在百度“竞价排名”的身后,站着资产雄厚的民营医疗资本,其中就有占据大半壁江山的莆田系。而盘点历史,莆田系在医疗领域的每一次攻城略地,又都同政府的医疗改革环环相扣。
三十多年来,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总是陷入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尴尬境地,而市场就像一条活泥鳅一样,总是抓不住它的脾性。
建国后的三十年间,中国初步建立起了“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公共医疗体系,虽然物质生活不富裕,但是基本每个农村都有一个赤脚医生,城里的大大小小单位都有一个卫生所。不过,文革后,这套公共医疗卫生体系被改革大潮冲垮。
农村的合作医疗体制迅速衰弱,合作医疗覆盖面从1976年的92.8%降至1982年的52.8%,1983年人民公社正式解散后,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出现“雪崩”,覆盖面骤然降至11%,到了1989年,这个数字降到了4.8%。除了一些集体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合作医疗体制得以继续保留外,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农民重新陷入自费医疗的境地。
于此同时,中国的城镇医疗也陷入“市场化”的迷思。当时的主导思想是“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医院开始试点“企业化管理,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政府对医院实行“定额补助,经济核算”,政府开始大幅推出城镇医疗卫生领域。这从一组数据可以看到,1978年以前,公立医院超过50%的收入来自政府预算,上世纪80年代后,医院获得了更大的自主运营权,但来自政府的补贴也越来越少。1980年,政府补贴占医院收入的比重为30%,1985年降到27%,1987年降到19%,到90年代末,这个百分比降到了6%。
市场化改革对僵化的公共医疗服务体制的冲击是巨大的。
而与此同时,第一批莆田人开始背着医药包,游走于中国的大街小巷,填补了农村中迅速萎缩的赤脚医生的缺。这就是所谓的游医。这其中有懂医术的,更多的是招摇撞骗的江湖骗子。
资本的原*始积累从电线杆头密密麻麻的小广告开始了。
到了90年代,同很多国企一样,不适应市场化改革的公立医院开始陷入财务危机,尤其以极度依赖国家输血的一二级医院及消防、武警医院为主。所以,有人尝试把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复制到医院经营中,开始科室承包。这给走街串巷的莆田游医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很多人通过贿赂,开始摇身一变,进入正规的医院门下。据说,当时往往只需600-1000元,就能顺利拿下院长。对比体制内寒酸的工资,这笔巨款的诱惑无疑难以抵制。
难以抵制的同样还有行医执照,当地卫生部门开具,市场价,200元。
就这样,把体制内整个单位的营收压力转移到一个承包制的科室身上,中国的公共服务开始了危险的市场化尝试。很多人并不清楚,在某某军队医院、武警医院、消防医院等官方名头下,一些科室已经开始私有化,而这坑蒙拐骗的一锤子买卖中,侵蚀的恰恰是官方的社会信誉。
2000年,卫生主管部门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先后发布两条规定:一是禁止非营利性医院中私人承包科室;二是允许社会资本进入医疗行业。公立医院的市场化改革,拉大大幕。
但明显,第一条的规定并没有解决非营利性医院的财源问题,私人承包科室依然变相存在。因为政府在医疗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逐年下降。改革开放初期,政府预算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36%,1990年,下降到25%,2000年,下降到14.9%。这一时期的医疗改革依然是市场化为导向,减少政府与社会的责任,加重医院与个人的承担,以便让市场能更有效调配医疗资源。
而第二条规定则给莆田系为代表的民营医疗资本进军医疗行业开了绿灯。这一方面是很多公立医院被资本收买改制成私营,另一方面则是各色私营医院遍地开花。在这期间,莆田系完成了对全国大量医院的并购,并借着这些医院的旗号和名声,完成了资本洗白的第一步。莆田医疗开始了产业化道路。
而这个产业化的进程,就是大家熟悉的套路:花高价钱或者从公立医院挖人,或者凭空包装某某名医,互联网不发达前,到处攻陷各类电视台广播台,满脑子的男科、妇科、肝病、性病,恨不得全国人民都得前列腺炎,互联网普及后,和百度之类的搜索公司合作搞“竞价排名”,像病毒一样占据电脑屏幕。最近几年又开始搞整容、塑形。这些高昂的宣传费用,自然需要消费者来埋单。
有人举了上海远大心胸医院的例子,幕后老板就是莆田三大派系之一的林系。据说2007年成立,在挑选院长时,资方开出了100万的年薪,还有提成。但给的KPI考核目标是,第一年手术量500例,第二年1000例,第三年2000例。而当时上海地区心胸外科的老大中山医院,在5年后的2012年,心脏手术量也不过2000台。
资本的天性是逐利,但政府监管的缺位无疑进一步助长了资本的贪婪。
初衷
这些年,随着政府在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回归,不断偿还前些年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欠债,此前无序的医疗领域的竞争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市场化前面临的困境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就是医疗资源的不公平问题。想彻底甩包袱给市场,让市场调节医疗资源,被证明是失败的,带来的恰恰是更大的不公。而完全回归到政府的大包大揽,也不会是一条活路。医疗服务的多元化、分层级化,政府兜底,市场竞争,依然是一条值得探索的道路。只不过在这过程中,政府对市场的监管、资格的审查、违规的惩罚一定要到位。
这次魏则西事件之所以激起如此大的民愤,除了对无良公司和攫利资本的谴责,我们还应该督促政府对相关责任方再不能姑息养奸,该处罚的处罚,该整改的整改,还网络和市场一个清朗的空间。
再深一步说,在三十年的改革历程中,中国始终在尝试驯服权力和资本这两头猛兽。对于权力不受限制的危害,舆论界讨论的很多,我们都清楚要把权力关进笼子,让权力不再任性。但是对于资本,同样也存在驯服的问题。只不过在完全利益主义的价值导向中,我们往往会忘记这一毒害。资本为中国的改革提供了持续的动力,同时,资本也同样在中国上演着血淋淋的原始积累,不断侵蚀我们的道德、权益,甚至执政基础。按理说,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对资本的反思是最彻底,也最警惕的,但可惜,对资本的依赖会卸下我们对这个猛兽的防备。
几天前,习总回到安徽小岗村,重温改革原*点精神。其实,我们也同样需要回顾改革的初衷。既然叫社会主义,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增进全民的共同利益,不能喂饱了权力和资本,饿瘦了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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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22岁的癌症患者魏则西在网上写道:“我现在唯一的请求只有一个,知道我们一家三口出路的朋友联系我爸妈,如果实在没有,也希望有人可以告诉我们一条拖死我父母,把我活活耗死之外的路……我真的做梦也想不到我会有这么一天,真的,可还是来了。”

魏则西生前在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的生物诊疗中心接受“生物免疫疗法” 摄影/记者 满羿
4天以后,魏则西去世。18天以后,人们重新开始关注起魏则西的死亡——谁耽误了他的病情:从知名的互联网企业,到北京的三甲医院,众说纷纭。昨天晚上,魏则西的父母发布声明称,不想被卷入商业纠葛之中,“我们没有仇恨”。
寻找“活下去”的路
在知乎网站上,人们现在仍然可以看到魏则西生前的自我介绍:“二十一岁(当时的年龄),滑膜肉瘤转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生,计算机专业。”
在这个网站上,魏则西还留下了自己寻找治病或者解脱的印证。例如“请从医学的角度帮我分析一下,作为二十一岁的癌症晚期,我最大可能活下去的方法是什么”?或者“二十一岁癌症晚期,遗书还是檄文,你能避免我的痛苦吗”?又或者“二十一岁癌症晚期,自杀是否是更好的选择”?
伴随这些求助的文字,还有魏则西的不同时期的病照:从满头乌发的青年到两鬓斑驳的“中年”;从头发全部掉光到腹部以下开始溃烂……图片愈发地惊人,死亡则愈发地临近。
魏则西这样描述自己的病情:“二十岁读大二的时候发现腹直肌上有一个包块。做手术取出后,做免疫组化诊断为滑膜肉瘤。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软组织肿瘤……后来我就做了四次化疗,二十五次放疗,生不如死。化疗的时候持续性、不间断地呕吐,胃吐空了就恶心、干呕,器官遭到化疗药的侵蚀,免疫力也几乎崩溃,感觉自己就不像个人。”
面对这样的年轻人,网友们开始为他寻找一条活下去的道路。除了捐款,很多人为他提供治疗的参考。例如一位网友是这样答复魏则西的:“你现在这种情况生物治疗肯定是不能少的,问题是上海生物治疗应该是没有医保的,费用会很高昂,而且需要非常多个疗程,有效率大概也就在37%。”
“生物免疫”的尝试
这种“生物免疫疗法”,魏家人在四处寻医问药的过程中也有所耳闻。
“全国很多医院都在搞这个东西。”魏则西的父亲魏海全对北京青年报记者说,一些医院还打着“国家临床实验室生物疗法”的旗号。于是,寻找“活下去”道路的这家人动心了,他们也开始在网上搜索起“生物免疫”这种所谓的癌症治疗方法。
魏海全说,他们在网上看到北京的几家医院在免疫疗法方面非常有名,便专程来北京几所医院咨询。
“最先去的是307医院,但是我看来这里看病的病人比较少,第二天又去了北京肿瘤医院咨询,一位医生告诉我业内不承认这个技术,但目前比较火,如果真去做的话,武警二院在全国搞得最早,可以去那儿咨询。”于是,魏海全一家来到了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
“在百度搜索上介绍武警二院的生物疗法是全国翘楚,医院里的电视也在滚动播放他们主任接受知名电台采访介绍疗法的新闻,都在报道,我能不信吗?”魏海全说。

魏则西患病后公布在微博上的照片
“求生之梦”破灭了
魏则西在武警北京二院总共做过四次“生物免疫”治疗。在做到第二次的时候,魏则西写道:“我做了两次,肿瘤没挡住,不过免疫力确实提高了,还有,很贵,不好报销,报的也不多。”
魏海全对北青报记者提到了孩子每次治疗家里要承担的生活成本:“住宾馆一晚300多元,一住就是6天。为了省钱,坐夜车,孩子身体不好提前订卧铺。一家人一天最少600块开支,包括吃住。”他说四次疗程总共花费了大约20万元人民币。
但很快,魏则西的“求生之梦”破灭了,用他的话说,几个月后癌细胞转移到了肺,“医生当时说我恐怕撑不了一两个月了,如果不是因为后来买到了靶向药,恐怕就没有后来了。”
2016年2月26日他在文章里他第一次抨击了百度的医疗信息竞价排名,他在文中还提到,当时武警二院的医生曾经对他说该院与国外大学合作,“有效率达到百分之八九十,看着我的报告单,给我爸妈说保我20年没问题”。
突然之间爆发的指责
4月12日,魏海全在知乎网站发布了这样一条信息:“我是魏则西的父亲魏海全,则西今天早上八点十七分去世,我和他妈妈谢谢广大知友对则西的关爱,希望大家关爱生命,热爱生活。”
从生前发文指责百度和武警二院到魏则西去世,除了关心他的一些人,鲜有人会关注到这个陌生的“生物免疫”。
有说法称,中国目前广泛使用的“CIK-DC免疫疗法”系欧美临床实验失败,已经被淘汰了,门目繁多“免疫疗法”没有任何一种经过严格临床测试。
昨天随着一篇关于“魏则西之死”的微信公号文章传播,武警二院的“生物免疫疗法”开始遭受质疑。此外,由于武警二院在百度搜索中的位置很高,百度的竞价排名也被网友诟病。
百度方面迅速做出了回应:“针对网友对魏则西所选择的武警北京市总队第二医院的治疗效果及其内部管理问题的质疑,百度正积极向发证单位及武警总部主管该院的相关部门递交审查申请函,希望相关部门能高度重视,立即展开调查,如果调查结果证实武警二院有不当行为,百度全力支持则西家属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我们没有任何仇恨”
昨天,北青报记者以病人身份对武警二院进行探访,生物诊疗中心的前台护士介绍,与医院肿瘤科不同,生物诊疗中心只进行一种癌症治疗方法,即生物免疫,同时该中心提供的治疗方法不能代替手术,治疗效果因人而异。
当北青报记者问到该中心是否和其他公司进行合作时,这名护士称该中心医生全部来自武警二院,并非合作或者转包。截至发稿时,武警二院尚未对此事进行公开回应。
“我们没有收到好的疗效。我们的儿子和我们,都没想针对任何机构和个人。”昨天晚间,魏则西的父母通过媒体声明称,他们不想被卷入商业纠葛之中。声明中说,魏则西生前在网络上发布文章,只是表达接受肿瘤生物免疫疗法的感受,因为其间有数千人曾给他发私信咨询疗效。
声明中称,昨天有律师事务所和公益机构表示愿意帮助魏家起诉或维权,但“我们不想得到任何补偿,也不想告任何机构和个人。对于百度和医院,我们没有任何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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