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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博览会的文化政治（节选）
作者 张仲民 发表于2010-08-01
在日本举办的早期博览会中，都有明确的政治意图，“完全是为了文明开化或促进工业”，展品明显不同于参加世博会的日本主义风格物品。由初期的农产品和原料产品，逐渐向工业和技术产品迈进，希望由此展示日本走向现代化强国的形象，而非西方认可的东方异国情调，且极力排除“炫奇”和“娱乐”色彩。但不像上层精英，一般民众对这种眼目教化并不怎么买账，对博览会的宏大意义和展示效果漠不关心。发端之时，他们对设置博览会的意图、向博览会提供展品和参观博览会之类行为并无清楚觉悟，即或是被动员或被组织去参展和参观，他们也“绝对不是以国家期望的方式接受博览会”，只将其当作类似传统赛会那样娱乐和新奇兼具的场所，还有人将之当作是一种花哨演出，类似眼光亦出现在许多媒体的博览会报道中。此类态度和认识根本不像政府一再强调的近代化视线。一如吉见教授指出的，以上这些状况，显见明治政府与民众看待内国博览会的思维，存在很大的落差。然而，也正是博览会所具有的赏玩因素，使它吸引了愈来愈多的观众参与。
1900年后，日本在举办博览会时进行了纠正，积极将“观赏”因素纳入其中，日本的博览会开始向娱乐化发展。不过，最积极推动这个转变的并非政治和政府力量，而是商业与传媒的作用，尤其是百货公司、交通企业、媒体等力量。但这不意味着明治政府企图通过博览会灌输人民有现代性视野的企图遭到挫败，不意味着博览会作为现代化机制的角色已经被放弃，只是表明“现代化本身发生了结构性的质变”，消费娱乐和创造商机成为社会最主要的追求，政府以前力主的意识形态，现在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一样可以得到贯彻和执行。换言之，以消费和娱乐的方式来展示文化霸权，实现意识形态的渗透与教化，在效果上要远超强迫的灌输和暴力的规训。
另外，欧美博览会的帝国主义做法也深深影响到“好学生”日本。这不但体现在1893年后日本参加的欧美博览会上，还特别鲜明地表现在1903年之后的大阪“内国劝业博览会”上。而且这种情况随着日本国力的强大，以及中日甲午、日俄战争的胜利逐步膨胀。到1930年代，日本干脆利用博览会进行军事宣传，将之视为入侵中国合法化的工具。过犹不及，不断膨胀的日本军国主义野心，“已远远超过博览会这个幻想机制的规模，来到一个毁灭性的地步”。筹备中的1940年日本世博会的最终停办，不仅意味着到1945年为止，日本事实上没有成功举办过一次真正的近代世博会（计划好的1912年世博会因财政危机和天皇去世流产），也暗示着博览会与帝国主义事业并不总是那么合拍。博览会有它超越性的一面，由博览会来展现法西斯的乌托邦愿景做法，不是常态。世博会的召开至少需要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与相对充足的经费充足。
对于同日本帝国语言文化截然相异的殖民地台湾和朝鲜，乃至后来的“满洲”来说，日本不仅将来自台湾、朝鲜和“满洲”的物品，甚至效法欧美博览会的“人种展示”，将一些原住民在内国或万国博览会上展出，也在内国博览会上为台湾与朝鲜设置专门的展厅，同时积极在台湾和朝鲜及“满洲”举办各式各样的博览会。自然，不是任何物品都可以被展示的，也不是可以从任意角度进行展示的，“‘选择性展示’正是博览展示权力操作的具体表徵”。像台湾能够参加帝国日本博览会的展品，除了有可以衬托日本民族优越性的原住民，就是那些诸如茶、樟脑、糖等农产品和原料，因为这些物品又可以衬托日本先进的工业化。如此等等，在在表现出日本帝国博览会的实质，其本身就是美化侵略和殖民统治，以及强化帝国认同的重要仪式，亦是夸耀帝国文治武功的重要舞台，更是揽镜自照与区隔内部“他者”的身份政治。矛盾的是，日本帝国如此热衷于展现殖民地台湾的文明开化形象，却无意与台湾人进一步分享“文明开化”后的果实，因为任何足以开化“台湾人”的举措，都会危及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
[ 此帖被【龙涓宝都】在2010-09-13 13:51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