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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实层面说，对中国崛起的担忧折射出中国周边邻国的小国情结和弱者心态。比如，在东南亚地区，流行着“人为大象、我为草地”的比喻：将中美比作两只大象，不管它们嬉戏还是打架，草地都要遭殃。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日本、韩国的民主优越感在下降，倡导“价值观外交”正折射出某种挫折感。
从未来层面说，周边国家往往采取“对冲”策略来应对中国崛起。所谓“对冲”，其实就是要借助“第三种”力量来制约中国的崛起。日本人的海上霸权与陆上霸权对抗逻辑，韩国人在龙（中国）与鹰（美国）之间抉择的心态，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都将中国作为防范的对象，于是拉着美国来“对冲”中国崛起的风险。
中国周边对中国崛起的担忧，根本原因在于原本和谐的存在，被错乱的时空逻辑给割裂开来，即周边邻国人民按照现代的西方国际体系观来解释历史上他们与中国的关系，以悲情诉求唤醒国内的民族主义，以避免最坏而非追求最好的心态对冲未来的风险，对亚洲地区一体化多有顾虑。
用分裂的西方世界观来理解东方，是亚洲至今纷争，追求“你的”和“我的”等等认识歧见的根源
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更多地关注与全球化的磨合，即现实的矛盾，因此中国已经明确表示不会挑战现存的国际体系。韩国及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则提醒我们，更应注重中国崛起的时间逻辑。
这一时间逻辑说的是，中国崛起，是参与国际体系的结果，将来不会、也不能恢复历史上的朝贡体系。但中国崛起客观上将打破“西方的就是世界的”这一国际政治逻辑，倡导以亚洲观点看亚洲。当然，这绝不是什么亚洲版的门罗主义，而是还原世界多元、自在状态的客观事实。 -
正如法律与道德同为调节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必不可少的两大支柱，中国崛起不仅要注重现有的国际法、国际体系，更要注重历史传统。比如，南海问题，国际海洋法解决问题不尽合理，南海也不能回到过去那样中国盛世时的传统。将来必然要在现实和亚洲未来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平衡，既追求中国与有关国家领海关系的合法性，又兼顾合理性。
中国与周边关系的麻烦，归根结底，是两种历史观和世界观的对立。传统亚洲体系思维是从血缘、感性基础上以家的视角外延至国际；西方世界观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平等观、主权观，定位在人口、领土、政府、主权为单元组成的民族国家间。
地理大发现以来，世界上形成了“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悲剧。用分裂的西方世界观来理解东方，是亚洲至今纷争，追求“你的”和“我的”，纠缠于现代和古代的正统性继承问题等等认识歧见的根源。今后，亚洲共同体观念的确立和亚洲的真正和平繁荣必将建立在新的国家、民族观念的基础上，同时走出后西方殖民体系和观念的阴影和大中华的历史阴影，使亚洲成为亚洲，使现今亚洲人成为他们自己。这绝不是古代亚洲秩序和观念的再现，而是建立在当今权力、制度与观念分配基础上的超越古代和现代、超越中国和西方的全新秩序，这将是现代与古代间的妥协、东方与西方的交融。在此之前，我们要避免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霸权观，比如以民主政体歧视对方，或者以文化优越感歧视对方，避免想当然和不尊重对方的单边主义想法和举措。
鉴于亚洲地区，尤其是东亚，存在着传统东方概念与现代西方观念的冲撞，我们就应该注重中国崛起的历史意义和未来意义，即中国崛起将推动亚洲的整体崛起；只有亚洲整体的崛起才能打破西方后殖民体系的影响及古代与现代的霸权意识，使亚洲真正走向自立。（作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