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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与北洋海军鸦片战争
（1839－1842年）以后，中国士大夫开始认识到没有一支强大而有效的海军，中国便不可能保卫自己，对付西方海上大国。创建近代海军成为中国努力西化的一项迫切而坚持不懈的大事。林则徐（1785－1850年）是在禁烟问题引起中英冲突的困境下认识到建立这样一支海军重要性的杰出的中国官员。他曾提出以广东海关税银购买西方船炮，作为实现中国海军近代化的第一步。他的建议不幸为道光皇帝所驳斥而未能付诸实施。林的挚友魏源（1794－1857年）在其《海国图志》中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力促有关当局在广东沙角和大角设立由国家管理的造船厂和兵工局，制造枪炮和船只。魏源计划全面改革，将江、浙、闽、粤四省绿营水师改组为新式的海军劲旅。但是由于没有政府支持，整个计划成为空中楼阁，他的建议毫无结果。阿思本舰队同治元年，亦即1862年，出现一个新的机会。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向总税务司李泰国寻求帮助。通过李泰国的斡旋，清政府从英国购得7艘兵船，组成一支小型的“中英舰队”。总理衙门委任英国海军大佐阿思本为舰队统领。然而，英国人和中国人因为指挥权问题相持不下，结果双方都很失望。计划以失败告终。其后江苏巡抚丁日昌（1823－1872年）于1868年和1870年分别提出建立“三洋水师”和“内江外海水师”的建议。同一期间在上海（1865年）和福州（1866年）建立了新式的兵工厂和造船厂。不过由于朝廷态度消极，督抚相互推诿，终无可观成效。直至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清政府才下决心整顿海防。沿海防卫于是分为南洋和北洋两个防区。两江总督被指派为办理江、浙、闽、粤四省海防事宜钦差大臣；直隶总督为办理山东、直隶和盛京三处海防事宜的钦差大臣。即使如此，中国海军并没有显著加强。根据1878年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报告，中国海军仅由上海和福州两地小型的地方性舰队组成。它的装备和训练都无法与欧洲的海军相提并论。就整个帝国而言，事实上并没有一支统一的海军，这种情况一支持续到中法战争，南洋海军在战争中全军覆没。不过，在李鸿章领导下，北洋防区终究实现了近代化，在以后1880年代，开始被看作是代表清帝国的海军。这就是“北洋海军”或“北洋舰队”。北洋海军的历史背景复杂。它的成败不仅关系到中国海防的安危，而且影响中国和日本海上力量的消长。这方面近代化的努力值得历史学家密切注意。李鸿章作为北洋海军的创建人，北洋海军的成就要完全归功于他。他创建海军的目的与经过，所遭遇到的挫折和困难，都与这支舰队的命运息息相关。李鸿章对近代海军的认识及其目标中国近代自强运动的领导人——李鸿章李鸿章1823年生于安徽合肥，是自强运动的领袖。他是政治家和外交家，同时也是军事战略家。他有突出的多方面的才干，中国近代化的各个方面几乎都与他密切相关，他对那个时期的政府有重大的影响力。不过，本章仅将注意点集中在李鸿章对建立海军的作用上面。近代中国海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李鸿章协助曾国藩同太平军作战时期。那时他成为熟悉军事的专家，并且认识到拥有一支海军的重要性。他由曾国藩奏保出任两淮盐运使，办理淮扬水师。李在这一时期有关海军的知识尚限于传统的中国水师；对于近代西方大国的海军并无任何认识。及至1862年春，他奉命驰援江苏，同太平军作战，才开始认识到欧洲海军的挑战。他率领淮军及淮扬水师乘所雇英国轮船从安庆沿江抵达上海。接着同英国和法国在上海的军队协同作战，并且得到常胜军的帮助。他对于西方大炮的精纯，子弹的细巧，西式操练的雄整，印象非常深刻。他深感中国在军事能力方面远远逊于西方大国。李鸿章指挥的淮扬水师由舢板和帆船组成。他痛感它们陈旧落伍，认为“有不如无”。他决心向其他国家学习，他诫谕部属“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而秘法”。在同他的上级曾国藩讨论时，他提出同样的观点：“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他曾劝曾国藩仿效日本和俄国，“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1864年10月，太平军即将被完全平定之时，朝野上下在历年内乱外侮之后正庆贺升平可期，李鸿章却另有想法。他忧心忡忡。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中国）无以扼其气焰”。他感到，“当时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循数百年绿营旧规， 火积薪，可危实甚”。在李看来，军力是关系到“立国之根基，驭夷之枢纽。今昔情势不同，决不可狃于祖宗成法”。陆军方面，他感到老弱必须裁汰，粮饷必须充裕，操练必须严格，绿营分汛必须重组和加强，然后绿营方可恃。至于海军，所有旧式船只必须更换。不仅如此，中国必须有近代船厂，并向外国人购买造船机器。必须先造轮船，“次及巨炮兵船，然后水路方为可恃”。从以上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李鸿章对于中国建立新式的陆军和海军，已有一个具体的构想。他关于中国海军的想法，包括改革绿营水师、采用西式装备、设立能够生产近代船炮的造船厂和兵工厂。李的思想和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如出一辙。福州船厂和江南制造局随后在李的支持下得以维持。他在1860年代和1870年代近代化努力中的功劳值得赞赏。李鸿章在1870年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以后，他的海军思想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他比以前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为凶恶的敌人环伺，国家处于危急之中。他深感中国正面临“三千年一大变局”。尤其是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更使他相信日本穷兵黩武，对中国的野心更甚于西方国家的威胁。西方国家虽然侵略成性，但距离尚远，而日本近在户庭，随时可以伺机侵略。他相信日本“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他奉命督办北洋海防以后，将目标放在对付日本挑战上面。发展海军是李鸿章对外关系和自强政策最优先考虑的重点。在他看来，船炮和海军是西方大国强大实力之所在。中国赶上西方要有很长的时间。日本只是最近才向西方学习，因此中国同它竞争，还比较容易。李鸿章创建海军防卫中国对抗日本的政策，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当然，在自强运动领袖中，并非只有李鸿章一人有这样的洞察力。文祥、沈葆桢和其他一些人也持有相同的见解。李鸿章以日本为假想敌、建立中国海军的思想，当时至少在一些政治家中有共识。不过，必须指出，李鸿章的海军思想局限于自我防守的战略。他并没有积极进取的海权观念。虽然他设想训练一支有铁甲舰装备的强大海军，“西略西贡、印度，东临日本、朝鲜”，但是他的主要目的在于防御，而不是进攻；实际上他将军事力量主要看成是威慑力量。他仍然受到中国传统的陆权思想的影响。然而，日本则不然。日本最初也和中国一样，只注意海防。随后，部分由于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的影响，日本人的海权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日本政府向人民灌输重视海权的思想，同时作出向海外扩展的紧迫计划。反观中国，一直以一个普鲁士人写的《防海新论》作为海军战略的指导，结果是李鸿章满足于防卫北方京畿和南方财赋之区的少数口岸，而没有向海洋扩展海军力量的壮志雄图。中国和日本地理和历史上的差异导致两国态度的不同。不同的观念导致中国和日本海军的不同发展。购船置炮——北洋海军的创建北洋舰队建军比南洋舰队晚。1870年9月李鸿章受命为直隶总督时，北洋三口还没有近代的战船。直至1872年10月李兼任北洋大臣以后，才有“操江”和“镇海”两艘兵船由南洋拨到天津，作为巡洋捕盗之用。1874年5月，日本侵犯台湾。李鸿章大受刺激，力主购买铁甲战舰，以加强沿海防务。然而他的建议并未立即付诸实施。直到1875年5月他受权督办北洋海防，才采取积极的行动，开始组成一支新的海军。在以后10余年中，费银几百万两，为北洋海军购置各种类型的战船，包括铁甲舰、巡洋舰和鱼雷艇等。北洋海军有战船26艘，可以分为两类：一为中国自制，一为购自外国。前一类数量较少，且不居重要地位。它们共9艘：“康济”、“威远”、“泰安”、“镇海”、“操江”、“湄云”、“利运”、“海镜”和“平远”，占船只总数的34.6％。其中“平远”系福州船厂制造的钢甲快船，其余8艘是补给船、练船和运船。另一类兵船被认为是舰队的主力，共有17艘，包括“定远”、“镇远”、“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超勇”、“扬威”、“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和“敏捷”。这17艘船只由外国制造，占整个舰队的65.4％，其中13艘英国制造，4艘德国制造。除“敏捷”一艘是练习用的机帆船外，其余为主力舰、巡洋舰和其他战船。“镇远”、“定远”为德国伏尔铿船厂制造，各长298英尺5英寸，宽60英尺4英寸，吃水19英尺6英寸。腰线护甲长144英尺，厚6英寸，炮台甲厚12英寸，令台甲厚8英寸。两船均为6000匹马力，时速14.5海里。它们各载炮10尊，包括口径为12英寸的重炮4尊。每艘船还有其他大炮，包括5管连珠炮10尊，以及鱼雷。两艘战舰威力极大，按当时的国际标准，质量堪称上乘。除了这两艘战船，至少还有不少设备精良、足资战斗的船只。“致远”、“靖远”购自英国，他们和“超勇”、“扬威”同为阿姆斯特朗公司建造；“济远”、“经远”系德国制造。北洋舰队的建成，是李鸿章煞费苦心努力的结果。李鸿章对鱼雷艇也感兴趣。他相信只有鱼雷艇和铁甲舰同时使用，方可攻守有益。他于1881年向德国伏尔铿船厂订购了10艘鱼雷艇；1887年他的代表同英国一家海军造船厂签订合同，订购可以在公海作战的新式头等鱼雷艇。鱼雷艇分别置于威海卫和旅顺港鱼雷营，水兵由英国和德国专家训练。这两部分的鱼雷艇尽管在1894年中日战争中未能发挥作用，它们却是北洋海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北洋海军船只中，还有6艘通过赫德向英国购买的蚊炮船，事后证明令人失望，并且招致许多批评。海军学堂与训练近代海军是西方技术的产物，它涉及许多领域的知识。由于海军有关航行、训练和部署调动都有高度的技术要求，建立海军远比陆军困难。李鸿章对此深为了解，常常劝勉海军将士学习西方技法，务求娴习精通。他鼓励他们“细心讲求，切实训练”，坚持实习，准备作战。每当新购兵船驶抵时，他就亲自前往码头察看，以期对船炮性质功能有所了解。李鸿章保留一批外国军官协助教练，他要求管驾、轮机、司炉和水手都必须由熟手充当。李鸿章有系统地小心谨慎地着手海军建设。他不惜用费派遣数百名海军官兵前往英国和德国接受新购军舰，驾驶回华，以便使他们得以实地练习。李鸿章深信海军学校极端重要。1866年设立的福州船政局便附设一所训练海军军官的学校。李在北洋舰队中利用了这所学校的许多毕业生。然而，福州船政学堂并不能满足新建舰队的需要。而且，北洋海军中南方人和北方人的比例失衡，大多数人员是福州人。他于1880年在天津创立北洋水师学堂，训练北方学生。截至1894年中日战争时止，大约有300名海军学员是从天津水师学堂或北洋其他各校毕业的。在同一时期，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的有630人，为北方毕业生的一倍。福州船政学堂的学生不仅继续在北洋舰队，而且也在南洋舰队供职。。由于历史较久，人数较多，北洋海军军官中大多数仍为这些福建人。海军学堂只是提供基本的一般训练。李鸿章坚持派遣海军学员出国留学，尤其是与航海有关的技术。从1877年至1890年，共有3批35名海军学员派送英国。有些送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有些送乌理治皇家炮术学校，其他的人派往英国海军实习。这些学生归国后在北洋海军中居于高级地位，并被委以重任。刘步蟾和林泰曾是其中的佼佼者。35名留英学生中，有89％（31名）来自福州船政学堂；其他4名来自天津水师学堂，但其中仍有一名是广东人。南方人显然成为北洋海军军官的主体。遴选将才与组织舰队除了购买船炮和安排海军人才培训外，李鸿章也十分注重遴选指挥军官。然而，由于中国的海军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被认为是需要专业训练的职业，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如前所见，许多福州船厂出身的学生曾出国学习，但是由于年纪较轻，经验缺乏，他们作为指挥军官还不符合条件。看来李鸿章除指派淮军旧部丁汝昌充任提督外，别无选择。丁汝昌是一个英伟、忠厚、勇敢的军官，富于陆军经验，但缺乏海军方面必需的条件。李鸿章感到必须雇聘外国专家协助丁汝昌，由此造成了北洋舰队的一个根本问题。1879年，李鸿章指派3个英国人，船长葛雷森、哥嘉和章斯敦为北洋海军教习，以葛雷森为总教习。这3个船长由于过去完全在商船上工作，没有海军船舰工作的经历，事后证明并不合适。北洋海军总查琅威理。英式军服的袖口上装饰着中国军衔，这恰好体现了琅威理所扮演的角色的含义。最后李鸿章以另一个英国人琅威理代替他们。琅威理毕业于皇家海军学院，曾任英国海军舰长。他是一个热情负责、阅历丰富的军官。他很自然地成为北洋舰队总查的首选人物，于1882年和1885年两度受聘担任这个职务，供职共计6年。北洋海军在他的精心计划和指导下，取得重大进步，并且受到国内外的密切注意。1890年在著名的“升旗之争”事件中，他受到一些中国军官排挤，不得不离开北洋。琅威理离职之后，李鸿章雇聘其他一些外国军官到北洋海军：两个英国人，两个美国人，4个德国人。不过他们没有一个人有琅威理的才干和技能，也没有一个人有和琅威理匹敌的权力和权威，以解决北洋舰队内部的问题，纠正对它的态度。北洋海军自1890年以后日益衰败。1886年正红旗汉军都统善庆、醇亲王奕譞、北洋大臣李鸿章巡阅北洋水师。得到高层人物醇亲王的支持，意味着中国海军的建设步伐将加快。2年后的1888年，北洋海军建军北洋舰队一直到1888年才正式成立。造成这一延搁有几个原因。向外国购买的船只驶达要一段时间。李鸿章最初对于舰队应如何组织和调动，并没有把握。自1860年代以来曾经分别提出三个海军计划：曾国藩所拟“内江外海水师”计划；丁日昌所拟“三洋水师”计划；和李鸿章的幕僚薛福成所拟“北洋水师”计划。所有这三个计划都不充分具体，因此李鸿章的北洋舰队正式组成便大为推迟。1888年3月经朝廷催促行动，李才令其僚属——天津海关道周馥、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管带刘步蟾和林泰曾，以及北洋水师营务处道员罗丰禄——向琅威理咨询。3个月后，北洋海军组织章程拟就底稿。经李鸿章同总理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讨论以后，这份文件终于1888年8月奏准实施。这一计划虽以传统的绿营水师和长江水师的组织为蓝本，但是它也有选择地参照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海军组织。根据所定制度，北洋海军分为前军和后军。前军是舰队的主要作战单位。它由9个营组成（一船为一营），分为中军及左、右翼。后军为舰队的后勤，负责全舰队的训练和补给。它由16个鱼雷营组成。北洋海军到此时共有舰艇30余艘，41000余吨，大炮120门，官兵4000余名。除了外籍专家，包括轮机在内，有87名高级军官，其中有43人，即占总人数近一半，受过正式训练，35人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8人毕业于天津水师学堂。他们中间，24人曾在国外留学：留学英国13人，美国10人，德国1人。未受国外正式训练的人员中，有一些曾去英国、法国或德国作短期考察，协助监造船只，或接船驶返中国。这些军官在整体上显然比起他们在绿营水师或长江水师中同等地位的人，更为胜任。北洋舰队最初并没有标准的操练规定。在《北洋海军章程》公布以后，才有以下八种规定：小操、大操、会操、会哨、合操、操巡、巡历和校阅。每次都记录功过，据以分别赏罚。北洋舰队不仅强调正常操练，而且经常派往南北洋各口巡弋。此外，它还出访海参葳和朝鲜港口，南面则远达新加坡和东南亚水域。北洋海军曾经成功地维护中国在东北亚的海权。但是随着1890年琅威理离职，督责训练乏人，它开始衰退。李鸿章也年事已高，他忙于其他紧迫事情，对海军详情细节便无暇多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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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筑海军基地防御工事
近代海军必须有基地，修筑炮台以资防卫，建造船坞以便船只维修。北洋防线起自鸭绿江口，迄于胶州湾，包括海域辽阔。沿海港湾包括青岛、烟台（芝罘）、威海卫、大连、旅顺、营口、山海关、北塘和大沽，都需要构筑防御工事。然而由于经费限制，李鸿章只能择要设防：大沽、威海卫和旅顺口最受他的注意。让我们逐个看一下这三个港口的情况。大沽这个基地是天津的外港，也是北洋海军司令部的所在地。因此，津沽对于北洋海军特别重要。许多重要的海军机构，诸如大沽船坞、天津机器局、天津水师学堂、北洋武备学堂，以及鱼雷营、水雷营、电报局、电报学堂、贮煤处、海军医院、北洋医学堂，都设置于此。大沽和天津因而成为北洋海军的基地。威海卫威海卫位于山东半岛北端，与大连、旅顺同扼渤海湾入口，地近京畿地区。威海卫宽阔的港湾内的刘公岛及其附近深水，形成船坞的优良地址。由于经费所限，李鸿章直到1887年2月才开始充分注意到威海卫，他派遣戴宗骞和刘含芳前往察勘。于是在威海卫修建炮台，以及兵工厂、鱼雷厂和鱼雷学堂、火药库和贮煤厂。在一名德国工程师指导下，建造一座铁码头，供装煤之用。第二年，北洋水师提督衙门在刘公岛设立。随后丁汝昌又在威海卫设立北洋水师学堂和一所海军医院，进一步增强了它的重要地位。旅顺口这个战略基地位于辽东半岛尖端，久有“东方直布罗陀”之称。李鸿章长期以来就注意到它的重要性，淮剧重兵驻守这个地区。在这个基地修筑炮台，设置鱼雷营和水雷营，不过船坞工程极其艰巨。袁保龄最初被指派主持旅顺营务工程局，它后来由一家法国辛迪加接办。整个项目于1890年最后完成，先后历时10年，耗银300万两。它的石船坞比一般规模更为宏肆，给人印象尤深。《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提督每年应有6个月驻扎在此，旅顺口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在旅顺、威海卫和大沽的铁三角中，旅顺口是最为重要的基地。自清末以来，应否在旅顺口建设一个海军港口，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有人主张青岛作为海军港口，位置更好。有人指责李鸿章选取旅顺口是处于一己之私。我认为在旅顺口建立军港并没有错。李鸿章主要由于经费的限制，未在青岛也修建一个有防御工事的军港，作出这样的推断是合乎情理的。李鸿章自己在当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有力地支持了这一推论：“胶州湾地居南北洋之中，为北来第一深水船澳，……唯目前限于经费，无可筹拨。”无法克服的困难和不可避免的崩溃北洋海军自1875年筹画，1888年正式成军。它不幸在第一次中日战争（1894－1895）中为日本海军完全摧毁。李鸿章的努力全付东流。北洋海军的失败，导致中国丧失了制海权。辽东半岛的军事形势因之改观，影响了中国此后几十年运蹇境窘。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呢？北洋舰队的毁灭可以部分归咎于清政府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不过北洋海军本身也有若干严重的缺点。一是制度上含混不清。北洋海军名义上隶属于北京海军衙门。由于海署大臣醇亲王对海军一窍不通，舰队实际上是归李鸿章节制。李忠于清廷，但是他还负责处理许多紧迫的事务。他此时已成为全国督抚的领袖，集内政、外交、洋务、海防于一身。在1880年代末、1890年代初，他忙于应付每日遇到的政治问题，以至不能对北洋海军诸多问题给予更多的注意。其次是指挥系统不清。由于李鸿章未能经常顾及，北洋海军由丁汝昌负责。丁未受过海军正轨训练，他因此常为部下所轻，他们大多数人是由中国水师学堂毕业。丁汝昌所依赖的外籍军官有的傲慢自负，要求过分。这些外国军官和中国军官之间关系紧张，经常有不快发生，“升旗之争”便是这种冲突的反应。因而发生的琅威理去职，它导致北洋海军进一步衰败和腐化。第三，经费不足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最初海防经费预算每年200万两，但是从未如数收足。北洋海军改隶于海军衙门以后，舰队每年的预算减至不及130万两。最糟的是1891年4月，户部建议停购舰上大炮、裁减海军人员。这些建议得到朝廷准许。这使舰队及其装备的更新事实上成为不可能。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即为北洋海军能否生存发展感到忧虑。及至中日战争，北洋海军连遭失利，终至彻底失败。纪律不整导致一些部队在战役白热阶段弃阵脱逃。北洋海军的缺点暴露无遗。李鸿章深知这些缺点，极力设法避战，不与敌舰交锋。他因此受到许多历史学者的严厉批评。然而，就北洋海军的弱点而论，采取一种更加勇敢的政策或战略，是否将带来不同的结局，恐怕还是一个未知之数。结束语作为西方国家海上力量勃兴的反应，尤其作为日本威胁日增刺激的结果，中国决定建设海军。李鸿章恰是适逢其会，适充其任，他肩负起这一历史性的责任。不少学者认为李鸿章建立北洋海军，主要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他借应付外侮为名，而行扩张淮军势力之实。从历史发展的经纬来看，我认为这种解释殊属臆测，缺乏充足的证据。近代海军是19世纪一个革新事业。海军的发展要求有复杂精致的装备和高度专业化的科学技术知识。考虑到所有这些方面——工业、科学和技术、人才、财政，中国当时完全不具备条件以支承一支近代海军。北洋海军的诞生，几乎全靠李鸿章一人的独自努力。他以10年持续不懈的努力，造就了一支拥有30艘战舰，120门大炮和4000名官兵的舰队，它至少在数量上超过了日本的海军力量。李鸿章的任务比起今天人们所能想象到的要艰巨得多，因为他面临向北京政府寻求资金、说服各省官员给予合作、同时又要抵挡来自各方的不断的批评这多重的任务。北京中央政府的弱点众所周知。清政府从整体上给李鸿章增加了许多障碍。它充满官僚主义陋习、地方主义观念和派系的明争暗斗。北洋海军本身也因组织不健全，装备陈旧过时而深受其患。在这样的环境下，李鸿章创建海军的努力，不应从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而应当从当时内部情况的整个背景作出评判。 -
北洋海军经费
初探北洋海军经费问题，由于海军衙门档案早已散失，长期缺乏系统研究；而海军经费又与颐和园工程有关。近百年来，人们对北洋海军经费的传说纷纭不一，成了历史上遗留下来始终没有清算的一笔宿帐。本文根据已经发表的档案奏折等正式文件和其它史料，试对海军经费作初步的整理分析，以作引玉之砖。
一、北洋海军经费协拨的基本线索北洋海军常年经费主要来源于关税厘金的协拨，即“海防经费”。以后又包括海防捐输，准军协拔等等。从光绪元年至二十年，经费协拨的沿革，大体可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光绪元年七月至三年六月，海防经费规定从关税、厘金项下分拨南北洋，实际全解北洋。 光绪元年四月，上谕李鸿章、沈葆祯督办南北洋海防事宜，当为北洋海军筹创之始。六月，总理衙门会同户部奏定，每年由粤海、潮州、闽海、浙海、山海五关并沪尾、打狗二口各提四成洋税，暨江海关四成内二成洋税合计约银200余万两；苏、浙厘金项下各提银40万两，闽、赣、鄂、粤厘金项下各提银30万两，共200万两；总计400万两，分解南北洋大臣李鸿章、沈葆祯兑收1。但在当年，李鸿章就向沈葆祯诉苦：“户部所拨海防额款，本为搪塞之计。各关四成，惟粤海、浙海可稍匀而为数无几，其余各有紧饷。各省厘金，惟江西、浙江可稍匀拨，亦断不能如数，其余皆无指望。统计每年实解不过数十 万”
2。沈葆祯知各省空虚，有报无解，奏请尽数解交北洋。在这两个财政年度里，各省关解结北洋的海防款项仅仅“将及200万”
3，为名义拨款的1/4。 此阶段中，发生过一出丁日昌争款的插曲。光绪三年，新任闽抚丁日昌提出台湾地属南洋，要在南北洋海防经费的关税款额中划出1/4，各省厘金中划出半数解交福建，奉旨依议
4；后又奏将所拨台湾办铁路经费改办马车路，所余之款购买铁甲船
5，使得李鸿章大为不满。丁日昌自知无力再与李鸿章分庭抗礼，旋即表示购置铁甲船“仍归南北洋大臣督办”
6，闽浙总督何璟更主动将已解福建的经费交还李鸿章。一场风波遂告平息。
第二阶段，光绪三年七月至十一年。南北洋经费分解。 沈葆祯因海防经费大量被挪垫抽分，而南洋原可腾挪之款源日益见拙，于光绪三年请求截留洋税一年（部准六个月）。四年二月，又上奏提出：“饷项如此之拙，海防如此之重，而派定南洋海防经费，若仍悉数解归北洋，似臣博推让之名而忘筹防之要务，使后之人无可籍手，臣心何以自安？”
7要求海防经费“仍照初议，划开分解，各清款目”
8。联系到上年部准截留洋税，南北洋分款的确切时间，当为三年七月。 南北洋经费分解后，“浙江、江西、湖北三省厘金及各海关四成税实解北洋者，每年匀计，不过30余万两，视原拨每年200万之数尚不及十成之二”
9。因此李鸿章于六年提出，“与其拨多解少，何如实拨实解”。建议“将江西、湖北各原拨30万，浙江原拨40万，悉按八成数目实解南北洋分收，不得再有丝毫短少。其江苏原拨厘金40万，广东、福建原拨厘金各30万，现皆不能报解，计南北洋每处实少收银50万两，……拟请改拨他省有著的款”
10。奕訢等人研究后上奏，“闽粤两省尚可藉词截留有案，至苏省别无事故，岂容将户部奏准奉拨之款，数年以来未解分毫，实属不成事体！……自奉到此次部文后，务将应解南北洋海防经费按年扫数解清。……该督臣所请改拨他省之处，应毋庸议。……浙江应解海防经费每年32万两，江西、湖北应解经费每年各24万两，务必年清年款”
11。此后各地厘金皆按八成指标起解。即便如此，也未能足额。七年至十一年五年中，各地税厘解拨北洋仅420万两，平均每年80余万两，李鸿章为弥缝额缺，于九、十年间提用淮军协拨及长芦运库银116万两，十一年又动用直隶海防捐输112.8万两。
第三阶段，光绪十二年。海防经费由海军衙门收放。 光绪十一年九月，海军衙门成立。户部规定海防经费统由海署收放。其来源，除常年海防经费400万两，向来解不足额外，有粤省余存洋款42万余两，闽省造船余存60万两，部库所存神机营息借洋款108万两，各省海防捐输100余万两，总理衙门匀拨出使经费25万余两。这些存款息款，“日拨日清，其涸立待，嗣后无以为继”
12。且东三省练饷每年100万两也要由海署筹拨。不到一年，海署便焦头烂额。十二年十月，奏请自次年起，南北洋额支款项和北洋七舰（后为八舰）经费，由海防常年经费和海署库存分别支付
13。 第四阶段，光绪十三年至二十年。南北洋额支款项，由海防常年经费内开支，北洋铁甲舰、巡洋舰经费由海军衙门另款拔出。 这是北洋海军史上的重要时期。舰队在此期间基本编练成军。随着《北洋海军章程》的制订，海军额支除个别大工程外，基本稳定下来。各主要军港要塞旋亦相续完工。尽管这一阶段李鸿章依然不断指责各地拖沓协饷，但北洋海军的岁入经费平均保持在130万两上下，基本能够满足支出的需要。这种局面，维持到甲午中日战争爆发。 概而言之，北洋海防经费从未解足份额（见表一），每年实际收入在100万两左右波动。二十年中，北洋海军领到的海防经费，共达2300万两，其中后八年共收1053万两，约占同期国库开支的1.6％左右
15。在筹集经费的过程中，存在着清朝中央政府和地方军阀集团之间，各地方洋务集团之的勾心斗角。清政府派定的海防款项，常被地方督抚以种种理由拖欠截留。光绪元——二十年北洋海防收入细表14 (表略）
二、北洋海防经费的主要开支北洋海防协饷二十年中时总支出大约为2130余万两（见表二）。统计数字表明，光绪十二年前，海防经费的使用率并不高。直至十三年后，每年用款与实际收入之比才超过92％以上，这与北洋主力军舰陆续购到，海军支出日益繁多和固定的状况是相符合的。 每年一百几十万两的海防协饷主要供应四方面开支。北洋海防经费收支结余一览表
16 （表略） 甲、购置船炮军火 海防经费筹集后，李鸿章即用银165万两，先后向英国购买了“龙骧”等八艘炮船和“超勇”、“扬威”两艘碰快船。以后虽不直接再用大宗海防经费购买作战舰只，但仍陆续添置了一批运输船、练习舰、工程船。此外，还大量购入西洋枪炮、鱼雷、弹药和一批制造弹药的机器。由于进口军火缺乏统一规划，造成枪炮型号、口径的混乱。据光绪十二年统计，当时北洋各炮台军营（不含军舰）使用的火炮，竟达八十四种多
17，这给国内兵工厂弹药生产带来极大不便，从而进一步造成对进口的依赖。按历年海防报销折粗率统计，二十年中购买船炮军火的总开支达800万两，占各项开支之首位。 乙、例支薪粮公费 北洋海军例支薪粮公费包括三类：
1.舰队例支薪粮公费。 北洋舰队薪粮公费包括舰队官兵薪俸、行船公费、医药费、酬应公费等。按海军衙门规定，定、镇、济、致、靖、经、来七舰及后来服役的“平远”，薪粮公费及燃料、维修费用，由海署另行拨款（光绪十二年至二十年，这笔费用共达370万两）。此外各舰，仍在北洋海防经费内支款，大约每年需用二三十万两。
2.基地人员的薪俸及日常办公用费。 包括水师营务处、港坞、炮台、学堂、医院等等，大约每年支付15万两。
3.洋员薪俸川资。 北洋海军常年聘用外国教官、顾问，给予高薪水高待遇。随着舰队训练成军，所雇洋员日益减少。海署规定，致、靖、经、来四舰洋员经费，在八舰薪粮公费中统一拨款，其他洋员，一律由海防经费支薪。以光绪十五年为例，这年海防经费支付给洋员、翻译的薪俸及回国川资共4万余两。 丙、军港及防务设施建设 从光绪六年至十六年，先后在大沽、旅顺建造船坞及附属工厂，又在旅顺、威海修筑了当时中国两大最新式军港，四周遍布炮台，形成防御体系。这一系列工程，除旅顺坞、厂、码头承包给法国人德威尼，共耗资139万余两，由直隶海防展捐项下拨银62.1万余两，户部及郑工捐拨银53.9万余两，购买“致远”等四舰余款6.9万余两移用外，所缺部分及北洋其他各项基建工程，在海防经费内动支共约240余万两。 丁、腾挪款项 总署和户部确定年拨海防经费四百万两后，此款便成为众目睽睽的一大财源。每当清政府财政拮据，便从其中大量腾挪
18。查北洋海防报销折，仅光绪元年至六年，就从中挪用“滇案恤款”20.3万余两，“借拨河南买米银”4万两，“山西河南两省赈款”20万两，“京师平粜不敷价银”7.4万余两，“河间等处井工”4万两，“惠陵工程”4万两等等
19。光绪十二年，海署又借口经费不足，责请将南北洋经费、东三省饷项，自光绪十三年正月起统按二两平(即京平)核发
20，每百两可扣除六两平余，用来划抵名义上由海军衙门专款拨发的“定远”等八舰薪粮公费。据光绪十三年至二十年“定远”等舰经费报销折片统计，八年中平余划抵薪粮的共二十余万两。以上所有各项，虽然在北洋海防报销折内是列入“登除”栏目，但毕竟都是从海防协饷中腾挪抽分的，且总数达170余万两，超过北洋海防经费总收入的7％，所以不能忽视。 此外，海防经费还有许多零星支出，二十年中，累计总额也有几十万两。因过于琐细，不作详列。三、北洋海军主力军舰的购舰费用除海防经费协拨外，李鸿章利用北洋海军拱卫京畿的有力地位，或向户部申请额外拨款（如旅顺基地建设费用），或从其他派系手中巧取豪夺，从而开辟了新的财源。这在“定远”等七大主力舰只的购买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光绪五年十月，当时被誉为精通西洋军舰的李鸿章在购买了八艘蚊炮船后，又上奏鼓动各省购买。奕訢感到北洋经费稍充，而南洋海防经费所拨不多，若不稍为衷益，恐难以集事。决定在出使经费项下“两年内陆续共拨银40万两接济南洋购船之用”
21。购船之议霎时遍及全国。福建虽然省城两被水灾，库储如洗，但考虑密迩东洋，海防吃重，决定从地方经费中竭力筹措款项，购买蚊炮船、快船
22。南洋也拟用出使经费购买快船。李鸿章抓住各地银票纷纷出手，托其代购的机会，演出了一幕偷梁换柱的活剧。 六年初，李鸿章忽然提出英国海军部愿将转购自土耳其的柏尔来、奥利恩号两艘铁甲舰出售，价银共200余万两，中国应立即购回，否则“机会一失，中国永无购铁甲之日，即永无自强之日”23。但是又称：“敝处积存海防经典虽有140万两，计开除已订兼碰快船价65万两，赫德续呈添带小雷艇价尚不在内，约估需备10万应用，是已去75万两，尚余65万两，……已约同德国兵部较订最精枪样连子药卷及造子机器共合30余万两……除此则仅余35万矣。目下筹备海防吃紧，动辄需款，津郡要地，岂可毫无存储？”
24他建议将闽省添购蚊炮船、碰快船及南洋议购碰快船经费，移购铁甲船。柏尔来“即拨归闽，闽当独任其费，尚属有款可抵”；奥利恩“如有成议，应令南洋将拟购碰船之65万两作抵。……此外所短之数，连运费似需40余万两，届时即尊明示中外统筹，或仍由出使经费所余内尽数借拨，或酌借部库洋税若干”
25。后来英国拒绝出售这两艘军舰，李鸿章指示驻德公使李凤苞改在德国订购了“定远”、“镇远”号铁甲舰。 “定远”舰加价140.9万两，“镇远”舰舰价142.48万两，加上各项杂支、回国路费，共支银3399240两
26。挪用福建、南洋经费仅敷购买一舰。李鸿章提出拨用“淮南北盐商议捐报效银100万两”又称“各省拨借轮船招商局官款，拟于该局运漕水脚项下分年扣还，计每年应拨还银35万余两，在各省多属闲款，其缴还多少有无，无关紧要。应请酌提招商局三届还款100万两，抵作订造铁甲之需”
27。所谓“盐商议捐报效银”，历来是明火执仗的勒索，至于挪用招商局归还各地官款，更是榨取地方财政。说到底，这些负担都转嫁到劳动人民头上，而李鸿章却不费吹灰之力，筹得购买铁甲舰364万两巨款
28，并最终把这两舰纳入北洋囊中。 光绪九年，李鸿章在订购了定、镇两舰之后，又用购舰余款247274两，加上从淮军第八案报销款内挪用的438930两，共686204两
29，购买了“济远”号巡洋舰。十一年，清政府因福建船政局所属军舰在中法马江之战中全军覆没，决定照“济远”式样，在英、德“定购四只备台澎用”
30这就是“致远”、“靖远”、“经远”、“来远”。致、靖平均舰价82.87万两，加上各项杂支，两舰共支银1697454两。经、来平均舰价为84.35万两，加杂支，两舰共支银1739761两。四舰共支银3437214两
31。经费来源为户部提用神机营借英商怡和洋行洋款248万两，海军衙门转商户部指拨各省展限海防捐输银751117两及江海、闽海、浙海三关洋药税厘266187两，总计3497305两，扣去购舰费用，尚余约6万两，被李鸿章挪用于旅顺船坞工程
32。这一次，北洋又分文未出，坐得原定拨给台澎的四舰。更妙的是，李鸿章还用神机营借款拨归购舰费用存银行的利息7.8万两，略加贴补，又从英国购得头等出海大鱼雷艇“左队一号”
33。 合计以上购舰费用，耗银近800万两，皆从海防协饷之外攫取，李鸿章敛财手段可谓高明，但却进一步加深了湘淮系集团之间的重重矛盾，影响南北洋不能“和衷”
34。四、海军经费和颐和园挪款长期以来，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颐和园是挪用海军经费3000万两（还有几种说法，数字略有上下）修建的。这种说法的最初依据来自梁启超《瓜分危言》、王世和《造陶庐日录》、池仲祐《海军大事记》等私家记载。近年又有不少学者运用档案文献作进一步核算。此事与北洋海军发展关系很大，下面作一些简要的分析。颐和国原名清漪园，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焚，光绪十四年二月上谕改名，修园工程公开化，但相当部分在这以前已经完工或加紧施工
35。李鸿章于光绪十三年六月致函奕劻：“万寿山各座落陆续经营，截长补短，实费尽筹。鸿章愧不能效一臂之助”
36。有的同志断定“截长短补”即为挪用海军经费，并认为海署十二年春定将南北洋海防经费按“二两平”核放，系扣除平余用于园工；又说十二至十四年海防捐输亦挪于园工
37。这些推论似还缺乏更有力的证明。 海军衙门在光绪十四年的一份奏折中提到，现在每年所入不及300万两，而放款必须330万两，是以奏请由户部每年添拨洋药加厘税银200万两，“臣奕譞发意以30余万两补放款之不足，以20万两分年缴还赏借三海修工之款，其余40余万两，一半修建颐和园等处工作，一半留为续办第二枝海军经费。无如郑工不完，户部无可添拨，现又奏请筹拨银数10万两，即使部议照办，仅能补放项正款之不足，于赏借之款及工作，海军一时均无从顾及。……所有颐和园等处接修各工，臣等惟有将现存之457500余两闲款，尽数撙节动用”。
38十五年六月十一日，奕劻又奏：“通盘计算，海军经费果能按年全数解清，尚能勉强挹注，从今岁而论，即可每年腾挪银三十万两，拨交工程处应用”
39。这两条材料是颐和园公开施工期间挪款的证据。十四年十二月，海署曾奏：“余平、捐输两项，拟另款存储，专备工作之需”
40。这笔款项究竟多少，目前是笔烂帐。据统计，光绪十三年至二十年海署克扣南北洋将士员弁薪粮及东三省练兵军饷的平余银共约80万两，皆被挪至园工
41从光绪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起，慈禧常驻颐和园，说明规模初具。可是工程仍在继续，并开始筹备慈禧六十寿诞庆典，海军衙门经费继续挪用于园工。是年二月十六日奕劻片称：“查颐和园自开工以来，每岁暂由海军内腾挪30万两拨给工程处应用，复将各省督抚认筹海军巨款260万陆续解津发存生息，所得息银专归工用。……惟每年拨工之款原属无多，各省认筹银两亦非一时所能解齐。钦工紧要，需款益急，思维至再，只有腾挪新捐暂作权宜之计。所有工程用款即由新海防捐输项下暂行挪垫，一俟津存生息集有成效，陆续提解臣衙门分别归款”
42。八月二十五日，奕劻、福锟奏：“此次奉报出使经费197万两款内，已于本年四月间准总理衙门咨开奏准，暂行借拨颐和园工程银100万两，由津生息项下按年尽数归还”
43。 目前虽无法找到颐和园挪款的全部细帐，但以上几条材料是有其内在连续性的。从中计算，海署挪款共400余万两。此外，据考证，海署自光绪十二至十四年共收海防捐157.7万余两，光绪十五年至甲午战前共收海防新捐200万两，也都流入园
44应该指出，挪用于颐和园工程的，是海军衙门经费，而非北洋海防协饷。表一的统计数字表明光绪十五至二十年间，北洋海防协饷收入基本稳定，平均约137万两，高于前十四年的平均数。奕譞、奕劻主持园工，筹措经费，给人以海署即颐和园工程处的印象。但修园经费却非海署独任。梁启超称，自马江败后，“群臣竞奏请练海军，备款3000万……颐和园工程大起，举所筹之款，尽数以充土木之用”
45。太监王世和言，海军各堂司仅为贪污中饱而“谋修清漪园，动款3000余万”
46。这些说法，与海军经费筹集的一般规律相差太远。海署除维持海军及年拨100万两充东北练饷外，要在光绪十四至二十年中另外筹款2000万两或3000万两（即平均每年另筹300至400万两）是不可能的。梁启超文章自在于鼓动反对慈禧的专制统治，言过其实，不能据作信史。海军发展受阻固然与园工有关，但是还应从清政府整个财政状况去作进一步的分析。园工而外，十四年光绪帝婚礼耗资达500万两，户部又拨郑州河工60D万两，山东河工200万两，及新铸制钱工本……”
47经费窘迫，可想而知。十四年《北洋海军章程》制定后，朝野普遍认为北洋舰队已经成军，李鸿章也吹嘘“就渤海门户而言，已有深固不摇之势”
48。在多种因素作用下，户部于光绪十七年规定南北洋两年内停购外洋船炮。撇开全局不论，把海军扩充停滞完全归咎于慈禧太后个人纵欲奢侈，是不符台历史真实的。 这里，还应谈一下260万两“海军巨款”事件。十四年九月，醇亲王奕譞致函李鸿章，透露“万寿山用款不敷”，嘱其与各地督抚“设法集款200万两存储生息，以备分年修理”
49。李鸿章悟出此乃慈禧的意旨，立即通报粤督张之洞、江督曾国荃、湖督裕禄、鄂抚奎斌、川督刘秉璋、赣抚德馨等人，布置各地报效。他对张之洞说：“窃以粤中指款名目繁多，若能酌节用项，分次匀提，正与朝旨邸教不动正款主意相合。……每年得20万，五年积成100万，则尊处已独任其半。此外南洋各处一二善国，从而附益，便可观成”。他对曾国荃讲得更为露骨：“邸意所注，首望香帅，次则台端。……但当频年搜刮之后，何处得有闲款？目前需用已亟，无论正杂各款，均可移缓就急，分年提解”
51。各地督抚心领神会，争先恐后，结果合计集款竟达260万两
52。为了掩人耳目，这笔款项被称为“海军经费”，“存诸北洋生息，按年解京，以补正杂款之不足。本银专备购舰、设防一切要务”
53。不久，御史林绍年上奏要求停止报效，竟遭朝旨严行申斥，而李鸿章、张之洞及所有参与筹解“海军巨款”的督、抚、藩、臬、运司却受到奖叙。这一事件充分暴露了清廷的腐败，吏治的黑暗。确切地说，这260万两巨款是不能算在海军账上的
54。北洋舰队是洋务派标榜“御侮”、“自强”的样板，苦心经营凡二十年，耗银3000余万两，北洋海防经费支出总额，相当于同期江南制造局以及福建船政局从创办到中法战争爆发十七年总支出之和，数目不能说不大。所以人们常把北洋舰队的覆灭，视作洋务运动破产的标志。目前我们很准确切断言，这笔巨款资金对于北洋舰队是否足够。从宏观看，正如恩格斯所说，再也没有谁象“国家那样感到苫恼的了。国家现在建造一艘军舰要花费以前建造一整个小舰队那样多的金钱”
55。这种情况对于一个近于崩溃的封建国家是更不胜负担。更新军队装备，建设近代化海军，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清政府企图维护其统治的需要。 但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国家，没有相当的生产力水平和广泛的财源，仅靠各种捐厘税金来维持一支近代化海军是十分困难的。清政府采用挖肉补疮的办法筹措资金，难免捉襟见肘，并且激化各方面的矛盾，这是北洋海军不可能真正获得发展的重要原因。 -
甲午战前英国远东海军“中国舰队”在华之活动与影响
（1844－1894）前 言十九世纪以来，西力东渐，中国门户大开，中外通商传教等活动日益频繁。西方各国为了维护其本身的在华利益以及保护其侨民安全，纷纷派遗海军来华，诸如英、法、德、俄、美、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皆曾组成远东舰队在中国沿海及西太平洋各地展开活动。或者3艘、5艘；或者10艘、8艘，其中尤以英国的“中国舰队”规模最为可观。经常维持在20艘左右，而且铁甲、巡洋、快船、汽艇、炮船等各类战船无不齐备，是以其战斗力最为强大。自鸦片战争后设立，至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初撤回，前后纵横西太平洋海上历时约有百年之久，隐然执掌远东地区海军的牛耳。非但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国防以及军事息息相关，同时对于东亚大局亦时有相当程度的影响。惜乎，迄今仅有葛雷汉(Gerald S. Graham)的《中国舰队：战争与外交》(The China Station : War and Diplomacy)一书垃圾(1978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而且仅及于1860年为止。其余则概付阙如，迄今当未见有人继续作有系统的研究。本文以资料及时间之所限，只能就甲午战前该舰队在中国的活动及其影响，作一初步探讨，以就正于学术先进。 一、十九世纪英国海军之世界分布概况自十六世纪新航路及新大陆发现之后，欧洲各国莫不竞向海外拓展，以争夺殖民地与海外贸易市场，最初有葡萄牙、西班牙；其后荷兰、法国、英国继之。遂使海上战争相续不断，最后则以英国为最大的赢家。自七年战争(1856-1873)及特法拉加之役(War of Trafalgar, 1805)等役击败其强敌法国，其势力即如日中天，成为名符其实的“海上霸王”。由于英国殖民地遍及于五大洲，而有“日不落国”之称，且其商业势力凌驾于世界各国，是以为了保障殖民地及航运的安全，乃将其皇家海军(The British Royal Navy)有计划地分驻于世界各主要地区，形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战略网。从其舰队的名称，即可了解其海军分布概况：1. 大西洋舰队(The home or the Atlantic station)2. 地中海舰队(The Mediterranean station)3. 南非舰队(The South African station)4. 东非舰队(The East African station)5. 海角舰队(The Cape of Good Hope station)6. 东印度舰队(The East Indian station)7. 西印度舰队(The West Indian station)8. 北美舰队(The North American station)9. 太平洋舰队(The Pacific station)10. 中国舰队(The China station)必须说明的是，以上这些舰队的成立并非同一时期之内，而是从十八世纪逐渐演变而来。其兵力的大小，也多依据当时的环境而定，并无定制。其中以本国舰队最大，地中海舰队次之，但其后的东印度舰队及“中国舰队”则取地而代之。再者，英国的海军舰队之精良不仅在其装备，而在其组织与训练，尤在其有远大的理想与健全的制度。以装备而论，在1830年之末，英国海军所用的尚皆为木质的帆船。其后受到法国的刺激，方才开始制造蒸汽轮船。1840年，虽曾制造了一艘铁甲舰“奈米西斯号”(H. M. S. Nemesis)，参加了鸦片战争、但仅为辅助性质。直到1859-1860年间方才先后制造了两艘装甲战舰——“武士号”(The Warror)及“黑王子号”(The Black Prince)姊妹舰。自此开始一个以铁甲舰为主力的“铁甲船时代”(The Era of the Ironclad)。此外，英国海军的早期在制度上也存在许多的缺失，直到1832年方才经由海军部长高理汉(J. Coraham)大力改革。统一海军的事权，减少内部的消耗浪费；限制人身的体罚，改良升迁不公；建立海军服役及退休金制，增造海军新式战船。并将海军船只依据不同吨位及马力，划分为铁甲、装甲、巡洋、炮船、帆船、汽艇等级，以便配合编制。同时还严密舰队组织，加强兵员训练，维持严格军纪，因此气象为之一新。高理汉所订的最高目标，就是要使英国的海军做到“经济”、“有效”、“保持世界的优势”(具有世界海军二强的标准)。同时，还要与新发展的科学技术随时并进，实可以说是英国海军的一次革命。注1 二、中国舰队成立的时代背景“中国舰队”成立的时间，史家的观点颇有不同。一说于1834年东印度公司告终，“China station”即自东印度舰队(The East Indian station)脱离而产生。一说是在1865年东印度舰队在中国之部分船只独立成军。注2尚有人以为自1864年东印度舰队已经分化，“中国舰队”开始以香港为总部，而成为一个分离的个体。但仍作为一个东印度舰队的支队(The East Indies Divisian)，而由一位准将衔的舰长指挥。其防地则限于红海至北婆罗州阿琴湾(Achin Head)一带的区域。至于负指挥此二支队的舰队司令则由一位少将担任。他既负责管理印度洋事务、也负责管理中国方面的事务，故此时的中国及东印度舰队，实可以称之为一个“联合舰队”(The Dual Squadron)。其兵力包括一艘大型战舰或旗舰“爱勒考特号”(H. M. S. Agincourt)，2艘五级战船(“Cambrian”及“Castor”)，4艘六级战船，5艘本质炮船和3艘蒸汽轮船。除调查船2艘不计外，合计有大小战船15艘。但其中仅有4艘快速战船，2艘木帆炮船及一艘蒸汽轮船留于东印度舰队。其余则全为“中国舰队”所有，其舰队司令则为考希伦(Thomas Cochrame)注3。可是根据英国海军部的档案记载，却认为该一舰队(China station)成立于1864年。同时，并指出它在过去曾经隶属于东印度舰队，其后成为联合舰队的一个主要支队。其活动范围，有一个时期曾西抵澳大利亚、北达白令海峡。俄之海参威以及中国、日本海岸，甚至还包括中国的内河等广大地区。注4综合以上所述，可知“中国舰队”乃由东印度舰队中脱离而独立成军，应无疑问。海军为执行政府政策的工具，论及“中国舰队”成立的目的，实与英国在远东的发展具有密切的关系。英人自1805年即从印度的恒河流域进而扩张至印度的全部，1814年－1816年，征服了尼泊尔；1824年－1826年，控制了缅甸。同时，又于1826年越过了马六甲海峡而进入南洋群岛，占据了马来亚及新加坡，而北婆罗洲等地亦皆入其势力范围。及至鸦片战争以后，除获占香港之外，并迫中国开放五口通商，而使英国通商的范围从南洋的新加坡、经过香港到达上海，连结成为英国人在远东所缔造的一个“松散商业帝国”。在英国人商业重于领土的传统观念之下，海军显然对于维护殖民地及商业的利益远较陆军更为重要。是以于该一地区驻扎一支海上舰队，实属必要。注5其次，是海盗问题。南洋一带海域辽阔，岛屿纷岐，港湾丛错。而政治版图又相当复杂，分由当地的土酋及欧洲的殖民当局所管辖。因此乃使海盗大肆猖獗，经常出没海上，掠夺往来商船，杀害船上商旅。自马六甲、马来亚、婆罗洲、苏门答腊、以至菲律宾的苏禄岛及民答那莪等地，无不有海盗活动其间，造成商业往来的极大危害。自1820年起，英国即不断地派遣其海军协助东印度公司的商船队对之征剿。惟以兵力有限，而范围太大，依然无法将之肃清。此外，在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带也经常有海盗为患。尤其是连接大陆的澳门、海南岛及香港等地，更是海盗的渊薮。中国的地方官吏因为绿营水师腐败，海军力量薄弱，对之几乎束手无策，无可如何。有的官吏甚至对之实施安抚政策，“诱以官职，招以金钱”，以求无事，注6但所收成效却不大。及至英国人占领香港，其海军即以镇压海盗为其主要任务。一方面调查港澳之间及广东沿海的岛屿港湾，以便了解海盗的藏身之所。一方面与广东的地方当局达成协议，共同合作，对海盗进行不断地打击。虽然取得相当的成绩，但仍须英的海军长期留驻于此。注7再者，“中国舰队”的成立也与鸦片战后中英关系紧张有关。 1842年，中国虽因战败而订城下之盟，但一般民心并未屈服，不断地有抗英行动。或者趁机对英人袭击报复，或者加以暗杀泄愤，有时甚至发生一些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其中尤以拒绝修约和进城最为严重。虽经英方一再地抗议与交涉，均无结果。因之英国外相帕麦斯尊(Lord Palmerston)乃决心采取强硬政策，增强海军的兵力，以迫使中国屈服。注8 三、“中国舰队”的组织与兵力“中国舰队”的组织与英国其它舰队一样，使用同一原则，采取混合编制，自现代的铁甲到传统的帆炮船都有。大小不一、数量也没有限制，完全视情况需要而定。如同在鸦片战争之初，航行于中国海面的船只多达48艘，其后增援者尚不为计，但战后则又减至16艘左右。及至英法联军前夕则又增至64艘战船，而且其中大部份已换为蒸汽战舰。1864年，“中国舰队”与东印度舰队正式脱离关系而单独成军。至1869年左右，其所拥有的兵力，计有21艘，其中最大的是旗舰(Flag-Ship)“奥狄莎号”(Audicious)，排水量为3774吨，是一铁甲战舰。其次是“泰利亚号”(Thalea)1459吨，为一巡洋舰。其它皆为炮艇及机帆炮船之属。其名称分别是“卡亚得斯号”(Charyadies)，“摩提斯特号”(Madeste)，“朱诺号”(Juno)，“伊吉沙号”(Egesia)，“莉莉号”(Lily)，“伦达夫号”(Ringdove)，“古鲁号”(Curlew)，“洛普文号”(Lopwing)，“侏儒号”(Dwarf)，“赫尔奈特号”(Hernet)，“米吉号”(Midge)，“西斯尔号”(Thistle)，“苍蝇号”(Fly)，“吉斯瑞尔号”(Kestrel)，“儆醒号”(Vigilant)，“蚊子号”(Mosquto)，“史文吉号”(Swinger)等。其中以“史文吉号”为最小，排水量仅有295吨。注9“中国舰队”的此一兵力规模，其后并未作重大的改变，一直维持在20艘左右。从1882年的资料，即可证明。是年计有铁甲战舰(旗舰)一艘、快速舰4艘、帆炮船3艘、炮船4艘、炮艇5艘、通讯及补给船各一艘，合计19艘，载炮110门，官兵2567员名。兹将各船舰名称、吨位、马力、炮数、舰长及兵员人数附表于后，藉以了解其兵力之实际概况。1882年“中国舰队”兵力一览表名 称 舰 别 马力 吨位 指挥官 载炮 官兵 学生 水手 合计 IRON DUKE (Flag Ship)铁甲舰 4270 6010 Capt.Richard E. Tracey14门 352 46 61 459 Cleopatra 快舰 Curacoa 快舰 2540 2380 Sumuel Long 14 194 36 36 266 Comus 快舰 2540 2380 James W.East 14 194 36 36 266 Encounter 快舰 2130 1970 George Robinson 14 159 36 31 266 Pegasus 机帆快船 970 1130 Edward F.Day 6 104 11 24 139 Albatross 机帆快船 840 940 Arnold J.Errington 4 94 12 19 125 Daring 机帆快船 920 940 F.J.J.Eliott 4 94 10 19 123 Lily 炮船 830 720 R.Evans 3 83 6 11 100 Swift 炮船 1010 756 William Collins 5 62 9 11 82 Kesrel 炮船 830 720 William M.Lang 4 62 4 12 78 Fly 炮船 490 603 Adolphus F.St.Clair 4 59 4 11 74 Zephyr 炮艇 530 438 Geo.N.A.Pollard 4 47 4 10 61 Foxhound 炮艇 470 455 John.M.Mc.Guhae 4 47 4 9 60 Moorhen 炮艇 390 455 James Henry Corfe 4 47 4 9 60 Sheldrake 炮艇 370 455 Marcus L.Bridger 4 47 4 9 60 Mosquito 500 430 H.Francis 4 47 4 9 60 Vigilant 补给船 1810 1000 Victor Emanuel 补给船 5157 W.H.Caning 65 1 14 80 总 计19 110 1957 242 368 2567 资料来源：英国海军部档 ADMI/6618. P.2657:China station, 1882, Efficiency of Her Majesty's ships under steam and sail.不过，到了1886年，“中国舰队”又换了一批新舰。从是年5月其舰队司令哈密敦(Vice Adm.R. Verey Hamilton)参观醇亲王检阅北洋海军时所率领的十艘战舰，即可知其中出现了几艘新船舰。注101. Audacious(旗舰) 铁甲 炮14门 新 2. Constance 炮14门 新 3. Campton 炮14门 新 4. Cleopatra 炮14门 旧 5. Leander 炮10门 新 6. Pegasus 炮6门 旧 7. Wander 炮3门 新 8. Firebrand 炮4门 新 9. Linnett 炮5门 新 10. Swift 炮5门 旧 虽“中国舰队”的船舰时有更换，但其装备却未随着工业科学的发展而常除旧布新。到了1888年，其舰的陈旧落伍，非仅不如法、俄的远东舰队，即中国与日本向欧购买的新式铁甲，其性能之优越也使英人大为难堪。如在1888年3月10日的英文《天津中国时报》上，即有人撰文指责“中国舰队”的船舰，不但大部份陈旧失效，而且迄今尚为采用1860至1870年代的前瞠炮(the muzzle-loading guns)，实为英国海军的耻辱。为了迎头赶上法、俄等国的海军，他以为英国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政策，将“中国舰队”的船队汰旧换新，把那些苍蝇级(Fly-class)和宝石级(Gem-class)的老船统统淘汰掉。诸如“Cockchafer”, “Espair”, “Firebrand”, “Linnet”, “Merlin”, “Rambler”, “Swift”，以及所有老船舰，并以新式的船舰取而代之。至于其它二艘重装甲舰 “Orion”与“Wyvern”，虽亦属陈旧，但因其具有厚甲及重炮仍可留于港内作为防守之用。其它如“Constance”虽然装置旧炮，但其性能尚为不错。至于其余之船如“Alacrity”, “Cordelia”, “Heroine”, “Leander”, “Mutine”, “porpoise”, “Rattler”, “Satellite”, “Wanderer”均属优良，尚足以维持英国在远东的海军优势。设使英国政府能再添加一艘“Aurora belted Class”和一艘新的River Class者像是 “Mersey”号那样，当为更佳。注11“中国舰队”的最高长官为舰队司令，亦称为总司令(Commander in Chief, or C-in- C.)，正式官名为提督(Admiral 海军上将)。但一般官至上将者极少，大多为副提督(Vire-Admiral 海军中将)，甚至有时还以一位海军少将(Rear-Admiral)代理总司令之职者，根据并不完整的资料统计，可知有以下数人曾任此一职位：考希伦(Thomas Cochrane) 1844-1846英格利斐德(Samuel.H.Inglefield) 1846-1847黑木(Black Wood) 1847-1849柯利尔(Collier) 1849-1850奥斯汀(Charles Austin) 1850-1852裴洛(Fleetwood Pellew) 1852-1854施泰麟(James Stirling) 1854-1856西马(Michael Seymour) 1856-1858何伯(James Hope) 1859-1861凯古柏(Cooper Key) 1861-1862吉来特(Henry Kellelt) 1869-1871瑞德尔(A. J Ryder) 1875-1877喜而雅(M. Hillyal) 1878-1880欧威尔(George O. Willes，或译作韦力士) 1882-1884陶威尔(W. Dowell) 1884-1886哈密敦(Verey Homilton) 1886-1888沙尔曼(Namell Salman) 1889-1890李查理(Frederick Willson Richards) 1891-1892斐利曼特而(E. Fremantle) 1892-1895 -
英法联军时“中国舰队”的活动
十九世纪中叶，中英之间曾经发生二次大战，一为鸦片战争(1839-1842)，一为英法联军(1857-1860)。在这两次战争中，英国政府都采取“炮舰政策”(gun-boat policy)，而以其优势的海军为先锋。在鸦片战争时以东印度舰队为海军的主力，到了英法联军时则以“中国舰队”为其主力军。当时指挥作战的舰队司令为西马(Michael Seymour)。西马出身于海军世家，其父是拿破仑战争(The Napoleanic War)时的名将。而他也自幼时即参加海军，具有四十余年海上的经验。他本在波罗的海海军那皮(Sir. Charles Napier)将军之下服役，嗣以克里米亚战争(The Crimean War)行将结束，而远东又行将多事。海军部为借用他的长才，特将他晋升为海军少将(Rear Admiral)，以接替施泰麟(James Stirling)为“中国舰队”司令。西马于1856年之春到任，其所受的训令有二：一是监督俄国海军在西太平洋的活动，一是协助港督包令(John Bowling)与中国交涉修改南京条约及进城事宜。注12西马在英法联军时期所扮演的角色，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广州之役(1856-1857)时。当西马抵达香港后不久，适以“西林教案”(1856年7月25日)和“亚罗事件”(1856年10月8日)先后发生，事态变得相当复杂。为了加强对华交涉，港督包令及广州领事巴夏礼(Harry.S.Parkers)都主张采取强硬的态度，凭借武力迫使中国屈服。于是西马遂成为执行此一任务的关键性人物。虽然此时法国与美国亦于同时参与攻打广州的行动，但仍以英国的海军为其主力。在西马的指挥之下，分由其部下懿律准将(J.B.Elliot)等率领兵船 “Syhille”，“Barrocouta”，“Cormandel”，“Encounter”， “Sampson”，“Colcutta”, “Winchester”，“Bittern”，“Elk”，“Camille”，“Niger”， “Aukland”等。对于广州外围的军事据点，如猎德炮台、威远炮台、横档炮台、虎门炮台等地展开猛烈的攻击，并予以占领。同时，且以船炮对于城内的总督府大肆进行轰击，施行空中威慑。又与中国的帆船水师发生大战，以七艘炮艇将二十艘中国水师击溃。尽管西马等对广州不断地进攻，并向两广总督叶名琛一再提出警告，甚至发出最后通牒，要其应允英方所提出的修约、进城、赔偿、道歉等条件，但叶氏却绐终未予理会。一则由于省河水浅，英军大船无法驶入。再则由于英军兵力不足，无法大举。于是包令及西马只得求援于印度及海峡等地总督派兵相助。适以印度有兵变(1857年5月13日)，一时无法如愿。直至是年(1857年12月24日)才由联军大举攻陷广州，俘获叶名琛。此一战役始告一段落。计自1856年10月到1857年11月止，前后长达年余之久。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英美两国都曾对于台湾发生兴趣。西马拟派人赴台调查，美使伯驾(Peter Parker)亦拟梁指，因之特为照会包令，表示反对，其事遂告终止。注13第二个阶段是大沽口之役：广州失守后，英方为了对清廷直接施加压力，于是乃决定挥军北上前往白河口，威胁北京的门户。由新任的英使额尔金(James B.Elgin)会同法使葛罗(B.Gros)组成联军。从双方所出动的兵力来看，可知英军比较法军占有优势。英船15艘、法船11艘，英炮192门、法炮164门，英军2088人、法军1000人。故知此次战役的主力仍由西马负责指挥。由下表即可知英法联军兵力的概况。注14英国舰队舰 名 舰 类 火炮（门） 舰员 马力（匹） 加尔各答 帆舰 84 720 煽动 快速帆舰 40 270 愤怒 明轮蒸汽护卫舰 6 220 400 纳姆罗 蒸汽炮舰 8 120 180 鸬鹚 蒸汽炮舰 8 98 200 瑟普莱斯 蒸汽炮舰 8 98 200 富利 明轮蒸汽炮舰 8 160 515 克罗曼德尔 明轮蒸汽炮舰 5 60 150 期莱尼 蒸汽浅水炮艇 5 48 80 莱文 蒸汽浅水炮艇 5 48 80 鸨 蒸汽浅水炮艇 3 48 60 负鼠 蒸汽浅水炮艇 3 48 60 坚固 蒸汽浅水炮艇 3 48 60 弗姆 蒸汽浅水炮艇 3 48 60 海斯坡 蒸汽供应舰 5 54 120 法国舰队舰 名 舰 类 火炮（门） 舰员 马力（匹） 复仇者 快速帆舰 50 果敢 快速帆舰 50 普利姆盖 蒸汽炮舰 8 弗勒格顿 蒸汽炮舰 8 监禁 蒸汽炮舰 12 梅耳瑟 蒸汽炮舰 12 雪崩 蒸汽浅水炮舰 6 霰弹 蒸汽浅水炮舰 6 火箭 蒸汽浅水炮舰 6 龙骑兵 蒸汽浅水炮舰 6 雷尼 轮船（租用） 资料来源：采自戚其章《晚清海军兴衰史》，页66－67。英法皆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海上强权。此一战役出动如此庞大的兵力，自非封建落后的中国海军之所能抵挡，实可以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而且实际上也没有海战发生，甚至连原先由西马与法国提督所拟妥的“攻击大沽炮台计划”都派不上用场。因为在大沽口仅有有守军9000人、大炮30尊、英法联军仅以斯莱尼号(Staney)及鸬鹚号(Cormorant)等六船，花费二小时，即在五月二十日将之全部占领。接着又占领天津，并胁迫中国政府与之议和。继鸦片战争15年之后，中国再度地与之订立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有意思的是，由于西马与额尔金二人的不睦，双方曾在英国政府里互控而引起一激烈的辩论。尽管其后香港的商会对西马大为颂扬，并且致以酬金，但额尔金却对之深为不快。注15英法联军之役，于1858年大沽一战之后一波三折，至1959年6月，因换约问题，于大沽口再度发生冲突。此时英使已由额尔金易为其弟普鲁斯(Frederick Bruce)，而法使则以布尔布隆(A.De.Bourboulon)取代葛罗。另外，“中国舰队”司令英国海军提督西马也换成了何伯(James Hope)。这一次英国所出动的兵力计有战舰20艘、大炮174门、官兵2000人；法国则有军舰2艘、大炮50门、官兵数百人，故战争的主力军仍在英方。6月24日，英法联军驶抵大沽。因不顾中方守将的警告，强行由大沽登陆，双方遂发生冲突。6月25日上午10时，英军派船11艘、法军兵船1艘开始军事行动，各舰依次为：“欧掠鸟号”、“杰纽斯号”、“鸻鸟号”、“鸬鹚号”、“庇护号”、“茶隼号”、“巴特勒号”“纳姆斯号”、“负鼠号”、“佛里斯特号”、“高飞号”。由于大沽口内水浅，仅能以较小的炮艇作为先锋，由“负鼠号”(Sposum)领先、“鸻鸟号”(Plover)、旗舰“鸬鹚号”(Cormorent)及庇护号(Pique)与高飞号(High fly)等继之。因不知此时中方守将僧格林沁已将大沽炮台暗为增强，加以英军轻敌深入。双方经过激烈的炮战之后，英军大为失利。军舰5艘沉没、6艘重创、2艘被俘、官兵死伤500余人，而海军提督何伯腿部亦受伤。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英国作战罕有的胜利，也是英军所遭遇的一次沉重打击。注16兹将此次战役英、法两军所派船舰列表如下：国别 舰 名舰 类火炮（门） 舰员 马力（匹） 英国舰队切撒皮克 蒸汽巡洋舰 51 520 400 高飞 蒸汽护卫舰 21 240 250 巡洋 蒸汽炮舰 16 165 60 魔术师 蒸汽炮舰 16 220 400 纳罗姆 蒸汽炮舰 6 120 180 鸬鹚 蒸汽炮舰 8 98 200 富利 明轮蒸汽炮舰 8 160 515 科罗曼德尔 明轮蒸汽炮舰 5 60 150 负鼠 浅水蒸汽炮艇 5 阿尔及林 浅水蒸汽炮艇 3 庇护 浅水蒸汽炮艇 3 巴特勒 浅水蒸汽炮艇 3 佛里斯特 浅水蒸汽炮艇 3 鸻鸟 浅水蒸汽炮艇 3 欧掠鸟 浅水蒸汽炮艇 3 杰纽斯 浅水蒸汽炮艇 3 茶隼 浅水蒸汽炮艇 3 高贵 浅水蒸汽炮艇 3 协助 蒸汽运兵船 6 118 400 海斯坡 蒸汽供应舰 5 54 120 法国 舰队迪歇拉 蒸汽巡洋舰 50 诺尔札加拉 浅水蒸汽炮艇 资料来源：戚其章《晚清海军兴衰史》，页80。为了对华报复，英、法联军于1860年三度北上，领军的公使再度易将，仍由额尔金与葛罗回任。英军方面除海军提督何伯之外，又增加了陆军提督葛兰忒(J.Hope Grant)作为全军的最高统帅。这次的规模更为庞大，仅英国即派步骑炮兵一万余名，海军战船70艘，运输船只143艘。法国则派陆军7000人，总计有18000人。举凡新式的阿模士庄大炮(new Armstrong guns)及新式的辎重车队(new military train)均全为出动注17。分由烟台(法军)和大连(英军)出发，于大沽口之外会合。8月1日，英法两军在毫无抵抗之下登陆。14日陷塘沽，21日陷大沽，23日陷大津，10月13日占领北京。一路势如破竹，清政府只得完全屈服与之订立“北京续约”，而使侵略者饱获一切。此时北方大熊俄国则利用此一良机趁火打劫。除得到通商以及外交等特权外，且侵占中国黑龙江以东及以北的大片土地。比起英、法、美更形凶恶与狡诈 -
中国舰队”在“云南事件”交涉时期的作用
英法联军之役的同时，适以太平军之乱方殷，英法于战争结束后，最初尚保持中立，及于1860年间，从清政府方面获取许多利益，为确保其通商，乃转而对清廷加以支持。英国之“中国舰队”司令海军提督何伯为保护上海及其周围地区贸易安全，乃决定与清军配合协同作战，长达年余之久。表面上看来，英国对华政策似乎有了转变，表现友好。实则其一切的作为乃在维护英国自身的利益。不意，双方相安无事之后的数年，又因“云南事件”引发中英之间的轩然大波。云南事件(Yunan Case)发生于1875年(光绪元年)2月21日，因为英国翻译员马嘉理(Augustus R. Margary)在云南被杀，故又称为“马嘉理事件”(Margary Case)，此次为英国的探测队由缅入滇、英方原本即含有阴谋，故为云南当局所不欢迎，因而有此一不幸事件之发生。说来本是一桩地方个别事件，不难加以解决。可是由于当时的英国公使威妥玛(Thomas Wade)熟悉中国官场情形，加以想借机建功，于是乃将其事予以扩大，向中国政府进行敲诈勒索，虚声恫吓。并提出最后通牒，扬言如不答允所提条件，即将断绝两国邦交，下旗回国。而英国在华的海军“中国舰队”也因之成为其利用的武力，随之推波助澜。此时的“中国舰队”司令为副提督瑞德尔(Vice-Adm.A.G.Ryder)，从英国海军部所藏之档案中，可以清楚地了解瑞德尔在此次中英交涉期间所作的活动情形。他除了曾在英国公使馆内与威妥玛密商大计之外、并将其兵舰有计划地分布于中国各重要港口：天津：“克鲁夫勒”号(Groveler)，烟台：“吉斯瑞尔”号(Kestrel)，上海：“塔利莎”号(Thalia)及“哈尔奈特”号(Harnet)以及旗舰“警醒”号(Vigilent)，汉口：“蚊子”号(Mosquito)，厦门：“赫特”号(Hart)。注18不过，瑞德尔与威妥玛的意见并不完全相同。威妥玛为了向中国施压，认为兵力不足，拟向英国政府求援增兵。但瑞德尔却不以为然，认为以“中国舰队”现有兵力已经足够应付当前的环境。故当1876年8月21日烟台会议时，瑞德尔非特亲自陪送威妥玛从上海到烟台，且还令其部下兰布尔(Lambert)率领一支所谓的“飞行舰队”(The flying squadron)前往大连及牛庄，以为声援。注19故当李鸿章将由天津出发前往烟台谈判时，一部份天津士绅乃出面请愿，要求李氏不要轻易前往，以免为英人挟持。李氏识破其计，不以为意，依然如期前往，并乘机参观英、德军舰，而与其它各国使节联欢，以示其不受要胁。注20卒于是年9月13日与威妥玛达成协议，签订烟台条约。除允诺赔偿恤金200000两外，并又增开重庆、芜湖、宣昌、温州、北海五处作为通商口岸。依据史家米契(A.Mickie)之见，以为从表面上看来，烟台协议的关键似乎系于停泊在数百里外大连的“中国舰队”之“飞行舰队”(the flying Squadron)。实际上，英国政府并无意再次对中国用兵。故“中国舰队”对于此一事件所发生的作用，仅在于为其外交的后盾，而对于中国的威胁则为有限。注21此说的正确性如何，尚值得再加讨论。 -
“中国舰队”与其他国家海军之关系
(A) 与法国海军舰队的关系：英、法皆为西方海上的强权，为了争夺海上霸权、虽曾发生长期战争，但也曾因有相同的利益而结合为同一战线。如与俄国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1884-1885)，与中国之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1858-1860)。到了中法战争时期(1884-1885)，双方则因立场不同，而发生龃龉。法为侵占越南，并企图打开中国西南的陆上门户，同时还欲攻占中国沿海城市、迫使中国对之赔款。故除在越北用兵外，又利用其优越的海军在台湾及福州之间大肆骚扰。而英国则因在华贸易额冠于他国，一旦中法发生大战，必然波及到其在中国沿江沿海的许多通商口岸，影响其侨民的安全与商业利益。故而乃借口中立，出动(中国舰队)，可以保护。当1883年底中法谈判濒临破裂之时，英国政府即决定采取防范措施。宣布立场中立，并呼吁作战的双方均需维护英国侨民的安全与利益。同时，又联合欧美各国采取共同的行动，而由“中国舰队”司令欧威尔(Vice-Adm.George,O.Willes)负责居中协调(Concert)各方。经过外交途径联络的结果，德国、美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奥匈帝国等国政府都表赞同，愿意派遣其海军与英国合作，共同巡逻各通商口岸，保护侨民，维持中立。唯有日本与俄国曾经发生问题。日本虽欲出兵，但以中国当局对之有所顾虑，而表示反对。嗣以英国对华进行劝说，谓其行动仅限于上海作为护侨，中国方才应允。日本原拟派遣三艘战舰，后减为二艘，分别为：“Faso”及“Kan”，由Rear-Adm.M.JUNZO率领，此举象征的意义大于实质的意义。因为日本的海军已受到西方国家所承认，并居于平等的地位，同时也开启了其后(1902)日、英同盟一线远景，意义殊为重大。反观俄国则为不然虽曾接到英国所作的参加中立国之邀请，但以英、俄素有猜嫌，俄以顾及双方协调困难，以及中立国之间兵船分布等问题而加以婉拒。注221884年8月23日，法国海军提督孤拔(A.A.P.Courbet)不宣而战，向我马尾海军攻击，因之发生“福州海战”，造成我军重大损失。次日，又炮击我福州船厂，中国乃被迫对法宣战，不久法亦对我宣战并转而攻击台湾。可是，英国此时并未严守中立，且仍不断地将煤、米、军火等物质接济法军，甚至中国向之抗议时，英使巴夏礼(Harry Parkes)犹以“中国未将宣战明文照会各国”为词，加以狡辩。适以此时英舰在闽江口又受到华军炮击，伤亡多人，引起意外的纠葛，(9月6日)英使乃向中国抗议，终以闽省愿意赔赠3500镑及500银元而结案。10月1日，法军攻陷基隆，10月2日，又炮击沪尾(淡水)，以刘铭传死守未能得逞。于是孤拔乃决定自10月23日起封锁台湾。至是英国方于10月26日以承认中法正式交战，而宣布禁止法舰在香港装煤修理。接着，又于次年1月29日密允英舰“威利号”为中国运兵援台。至3月8日，法国海军封锁广东北海，禁止米粮北上时，英国则又以“太平洋封锁”(Pacific Blackade)违反中立法，并以米粮不能视为战时之违禁品，向法国提出抗议。而法国政府也对英提出反驳，认为法有封锁之权利。直到4月6日中、法在巴黎达成停战协议，英、法之间在华的磨擦方才落幕。注23(B) 英、俄在华海军之矛盾俄国亦为海权大国自1856年即开始派舰南下活动，于英法联军时又乘机与之配合，水陆并进向中国谋取巨大利益，而其远东舰队之兵力亦颇为可观。英国因与俄国为夙敌，自克里米战争(1854-1856)以来，即不断地监视俄国海军在西太平洋的各种活动，极力阻挡其势力的南下，并使其范围仅限于西太平洋之北部。不过，到了1886年时却因朝鲜巨文岛问题，双方又发生冲突。巨文岛位于朝鲜西南部之济州岛附近，又名“汉弥尔敦港”(Port of Hamilton)，原为一个荒岛，并无战略价值，但以此时俄国拟向朝鲜发展，并拟租借永兴湾以为其海军基地，自然引起英国的关注，于是乃决定先发制人，而于1885年5月12日派遣“中国舰队”司令哈密敦(Vice-Adm. V. Hamilton)将该岛正式占领，并要求朝鲜承认。朝鲜当即拒绝，向英提出抗议。俄国驻汉城总领事韦宝(Mr.Waeber)反应尤为激愤，除极力鼓励朝鲜政府反对外，并扬言如果朝鲜同意英占领该港，则俄亦将占领朝鲜另外领土，以作为抵制。一时几成僵局。嗣经李鸿章多方斡旋，从中调处，一方面劝告俄署使拉德仁(Ladygensky)，声明俄无意侵占巨文岛或其它朝鲜土地之意。一面要求英国自朝鲜撒兵，归还巨文岛。同时，并命丁汝昌及琅威理率领“定”、“镇”等六舰于访问海参崴途中，经过永兴湾之元山、釜山进行实地查看。而“中国舰队”司令哈密敦亦以为该岛仅可作为中途加煤站，无法作为海军基地，更无法与俄之海参崴相提并论。因而乃于1887年2月17日正式自巨文岛撒退，而使此一事件获得解决 -
中国舰队”在华的活动
“中国舰队”虽以西太平洋为其活动范围，但与中国的关系则尤为密切。在以保商护侨为借口，而又有不平等条约作为护符的有利条件下，英国的兵舰遂得在中国沿海沿江自由进出大肆活动，非但随时可以驶往各条约港(Treaty Ports)驻扎，即未开放的港口，亦可以访问的名义前往勘查。从“中国舰队”向英国海部所作的诸多“例行报告”(General Letter)中，可知其所涉及事项之广泛，举凡各种商情、政情、军情等无不包括于其内。其中尤对有关中国海军之活动以及海防之建设最为注意，诸如装备、教育、训练、人事、军港、炮台、船坞等各项军情均为涵盖于其中。有时且绘成详细地图，以说明其工程的进度，是以中国各项海防工程几乎全数暴露于英国人的监视之中，中国的国防亦无任何秘密之可言。不过，平情而论，“中国舰队”对中国的海军尚称友好，特别是北洋舰队。一则由于其主要干部大多曾留学英国，接受英式训练，其规章法令多以英国为本，再者船只亦大半购自英国，而为英军所熟悉。特别是在琅威理(William M.Lang)为北洋海军的总查时期，双方的关系最为融洽。因为琅氏原即服务于“中国舰队”，曾经担任“吉斯瑞尔号”副舰长(Command of the Kestrel)，其后为中国向英国海军借调而来。1890年虽以“香港事件”迫使琅氏辞职，造成中英之间的不快，但英国海军对于中国海军则依然予以同情与协助。“中国舰队”为了表示对中国海军之重视及友好，曾于1886年醇亲王检阅北洋海军时，其司令哈密敦(Vice-Adm.V.Hamilton)亲率10艘军舰前往观礼。于5月20日至旅顺拜会醇亲王，隔日(5月22日)，又到烟台口外，联同法国水师提督理尧年(Adm.Rieunier)鸣放礼炮21响，向醇亲王致敬。接着又登“海晏号”晋谒，宾主相谈甚欢，并摄影留念。同日晚李鸿章亦偕善庆等登英国旗舰(H.M.S.Audacious)及法国旗舰(Turenne)回拜。1891年，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北洋海军举行第二次检阅时，“中国舰队”司令李查理(Willson Richards)亦曾前往参观、并对其海部作报告。注25值得注意的是，当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尚曾邀访“中国舰队”司令斐利曼特而(E.Fremantle)作三次长谈：第一次会见是在旅顺北洋舰队提督的旗舰“定远”号上，时为1894年5月14日。第二次是在大连，由李鸿章回拜，在“中国舰队”的旗舰 “Alacrity”号上，时为1894年5月17日。第三次在威海卫岸上，时为1894年5月21日。在这三次会谈中，李鸿章曾一再地强调中英之间应为一“天然的同盟”(A natural allies)，希望与英国共同合作，甚至曾言如英国进攻海参崴，他也可以命令中国的海军从旁协助。李鸿章于甲午前夕所发出此一讯息，其真正目的是期望能拉拢英国对抗日本(或威慑日本)。可是事实证明，此事绝无可能，因为国际间都以自身的利益为其优先，而非单方的一厢情愿. -
定 远、镇 远 (Ting Yuen，Chen Yuen)铁甲舰（steel battleships）
每艘造价620万马克，由德国坦特伯雷度（该地二战后划归波兰，现名什切青Szczecin）的伏尔铿(Vulcan)造船厂建造，1881年开工，同年12月28日“定远”舰下水，次年11月28日“镇远”舰下水；1885年二舰驶抵大沽口加入北洋水师。等待回国的“定远”舰 舰船资料： “定远”、“镇远”属同级舰，在西方又被称为“萨克森”改进型军舰。铁甲舰在当时海军中的地位相当今天的航空母舰，二舰当时堪称“亚洲第一巨舰”。二舰长94.5米、宽18米、吃水6米，正常排水量7144吨、满载排水量7670吨、动力为两部水平式三汽缸往复式蒸汽机，8座圆式燃煤锅炉，功率6200匹马力，航速14.5节（“镇远”为7200匹马力，航速15.4节），续航能力4500海里/10节，配有照度为8千支烛光与2万支烛光的探照灯各一具，由3台发电机（“镇远”为2台发电机）提供70千瓦的电力。装甲总重为1461吨、铁甲堡水线上装甲厚14英寸(355.6mm)、水线下装甲厚12英寸(304.8mm)、主炮露炮台装甲厚304mm，炮罩厚15mm，司令塔装甲厚203mm，煤柜载煤量700吨、最大载煤量1000吨、编制329－363人，管带为总兵衔。主要武器： 主炮为克虏伯305mm后膛炮4门（分左右2座双联装露炮台，水压动力，每门炮重31.5吨，25倍口径）、克虏伯150mm后膛副炮2门（露炮台式，首尾各一门，每门炮重4.75吨，35倍口径）、75mm克虏伯舢板炮4门、37mm五管哈乞开斯机关炮8门、57mm、47mm哈乞开斯速射炮各2门，14吋鱼雷发射管3具(两舷各一具、舰尾一具，备有21枚鱼雷)。此外两舰各装备舰载鱼雷艇2艘（一说3艘），分名为“定一”“定二”、“镇一”“镇二”，排水量16吨，艇长19.5米，110匹马力，航速15节，装备1门37mm哈乞开斯机关炮、2具14吋鱼雷发射管（艇艏左右各一），4艇在威海卫保卫战后期都随同“左一”逃跑，“定一”在威海西海岸搁浅，被日艇拖出后，在阴山附近海面被风浪击沉；“定二”、“镇一”逃至烟台附近搁浅，后自毁；“镇二”被击中在刘公岛铁码头附近沉没，后被日军捞起编入日本舰队，改名为“第二十八号”。悬挂德国商船旗，刚刚抵达中国的“定远”、“镇远”二舰 刊载在1888世界海军年鉴上的“定远”舰线图，李玉生先生提供 德国“萨克森”级战列舰英国“英弗来息白”号战列舰舰史： 1880年（清光绪六年），北洋大臣李鸿章通过中国驻德国公使李凤苞向德国坦特伯雷度的伏尔铿造船厂订造， 并派刘步蟾、魏瀚、陈兆翱、郑清廉等驻厂监造，该级舰设计时集中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铁甲舰——英国“英弗来息白”号和德国“萨克森”号二舰的优点，为“遍地球第一等之铁甲舰”，北洋大臣李鸿章亲自为二舰命名，“定”、“镇”二舰和“济远”舰为同批建造，本应于1884交付中国，但当时正值中法开战，德国遂以此为理由拒绝交舰，直到1895年中法议和后方将交付中国，三舰悬挂德国商船旗由德国水兵驾驶护送于1885年10月底抵达天津大沽口交付中国，其中“定远”舰成为北洋水师旗舰。1886年8月北洋水师“定远”、“镇远”、“济远”、“威远”在停泊日本长崎补给、维护时（据推测是为铁甲舰例行上油，以防锈蚀，当时因中国尚无可以容纳铁甲舰的船坞，所以只得前往日本），“定”、“镇”二舰的坚甲巨炮引起日本朝野一片恐慌。13日、15日中国上岸休假的水兵因嫖妓和购物与日本人发生争斗，造成多人死伤，后在中国的外交、军事压力和西方列强的调停下，以互赔损失告终，史称“崎案”。自此之后日本便下定决心以“定”、“镇”二舰为假想敌，制造了所谓的三景舰。访问日本时停泊在长崎港的“定远”舰两舰均参加了1894年9月17日的黄海大战，海战中日本舰队旗舰“松岛”被“镇远”舰主炮命中，引发大火而丧失战斗力，被迫退出战场。但由于北洋水师是突然遇敌，准备不足，“定远”、“镇远”弹药匮乏，在海战中未能充分发挥战斗力。二舰又参加了其后的威海卫保卫战，1894年11月14日“镇远”舰在进港时因不慎触礁受伤，又由于旅顺船坞被日军攻占而无处修理，已不可能出海作战，管带林泰曾于次日夜引咎含恨自杀。“定远”舰于1895年2月4日夜被突入港內的日军“第九号”鱼雷艇偷袭受伤，9日“定远”被日军由占领的炮台炮火击中受重创，次日“定远”舰被自爆，2月17日“镇远”舰被日军掳去编入日本舰队仍名“镇远”,成为日本海军的第一艘铁甲战列舰，曾参加日俄战争及明治33年在神户举行的海上观舰式大校阅，1898年被定为二等战列舰，1905年12月改一等海防舰，1911年4月1日除籍做为武器靶舰，1912 年4月6日出售拆解,所遗铁锚、铁链被日本政府陈列于东京上野公园，以此羞辱中国人。抗战胜利后受尽屈辱的“镇远”舰遗物于1947年由招商局“飞星”和“隆顺”轮船分两批接回祖国。被日军掳去后编入日本舰队的“镇远”舰 收藏在军博的“镇远”舰铁锚军官： “定远”舰管带刘步蟾，字子香，福建侯官人（今福建福州）北洋水师右翼总兵，福州船政学堂首届毕业生，并留学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在英国实习其间担任英国地中海舰队旗舰副舰长，回国后参与制定了《北洋水师章程》，在黄海大战中指挥舰队英勇杀敌，在威海卫即将失守、“定远”舰被重创失去战斗力时，毅然决定把自己监造并一直指挥的“定远”舰自爆，当日夜间一代海军名将追随自己的爱舰为国成仁。 “定远”舰副管驾李鼎新，福建侯官人，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留英学生，民国时任海军总长。“定远”舰副管驾泰莱（Taylor），英国人，从海关借调。“定远”舰帮带大副江仁辉，船生出身。“定远”舰驾驶大副朱声岗，福州船政学堂毕业，清末重建海军时任“楚有”舰管带。“定远”舰鱼雷大副徐振鹏，广东香山人，留美幼童，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定远”舰枪炮大副宋文翙，广东香山人，留美幼童，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甲午战前调任“广甲”舰帮带大副，清末重建海军后历任“江元”、“镜清”舰管带。“定远”舰枪炮大副沈寿堃，天津水师学堂毕业，留英学生。“定远”舰炮务二副高承锡，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定远”舰枪炮三副孙景仁，福建闽县人，船生出身。“定远”舰船械三副蒋拯，福建侯官人，天津水师学堂毕业，民国时先后任烟台海军学校校长、海军马江临时警备戒严司令、海军部军衡司司长、练习舰队司令、第一舰队司令、海军总司令，授咸威将军。“定远”舰总管轮陈兆锵，福建人，福州船政学堂毕业，民国时先后任海军部舰政局局长、江南造船所所长、福州船政局局长、福州海军学校校长、福州海军飞潜学校校长。“定远”舰总管轮迈斯脱，德国人，任职期间1885－1889。“定远”舰总管轮阿壁成（Albrecht.J），德国人，黄海海战中受伤，被清廷授予三等第一宝星勋章，赏戴双眼花翎。“定远”舰帮办总管轮尼格路士（Nicholls），英国人，黄海海战中忠于职守，负重伤身亡，经李鸿章奏请，给予其家眷三年薪俸以示抚恤。“定远”舰大管轮陈楠，机匠出身。“定远”舰二管轮林敬先。“镇远”舰管带林泰曾，北洋水师左翼总兵，福州船政学堂首届毕业生，并留学英国皇家海军学院，黄海大战结束后退入威海卫军港时，“镇远”舰不慎触礁，丧失了战斗力，管带林泰曾自觉愧对国家，于当日夜含恨自杀。“镇远”舰继任管带杨用霖，原“镇远”舰帮带，船生出身，继任后威海卫旋即失守，杨用霖不愿向日军投降，1895年2月12日北洋水师又失去一杰出将领。“镇远”舰帮带大副何品璋，福州船政学堂毕业，民国时任海军总司令处军需长、军衡长、参谋长。“镇远”舰帮带马吉芬（Philo Norton Mcgiffin），美国人，安那波利斯海军学校毕业，黄海海战中作战负伤，被清廷授予三等第一宝星勋章，赏戴花翎。“镇远”舰鱼雷大副汤金城，船生出身。“镇远”舰鱼雷二副池兆瑸，福建闽县人，船生出身。“镇远”舰枪炮大副曹嘉祥，广东顺德人，留美幼童，天津水师学堂毕业，民国时任海军部次长。“镇远”舰炮务哈卜门（Heckman），德国人，黄海海战中作战受伤，授水师参将。“镇远”舰炮务二副陈成捷。“镇远”舰炮务二副沈叔龄，福州船政学堂毕业。“镇远”舰总管轮陆麟清，福州船政学堂毕业。“镇远”舰大管轮王齐辰，福建侯官人，福州船政学堂毕业，民国时任海军第一舰队轮机长、海军总轮机长等职。“镇远”舰二管轮刘冠南，福建侯官人，福州船政学堂毕业，民国时任海军总轮机长、江南造船所所长等职。“镇远”舰二管轮林维藩，福建闽县人，天津水师学堂毕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