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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粤东冤魂:惠州大惨案
第20节 烧杀抢掠
在抗日战争时期,广东省惠州城先后四次沦陷,侵华日军占领惠州期间,大肆烧杀、奸淫、抢掠,无恶不作,仅1942年2月4日第三次沦陷的头三天,日军就屠杀居民3000人以上。
四次沦陷日军总计屠杀居民5000余人,这就是骇人听闻的“惠州大惨案”。
烧杀抢掠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先后向中国的华北大举进犯,占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之后,又将侵略魔爪伸到华南。1938年10月上旬,日军在台湾集结陆军两个师团、海军两支舰队共大小舰艇30余艘,各种飞机60余架,共4万余人的兵力,由华南派遣军司令后藤中将指挥向南海进犯。其先头主力舰艇于10月9日14时从澎湖马公岛起航,11日下午5时抵达大亚湾口外的虎头门洋面上。12日凌晨,日军在强烈炮火的掩护下,分两路在惠属大亚湾强行登陆。一路在霞涌登陆,霞涌原驻有国民党海军陆战队一个营,仅略作抵抗即向稔山方面溃退。日军迅速占领白芒花、平山等地,第二天,日军侵占良井、平潭,直向马安、惠州进逼;另一路日军于12日上午在盐步头登陆,防守澳头的一五一师罗懋勋团的一个营因众寡悬殊,在日军海陆空军强大火力压制下,伤亡重大而退出沿海阵地。日军第十八师团右翼部队,步兵五十六联队,独立机枪第三大队、山炮兵第一一一联队登陆后,12日傍晚进入通湖墟以北地区,左翼部队步兵一一四联队、独立机枪第二大队、野炮兵第十二联队在岩前登陆后,向淡水进逼。守军两个营,稍经抵抗后溃退,13日,日军侵占淡水。敌由淡水侵占永湖、三栋进抵冷水坑附近,直向惠州逼进。另一股由永湖侵占镇隆、陈江再即北窥惠州。这样,日军就从三面形成对惠州的包围。
10月14日清晨,由冷水坑及陈江向惠州进攻的两路日军,直扑城郊。是时惠州城内外,尚有各处退来的一五一师师直部队和四五一旅何联芳部队等。因撤退不及,均凭借飞鹅岭附近的大小挂榜山堡垒抵抗,激战数小时,因受日军炮火及飞机猛烈轰击,伤亡惨重,纷纷向博罗溃退,所有重兵器、大炮、车辆等,尽落敌手,情形狼狈。由平潭进攻惠州的日军,仅在进军途中偶遇少数散兵而发生战斗,亦抵达惠州。此后各路日军在惠州境内,再未遇到任何抵抗,惠州第一次沦陷了。
日军入城后,大肆烧杀。
首先纵火焚烧惠州最繁华之水东路店铺,继则在其他街道纵火,大火十余天不熄,城内街道店铺、民房被焚毁,成为一片废墟。
据不完全统计,仅商店被焚毁就达200多间,损失资产200多万元。日军进入惠州后,见人就杀,见物就抢,看见妇女则施暴强奸,不论是六七十岁的老妇,还是十二三岁的幼女,一旦落入日军之手,无一幸免。
日军侵占惠州城50多天,惠州居民死伤惨重。12月7日,日军退出惠州时将连接惠州东、西两城的惟一桥梁东新桥也炸毁了。国民党军队师长温叔海于日军退去两日后,始敢来惠州。将至惠州城,放空枪千余发以示威,旋即电报其上级,谓力战几昼夜,将日军逐去,克复惠城云云。
同期占据惠州附近博罗的日军,同样实行烧、杀、抢的三光政策。杀死70多名留城看家的老人,全城90%的民居、商店被焚毁,财物、牲畜被抢劫一空。此外,日军在博罗城郊的鱼下村杀害村民100多人,制造了“百人大惨案”。白礼村被杀害5人,百足岭被杀害10多人,水西被杀害30多人,鸡麻地、三徐、何岭、仙人井各村,也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烧杀和抢掠。
日军撤出惠州后,仍然占据博罗、东莞及增城一部分乡镇,并常常派出队伍对乡村进行骚扰和掠夺,或杀人,或放火,使民众惶恐不安,居无宁日。日军还接连不断地从广州派出飞机,轰炸惠州、博罗等地。一次,日机对东江江面停泊的木船,先用机枪扫射,继而低空投弹轰炸,江面上运载煤油的木船中弹着火,浓烟滚滚,火焰冲天,停泊于油船附近的木船也顷刻起火,化为灰烬。有一次,日军飞机偷袭惠州,居民急于逃避,进入水东路西门口处的意大利天主教会开设的若瑟医院,人们认为若瑟医院房顶瓦面上挂有意大利国旗,日机不会轰炸。
岂料日机见人群涌入这座楼中,旋即投下一颗重型炸弹,医院被炸毁,避难者200多人全部伤亡。
又一次,日机投弹轰炸水东路尾西门口,炸毁商店十余间,数十名居民被炸死炸伤。获得鲜花0朵 -
第七部分 粤东冤魂:惠州大惨案
第21节 屠城屠村
1941年5月初,日军出动第十八、二十八师团各一部,以大包围的战术进攻惠州、博罗,企图歼灭中国守军独立第九旅。日军分兵三路包围惠州,一路经石龙沿东而上;一路由樟木头绕道斜出,经平潭、永湖、马安、三栋;另一路从博罗至岭头渡江,进占横沥,形成对惠州的重重包围。驻惠州的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的独九旅与日军接战。黄昏,日军退回铁路线。5月9日拂晓,日军调动陆空军进行反击,轰炸陈江一带防线,并用剪形战术,一路由惠樟公路前进,与独九旅六二六团展开拉锯战,另一路日军由东莞观澜圩迂回新圩、镇隆,向防军保十团所守之烂草鞋山及佛祖坳一带阵地攻击,因该团早已放弃阵地撤退,于是六二六团侧翼就暴露在日军火力之下,形势非常不利,遂撤至惠州城外佛子坳高地。由于日军再次组织进攻,独九旅不敢再战,撤离惠州。5月11日,日军遂第二次侵占惠州城。
此次沦陷,惠州市民多事先逃避乡间,日军入城一无所获,遂到各乡搜劫,在藻瀛村屠杀居民及城中逃难者400多人。日军在5月10日撤退,当天拂晓,日军出动数百人,各携燃火工具分别在水东路、塘下、打石街(中山西)、万石路(中山南)的商店民房,以鸣炮为号,一齐放火焚烧商店民房。第一炮响后,顿时,各处火烟冲天。鸣第二炮,日军开始撤退,此时县、府两城已成火海,市区已成废墟,焚毁房屋达80%。此外,西湖周围的名胜古迹,如栖掸寺、水褐寺、元妙观等,亦遭焚烧。
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之后,获悉香港居民陆续向惠州一线转移,独九旅也重新集结于惠州、博罗一带。于是,日军策划第三次进犯惠州。1942年2月初,日军酒井部中川联队在数十架飞机的配合下,向惠州进犯。适逢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来惠阳前线视察,准备在惠州逗留一两天就到海、陆、丰去。3日晚上,李汉魂在惠州县城县立第一小学礼堂召集惠州地区党政军学各界人土开会。在李讲话时,一位上校团长匆忙向李汉魂报告;“倾接前方电话,敌军已抵达东岸,桥头发现敌踪。”接着该团长拿出地图指出敌军与惠州的距离,李汉魂听后继续讲了20分钟的话即宣布散会,当时已是深夜11点。离场前,四专署保安司令部主任参谋提高嗓子对大家说,各单位立即离开惠州,必须在明晨8点钟前越过平山镇。
2月4日,日军大队由东岸桥头转入惠州城西郊半径乡附近。布防在飞鹅岭及挂榜山的独九旅一个团,待日军进至半径乡牛峡坳的小路时,即开炮轰击,开枪扫射,日军联队长被击毙。日军老羞成怒,派飞机掩护大队日军进犯,日军登挂榜山,独九旅即退兵,日军遂进占惠州。
日军入城后,进行报复,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日军见中国人便屠杀,连白发老人、占卜算命盲人也不放过。“屠杀三日,尸骸遍地,血水满城;尸体最多者,在淡水码头晒布场,水门仔各处,计约千人之多,大多数被砍去头颅。”全城数千居民惨遭杀害。水门沙下、埔头、五眼桥、礼门义路及叶屋巷口、南津牛颈岭等地成了日军集体屠杀市民的场所。只埔头一处即惨杀100余人;礼门义路及叶屋巷口杀100余人;南津牛颈岭杀死300多人:在五眼桥河边被活埋的有几十人;而用汽车运出郊外惨杀的不计其数,估算这次遭杀害的人数达3000人,残酷的大屠杀达3天之久,日军始退出惠州。获得鲜花0朵 -
第七部分 粤东冤魂:惠州大惨案
第22节 “以华治华”
1945年1月,日军进攻粤北,同时重占沿海地区,以配合粤北战争,并拟巩固沿海基地,应付美军登陆,东江日军即分两路夺取惠(阳)博(罗);另一路在飞机掩护下,从大亚湾、澳头再次登陆,配合深圳进犯之军。
1月14日,日军发动进攻,第四次侵占惠州。由于惠州市民经过前三次沦陷的残害,大多数居民都预先逃往后乡间或山区,所以损失不大。日军入城后,采用“以华治华”的政策,事先组织好伪军汉奸,一齐进城,随即组织以汉奸何彬如为首的维持会,派出伪县长,设立机构,除发动各商店复业外,并同奸商往内地经营黄金、粮食生意,从中牟利。同时开设防务公司(即赌博公司)、禁烟局(即鸦片烟馆)、彩票公司、出入口货物附加征收处以及妓院等增加税收,企图用这些手段挽救其经济的严重危机。日军非常害怕抗日游击队,经常利用汉奸为耳目,到处抓人,每获青年,刑讯残酷,指为游击队,肆意屠杀,企图以此扑灭人民抗日烈火。
日军四次侵陷惠州,据不完全统计,屠杀群众5000人以上,抢掠财产不计其数。获得鲜花0朵 -
第八部分 烈火余生:潘家峪惨案
第23节 磨刀霍霍
潘家峪位于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县县城东北30公里处,坐落在燕山山脉腰带山东麓。潘家峪村始建于明朝水乐二年(1404年),世代繁衍,兴旺发达。抗日战争爆发前,这里已有220户人家,1700人。这里群山环抱,溪水长流,满山松青柏翠,坡地果木成林,庭院葡萄满架,被称为“小吐鲁番”。就是在潘家峪这个美丽富饶的山村,1941年1月25日(农历腊月二十八),丰润、遵化、玉田、迁安、卢龙、滦县、唐山等地3000余日伪军,由日军驻唐山守备队指挥官佐佐木高桑亲自指挥,进行了一次有预谋、有计划的大屠杀,杀戮我爱国同胞达1230人,烧毁房屋1100间,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惨案,史称“潘家峪惨案”。
磨刀霍霍
抗日战争爆发后,抗日烽火在冀东地区迅速燃烧起来。1938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冀东民众举行了抗日大暴动,潘家峪有30多名青壮年参加了这次大暴动。此后,全村人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积极坚持抗日。八路军后方机关和部队经常在这里休整,成为冀东地区丰(润)、滦(县)、迁(安)联合抗日民主政权的主要活动基地。据当年村办事员潘鹤皋的日记中记载:“从1938年夏到1940年底的二三年期间里,敌人(日伪军)前后曾来围攻130多次,然而潘家峪人民始终顽强坚持斗争,先后配合游击队对敌进行大小战斗50多次。”日军为扑灭冀东抗日爱国斗争烈火,在潘家峪周围建立了许多据点,普遍设立保甲组织,造“户口册”,发“良民证”,订“门牌”,实行“五家连坐”,但这些都遭到潘家峪人民公开抵制,他们把王官营伪警所发来的门牌、户口册、“良民证”全部烧掉。敌据点经常向村征粮、征款、要柴,潘家峪拒绝交一粒粮、一分钱、一根柴。当时日伪人员一提起潘家峪就谈虎色变、胆战心惊,遂引起日本侵略者对潘家峪的极端仇视。于是日伪军不断疯狂的对潘家峪“扫荡”、“清乡”,对此,潘家峪人民一直保持着很高的警惕,全村群众包括老弱妇孺,经常不在家,夜间住在山上,白天回来种地。
1941年的春节前夕,由于处于严冬季节,人们居住在山上和外村,生活上困难越来越大,又要快过大年了,人们盼望回村过个团圆年,于是大家抱着侥幸心理,纷纷回村准备过年。当他们看到日军毫无动静,就误以为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没有听从党组织的劝阻,大部分群众转回家园。善良的潘家峪人民,哪里知道万恶的日本强盗,正在预谋一场狠毒、血腥的大规模屠杀。
大屠杀的命令是日军驻唐山指挥部下达的。接到命令后,1941年1月24日下午,日军驻伪丰润县顾问佐佐木二郎在伪县长凌以忠办公室召开了部署血洗潘家峪的会议。会议开始时,先由佐佐木传达日本军部命令,他说,这次到潘家峪,一个是打八路军,一个是惩罚老百姓,
“必须将潘家峪村庄团团围住,不让他们有一个逃跑,倘有逃跑的,许可立即开始射杀……”
随后,伪县长凌以忠发言,表示完全接受日本军部的命令,要求到会的人,凡是县署系统的,除陆心谭秘书留在县城里办公以外,都应当随军同往。当天下午六七点钟,日本军部发令,命令藁城周边地区的日伪军立即向潘家峪开拔。获得鲜花0朵 -
第八部分 烈火余生:潘家峪惨案
第24节 杀气腾腾
1941年1月25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拂晓,来自唐山、丰润、滦县、迁安、卢龙、遵化等据点的3000多名日伪军,从东北、西北、东南、西南,把潘家峪包围得严严实实。此时潘家峪乡亲们正在睡梦中。早上七八点钟光景,日本鬼子枪上膛、刀出鞘,杀气腾腾闯进村来。他们挨门挨户地搜查、抓人,砸门声、吼叫声、咒骂声响成一片,敌人把没逃出去的1400多人逼向村西大坑。鬼子端着刺刀一连在庄里搜了三遍,老弱病残不能走路的,就当场杀死。日本兵看到潘风柱的母亲70多岁走不了路,就一棒将其打死。潘瑞德的老母亲被鬼子一战刀砍成两段,肠子迸流一地,潘忠元的祖父80多岁,双目失明不能走动,四个日本兵把他架到院外,四把刺刀一齐刺向老人。潘树弟的祖母90多岁,拄着拐杖蹒跚地挨到门边,日本兵在她的胸腹上一连刺了9刀。有一个不满两岁的孩子,也被刺死了。
西大坑在村中偏西的地方,长约百尺,宽三十尺,不足一人深,周围是一人高的石坝,坑里是厚厚一层冰雪。当太阳升到东山坡的时候,最后一批人被赶来了,被逼进西大坑里。大坑边架着机枪,四周站满了荷枪实弹的日本兵,乌黑的枪口,雪亮的刺刀,一齐对着扶老携幼的人群。当时的气氛十分紧张,人们紧紧地靠在一起,表现得异乎寻常的镇定。在这零下二十七八度的严冬,寒冷是可想而知的。忽然一个小孩冻得要哭,他的母亲赶紧解开怀,把奶头塞进孩子嘴里,不让他在鬼子面前哭出声来。
这时候一个约40来岁的日本鬼子军官来到人们面前。他满脸络腮胡子,呲着金牙,腰挎一把兰穗战刀,这就是被冀东人民骂为“火神鬼”的佐佐木高桑。他对人们讲了一阵“中日亲善”、“王道乐土”、“共存共荣”的鬼话后,就逼问人们“八路军的东西藏在哪儿?”、“不说统统死啦死啦的。”可是任凭敌人怎样发问,人们一言不发,佐佐木兽性大发,“噌”一声拔出战刀,络腮胡子竖了起来,像一只恶狼。他一边在水坑周围的土坎上走来走去,一边逼问人们,人们谁也不回答,没有一个人说话。他们明明知道村里没有八路军,不过是寻衅进行屠杀。
老牌铁杆汉奸凌以忠见主子下不了台,摇头摆尾地讨好说:“太君息怒,小人来问。”尽管他怎么问,人们回答他的只是一阵嗤鼻声、吐痰声和鄙视的目光。
敌人从西大坑被围的人群中挑出了年轻姑娘、媳妇和一些男人去大坑西沿几户人家给日军做饭。饭做熟了,残暴的鬼子却把妇女推下白薯窖奸污,做饭的男人也被杀死在村西场地上。尔后,纵火焚烧了他们的尸体。
与此同时,日本杀人魔王正在布置更大的杀人场。据一个当时随日军担任现场翻译的董蓬林,在战后交代说:“进入潘家峪村,到村西街大泡子,村民正在向这里集中。顾问看这里周围警备不便,让我告诉特务另找地点。经回报,坑东南坎有个大院可以容得下,就决定迁到那里,把村民都赶到大院。”
这个大院就是地主潘惠林的宅院,分东、中、西三院,前后三层房,四周有一丈多高的院墙。日伪军和特务把村里秫秸、茅草、松树枝抱进大院,在院子里铺了很厚一层,然后浇上煤油。大院南墙外支起木梯,上面站满了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土墩和平房顶上也架起机枪。获得鲜花0朵 -
第八部分 烈火余生:潘家峪惨案
第25节 烈火冤魂
大约10点钟左右,杀人场布置停当。日本兵拳打脚踢驱赶人们进入潘家大院。从西大坑到潘家大院有100公尺距离,沿途刀枪林立,日本兵一个挨一个排成一条刺刀胡同,大院门口密布着手端机枪、步枪的兽兵。人们从刺刀林中穿过,这种森严恐怖的气氛,孩子们哪儿见过呢!有一个小女孩吓坏了,一边哭,一边后退。佐佐木一步抢上去,“喀嚓”一刀,孩子被砍倒了。他的爷爷见心爱的孩子被杀,向佐佐木猛扑过去,一个手端刺刀的日本兵跨上一步,又将老汉刺死。人们再也沉默不住了,1000多人一齐怒视着,挥舞着拳头与敌人展开了生死搏斗,手无寸铁的人们,哪能抵挡住这些全副武装的法西斯强盗?一部分人当场被害,大部分被赶进潘家大院,只有少数人冲了出去。人们进院后立刻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了,走在后面的一个犹豫不定不想进门,便被日本兵刺死。
人们被赶进院子以后,日军机枪队长佐佐木便站到凳子上哇啦哇啦地嚷叫,翻译在一旁翻译:“你们这里,老百姓统统地通八路,今天统统地死啦……”接着,伪县长凌以忠站到院南边的大石头上说:“今天皇军来,是你们自己惹来的祸,因为你们一贯地通八路,与皇军作对。”说完便鱼贯出院。“嘎”的—声,院大门关上了。
人们揣摩到大难临头,开始骚动,有三个人往外跑,被开枪打死。又有十多个青年从人群中挤出来,想冲出大门,还没到院门口,就被把守在那里的日军用刺刀刺杀。这时,群情激愤,有的喊,有的骂。立时,日军一窝蜂似的冲进来,照准人们的脑袋就砍,对着胸膛就刺。有几位老年人挺身而出,想唤回日军泯灭了的人性,要日军放过妇道人家和孩子们。残忍的强盗手起刀落,砍下了他们的头颅,鲜血从躯体中直喷出来。东院二门外的日本兵点燃了洒过煤油的柴草,乡亲们脱下棉衣扑打火焰。子弹像冰雹般袭来,手无寸铁的人们被浓烟烈火和枪弹吞没。
敌人野蛮残酷的屠杀,激起了人们不屈的反抗。村粮秣委员潘辅庭见此情景,大声喊道:“快去开门!”于是,一群青壮年冲向院大门。守在门口的日军见他们冲过来,急忙用机枪扫射。冲在前面的人倒了下去,后面的拥上来又倒下,又拥上来……50多岁的潘国生,甩掉着火的棉衣,大吼一声:“没死的跟我来,和狗日的拼了!”冒着弹雨冲向日军,负伤倒下,又挣扎着起来,扑向日军,从日军手里夺下机枪,猛力朝日军砸去。一群日军扑了上来,潘国生壮烈牺牲。潘树密的母亲50多岁了,和一群妇女冲到东院藤萝架下,见一枚手榴弹滚落过来,她猛地推开身旁的妇女,抓起冒烟的手榴弹扔向日军。潘瑞玲的妻子和一群妇女被逼进中院的门房,见日军点着柴草,就支起窗户往外冲,前边的人刚迈过窗台,就被日军刺杀了。后面的人抱起着了火的秫秸,继续往窗外冲,吓得院内的日军急忙躲闪。他们中的一些人翻过院墙跑进了东院。
人们东冲西突,寻找生路。
潘国奎等十多个人冲到东院,冒着密集的枪弹,拆开用砖垒死的东院北门,冲出大院,刚跨进道北对面人家的门槛,端着刺刀的日军追赶过来,人们急忙关门,日军的刺刀穿进铁皮门扇,刺刀一时拔不出来,这几个人逃脱了。日军刺刀戳穿的那扇铁门至今尚存。
潘辅庭、潘老太太等30来人拥进丁东院的粮仓。人们用粮食缸等重物顶住屋门,抄起板斧、耙子、秤杆、秤砣准备同日军拼个你死我活。幸得这间屋和其他房屋不相连,房是泥顶,窗户又用土坯封着,日军在宅院放火,唯独此屋幸存。日伪军撤离潘家峪以后,屋内的人被邻村前来营救的乡亲救出。
有个十来岁的小男孩,冲到西院,被大人拉上猪圈棚顶,当他见大火吞噬着自己的亲人,跳着脚怒骂日军。他虽侥幸逃出大院,但天快黑时,又被日军抓住残杀了。
为躲避枪弹,有50多名乡亲挤进牲口棚里。大火将牲口棚烧落了架,人们被埋压在底下,全部身亡。
西院柴草房宅屋之间的夹道里有200多人,全被日军枪杀。由于地狭人稠,死后多数人还都站立在那里。
日军为把潘家峪人民斩尽杀绝,轮番枪杀、刀砍、放火焚烧之后,又从尸堆里搜索尚未死去的人。
88岁的潘春元、63岁的潘刘氏、33岁的潘张氏等6人,就在奄奄一息时,被日军用枪杀害。
日军发现东墙根人尸堆里有人没死,便往人尸堆扔手榴弹,炸得尸肉横飞。
日军撤离宅院时,又在院内遍洒煤油,施放硫磺弹,大火腾空而起。有的人没死,在尸堆底下压着,日军搜索时也没发现他们,此时,由于忍受不了烈火的烧身,忙从尸体下爬出,跳进院内一口五丈多深的井里。
日军离开宅院后,又在院外、村内外进行搜索。天将黑时,从村外南坡又搜出32人。大部分是孩子和妇女,日军强迫他们去潘家大院。走到南崖上,面对院中的大火,人们宁死也不肯再向前迈步,日军即在南崖上杀害了他们,又用刺刀将尸体挑下石崖,架盖松枝、干草,洒上煤油,点火焚尸。崖下33具尸体最后只剩下一堆炭状的骨头。渗进崖壁的血渍,直到十多年后还斑斑可见。
大屠杀过后,日军又在全村纵火,潘家峪近千间房子,立时被烧光。浓烟里窜动着火舌,硝烟和血腥味弥漫着整个山川,美丽富饶的山村,顿时变成焦土。到处是坍塌的房屋、破墙、瓦砾、草灰、焦炭。野坡上没有拾草的孩子,也没有一群群的牛羊,再也看不到村中袅袅的炊烟,只留下一片瓦砾场,几堵残垣断壁上还残存着“庆祝中日满和平”、“建设东亚新秩序”。
这场血腥大屠杀,潘家峪1230名平民百姓惨遭杀害。被圈进杀人场而得以逃生的(包括受伤者)仅有276人。惨案发生后不久,八路军总政前线记者、《晋察冀日报》特约记者雷烨同志随同当地政府领导人丁振军、赵尚金、吴玉山等同志来到潘家峪,慰问在惨案中遇难受伤的乡亲。1月31日午后,他们进入潘家峪大惨案现场。雷烨同志在惨杀现场拍下了多幅照片,并以笔名朱靖写了一篇《冀东潘家峪大惨案》的通讯报道,登在1942年4月9日的《晋察冀日报》上。
得知日军在潘家峪的暴行后,当地民众义愤填膺,纷纷发誓要同敌人血战到底,为死难的亲人报仇雪恨。1941年农历三月初,潘树平、潘树成、潘树堂、刘贺、潘树太、潘景龙等7名青年带头成立了复仇青年小队。后来,潘家峪村和邻村青年纷纷参加,队伍很快发展到120多人。五月初五,李运昌、周文彬、刘诚光、高敬之同志到潘家峪,并在火石营村召开军民大会。会上,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刘诚光宣布“潘家峪复仇团”成立。第一任连长是潘化民,脱产随十二团活动。1942年8月,复仇团编入了正规部队——冀东军分区十二团(为该团二连)。这支复仇的队伍,在冀东军分区的领导下,用大刀和手榴弹等简陋的武器同日、伪军进行斗争,配合八路军主力作战,在丰润、滦县、迁安一带不断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战斗胜利。在1941年夏季反“扫荡”斗争中,潘家峪复仇团积极开展游击战争。11月14日,在遵化四十里铺一举歼灭伪治安军第六团部,毙伤伪军400多人。26日,又袭击遵化东面双城子修建据点的伪治安军第五团一部,毙伤伪军260余人。1942年6月,参加了著名的“甘河槽伏击战”,当场打死了潘家峪惨案的罪魁祸首、杀人魔王日本顾问佐佐木二郎,为潘家峪人民报了血海深仇。从复仇团成立到抗战胜利,四年多的时间里,同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150多次,歼灭、俘虏日伪军1021人,实现了为乡亲们复仇和争取民族解放的誓愿。
为了缅怀和纪念死难的潘家峪同胞,当地政府先后重修了4座坟墓,立墓碑4座,建纪念塔、纪念碑、祠堂、纪念馆各一个。其中纪念碑碑文是这样写的:
万古遗恨
群山环抱、溪水长流中间,有广阔平地,宜于五谷,山坡有无数果园,特产葡萄。在这天然胜境中的村庄,就是潘家峪。村中居民二百二十户,男女一千七百口,男耕女织,一向勤劳生产,安居乐业,真是和平气象。自从日寇侵华,群众本爱国热情,大批参加抗日战争,致使日寇与我为仇,几次围攻都被我们粉碎计划。不幸,在一九四一年一月间,正是旧历腊月二十八日,是旧年节前一天,日寇趁着群众回家过年,突然围庄,男女老幼被赶出村西街头大坑里。这时,敌人在宽阔大院里铺满了干柴,由大坑里把群众赶入大院,惨无人道的敌人用火焚烧,开枪扫射。当时,火光冲天,哭声震地,虽有向外冲者,也都英勇死于枪弹之下。敌人去后,村民有先远避得生者回视,只见尸横遍地,血流成渠,被烧杀者须发不存,难视亲疏尊卑,手足成灰面不全,有的只剩肠胃一堆,有的竟是焦炭一块,有的孕妇腹崩流出胎儿,残害情形,令人落泪。总计死者一千三百三十名。幸得邻村热情资助,辨别男女尸身,用芦席裹尸,合葬四座坟墓。由南径北,男二座,女一座,小孩一座。这一惨案发生后,潘家峪的人民把仇恨变成力量,同时,被残杀后剩余的青壮年组织复仇团,一直拿起武器,血债一定要日寇用血来还。日寇投降后,美帝重新武装日本。这时,我们不但仇视美帝,而且决不能使日本鬼子再来屠杀中国人民。潘家峪人民组织起来,坚决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一九五一年,全国展开抗美援朝运动,唐山市政府同志们捐资合筑祠堂,并建塔立碑表示追悼,谨铭此碑。
公元一九五二年七月五日立获得鲜花0朵 -
第九部分 陪都血难:重庆大隧道惨案
第26节 “地毯式”轰炸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南京、武汉相继陷落,重庆于是成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为了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和决心,促使国民党政府屈服投降,日军从1938年10月开始,对重庆进行了空前野蛮的轰炸,到1943年8月,日机共空袭重庆达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在日机的疯狂轰炸下,重庆人民伤亡惨重。其中1941年6月5日晚上的防空大隧道惨案,窒息致死市民2000多人,是日机轰炸过程中大后方发生的最惨痛的事件之一。
“地毯式”轰炸
重庆成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以后,便经常会有日军飞机来袭击,对市区往往是“地毯式”轰炸。为了躲避日军的频繁空袭,重庆市区内建立了各种防空洞,有私人的,也有公用的。其中位于十八梯附近的防空大隧道是当时重庆市内比较大的公用防空洞。它深入地下约10米左右,长约两公里,有三个道口出入,隧道内宽、高均约两米多,两旁设有木板钉成的长凳,为了照明,每隔三四十米有一盏油灯。这里条件极其简陋,没有任何通风、防火、防毒设施,是普通市民躲避日军空袭的主要场所。
1941年6月5日下午6时左右,雨后初晴,当重庆的市民们正准备吃饭乘凉时,突然空袭警报长鸣。得知日军的飞机要来空袭,人们携带行包,纷纷涌向防空隧道的入口。由于袭击突然,疏散来不及,因此,防空隧道内聚集的人特别多,显得十分拥挤。除了两旁的板凳上坐满了人以外,连过道上也站满了人群。洞内空气异常浊闷。
隧道血难
晚上9点钟左右,日军飞机进入市区上空,开始狂轰滥炸,霎时间爆炸声此起彼伏,繁华市区顿成废墟。由于人多空间小,再加上洞口紧闭,洞内氧气缺少,人们开始觉得呼吸不畅,浑身发软。地面上日机的轰炸仍在继续,而洞内的氧气越来越少,连隧道墙壁上的油灯也逐渐微弱下来,这时婴儿和孩童们终于忍受不住了,大声啼哭起来,气氛顿时紧张,有些人开始烦躁不安,举止反常。生还者朱更桃回忆当时情景说:“在洞内,起初只觉得头脑发闷,大汗淋漓,渐渐身体疲软,呼吸困难,似乎淹在热水当中,脚下温度异常之高。左右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衣裤撕碎,好像精神失常一般。”生还者何顺征对当时的感觉也记忆犹新,说:“开始感觉热得慌,心脏似欲下坠,如患急病,很想喝冷水。往外走,竟有人拉着,不能举步,黑暗中有人拉我的手乱咬,手和背到处受伤,衣服也被撕破了。”更有甚者,有些人完全失去了理智,如有一老妇人,将自己的头和脸碰烂,披头散发,大哭大叫,很是吓人。
随着二氧化碳增多,洞内部分油灯已经由于缺氧而熄灭,人群骚动得更加厉害了。面临死亡,沉默的人们再也按捺不住性子了,开始拼命往洞口拥挤。由于洞门是向外关闭的,因此,人群越往洞口挤,门越是打不开。守在洞外面的防护团员只知道日机空袭时,禁止市民走出防空隧道,而对洞内所发生的危险情况一无所知。洞内的人发疯似的往外挤,人们喊着哭着往外冲,可是门依然紧闭着,无法打开。洞内的氧气在不断减少,洞内人群的情绪更加急躁,他们拥挤在一起,互相践踏,前面的人纷纷倒下,有的窒息死亡,而后面的人浑然不知,继续踩着尸体堆往外挤,惨案就这样发生了。
听见嘈杂声,洞口的防护团团员把洞门劈开,霎时间,洞内的人群如同破堤的河流一样冲出洞门,一部人因此而得以生还。郭伟波老人是冲出洞外的少数人之一,回忆当时的情景和感受,他说:“后来,木栅不知怎样打开的,守在外面阶梯上的防护团也跑掉了。人流穿过闸门,犹如江河破堤,拼着全力往隧道口上冲。我和两位同学因年轻力壮,用尽力气随着人流挤出木栅,昏头昏脑地上了阶梯,终于来到地面上。当时我到底是凌空?是滚爬?还是被人流夹住推出来的?实在是闹不清楚。只觉得一出洞口呼吸到新鲜空气,浑身都感到凉爽、舒畅,瞬即又迷惘、恍惚,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地躺下了。我那时没有手表,昏睡了大约半个小时又苏醒过来,只听见隧道里传来震耳的呼喊和惨叫声。我从地上爬起来一看,自己躺的位置离隧道口约30米,周围有100来人,有的正在苏醒,有的呆呆地站着,然而,再也不见有人从隧道口里走出来。我低头一看,自己的上衣已经被扯破,钮扣大部失落,帽子丢掉了,肩上挎包所装的信件、相片、日记本也全部不见了。东西是损坏、丢掉了,但我总算挣脱了死神,回到了人间。”
日军的空袭还在继续,飞机呼啸着从空中冲过,扔下无数的炸弹和燃烧弹,地面顿时一片火海。此时此刻,洞内的人群也顾不上那么多了,还在奋力挣扎着往外挤。他们面色红胀,双手挥舞着,拼命狂叫,但是一切都无济于事,身体依然原地不动,一个个生命就这样被耗尽了。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折磨、挣扎,将近午夜时分,洞内凄厉的惨叫声逐渐减弱,“很多人躺在地上,气息奄奄,面色由红色变成紫蓝色,口角的唾沫由白变红渗着血丝,不少人已无声地扑伏到别人身上。”在与死神斗争的过程中,有的人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挣扎死去。
空袭持续了将近5个小时,当日军的飞机离开陪都重庆时,防空大隧道已是死一般的沉寂,听不见活人的声音。
到处都是死难者的尸体。其凄惨情状正如当时重庆市市长吴国桢所说:“洞内之(难民)手持足压,团挤在一堆。前排脚下之人多已死去,牢握站立之人,解之不能,拖之不动,其后层层排压,有已昏者,有已死者,有呻吟呼号而不能动者,伤心惨目,令人不可卒睹。”很多死者都是挣扎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含恨离开人世的。他们有的面部扭曲,手指抓地,有的仰面朝天,双手垂地,有的皮肤抓破,遍体鳞伤,十分悲惨。
6日凌晨,防空警报解除后,国民政府当局开始组织人处理善后事宜。从隧道内拖出的遇难者尸体成垛成垛地放在洞口,用卡车运了十几趟。惨案后登记尸体总数达8400多人,据事后考证,真实死亡人数有2000多人。这种因日军空袭造成的惨案真是让人痛心和愤恨。获得鲜花0朵 -
第十部分 窒息记忆:北疃毒杀惨案
第27节 地道战显神威
北疃位于河北省定县城东南60里,北靠沙河,有200多户人家,是定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带,分区和县领导机关经常在这里驻防。这个村的民兵,十分英勇善战,在人民群众帮助下,不仅屡次打退日军的进攻,使敌人遭受重大伤亡,而且还建造了联村地道,东面可与西城、东城相通,南面可与南疃、东湖地道相连。因此,在日军看来,北疃村是眼中钉、肉中刺,不去不快。为了报复北疃人民的抵抗,1942年5月27日,日伪军共2000余人,围袭北疃村,并不顾国际公法,对我钻入地道躲避的平民百姓和部分县大队武装人员,施放毒气,兼之以枪杀、刺杀、砍杀、烧杀,共残杀我国同胞800余人,这就是震惊华北的“北疃毒杀惨案”。
地道战显神威
1942年4月初,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茨召集华北日军联队长以上的军官在石家庄开会,部署对冀中根据地的“扫荡”相关适宜。从5月1日起,在冈村宁茨指挥下,日军以三个师团、两个旅团及五万伪军共约10万人,并配备了飞机、坦克,开始对我冀中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重兵压境的日军,在冀中8000多个村庄,6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立了1700多个据点,修筑了7500多公里的公路,挖了4000多公里的封锁沟,可谓三里一沟、五里一堡。面对强敌,中共冀中区党委把冀中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机关由三四千人减到近2000人,并将大兵团化整为零,组成机动灵活的小战斗队,号召和依靠群众,避实就虚,声东击西,和敌人周旋。其中,北疃村是这方面典型。5月中旬,北疃群众武装和县武装游击队,曾多次打退李亲古和邵村据点敌人的进攻,歼灭不少日伪军,使敌人遭受重创。
北疃久攻不下,日军就千方百计企图摧毁冀中平原上这一抗日堡垒。5月26日夜,日军一一○师团驻保定的第一六三联队500余人,在联队长上坂胜率领下,连同定县、安国的伪军,共2000多人,像野兽般向北疃扑来。就在日军进攻的前一夜,县大队政委赵树光召集民兵和县大队战士做了战斗部署。5月27日清晨6点多钟,日伪军包围了南、北疃之后,即开始进行火力侦察,同时,根据叛徒提供的我地道图纸,堵塞了我南、北疃村地道出口,以防止我抗日军民从地道内向外突围撤退。火力侦察过后,敌人即从三个方面开始向村子攻击:一是从村东北口,二是从村东南口,三是从村正东进攻。
鬼子在东北口用猛烈炮火向村内轰击,霎时间,小钢炮、掷弹筒、迫击炮雨点般的倾泻过来,阵地上顿时硝烟滚滚,一片火海。但严阵以待的我方战士和民兵并不急于还击,而是在村口的围墙里、地堡里严阵待命。鬼子见村里不还击,一个指挥官举起指挥刀,挥动指挥旗,命令鬼子冲锋,当鬼子冲到我部队和民兵跟前时,战士们机枪、步枪火力齐发,手榴弹、地雷在鬼子群里炸开了。炸得鬼子滚的滚、爬的爬,倒下一片。举刀的指挥官也被我神枪手狄四根击毙。敌人不甘心,又连续发起了三次冲锋,均被我英勇的战士击退。
敌人屡攻不克,气急败坏的联队长上坂胜决定亲自指挥敢死队冲锋。鬼子敢死队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在炮火掩护下,“呀!呀!”地冲上来,很快又被战士们打退,阵地上留下一片日军的尸体。整整一上午,打退了敌人12次冲锋。
下午,敌人调整部署,主攻方向改为南疃和北疃村之间的群众武装阵地。经过长时间激战,由于敌强我弱,火力悬殊甚大,最后鬼子还是进了村。面对残忍的鬼子,群众和干部们异常镇静,谁也不屈服。分区卫生干部宋守仁,定县农会干部李庚申,被敌人的军犬咬得遍体鳞伤,血如泉涌,他们在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中壮烈牺牲。分区供给部已怀孕的女干部刘亚如和八路军在北疃养病的一名伤员,面对敌人的刺刀,挺起胸膛,坚贞不屈,凛然殉难。
敌人进村后,我县大队战士和民兵仍坚持巷战,一直和鬼子战斗到傍晚。由于鬼子封锁了东半街,街上房上站满了鬼子,已经没有可回旋的空地。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和民兵被迫从中平街李洛节家下了地道。此时,地道里早已挤满了避难的人群,大约有八九百人。获得鲜花0朵 -
第十部分 窒息记忆:北疃毒杀惨案
第28节 毒气滚滚
鬼子见人们都进入了地道,便想出使用毒气的狠毒办法。
他们按照叛徒提供的图纸,找到几处洞口,将随身携带的高浓度窒息性毒气点燃后投放到洞里,同时将茅草点燃,往洞里投,洞口盖上棉被,使毒气向洞内各处流荡。
不多时,洞内各处便充满了毒气。当嗅到有辣椒味、火药味和甜味的气体时,人们只觉得呛鼻子,后来便流泪、打喷嚏、呼吸窒息和流青色鼻涕。
县武委会作战部长张健、秘书刘西峰和北疃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长李德祥,意识到敌人释放毒气,便钻出地道,利用房屋和敌人继续作战。他们三人控制着一所房屋,同敌人对峙。这时,三区小队马队长和北疃游击组长李孟申,也从地道口出来。他们两人脱去上衣,光着膀子,上好刺刀,跳进院内,同成群的鬼子拼起刺刀来,敌人猝不及防,连着被刺倒好几个,但终因寡不敌众,马、李二人英勇牺牲。接着敌人向屋里冲来。李德祥手持擀面杖和菜刀,掩护张健、刘西峰二人进入地道。然后把刘西峰的文件包、公章扔进炕洞里,才沉着地进入地道。地道里的毒气浓度很大,呛得他们嗓子发痒,呼吸窒息。张健拖着软弱无力的身子向前爬行,爬了一段,终于爬不动了。他拉着李德祥的手说:“德祥,你走吧!我不行了,不要管我了!”说着嘴对枪口,右手扣动扳机,壮烈牺牲。民兵刘铁洲,受不了毒气折磨,见敌人挖开了个洞口,随即拿起一把杀猪刀冲出来,和敌人拼杀,英勇战死。李德祥的父亲李大爷,也从地道里冲出来,拿起一把粪叉对乡亲们说:“老少爷们,我们是中国人,绝不做亡国奴!我们要活得正气,死得壮烈!”随即拿起粪叉冲向敌人,壮烈牺牲。
地道里的毒气越来越浓,人们中毒越来越重,全身发烧,都紧靠洞壁取凉。
不久,洞内的人声便越来越弱,人们一批批在极痛苦的挣扎之中窒息而死。有的人头钻地而死,有的撕烂自己的衣服顶着洞壁而死,有的紧搂着孩子死去,死状之惨,目不忍睹。
北疃村王牛儿,带着两个儿子钻入地洞,长子10岁、次子8岁,分别枕在王牛儿的两膝上死去。据幸存目睹者讲:在他们父子未死之前,孩子呼母亲,父亲说:“孩子!不要叫你母亲了,她不知死在哪里了,咱们死在一块吧!”
再如北疃村李菊怀中抱有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孩,孩子吃着乳头,母子双双惨死洞中。还有一位50岁妇女,两臂挽着约10岁左右的两个女孩仰面死在洞中。毒死在洞中者多为老年人、妇女和儿童。身体较壮的人,挣扎着寻找洞口,在五尺高、三尺宽的地洞里,能立起来走,但因中毒死者过多,尸体堵塞不能通行,即使能勉强摸到洞口爬出者,也未能躲过洞口鬼子的刺刀。
李庆祥、王俊杰和李记水是北疃毒杀惨案的幸存者,回忆当年的情景,老汉们都不寒而栗,李记水痛苦地说:“那是1942年的5月27日。当时我18岁,在村里帮别人卖烧饼。那天一大早,突然听见打枪的声音,村里的人顿时就乱套了,我赶快随着很多人下了地道。地道里一片漆黑,走了不多远,我就闻到了呛鼻的气味,日本鬼子放毒气了。我就往一个秘密气眼(地道接通地面保证空气流通的气孔)跑。当时还有6个人一起躲在那儿。大概3个多小时以后,我们才分头从不同的出口出来。我扒着墙头一看,妈呀!院子里都是日本鬼子,密密麻麻的。我又下了地道。又过了很长时间,我才又从里面出来,当时已经是下午了。我偷偷到一个村子躲了起来,第二天才回到村里。惨啊,地道里的人全死了,和我躲在一起的那6个同伴也都死了。”在那场惨绝人寰的毒气弹事件中,李庆祥老人一家八口死了一半。“我的一个18岁的姐姐,一个8岁的妹妹,还有两个兄弟,一个12岁,一个10岁,全没逃出来。”老人说,“我逃出来以后过了20多天,嗓子还一直疼、说不出话来,不停地流鼻涕。”王俊杰老人当年是民兵,日本人放毒气弹的时候他也下了地道,后来实在受不了了,他钻了出来,被日本人抓住了。日本人把他带到了大街上,大街上都是被抓住的乡亲。第二天,他被日本兵带到了石家庄的“劳工教习所”,20多天后,他又被带到了东北,挖了一年多的煤。获得鲜花0朵 -
第十部分 窒息记忆:北疃毒杀惨案
第29节 血腥杀戮
豺狼成性的日军在北疃村除了往地道释放毒气毒杀群众外,还在地面上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没有战死的被俘虏了。男的被杀,女的被奸污,有的被拉去奸污四五次,甚至连十几岁的少女和五六十岁的老太太也难以幸免。有些中毒较轻者,爬出地道外,结果不是被枪杀,就是被绑在树上剖腹而死。5月28日,敌人走后定县县长李守真和县议长吕丁儒到北疃村进行善后工作,目睹了日本法西斯强盗洗劫后的惨状。北疃街头到处都是被杀害者的尸体。在南北街上倒下尸体50具,李家坟地里有尸体70具,李家街上有尸体250余具,村东北冯香云、王之恒家之井台上有尸体90多具,李洛敏家院子里被刺死29人。朱根德家土井里被砍掉头颅的有16人。死难者有的双拳紧握,怒目而视;伏卧者两脚踢地,双手刨起一堆泥土;有的满面怒容,肠胃露于腹外;有的血肉模糊死在血泊之中。朱根德家院子里,一青年被日军用轱辘将其头颅砸烂,脑浆迸流。青年妇女李朱儿赤身裸体坐于墙角,两腿分开头部倒向胸前而死。本村宋洛先新娶儿媳王白女,年20岁,跪伏于阎贵福之门口死去。李洛信被烧得焦头烂额,又被投到井中。
有很多从地道里逃出的人,被绑押到李家街路西的李洛敏家里去,交给袖上戴红布的鬼子。这就是当时所谓杀人不眨眼的“红部”。一天的工夫抓来几十人,日本鬼子把这些老百姓集中在两间小屋里,门关得紧紧的。这些老百姓在那间小屋里挤得喘不过气来,有的发烧,将自己的衣服脱光,有的喘息不止,鼻涕眼泪齐流,日本鬼子一口水也不给人们喝。其中有一个因中毒过重,神经错乱,口渴难忍,便推开小门,跪在院子里大声喊叫:“渴死人了,给点水喝吧!”房上站岗的鬼子,立即用三八枪将其击毙。这样一夜之间就死去了12人。
找到村北洞口的人们,挣扎着往外爬,但日本侵略军早已堵在这里,并烧起了大火。
年轻人爬得快,受火伤轻,但爬出后,有的被日本法西斯刺杀或枪杀,有的被扔到火里烧死,有的被敌人用铁丝穿着锁骨,绑在树上,用火烧死。
十几位老人、妇女、小孩爬出洞口,已是奄奄一息,敌人把他们一个个扔到王尚志家的水井里,水井变成了血肉井。被刺死者又经乱刀分尸,血肉模糊,难以辨认。被烧得只剩乌黑的人肉骨架,根本分不清是谁。被投到井里的,因天气炎热,人们一两天后去打捞时,尸体已经腐烂,不得已,只得将井填埋。1946年春,挖开这眼井时,挖出10个头颅,从头发和头颅的大小形状看,证明其中有一个是小孩。
5月27日下午,从洞内爬出的农民王文雪满身泥土,流着眼泪鼻涕一歪一斜地被日军押到朱根德家的南屋里。这时,屋里已有三四十人,这些人同王文雪一样,都是中毒后从洞内爬出来的。后来,又有些人被日本鬼子接连不断地押送到这里。到天黑时,一共押来了七八十人。敌人在门外站着岗,看守着这些无辜的人们。由于中毒过重,敌人又不给水喝,一夜工夫就死去了16人。
28日早饭后,日军把这些无辜百姓赶到朱根根家的大院里,他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枪,紧紧包围着人们。翻译官对人们说:“谁换上军装就能活命,不换死了死了的有。”接着又一个一个人地问,人们置之不理。翻译官见人们不说换,也不说不换,便喝令道:“愿穿军装的留在西院,不愿换军装的到东院里去!”接着,鬼子每拉过一个老百姓,翻译官就问:“你穿军装吗?”有的回答“不穿,”有的说“穿。”说穿的留在西院了,回答不穿的16个人,被押到东院去了。
到东院之后,王文雪看见本村的许根柱、许福山已被敌人枪毙在山药井旁。接着有个日军提来一桶水,将洋刀在水里蘸了蘸,把刘玉章拉到井旁,让其跪下,一刀将头砍下,把尸体踢下井去。接着又拉过四个人,按跪在山药井旁,一一砍头。当日军去砍第三个人时,王文雪冷不防从东西院界墙缺口处跳到西院,跑到正在换军装的人群里,换上了军装,才免遭砍杀。
下午,日军将换上军装的老百姓充作俘虏的“八路”,押到定县城(在去定县城的路上,又挑死14名走不动者)。从定县用汽车拉到石门劳工训练所。后来又把他们运到抚顺千金寨煤矿,充当劳工。
敌人走后,朱根德家山药井中发现15具尸体,其中有两个是枪杀的,13个是刀砍的,但人们不知死者遇难的经过,直到王文雪从千金寨煤窑逃回来,才知道死者被害的情况。
第二天下午,几十个还没有死的老百姓,被日本鬼子从房子里绑出来,一个个赤着臂膀,挽着裤腿。一个拿着战刀的日本军官,指挥着两个鬼子,把绑着的人们,拖到粪堆上,然后全部枪杀。当最后一个轮到李洛田时,他伸了伸脖子,望了望天,看了看地,咬紧牙关,毅然决然地走上刑场,枪响过后,他倒在血泊之中。子弹从李洛田的肩膀上部穿过,又由下唇处穿出,没有伤及要害部位,所以李洛田活下来了,成为日军这一暴行的见证人。获得鲜花0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