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福州便民网 福州论坛 > 情感公寓 > 伊人情感
发新帖

中国人一定要记住的惨案

风中 发表于:2005-06-02 8420人阅读37条回复 鲜花0朵 [ 复制链接 ] [ 快速回复 ] [ 举报 ]

相处时需要包容,相恋时需要真心, 争吵时需要沟通,孤独时需要人陪, 难过时需要爱慰,生气时需要冷静, 快乐时需要分享!
  • 0赞

  • 0汗

  • 0怒

回复 [ 共37条互动,3人参与 ]
  • 风中2005-06-02

    V6花园洋房 粉丝:0 虾油:-130 鲜花:0

    第一部分 东北血泪:抚顺平顶山惨案
    第1节 预谋屠杀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为了反抗日军侵略,保家卫国,东北各地人民纷纷组成抗日自卫军,与日伪军在白山黑水间周旋作战,给日军造成很大威胁。对于抗日自卫军的袭击,日军防不胜防。在无力对付抗日自卫军时,他们便对老百姓下毒手,屠杀大批无辜平民,制造了累累惨案,其中“平顶山惨案”屠杀平民3000余人,是日军在东北地区制造的最大的惨案之一。
      预谋屠杀

      平顶山位于辽宁省抚顺市南郊,西露天煤矿东部。这个地方原是一个小土山,由于西露天煤矿向东延伸开拓,矿工在这里搭盖简易房屋居住,便逐渐形成了一个村庄。由于这里是由小土山逐渐挖平而成,大家就把这个村子叫平顶山。这里住有400多户人家,3500多人,大多数是矿工,还有少量的小商贩和小手工业者。

      1932年9月15日,即旧历中秋节,一路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大刀队,在攻打抚顺时,烧了平顶山的日军配给店,打死了杨柏堡炭矿长渡边宽一,并烧了那里的六仓库、工场、选炭所、变电所等,给了日本殖民者沉重的打击。抗日自卫军夜袭抚顺时,日军守备队长川上正在沈阳,当得知消息之后,他恼羞成怒,便于第二天早上赶回抚顺,开会筹划对平顶山人民进行报复。会议在日本宪兵分遣队队长小川一郎办公室召开。会上,小川说:“昨夜大刀匪的进攻是由栗家沟分所反映的。大刀匪攻矿区,平顶山周围的那几个屯的老百姓是知道的,但并未向分所报告,可以肯定是通匪的。”在谈到如何处理平顶山的老百姓时,川上丧心病狂,竟叫嚣着要把那里的所有居民烧光、杀光,并对屠杀进行了具体部署,说:“从现在开始扫荡平顶山,先是用宪兵队和守备队的密探把当地的居民集合在一起,等集合齐全后,宪兵队给联络时,再向前进行扫荡,至于善后处理由守备队负责,房屋尸体全用汽油烧毁。”

      一切都布置好了以后,16日,190多名全副武装的日军宪兵队和守备队,乘着汽车气势汹汹地向平顶山村开进,准备对这里的老百姓进行疯狂屠杀。为了将村里老百姓集中起来,他们软硬兼施,哄骗并威逼人们出来照相,说:“去照相,照相没有关系,不照相就是通匪。”在日军刺刀的威逼下,善良的村民向村南面的一块草地集中,有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因手脚不灵,不能走动,被日本兵当场用刺刀扎死。

      人群集中到草地以后,才发现周围的汽车上、山坡上已经站满了许多端着刺刀的日军,还摆着一个蒙着黑布带着三脚架的东西。正当人们心存疑虑时,突然,人群中有人尖叫:“不好!日本人放火烧房子啦!”人群开始骚动,大家试图冲出去救火,但很快被日军拦住了。不一会儿,只见整个平顶山村浓烟弥漫,大火冲天。眼睁睁地看着家园被大火吞噬,人们心如刀割。

      这时,三脚架上的黑布揭开了,人们惊恐地发现蒙在黑布下面的并不是照相机,而是6挺冰冷的机枪。

      霎时间,人群更加慌乱,醒悟过来的人们纷纷向四周冲去。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机枪咆哮着向人群射击,伴随着密集的枪声,人群纷纷倒下,殷红的鲜血洒满了地面。躺在血泊中的有青年人,有未满周岁的婴儿,也有70多岁的老太太,还有怀孕的妇女。屠杀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后,日军准备走时,看见还有人没有死,又用刺刀把受伤而未断气的人扎死;看见有的婴儿还含着母亲的乳头,有的依在母亲身旁啼哭,狠毒的鬼子就把他们一一扎死;有的日本兵还用刺刀扎着婴儿举起一丈多高再摔在地上;有一妇女,当日军的刺刀刺进她的胸膛时,猛然坐了起来,双手抓住刺刀。刽子手一脚将她踢倒在地,狠狠拔出刺刀,她的十个手指“刷”地一下被割落在地。
    相处时需要包容,相恋时需要真心, 争吵时需要沟通,孤独时需要人陪, 难过时需要爱慰,生气时需要冷静, 快乐时需要分享!
  • 风中2005-06-02

    V6花园洋房 粉丝:0 虾油:-130 鲜花:0

    第2节 血泪控诉

      杨占有家原有24人,惨案中有18位亲人被日军杀害。回忆屠杀经过,他悲痛欲绝,说:“人们被赶到山上后,鬼子说:‘你们站好,给你们照相。’接着就开枪了。这时我抱着四岁的小女杨玉英,子弹就从我的左胳膊穿过去,我倒下了。我眼看着我妻子、孩子、嫂子都被打死。他们的尸体压在我的身上。我就假装死了。屠杀继续进行约有一个多小时,鬼子要走了,看见还有人没有死,又用刺刀把受伤而未断气的人扎死。刺刀从我的腰边扎过,幸好没有扎中要害。天快黑了,鬼子都走了。这时满天都是雾,细雨连绵,我从尸体中挣扎起来,扶起我的两个姑娘。只见我的妻子和姓顾的老婆的肚子都被剖开,七八个月的胎儿及大肠流在地上。我背上四岁的小女玉英,手里领着七岁的姑娘玉风,血从我的脸上淌下,眼泪从眼眶中涌流下来。两个姑娘也在哭着、叫着:‘妈呀!妈妈呀!’”
      方树(素)荣家有8口人,惨案中有7位亲人被杀,只剩下他孤苦伶仃的一人。回忆当时的情景,他说:“第二天(9月16日),我和弟弟在门口玩,看见很多汽车载着戴铁帽子、扛抢的日本鬼子,我问我的祖父:‘爷爷,那是什么?’我父亲看情况不好,乘机翻墙逃走,鬼子就‘叭’的一抢,把我父亲给打死了。接着鬼子就连推带拉,把人都赶到山顶,说要给我们照相。到了山上,妇女、小孩有的坐在地上,有的站着,鬼子就向人群开枪。我爷爷抱着我,把我压在身底下,这时我昏迷了。后来我睁开眼一看,只见我的爷爷、奶奶、弟弟……都被打死了,我母亲的头被打破了,白白的脑浆流了很多,两岁的小弟弟还在我母亲身边爬着叫:‘妈呀!妈呀!’鬼子用刺刀一扎,往远处一摔。这时,我一动也不敢动。天快亮了,鬼子都走了,受伤而未死的人都哭着叫着:‘救命呀!救命呀!’这时我才回家,看房子已被烧了,我又回到死了的爷爷身边呆了一宿。第二天,我到大房子(工人单身宿舍)里,就被煤矿工人藏起来了。当时我满身是血,好几处伤口,如今我的脖子、胳膊、腰部等处还有八处伤痕。事后鬼子还出布告:‘不准收留平顶山的人,谁要收留就把谁处死。’我姥姥得知我的下落后,才把我接到家里。”

      洪振儒家有5人,惨案中他的妻子、儿子和两个姑娘有的被打死了,有的被鬼子用刺刀扎死了。他因为全身沾满了鲜血,被日本兵误认为死了,才捡了一条命。

      据统计,在抚顺平顶山,共有3000多名无辜平民被日军枪杀,400多户人家几乎绝户,800多间民房被烧毁。除此之外,日军当天还在平顶山附近的栗家沟、东西千金堡屠杀了180余名百姓。为了毁灭证据,掩盖罪行,第二天,日军又让人把遇难者的尸体集中到一起,浇上汽油烧掉,并用山炮轰下了半壁山崖掩盖未烧尽的尸骨。

      平顶山惨案是日军在中国制造的罕见惨案之一。随着惨案细节的暴露,惨案的真相也逐渐大白于天下,上海《新闻报》等一些报纸也对此进行了报道。闻知此事,举国愤慨,纷纷要求政府出面交涉。迫于舆论压力,1932年11月,国民政府外交部就平顶山惨案问题向日本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指出:

      “日本军队既强占中国领土,其残暴嗜杀又若是之甚,实属近代人类历史上所罕见之事。不独中国人民愤怒已极,举世人士亦莫不为之震骇。”

      同时,要求日本政府严肃军纪,“迅将非法占据东三省之日军全部撤退,并将占据各地交还中国政府”。尽管事实确凿,抗议言词激烈,但是日本政府和侵华日军并不以为然,而是继续屠杀中国无辜百姓,制造了无数惨案。为了纪念平顶山惨案中遇难的同胞,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政府先后建立了平顶山殉难同胞纪念碑和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馆。
    相处时需要包容,相恋时需要真心, 争吵时需要沟通,孤独时需要人陪, 难过时需要爱慰,生气时需要冷静, 快乐时需要分享!
  • 风中2005-06-02

    V6花园洋房 粉丝:0 虾油:-130 鲜花:0

    第二部分 秘密武器:罪恶的细菌战
    第3节 细菌战部队

      侵华日军在屠杀中国人的方式上几乎是尽其所能,不仅使用了各种常规武器,而且还公然违背国际法使用了秘密杀人武器——细菌武器。
      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的交战国中唯一在战场上使用细菌武器的国家。

      为了弥补资源不足局限,尽快征服中国,日军先后在我国东北哈尔滨和长春、华北的北京、华南的广州,以及南洋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建立了大型的细菌战基地和工厂,并在我国63个大中城市建立了分部和工厂。

      他们无视生命,违背人性,无论是在两军对垒和交战期间,还是在对敌后根据地的扫荡过程中,都肆无忌惮地使用了细菌武器,使我国很多地方疫病大面积流行,人口大量死亡,悲惨凄凉景象,无以复加。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侵华日军在中国的14个省(市)77个县(区),使用毒气2091次,其中对华北游击部队使用423次,造成33000余人伤亡,对中国正规军使用1668次,使中国官兵死亡6000余人,受伤41000余人,同时,至少有27万无辜平民因细菌战而死亡,仅敌后根据地就有1200万人因细菌战而患传染病。

      侵华日军的细菌战惨绝人寰,给中国造成了巨大损失和无穷的祸害,时至今日,遗留在华的200多万枚的毒气弹仍然时不时的挥发伤人,严重干扰着人们的正常生活。

      细菌战部队

      侵华日军的细菌战研究最初在日本东京陆军军医学院的防疫研究室进行。负责人是在京都卫戍医院任职的军医大尉石井四郎。石井四郎十分热衷于细菌战,曾多次献计日本政府实施细菌战,指出“缺乏资源的日本要想取胜,只能依靠细菌战”,并解释说:

      “细菌武器的第一个特点是威力大,钢铁制造的炮弹只能杀伤其周围一定数量的人,细菌战剂具有传染性,可以从人再传染给人,从农村传染到城市,其杀伤力不仅远比炮弹广,而且死亡率非常高。第二个特点是使用少量的经费即可制成,这对钢铁较少的日本来说尤为合适。”

      石井四郎的建议被日本政府采纳,细菌战由此成为侵华日军的一种重要作战方式。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我东三省,从此日军开始在东北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研究和生化武器的生产。

      日军从事细菌战研究的机构和人数是极其庞大的。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关东军第731部队和长春满洲第100部队。

      731部队又称作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总部设在哈尔滨东南郊平房镇。内设8个部、4个支队、1个所,拥有3000多名日本医学博士、教授、专家和技术人员,有据可考的博士、教授15名,将校军官50名,尉级军官600名。

      731部队内部的各个部门的分工十分明确。8个部的职责分别是:第一部为细菌研究部,菊地少将任部长。该部下设从事鼠疫苗研究的“高桥班”、从事病毒研究的“笠原班”、从事细菌传播媒介物——昆虫研究的“田中班”、从事冻伤研究的“吉村班”、从事赤痢研究的“江岛班”、从事霍乱研究的“凑班”、从事病理研究的“岗本班”和“石川班”、从事血清研究的“内海班”、从事伤寒研究的“四部班”、从事结核研究的“二木班”、从事药理研究的“草味班”、从事立克次氏体(包括跳蚤)研究的“野口班”、从事细菌对人传染适应性研究的“川上班”(仅存在4个月,因川上技师病死而停止)。第二部为细菌实验部,太田澄大佐兼任部长。这个部除用动物和活人进行细菌试验外,还通过“八木泽班”从事植物病毒研究和传染试验;设置了“石井”动物饲养班繁殖细菌传播媒介物的分部;在正黄旗三屯西南城子沟设立了临时实验场,在安达镇东35华里的鞠家窑附近设置了特别实验靶场,还有为细菌实验服务的“航空班”、“无线电班”和“气象班”。第三部为防疫给水部,江口中佐任部长。这个部设在哈尔滨市内宣化班,是在原“加茂部队”旧址上重新组建的。它辖有滤水品制造厂和在杨马架子建立的细菌瓷弹壳制造厂。它在制造滤水器的掩护下,秘密生产土陶制成的“石井式”细菌弹壳。同时,它还在73I部队本部所在地平房设置了各类小型细菌武器的研制、生产场所。此外,为整个731部队服务的“运输班”归该部领导。第四部为细菌生产部,川岛清少将任部长。该部下设两个分部,每个分部按照各自的分工独立进行各类细菌的制造,由柄泽班、有田班、胡北奈班、山谷班和山口班完成从细菌繁殖到细菌武器装配的全套工序。第五部是总务部,部长初期由中留中佐任,后期由太田澄大佐兼任。该部是731部队的中枢部门,下设调查课,包括秋贞班、调查班、庶务班、兵要地志班、照相班、印刷班、电报室、图书室、邮政所;管理课,包括劳务班、工务班、建设班、庶务课,包括动力班、酒保、食堂、宿舍等,还有人事课、会计课、企画课、标本陈列室。它的权力很大,不仅负责整个部队的文秘、人事、财务、计划、后勤和劳工管理等工作,还负责与宪兵队联系和接收供做细菌试验用的受试者。第六部是训练教育部,部长初期由园田大佐任,后期由西俊英中佐接任。下设卫生兵教育队、特种人员训练队、少年队等。这个部专门培训从事细菌研究、细菌生产、细菌实验和使用细菌武器的专业人员。第七部是器材供应部,由大谷少将任部长。下设第一仓库、第二仓库、兵器库、菌苗血清库等。它除了负责器材设备的贮存与供应外,还担负实验用的动物的运输和各类菌苗、疫苗的贮存任务。第八部是诊疗部,永山大佐任部长。设诊疗部、日本军人家属医院,负责对日本人的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此外,还有一个与各部平行的管理监狱的“特别班”。它由石井四郎的二哥石井刚男负责。

      4个支队的职责分别是:林口支队,又称162支队,设在林口镇和古城镇之间,拥有日本研究人员226名,神原秀夫少佐任支队长。孙吴支队,又称673支队,设在孙吴镇的西山,拥有日本研究人员136名,西俊英中佐兼任支队长。海拉尔支队,又称543支队,设在海拉尔市西南1.5公里处,拥有日本研究人员226名,加藤恒则少佐任支队长。牡丹江支队,又称海林支队、643支队,设在海林镇东北6公里处的后腰屯(现在的福利屯),拥有日本研究人员200名,尾上正男少佐任支队长。

      设在大连市内的“满铁卫生研究所”,拥有日本研究、工作人员92名,由安东洪次少将任所长。该所过去属于伪满铁道株式会社,由于石井四郎的要求,编入了第731部队。其任务是除制造各种传染病的预防疫苗外,还为细菌战养殖大量的小白鼠。

      而长春的第100部队又称做牲畜及农作物细菌战部队,有600~800人,总部设在长春南郊孟家屯。名义上进行兽疫预防和农作物病菌研究,其实主要研制专门杀伤牲畜、植物的细菌武器。它是一个用许多细菌学工作人员、化学家、兽医和农艺家配备起来的一个实验工作队。这支秘密部队所进行的全部工作,都是为准备反苏的破坏性的细菌战。其工作人员曾进行一种科学研究工作,来专门探求大量使用各种细菌和烈性毒药来大规模杀死人和牲畜的方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这支部队内专门养有马匹、乳牛及其他牲畜,并且还单独拘禁一些活人,专门作为实验之用。

      731部队和第100部队这两支特殊部队惨无人道地以活人为实验品进行细菌战实验,制造了大量细菌战用剂,使细菌武器成为关东军异常厉害的武器。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由于战线不断拉长,侵华日军的细菌战部队也随之大规模扩充。1938年7月,成立了18个师团属防疫给水部队(即细菌战部队),在战场上的各个师团中进行活动。为了对付各地的抗日斗争,1939年起侵华日军又先后在华北的北平建立了北支甲第1855部队,在华中的南京建立了荣字第1644部队,在华南的广州建立了波字第8604部队,在东南亚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各建立了冈字第9420部队,并在华北、华中、华南数十个城市设立了支队,来从事细菌战活动。整个中华大地基本上都笼罩在日军的细菌战网络中。
    相处时需要包容,相恋时需要真心, 争吵时需要沟通,孤独时需要人陪, 难过时需要爱慰,生气时需要冷静, 快乐时需要分享!
  • 风中2005-06-02

    V6花园洋房 粉丝:0 虾油:-130 鲜花:0

    第4节 种类繁多的细菌武器

      日军细菌战部队携带的培养物多得惊人,仅南京细菌工厂一处的培养用物就能装满10节火车车厢,林口支部的培养用物可装60辆卡车,其他部队也是同样的装备标准。细菌战是日军战场上的杀手锏。日军战败前,还准备释放大量各种烈性致病菌以及300万只带鼠疫菌的老鼠,用心极其险恶。幸亏我军和盟军及时反攻,才制止了这场灾难。
      侵华日军研究出的细菌武器种类之多,也骇人听闻。

      这些能够在细菌战中运用的武器包括肠伤寒、副伤寒、霍乱、赤痢、炭疽热、马鼻疽、鼠疫、破伤风、瓦斯、坏疽等等病源菌,以及过滤性病毒、立克次氏体(斑疹伤寒等病原体)。

      根据731队员揭发,石井中将把鼠疫和霍乱两大菌种,看作是进行细菌战的“两种基本武器”,不但是他们的主要研究课题,而且进行了大量生产。为此,731部队建立了鼠疫、霍乱“两大武器”的特别研制基地,并负责对老鼠和跳蚤的饲养。有一个田中班,拥有4500个鼠疫跳蚤饲养器,几天时间,就可繁殖一亿只跳蚤,两个月可以制造几十公斤鼠疫跳蚤。在海拉尔的第543支队内,通常养育着1.6万只老鼠。在一个生产周期里,这个部队即能生产不下3万万亿的微生物,培养出300公斤鼠疫细菌及用做细菌武器的跳蚤。1945年,为挽救日军败局,石井下达了“增产300万只老鼠的命令,鼠疫跳蚤增产目标定为300公斤,约10亿只。这支部队全力以赴突击生产细菌武器,光鼠疫菌就增产了大约20公斤,加上原来贮藏的干燥鼠疫菌(速溶鼠疫苗),已达到100公斤。这种干燥鼠疫茵比普通鼠疫苗毒性大60倍。这个部队还生产了大量的伤寒、霍乱、赤痢、脾脱疽等各种细菌。

      据日本作家森村估计,“731”的细菌储备量,在科学上讲灭绝全人类也是绰绰有余的。

      为了更多更快的杀人,侵华日军还研究了散布细菌的手段,即用飞机、炮弹和人工散布三种方法。首先他们研制了特殊投掷细菌的炸弹、炮弹和飞机喷雾器。据石井供认,他们

      “已经发明和实验了9种用于飞机投掷的炸弹,其中包括为污染地面和产生传染云而设计的炸弹,还有破坏人的皮肤,利用伤口进行感染的炸弹。”

      日军细菌部队广泛使用的炸弹,即所谓“石井式黏土制细菌炸弹”,它的特点是既不会损伤细菌,也不会留下罪行物证。石井曾向盟军司令部供认:731制造的细菌炸弹总数,6年共有2470枚各种型号的炸弹。有一种“50型宇治式”炸弹总重量约25公斤,容量为10公升。而“100型宇治式”炸弹则更大,装载容量约25公升。

      日军实施细菌战,也必然会染及其自身的兵员。为了自身的安全,731部队还研制出疫苗血清和多种药品,以达到预防和诊断治疗的目的。这些药品和医术被当时日本医学界称为“精华”,被日军赞为“天才”的发现。他们成功研制出伤寒、霍乱、破伤风、鼠疫等类血清,特别是防治鼠疫的血清为世界首创。据冈村宁茨战后回忆录中说:“石井亲自对我透露说,获得专利权的项目就有200种之多。”

      然而,他们研制的血清,是强迫成百上千活人饮用或注射活菌进行感染和发病的实验而获得的。

      日本战败投降,为销毁他们细菌战的罪证,全部摧毁了他们在各地的细菌战研究中心和细菌工厂,杀死了全部剩下用作活体试验的战俘,销毁了他们研制的细菌武器,万余参与细菌战人员、部分设备、全部资料偷运回国。冈村宁茨说,石井“在苏军迫近哈尔滨以前,他就把研究资料的精髓部分装在三个皮箱里边,坐飞机带回东京”。当东京美军总部发现日本据有细菌战试验的资料时,细菌战犯石井等人与美军就达成了一笔肮脏的交易,石井等人表示,如果美国当局能出面保证他本人、他的上级和下级不致作为战犯受审,他可以详细介绍细菌战试验的情况。

      美国当局不仅获得了有关用活人和动物解剖所得到的几千张幻灯片,而且获得了有关研究成果、细菌武器等大量报告。

      这些报告书至今仍藏在美国。冈村宁茨还说:“后来经过多次洽商,其间并有赠送给石井黄金的事,结果前面谈到的那三个宝贵的皮箱,和里面装的资料一起,全部被拿到美国去了。

      一位接收细菌战资料的美国医务人员说,这些资料主要是活人而并非仅仅用动物做试验,因而“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相处时需要包容,相恋时需要真心, 争吵时需要沟通,孤独时需要人陪, 难过时需要爱慰,生气时需要冷静, 快乐时需要分享!
  • 风中2005-06-02

    V6花园洋房 粉丝:0 虾油:-130 鲜花:0

    第5节 祸害无穷的细菌战

      侵华日军大力研究和制造细菌武器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在战场上战胜我军,并在民众中造成心理恐慌。侵华日军开始在正面战场广泛使用细菌武器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海上战事吃紧,日军统率部决定减少在中国战场的兵力,把战略重点转向南方,并决定在浙江、江西、湖南等地实施细菌战。
      细菌战的参战部队主要由731部队与1644部队联合组成,对外使用奈良部队番号,直属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由石井四郎负责指挥;具体攻击方法为飞机散播菌液和空投感染鼠疫的跳蚤;731部队参战人员和疫菌、器材、车辆等运至前线基地——杭州,与南京“荣”字第1644部队参战人员会合,把杭州笕桥机场划给奈良部队专用。根据当时担任中国派遣军作战主任参谋的井本熊男中佐的9月18日业务日志记载可知,日军此次细菌战攻击目标是浙赣沿海城市。1940年8月此次细菌战的战前准备完成,9月浙赣细菌战正式开始。

      1940年9月,宁波被列为首批攻击目标之一,为了观察细菌武器攻击的结果,日军加强了对宁波的空中侦察。10月27日晨约7时,天色阴霾,空袭警报突然嘶鸣,一架日机窜入宁波市区上空,散下大量传单后西逃,传单上写:“重庆正在闹饥荒,民不聊生,日本人民则丰衣足食,尚有余粮来接济你们……”下午2时许,日机再次入侵,投下大量麦粒和面粉,散落在市中心开明街一带,该地区上空顿呈一片淡黄色云雾,瓦砾上发出沙沙的响声。

      日机过后,当地跳蚤骤增,呈红色。后经证实,它们均是吸饱了鼠疫试验者血液的疫蚤。

      31日晚,开明街口滋泉豆浆店店主赖福生夫妇最早疫死,接着附近许多人暴死。鼠疫在当地农村流行期达34天,居民死亡惨重。据查证,这场人为鼠疫中有名有姓的死亡人数就达109人。有一位曾担任前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美国记者约翰·威廉·鲍威尔,他曾经目睹了这次日军在宁波的细菌战。他说:“我碰巧这时在宁彼。日本军队在当地进行细菌战,使得许多中国农民像不起眼的小虫子一样被杀掉。”战后才知道,日军在宁波的细菌战,是日本医学博士、细菌专家、731部队长石井四郎亲自指挥进行的。

      1940年10月4日,日军对衢县(又称衢州)进行细菌战。衢州在当时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不仅浙赣线横穿其境内,水陆、公路发达,而且城东建有当时中国东南各省最大的军用机场。因此,通过细菌战攻击衢州,是侵华日军早已定好的重要军事计划。凌晨5时,一架日机侵入衢州上空,旋转一周后迅速俯冲至200~300米高空,沿城西的西安门、上营街、水亭街、下营街、县西街、美俗坊等居民区散下大批麦粒、粟米、麦麸、碎布、棉花、跳蚤、小纸包(每包约有10只跳蚤)及宣传单等物品,日机往返散播两次后,于上午9时30分左右,从原方向飞离衢州。11月12日,柴家巷3号居民吴士英首先发病,15日死亡,随后又有多人发病。17日后衢城发现大量死鼠,11月上旬,在日军散布鼠疫跳蚤的地区爆发鼠疫,并呈流行之势,衢县防疫委员会在防疫期间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措施,但由于防疫工作开始较晚,疫病已经在鼠类中流行,加之带疫外逃者为数不少,造成疫情迅速扩散。1941年衢县鼠疫疫情十分严重,根据衢县各乡镇上报统计,一年中全县城乡鼠疫死亡人数达2000余人(不包括城区患鼠疫逃避农村死亡后不报或瞒报的人数)。此次鼠疫波及义乌、江山、上饶等县市。

      1941年11月,日军对湖南常德地区实施细菌战。常德是当时的交通枢纽,同时是华中一带中国军队军粮及四川大后方用粮的基地,其得失对中国军队至为关键。为了断绝中国军队和后方用粮,在大范围内传播鼠疫,11月4日上午,日军向常德城内空投了大量鼠疫细菌携带物。据目击者邓一韪老人回忆,那天天刚破晓,浓雾弥漫,常德市区便发出了空袭警报。随即有巨型日军飞机一架由东向西低飞,在常德市上空盘旋三周后,又从西门外折转市空。当其折转低飞时,没有投掷炸弹,而是在市内鸡鹅巷、关庙街、法院街、高山巷以及东门外五铺街、水府庙一带,投下大量的谷、麦、豆子、高粱和烂棉絮块、破布条、稻草屑等物。尤以关庙街一带,投下的数量最多。敌机投下谷、麦等物后的五六天中,在常德市的大街上常有死老鼠发现,有的病鼠在大街上爬行迟缓,致被行人践踏而死,街谈巷议,以为怪事,但没有人把死老鼠送医院检验,也没有引起注意。11日,发现首例鼠疫患者,之后感染鼠疫者不断,并且患者都很快死去。直到第二年春疫情才缓解,前后共染病死亡106人。

      1942年8月,浙赣战役期间,由于日军的侵略遭到了中国军民的英勇抵抗,20日,日军细菌战部队的一支远征队(由731细菌部队120人和南京“荣”1644细菌部队36人,共156人组成。)投入战斗,再次对衢州军民实施细菌战。25日,日军细菌战的首犯石井四郎亲自到衢州部署细菌战具体作战计划。26日至31日,石井一方面派飞机观察空投鼠疫的结果,另一方面派细菌战部队随同地面部队边撤退边散播细菌,

      在沿线各城乡居民区的井水、水塘、食品中投放了霍乱、伤寒、副伤寒等病菌。同时还在衢州各地居民生活环境中散播炭疽菌、疫鼠和带鼠疫菌的跳蚤。

      8月31日后日军全部撤离衢州。其后,衢州沿浙赣线的各县城乡居民区相继发生了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痢疾、疟疾、疥疮、脓疮疹、炭疽等传染病爆发流行,成千上万人死于非命。据1942年衢县防疫委员会调查,9月至12月全县患疫总人数达2万余人,死亡3000人。1943年5月,衢州各县鼠疫等多种传染病大流行,据衢州各县防疫委员会调查统计,上述各病感染者计45000余人,死亡7600余人,平均病死率16.89%。之后一些年份,经常有传染病流行,染病和死亡人数不断增加。据1948年衢州5县防疫委员会调查统计,1940年至1948年间衢州地区患日军细菌战所致的各种恶性传染病者达30万以上,病死者在50000人以上。

      除了在浙江、江西、湖南地区实施细菌战外,日军还在广东、河北等一些地区进行细菌战,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无穷祸害。据调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许多地方曾经发生瘟疫蔓延的惨祸。不仅正面战场浙江的宁波、衢州、金华、温州以及湖南的常德一带,发生过鼠疫、伤寒,而且在敌后战场,包括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等许多抗日根据地,曾流行鼠疫、伤寒、炭疽热等多种瘟疫,染病身亡者不计其数。

      世界上最早揭露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是中国各地的抗日报刊。1940年11月9日,《晋察冀日报》报道:“敌人在盂县(山西省)普遍撒放病菌,故所有灾区患病现象极为严重,如八区之榆林、南北河、四区之上下石塘,病在炕者竟达人口总数的95%以上。”1941年12月25日,《晋察冀日报》刊载特派记者戴烨《人间地狱》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在盂县城,敌人收集老鼠、蝗虫,在上社,敌人收集蝇子,在椿树底,敌人收集蚊子,并规定1毛钱找20个,起初人们还惶惑不知作何用处,一直到疾病到处流行,人们才从汉奸嘴里晓得,敌人收集了蚊子、蝇子、老鼠、蝗虫,是用以传染疟疾病、伤寒、霍乱、鼠疫等疾病的,因此在‘治安区’疾病流行的非常厉害,几乎每村病人均在90%以上,而在盂口村里,竟没有一个健康的人。在5台(县)东峪口一天即死去10余人,一月死掉五六十人,孟口同样亦死掉五六十人,毒菌使人们成群的死亡。这样残忍的杀戮方法是旷古绝今的,日本法西斯刽子手的残忍,已经超过了任何最野蛮的野兽!”

      1941年12月28日,《晋察冀日报》报道:

      “最近敌寇‘扫荡’定县时,曾大批放出老鼠。当敌被我痛击溃败后,各村的道旁沟渠中,即发现有许多大老鼠满地乱爬,尾巴拖地,似有病状。死鼠则身上有红色斑点,此系敌寇所放毒鼠,企图造成鼠疫,毒害我军民无疑。……敌寇遂在其占领区按户要鼠,或出钱收买,但民众多予拒绝。”

      1942年3月7日,《晋察冀日报》刊载冀中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告全世界人士书》称:“敌寇于1942年2月14日配合军事‘扫荡’沿平汉路定县一带散发经过注射鼠疫细菌的病鼠,企图造成鼠疫流行的大惨祸。”

      1942年6月16日《晋察冀日报》刊载亦容同志《粉碎鬼子的“毒菌战”》一文揭露:敌人“散放病菌多是在‘扫荡’当中,派出汉奸间谍带着制成病菌的毒药,丢到咱们吃水的井里;赤痢菌多是放到人家住的房子里;鼠疫或是鼠伤寒的病菌,是把注射过这种病菌的老鼠,丢到村子里”。

      这些报道是真实可靠的,因为在河北省的一些村庄的确在日军“扫荡“过后,曾突然爆发大规模瘟疫,致使很多人染病身亡。日本细菌部队在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细菌战的真实情况,在战后,有一位曾在哈尔滨平房镇原731细菌部队工作过的队员向日本记者说,使用细菌炸弹的爆炸实验,曾在“北京和华北地区的战斗中进行实地试验”。

      至于日本细菌武器研究的最大基地东北地区,包括哈尔滨的平房地区和吉林农安、孟家屯等地,鼠疫、伤寒等疫病灾祸更是连年不断,甚至抗战胜利以后,还有鼠疫蔓延。1940年夏,吉林省农安县突然蔓延起奇怪的鼠疫,鼠疫本来主要在冬季流行,但这次夏季就流行起来,从县城蔓延到农村,似有燎原之势。死亡人数达300多人。日本战败投降以后,哈尔滨的平房附近,也发生了“全境鼠疫大流行”。平房附近二道沟的靖福和在控诉731细菌部队罪行时说:“我们后二道沟住着50户人家,感染上鼠疫死了的,就有39家。我家有19口人,不到20天,就死了12人。我们村最早死的人是张颜廷,在中国,谁家里出了不幸的事大家都去帮忙。我二十四五岁的叔叔去张家帮忙办丧事。叔叔身体非常健壮,但办完丧事回来以后,身体就不舒服,两天以后,大腿根就长出了疙瘩,疼得走不了路,又过两天就死了。后来,祖父、叔祖、姐姐、父亲、弟弟、婶婶、小叔,全部死了。一天里头,有时就死两个亲人,真是太惨了!”

      日军屠杀中国人就像踩死蚂蚁一样,在其战败投降后,还把杀人的细菌撒在中国土地上。731部队留给老百姓的是鼠疫,100部队留下的是霍乱。从1946年开始,连续7年,吉林省的榆树、水吉等县,都发生了爆发性的流行霍乱。1947年,齐齐哈尔、肇东、肇源、洮安、大赉、安广、镇赉、泰来、开通、瞻榆、洮南等地,霍乱患者达9000余人,死亡7500众人。1945年至1946年,洮南、洮安、开通等县鼠疫患者达4300余人,死亡1400余人。
    相处时需要包容,相恋时需要真心, 争吵时需要沟通,孤独时需要人陪, 难过时需要爱慰,生气时需要冷静, 快乐时需要分享!
  • 风中2005-06-02

    V6花园洋房 粉丝:0 虾油:-130 鲜花:0

    第6节 杀人魔窟

      以活人为实验品进行细菌战研究是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的重要特点。以731部队为例,在这座拥有众多博士和教授的细菌工厂里,奇特地管理着一座巨大的特殊监狱。
      监狱里经常关押着200至300人的“囚犯”,有时高达400人,有中国、苏联、朝鲜、蒙古人,据说还有美英澳等国的战俘,有男有女,甚至连儿童、婴儿也不放过。

      大部分“囚犯”是中国人,不仅有被俘中国军人,还有教师、学生、工人、农民、市民。所谓“特殊监狱”,这里的“囚犯”与普通监狱的“囚犯”待遇不同,对有的“囚犯”而言可以说是“丰衣足食”,一日三餐营养丰富,还可以经常到澡堂洗澡,被养的很健康。然而奇怪的是,只见“囚犯”进监狱后,从不见活着出来。

      这个奇特监狱之谜终于被揭开了。原来石井等人把活人视同动物,用作进行细菌武器活体实验,其残酷之情令人发指。受试验的“囚犯”一旦不能再用,或被杀、被活埋、被火化。给“囚犯”好的伙食,只不过是因为细菌研究需要健康的活人,仅此而已。日军从不把这里的“囚犯”称做俘虏,而是称为“木头”、“原木”、“特殊材料”和“马鲁他”。在他们的记录中,对“囚犯”从来不记名字,只有编号,从101开始,到1500号为止。据731队员证实,编号已进行两轮,每两天消耗三人,有时七八人。这种“材料”从不会缺乏,因为他们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补充。

      据苏联军事法庭和731队员证实,这个部队直接用于细菌实验被害的人达3000多人,所有“囚犯”无一生还。

      石井等人在活人身上进行细菌试验的方法很多,最普通的方法是,

      把最危险的传染病,如鼠疫、炭疽热、鼻疽、各种伤寒及其他各种烈性病菌,注射到受实验者身上,察看细菌在健康人身上的反映、征候、传染效果等,以及什么时候死亡,按编号记录在案,待不能再试验时,就活活杀掉火化。

      这种试验一直进行了七八年。

      最早的活人试验,是石井四郎亲自进行的。那是石井细菌部队刚成立不久,哈尔滨宪兵队押送三个俘虏给石井,其中两个是东北抗日游击队员,一个是朝鲜青年学生。一天夜间,石井把一人绑在实验室的木柱上,在他的大腿上注射了一针用老鼠和跳蚤磨制的液汁。19天后,这位战士体温发烧到摄氏39.4度,然后,从他身上抽出血液,注射到另一个战士身上,经12天潜伏期后,这个战士同样发烧,然后石井在特种病床上进行活体解剖,结果,证明了跳蚤身上所含有的病菌为“定型流行出血热肾”。石井又把这种病菌轮流在另外两个人身上进行试验,这两人被折磨一个月后再也不能动弹了,就被宪兵拉出去枪毙。

      这个部队除在实验室内用活人进行试验外,也在野外条件下用活人进行细菌武器实战试验。这种实验通常是在安达打靶场进行的,每次受这种实验的有10人至20人不等。有时用飞机投掷,有时借带电流爆炸。有一次,把活人绑在彼此相隔5米的铁柱上,然后在距离铁柱约20米远的地方,把内部装有鼠疫的炸弹借电流爆炸,受实验者被这种炸弹炸伤后,一星期就痛苦死去。川岛少将还供认了这样的实验:

      从监狱送来15名被实验者,把他们绑在柱子上,一架飞机掷下一枚细菌炸弹,使其在离地面100至200米高空爆炸,装在炸弹里的鼠疫菌跳蚤在附近蔓延开来,跳蚤爬上了“木头”身体,吸吮其血液达四五小时之久。

      然后把实验者消毒后拉回监狱,观察他们是否感染了鼠疫。

      1939年2月北野政次少将秘密发表了题为《斑疹伤寒预防接种的研究——自制斑疹伤寒的人体实验》的论文,文中写道:“实验所使用的人体,全都选的是没有患过斑疹伤寒的人,并且没有患过急性肠伤寒的32岁到74岁的健康男子。”这次被他杀害的共有3人。北野政次通过中国人进行人体实验得到了如下的结论:用他自制的疫苗2毫升注入人体内一个月后,即可产生免疫性。

      这个罪恶的细菌工厂,还进行其他种类的杀人试验,如冷冻试验、毒瓦斯试验、断水饥饿实验、热水实验、触电实验等等研究,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国人。

      一个严寒的晚上,日本宪兵押着被秘密逮捕的苏联士兵德姆琴科和12名中国爱国志士,被称为冻伤实验专家的北野政次少将把他们弄到露天里,宪兵用刺刀强迫他们把双手放进水桶里,然后让他们双手暴露在冰天雪地,一小时后,他们的双手全被冻僵,失去知觉。宪兵再把他们拉回实验室,检验他们的手指冻伤的程度,然后敷药加以“治疗”,不能治疗的,就砍掉他们的手指。有时,这种冷冻实验还在冻伤实验室里进行,在备有用玻璃制成的特种冰箱里,温度可以调到零下七十五度。北野等人强迫被捕者把四肢轮流放进冰箱受冻,然后再加以“治疗”,不能治疗的就用锯子把四肢锯掉。等到四肢全被锯掉后,就把他们枪毙或活埋,通过活人实验探求医治四肢冻伤的办法。

      731部队还进行活人毒瓦斯实验50多次。石井曾亲自视察该项实验。

      从单身牢房送来健康的中国人,被称为“上等木头”,把毒瓦斯闸门打开,一分钟、二分钟、五分钟过去了,受验者的手腕上的绳索深深地勒进肉里,很快被喷出的氰酸钾瓦斯闷死。

      然后石井命令工作人员脱掉死尸的衬裤。“木头”的阴部和大腿上沾满了白色液体。石井说:“这是精液。吸入氰酸钾瓦斯的人都要流出精液,哼,‘木头’在射精时死掉。”

      最残酷地要算两次集体毒瓦斯杀人事件。一次是1945年6月的一天,一位苏联“囚犯”捡到万能钥匙,打开各单人牢房的铁门,催促大家逃跑,但是这座戒备森严的牢笼,越狱又谈何容易?那位苏联人被打死,其他人亦被赶回牢房。一小时后,经过特设的通气管,输进毒瓦斯,把监牢里的人犯全部毒死,大约近30名。第二次毒瓦斯屠杀发生在731部队撤退前夕,日军把监狱牢房的毒瓦斯阀门打开,毒瓦斯立即充满各个牢房,不久,尸体被拉出后堆成山,然后倒上汽油焚毁。这种惨绝人寰的屠杀,只有法西斯强盗才能干得出来。

      被日军称为“天才”发现的石井鼠疫血清,也是以活人为实验品研制出来的。石井等人给被关押的囚犯身上注射鼠疫苗,然后采用已经发病的“囚犯”的血液,或者利用他们的内脏制取血清。原73I部队的一位护士长说过这样一件事:1943年3月18日一位文职人员因细菌感染患了肺鼠疫,肺鼠疫发病就意味着死亡。诊疗部部长水山命令护理人员每周注射一次血清。患者住院第二天,总部送来一支鼠疫血清,一周后又送来第二支。护士长问:“为什么不把血清贮藏在这里?……何必每周从总部送来?”永山说:“那种血清一周只能生产一支,所以才这样做的。”患者住院四周后,竟病愈出院。护士长惊叹不已。为了制造这种血清,不知又杀害了多少中国人!

      以石井为首的731部队,为了屠杀中国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来。

      石井曾经派遣大批细菌专家到北京、南京、上海、武汉各地集中营去,把注射有伤寒菌和副伤寒菌的大饼,分给关在集中营的人们吃。

      据说吃过这种大饼的人,共有3000多人。石井命令各集中营负责人,把凡是吃过大饼的人,全部释放出去,让他们去引起伤寒和副伤寒的流行。

      除了731部队,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日军的细菌部队,也不同程度地以活人为实验品进行细菌武器研究。如日军在济南细菌部队的一名中尉军医竹内丰(刘宝森)就曾供认说:“于1943年在济南防疫给水部工作时,为了进行细菌战,用特殊设备制造了大量的肠伤寒,副伤寒菌,供飞机撒播使用。为了实地试验他亲制细菌的效力,曾自济南宪兵队先后要来我军俘虏(指中国抗战将士)11名,进行了活体解剖实验。”
    相处时需要包容,相恋时需要真心, 争吵时需要沟通,孤独时需要人陪, 难过时需要爱慰,生气时需要冷静, 快乐时需要分享!
  • 风中2005-06-02

    V6花园洋房 粉丝:0 虾油:-130 鲜花:0

    第7节 揭发谢罪

      侵华日军的细菌战惨绝人寰,不仅违背国际法,而且违背人性,为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各国人民所痛恨和谴责。抗战胜利后,被俘虏的细菌战战犯在国际法庭上受审,得到了正义的惩罚,
      而更多的参与细菌战的日本人为了逃避惩罚和舆论谴责,归国后隐名埋姓,过着孤独的生活。他们中有的由于不能接受良知的煎熬最终愤然自杀,有的则为当年的所作所为负疚终生。

      日本老兵丸山茂的揭发和谢罪行为就很有代表性。

      丸山茂是广州波字第8604部队第一课细菌搜索(检验)班的班兵长。1993年,他在东京参观了731部队罪行展后,良心受到了很大震动,便主动揭露了8604部队的罪行。他说,广州波字第8604部队机构较为庞大,是“配属1200多名专业人员的师团级单位。本部下设6个课。其中专业将校100人(根据内山武彦的战地日记,不包括兵区医院的人数)”。据他回忆,该部队“第四课地下室有很多用福尔马林浸的尸体,第四课课长每天都进行解剖。煤油桶里面盛着收集到的做鼠疫实验用的老鼠。”出于内心的不安,丸山茂曾于1995年7月、11月两次到广州,核实揭露材料的可信性,期间不仅向细菌战死难者墓碑敬献花圈,念经文,烧香叩首请罪谢罪,而且还发表了《不管以什么名义,走向战争是罪恶》一文,警示后人,文章指出:

      我想没有战争体验的人们可直接听到或从书刊、广播、电影当中了解到战争受害者的悲惨命运,所以对战争能有一定的认识。但在另一方面几乎没有加害者方面的真实的坦白。所以很多人不知道旧日军对周围各国人民究竟做了些什么。所以就没有对过去战争的反省,或只有形式上肤浅的表示。

      这样就不能体查到周围国家的人们所遭受的痛苦。由于不知道周围国家人民对旧日军的恐惧怨恨心理,被“作出国际贡献”等口号所欺骗。我认为这也是容忍修改战后和平宪法向海外派兵及积极地推进这些的原因之一。

      战争是非道义性的,为了防止再次侵略他国,现要将鲜为人知几乎被埋没掉的香港难民大量被细菌战杀伤记录下来。……

      同丸山茂一样心存良知的日本老兵还很多。他们抱着内疚和赎罪的心理,秉笔直书,揭露细菌战罪恶,使侵华日军的细菌战真相逐步为世人所了解。看破军国主义者的蛊惑和欺骗后,蓦然回首,这些老兵才发现其实他们自己也是当年细菌战的受害者。

      参考文献

      左禄主编:《侵华日军大屠杀实录》,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编:《日军侵华罪行纪实》,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

      军事科学院军事研究部 编著:《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博物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华北历次大惨案》,中华书局1995年版。

      广濑龟松主编:《燕赵悲歌——侵华日军在河北省的暴行》,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

      《侵华日军暴行录》河北惨案史料选编,中共河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委员会1985年8月编。

      “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侵华日军在山西的暴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章伯锋、庄建平主编:《血证——侵华日军暴行纪实日志》,成都出版社1995年版。

      孙邦主编:《日伪暴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漳开沅:《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谢尔顿·H·哈里斯:《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

      文中图片主要来自以下网站:

      http://army.news.tom.com/918/rijunbx/nanjing.html

      http://www.ydjps.sc.cn/shaoxiandui/duizhishi/nanjin

      http://cyc6.cycnet.com:8090/xuezhu/report

      http://www.909.com.cn/731

      http://www.pladaily.com.cn

      http://www.nj1937.org/index.htm

      http://www.hebei.com.cn
    相处时需要包容,相恋时需要真心, 争吵时需要沟通,孤独时需要人陪, 难过时需要爱慰,生气时需要冷静, 快乐时需要分享!
  • 风中2005-06-02

    V6花园洋房 粉丝:0 虾油:-130 鲜花:0

    第三部分 晋北血案:天镇城惨案
    第8节 烧杀奸掠

      天镇县位于山西省最北部,地处山西、河北、内蒙三省(区)交界处。这里重峦叠嶂,自然景观秀丽,明朝人秦廷奏的“西来策马问危边,斗大孤城山色连”诗句,就是描写天镇风光的。然而,有谁会想到1937年9月12日,这里曾经发生过惨绝人寰的大屠杀,2300余群众饮刃喋血死于侵华日军的屠刀之下。由于这天是农历八月初八,当地人称这次蒙难日为“八八惨案”。随着时间流逝,这次惨案的幸存者已陆续离开人世,惟有位于县郊外的“天镇蒙难同胞纪念塔”依然挺拔,似乎在如泣如诉地控诉侵华日军在天镇城所制造的人间暴行。
      烧杀奸掠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军长驱直入,北平、天津、南口等地相继沦陷,华北形势万分危机。此时,人们把希望寄托于长期拥兵自重的阎锡山。期望阎锡山指挥的军队能够阻挡住日军的攻势。可是,这个时候晋绥军早已做好撤退准备,军无斗志。8月中旬,日本飞机到天镇轰炸扫射。9月初,日本关东军东条纵队本间旅团和铃木旅团沿平绥路西犯,进入天镇县境内。9月6日,晋绥军战略防线主要阵地盘山(位于城东南8里处)被攻占,天镇县城失去屏障,危在旦夕。在之后几天,日军不断炮击天镇城,每天都听到枪炮声,有时也有飞机在城周围低空盘旋,机翼几乎擦着房顶。面对这种情形,有少数居民家将妇女、老、弱者向山区亲戚家疏散。大部分居民以为有晋绥军守城,日军不可能进城。更有一些富户则是为守财产,不愿离开家。到了11日下午,形势愈加紧张,白天有日军飞机轰炸,黑夜有大炮袭击,人们惶惶不可终日,有许多人躲藏在自家的防空地窖里,胆战心惊。晚间,担负守城的晋绥军第六十一军二○○旅三九九团,趁着夜色从城西悄悄撤出,天镇城成了一座没有军队防守的危城。

      9月12早晨6时左右,日军从大炮轰坍的城墙东北角豁口爬上城墙。住东北街的刘全义,因为门板被晋军搬上城墙作掩体,清晨上城墙撤自家门板被日军第一个发现,登上城墙的日军一刀将他的头砍落城下。

      日军进入城内后,先闯入东北角居民院内群众家里,不分老少,逢人就杀,许多人刚刚起床,还来不及躲藏,就被杀害。仅这一处,日军就屠杀群众百余人。

      进入城内的日军兵分三股开始屠杀:一股沿东城墙向南,一股顺北城墙往西,另一股直入城内街巷。他们边走边射击,城内居民死伤无数。后来由于部分群众急于出城抢收庄稼,搬开了堵塞城门的麻袋。这时日军开着坦克、汽车涌进城来。大批日军尾随而入。这些侵略者入城后横冲直撞,杀人成性,先将这200余名搬完麻袋的居民用枪驱赶着囚入北瓮城奶奶庙中,对这些无辜同胞用刺刀追杀,一时人群乱作一团,哭喊声、惨叫声响成一片。人们挣扎着,呼喊着,向庙门口冲去。日军见状就向人群密集射击,200余名徒手民众一个个、一群群地倒了下去,就连守庙的一名和尚也未能幸免。

      上午9时许,日军在城内四处鸣枪,搜杀逃散在街巷中的难民。西北街贺贤等14人被日本兵逼到一个院里残忍杀戮,贺贤抱头躲闪,身中9枪,因未伤致命处,死里逃生。对于日军的暴行,贺贤永远不能忘记。回忆起那悲惨的一幕,他泣不成声,痛苦地说:“八月初八那天约是清晨五时半左右,听到城东北方向炮声四起,一阵紧似一阵,后来炮声不响了,只听见枪声和哭叫声。胆大的出街一打听,才知日军已从轰坍的城东北角进来了,时间约早晨六时许(平时人们做早饭的时候),后来听见街上有汽车、坦克声,知道大部分日军从北城门进来了。上午9时许,我听见附近各家有日军砸门声,我刚想躲藏起来,谁知已来不及了,我的腿还未迈出家门,大门已被打开了,日军比划着把我叫出去,又连着走了几个院户,连我在内一共叫出14个人后,由7名日本兵把我们逼到紧靠我家的高明院内,让我们站成一排,7个日本兵七条枪同时开火,我当时也不知是害怕还是怎么的,下意识地抱着头躲闪,身中数枪,昏倒在地。后来我母亲等人将我抬回家后,我才醒过来,经家人检查,我身上有9处伤:左胳膊6处,头部、右手中指、背肩胛部各1处,养了好长时间才幸存下来。至今,我的背肩胛部仍留有明显的伤疤。被日军打死在家里、院内的人到处可见,仅我知道的就有隔壁王三和吴三的儿子。”

      同街姓马的一个大院里十几口人,除一名8岁幼女受枪声惊吓昏倒在同院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死尸旁幸存外,其余皆惨遭枪杀。街上一位年轻的母亲,正坐在炕沿边给孩子喂奶,被日寇一枪打死,倒在地上,天真、可怜的婴儿竟爬在血泊中的母亲身上含着奶头吮吸,因吸不出奶汁哭叫,母亲的鲜血染红了不懂事的孩子,其状目不忍睹。

      南街慈光楼和北街实业银行等古建筑被烧毁。西街“积厚成”、“庆福元”、“德庆隆”、“义和成”、“天德公”等商号,店门大开,货架狼藉,货物被抢掠一空,不值钱的货物弃掷满街。抢劫后,日军又将这20余间店铺浇上汽油点燃,顿时,火光四起,浓烟滚滚。

      大批日军进入城内中心后,便三五成群,挨门逐户勒令开门,如应声稍迟或探头张望者,即遭枪杀。日军闯入民宅,肆意抢掠奸淫。东南街一位姓马的老翁,因与日军争夺一件新皮袄而惨遭杀害。

      日军每到一家,对男人都要搜身,其用意一是怕暗藏武器,二是要白洋。

      东南街王炽和被一名日军挑开衣扣,浑身上下搜了个遍,因未搜出白洋被打得死去活来。同街一位姓阎的姑娘,出嫁吉日已临近,被几名日军轮奸后扔入水坑。更有甚者,一些日军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强奸妇女,一位年仅十五六岁的张姓少女,被7名日军轮奸后,揪住双腿,活活分尸。西南街郭举子被日军逼着撕掉西街马王庙墙上的抗日标语后,也遭杀害,郭的儿子见状爬在父亲尸体上边哭边怒骂日军,也被杀头。东北街一位老人眼见日军逼来,无处躲藏,慌忙中从炕上拿起一把剪刀自杀。王面匠一家3口人,在日军的屠刀下,为保全尸,先后投井自尽。
    相处时需要包容,相恋时需要真心, 争吵时需要沟通,孤独时需要人陪, 难过时需要爱慰,生气时需要冷静, 快乐时需要分享!
  • 风中2005-06-02

    V6花园洋房 粉丝:0 虾油:-130 鲜花:0

    第9节 集体屠杀

      从上午10时许,日军分别在四条街道沿门逐户地将难民驱出,分别押往南街马王庙、西城门云金店前、北城门外摄神庙三处,展开了一场骇人听闻的集体屠杀,使一座古县城顿时变成了人间地狱。
      日军在南街逐户撵出500余名男女老幼,全部赶到南街路东侧马王庙前,男、女分别被押在马路东、西两侧跪着。南、北、西三面架着机枪,四面有日军把守,阴森恐怖。马王庙分里外两院,里院有一个长2丈5尺、宽深各1丈5尺左右的大坑子(晋绥军留下来的防空掩体)。日军比划着先让阎毅、张凤祥等五名地方绅士进庙,当即被刺杀在坑内。随后又有几批被撵进庙院,人们只见有进去的,没有出来的,不知鬼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后来有人间或听到几声惨叫声,方知鬼子在下毒手。有几个胆大的青年想偷偷溜走,当即被看管的日军拦回。杀人成性的日寇在里院坑后站成一排,端着刺刀,在指挥官的指挥下,一齐动手,刺刀从人们的背部穿至胸前,再一使劲,便把尸体挑入坑内。

      刽子手们杀累了,就吃喝一气。后来嫌群众穿着衣服不好刺,就强令人们进庙前脱掉衣服,有的人被连捅十几刀,最多的被捅了32刀,大坑堆满了尸体,用棉被盖实,上边压上大石块。

      余下的尸体,又逼迫活着的人将其堆在房里,然后再杀,直到死尸堆满了三间房子。

      马王庙里有一个山药窑,一些急于逃命的人想跳进去躲藏,被日军发觉后,一阵刺刀猛刺,挑入窑内,直至尸体堆满。日军犹恐有活人逃出,又把窑边一堵土墙推倒,将窑口盖住。日军从上午10时一直杀到下午1时许,除路西侧跪着的妇女、小孩被放回外,300多名男子几乎被杀尽(内中有跟随大人的十几名儿童),只有极少数人死里逃生。于进海身负七处伤,待晚上无人看守时,从死人顶层爬出,解下死人的裤带作绷带,包住伤口逃回家里。教员任定国身中11刀,幸存下来。孙天仁的右肋、左颈、右手腕被刀刺伤,跌进死人堆里,至晚上才逃出。西南街瓒和两个儿子、一个孙子,一家三代四口,均被惨杀。孙子高辅,年仅13岁,被刺杀在炕沿。第二天他苏醒过来后,口渴难忍,挣扎着爬进北屋,在被日军砸烂的半截水缸前喝了几口残留的脏水后,因流血过多死亡。

      与马王庙惨杀几乎同时进行的还有城西门南侧的大屠杀。城西门附近路南云金店前有一片空地,东、北、西三面皆是民房。日军将从西南街、西北街赶出的300余名成年男子集中到此。日军在店前高台阶上用一挺机枪对着人群,然后分10人一批,用机枪狂扫,顿时积尸成垒,尸堆下流出来的血,殷红了土地。住在附近的侯二,虽双目失明也被拉出残杀。张月鲜家在西城门南侧住,全家死了9口。张进恩在逃跑时被日军追上用东洋刀砍断腿,张怒视着敌人高喊:“给爷爷一个痛快吧!”被枪击而死。魏科子的头被刀劈为四瓣而死。住在西门附近马路南侧的张风有,在大屠杀前出来担水,两个儿子不放心跟随在后,被忽然从东面大街上过来的一伙日军撞见,一名日本兵端起机枪扫了一梭子,父子3人倒在血泊之中。加上云金店前大屠杀,张家共有9口人丧生。与张风有隔路在对面开车铺的吴唐(张女婿),眼看亲人被杀,在敌人向他逼近时,他不畏强暴,以车锛为武器,利用车铺中堆放的杂物作掩蔽,与敌周旋,接连砍死4名日军后壮烈牺牲。

      同日上午11时左右,一股日军将从东南街周牌楼巷一带搜查出的40余名男人赶进西城门瓮圈城墙洞里,周炬、吴正德抗拒入洞,被当即枪杀。接着敌人用机枪封锁住洞口,向洞内难民接连扫了三梭子子弹后,又扔进去一枚手榴弹。因洞正中间设有一厚实木门框掩蔽,有10余人死里逃生。周炳是其中的幸存者之一,回忆日军进村后的残忍和逃生经过,他说:“日军一进院就照着我脸上甩了一记耳光,我家一只狗因吠叫也被日军当下用刺刀刺死。一名日本兵将我浑身上下摸了个遍,未搜出什么东西,另一名模样像军官的用手枪戳着我的脑袋,让我跟他们走,就这样沿门逐户地搜查了半上午,共赶出了40多名成年男人,由七八名日军押着向西城门走去。走到西街上,我看到街面上的几家店铺门窗洞开,货架空空,脚底马路上纸片乱飞,花花绿绿的小百货商品被弃掷满街,间或看到有几名日本兵怀里抱着抢到的东西。当我们一过离西城门不远的石头桥,就看见云金店南面一片死尸,血流遍地,目不忍睹。我的心一下子紧缩起来,心想:在这里崩我们呀!谁知敌人并没有让我们停下,而是把我们一直带到城门南面的一个城墙洞口前,用枪比划着让人们进洞,走在最后边的周炬(我本家兄长)和吴正德抗拒入洞,被日军用枪当即打死在洞外,然后,日本人把轻机枪稳在洞口瞄着人们,洞里的人一个个十分害怕,只顾往里缩。洞中有一厚实的木质门框,我刚好被挤到门框里边,利用门框刚好遮住半个身子,我当时抱着活不成的念头,蹲着用双手捂着耳朵,敌人接连向洞里射了三排子弹,在射第三排子弹时,我右胳膊中了一弹,弹头直穿进我贴身穿着的棉背心棉絮里(当时未察觉,是以后跑到薛辛窑歇息时抖落出来的),因是废弹头,未伤着肌骨,只擦伤前胸皮肤。未挤进门框里边的人几乎全倒在血泊中。临走时敌人又扔进一枚手榴弹,在爆炸声中,又有不少人倒下,除十余人侥幸活下来外,余皆被射死或炸死。后来我一直在洞里呆到后半夜,听见城外敌人巡逻坦克开进城后,我才偷偷地从城墙上滑下溜出城去,连夜跑到离城六十余里的崔家山,又辗转到东沙河亲戚家躲避,幸存下来。”  

      12日上午,东街、北街的成年男人也被日军从家里赶出来,分别集中在东街大奎阁前和县政府大照壁后两处。在大照壁处,日军当众将张模老两口的头砍下,血淋淋地掷在桌子上,一名日本军官“叽里咕嘟”地喊叫着,威胁民众。后来两处难民共500余人,全部被反捆双手押到城北洋河北岸狐神庙的一段水壕边。水壕开口约五六尺,水深三尺余。在大屠杀前,人群中有一位叫张四如的老汉料到凶多吉少,就向大家高喊:“哥哥兄弟们,日本人要杀人了呀,能跑就赶快跑吧!”话音未落,即被日军开枪打死。日军仍沿用马王庙大屠杀的方法,将难民分批用刺刀扎入壕内。有几名未被刺死,发出呻吟或惨叫声,鬼子听见后就用刺刀尖朝下乱捅一气。任宏被刺时,顺势倒在死尸上,装成死人的样子才得以逃生。

      西北街贺巨恒被连刺五刀,后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又活了下来,贺巨恒的儿子贺贤在回忆他父亲死里逃生的经过时,十分痛苦地说:“在我被捉之前,日寇喊叫院门时,我父亲贺巨恒前去开门,日寇一进门就把他裤带解下来,将他背绑起来,拖着脱到膝下的裤子,赶到东街旧警察局院内。鬼子在这里集中了老百姓四五百人,又全部驱赶到县城北门外狐神庙前,用刺刀逐一刺杀在一个大水坑内,上面又盖了一层土。我父亲被刺五刀,推倒在坑内的上层,后醒过来,顶破薄土层爬出来。不敢进城回家,就跑到新平村我姨姨家躲藏养了三四个月,保住了性命。据说那次狐神庙前还有几个活下来的。其余四五百人都惨死在坑内。……被日寇打死在家里、院内的人也到处可见。我家隔壁的王三、吴三的小子就是被日寇打死在院内的。”

      王振文也在狐神庙屠杀中幸免于难,回忆逃生经过,当时情形如同噩梦,他说:“我家两代4口人都在一批被刺杀的,我被扎了3刀(是后来才知道的),最初一刀是扎在左肩胛骨处,当时只觉得刀尖凉凉的,后来右肋下又被扎了两刀,由于我在中了第一刀后已昏迷过去,所以对身边跪着的二伯、四叔、堂弟是怎么被扎死的情景,就记不清楚了。不知什么时候,我感到脸上像针扎一样的疼,剧烈的疼痛使我逐渐苏醒过来,张开嘴,觉得有水珠掉进口里,等我睁开眼,才知道天正下着雨。看天色,约摸是黄昏时分。我用手一摸,身上有泥土,在我脸边有几株蒲草棒(被日军埋土时连根挖出的)摇曳,不时地抽打着我带血的脸,我这才弄清了刚才疼痛的原因。我用双手撑着下边的尸体试着想爬出来,可是由于腰部伤重,几次都失败了。就在这时候,我身下的尸体竟蠕动起来,还发出哼叫声,他让我往开掀一掀,我身子动不了,只好用手搬他的头,使他头先钻出来。他钻出来后,又往外拉我,我说:‘我在顶层一时死不了,你拉出我也站不起来,还是你先逃命吧!’他向北逃走后,我又昏过去了。后来在模糊中觉得有人在剥我的上衣,我睁开眼一看,原来是东街的王君,他是刚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因赤着上身,想从死人身上剥件衣服,竟把我当成死人了。后来他硬是将我抱出来,又扶我站起来,在他的搀扶下,我强忍着剧疼,摸黑向东面鲍家屯方向逃去,走到袁才庄的附近,我不慎从崖头掉到河沟里,当时我渴极了,趁机喝了不少河水。王君把我扶上岸后,我们相扶着继续走,走到半夜摸进一间房里,进去后才知道是走错了方向,竟朝南走到了城南门外一处烧瓦盆窑里,在那里我们找了些水喝。王君身受六处伤,下巴底下左右两处均被刺通,喝水还往外漏呢。因离城近,我俩在天亮前就又忍着饥饿和疼痛向南逃去。走到三里屯河湾,我们看到河滩上到处扔着晋绥军弃掷的枪、药包、饼干、衣服等物品,我还拣了些药布和一件布衫。在唐八里村一块西瓜地里,饿极、渴极了的我俩饱吃了一顿西瓜,这时我才发现鞋里已盛满了从身上淌下来的血。就这样,我和王君相依为命,带伤奔走,投亲找友,在外面藏了好长时间,直到伤势稍有好转,城里较为安定时才回到家。”

      据几天后去收尸的目击者回忆:大约长30余丈的一段壕内,几乎填满了横七竖八的尸体,以上事实证明,狐神庙大屠杀遇难者足有500余人。

      13日上午,日军又接连制造了大操场惨案。实际上,日军在第一天就做好了继续大屠杀的准备工作。屠杀了整整一天的刽子手们,将来不及残杀的难民们,囚控在北城门瓮圈中过夜。

      在押送时,为防止人们逃跑,日军将难民们的裤带解下,一个个被反捆手臂,排成一行,因失去裤带,难民们的裤子均掉到膝下,(当地成年人习惯扎裤脚),下身裸露,受尽了屈辱。

      更有一些人因迈不开腿走得慢,跟不上队,不时地遭到鬼子的抽打。更可恨的是,日军竟将被他们强迫着担水灭完火的青壮年们也一同囚进了露天的瓮圈中,外面派日军严密把守。可怜的500余名难民冻饿了一整夜后,等待他们的不是温饱,而是死亡。第二天一早,敌人先从难民中挑出袁美等40人,每人佩带有“苦力”字样的白布袖章,清理街道上的尸体,也有一部分人被分配到城外拉水,以供日军食用(因城内40余口水井均有死尸),其余全部被押往东北街大操场附近一个院里。操场中有原先晋绥军挖好的三条大壕,壕深约3米,东西长11米,南北宽2米,三条壕互相沟通,原用于防空用。被囚的难民,分10人一批,被日军接踵押到壕沿,用机枪狂扫,跌入一批再扫一批,机枪吼叫了大半上午,500余名难民尽被射死,无一幸免。日军还在这里照了相。直到50年代,在原大操场上破土新建天镇一中校舍时,仍有遇难者的累累白骨。
    相处时需要包容,相恋时需要真心, 争吵时需要沟通,孤独时需要人陪, 难过时需要爱慰,生气时需要冷静, 快乐时需要分享!

暂时关闭回帖,不便处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