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被 健康频道 从 健康频道 移动到本区(2009-12-19)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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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不仅仅是看医生
我们的日常生活危机四伏，超过理解力的信息迎面扑来，挑战着我们的知识面。我们如何去阅读这些和健康有关的新闻，我们是该相信大众媒体的客观公正还是医生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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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毒”新闻大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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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似乎是从一种叫做苏丹红I号的色素起，一场关于“健康”的舆论大战就开始了。媒体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热衷于报道有毒食物、致癌生活用品、有副作用的药品……一时间，我们的日常生活危机四伏，超过理解力的信息迎面扑来，挑战着我们的知识面。我们如何去阅读这些和健康有关的新闻，我们是该相信大众媒体的客观公正还是医生的权威？
读到网上这篇描述“中国人一天的幸福生活”的帖子时，我们好像在阅读一部让人汗毛直立的恐怖小说，笼罩着近乎毁灭性的气氛，而我们就是故事里的主人公：
一早起床用高露洁致癌牙膏刷牙，给儿子冲一瓶碘超标的雀巢奶粉，自己喝杯过期光明牛奶（变质光明牛奶返厂加工再销售），吃几个超标面粉做的馒头，夹点臭水池里面腌的榨菜。
中午跟同事一起到肯德基吃顿苏丹红炸鸡。下午给朋友打电话，约她到新开的菜馆吃顿地沟油炒的菜。其中有一盘避孕药催大的香辣鳝鱼丝、一个牛肉毒粉丝，老板上一杯重金属超标100倍的碧螺春茶，再喝点含甲醛的啤酒……这日子过的，安逸！
晚上叮嘱老婆别忘了做搀入白蜡油大米的米饭，再做一份敌敌畏泡过的金华火腿当小菜。
仅仅是不煎炒烹炸，只买带露水的有机蔬菜，尽量少用调料（带红色的一律不用）……是不够的。在这些揭黑报道中，我们看到除了按风险程度对食品分类管理外，还要有食品安全准入制度、食品安全预警机制、食品生产加工厂巡查回访制度……这时候，放一首沙子乐队的歌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哎
我们那些健康向上的小理想
看起来是非常可笑的
而我们的健康却是严肃的
哎
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是纷繁混乱的
看起来它时刻都在变化着
而我们的每根神经都能揭露它
但苏丹红仅仅是序曲而已，“举毒”的媒体大战并未结束。
在好不容易理解了这个叫做苏丹红I号的工业化学制剂之后，又有人翻出已炒作多年的丙毒。淀粉类食品在高于120℃的烹调下容易产生这种学名叫做丙烯酰胺的成分，也有试验显示致癌。美国杜邦公司的特富龙（Teflon）致癌一说，也让商场里的顾客纷纷把不粘锅换成铁锅。
新闻还在层出不穷。有无知无畏打假青年试图状告SK-II里含有烧碱，有传高露洁牙膏含致癌物质以致刷牙也致癌，有立顿红茶涉嫌“氟化物超标”……甚至因生西红柿含有尼古丁，所以“吃生西红柿等于抽烟”，致使西红柿销量大跌，价格降了一半。
这些纷繁复杂的报道，已经远远超越了给监管部门以舆论压力，有助于制定、完善各种法规的效用。有意思的是，这些新闻很少首先出现在健康版，它们常常是财经头条，或者出现在社会新闻中。
在第一条关于苏丹红的新闻出来时，多少还让人觉得真诚，让人佩服新闻从业人员的英文阅读水平以及新闻敏感度。但是当一系列的报道跟随其后，把肯德基的新奥尔良鸡翅、麦当劳的薯条、SK-II、高露洁牙膏、碧螺春茶叶……都混在一起，搅成让人头晕的糨糊时，那些没有化学基础、没有医学常识的读者们，便开始迷失了—活着是如此艰难，生活里举目皆毒。生活在眼下的环境中，我们如何去阅读和健康有关的新闻，如何判断是非，为自己的健康打算？
先后两次涉嫌苏丹红和丙毒的麦当劳无奈地辩白：其实吃不吃油炸食品，打从有人类那天，这问题就开始存在了。但这样的解释，显然无法让大家轻松无忧地回复到当初的热情，那时的王力宏在麦当劳店里的喇叭中高唱“我就喜欢”。绞尽脑汁，麦当劳想出了开放厨房让顾客参观的主意。被传为刷牙能刷出癌症的高露洁，不得不在报纸上买下整张广告，整版文字只为了告诉大家他们的牙膏没有问题。但这些公司的市场营销人才们可能没有想到，这些都抵不上给那些参与“举毒大战”的媒体工作人员，上两堂如何阅读研究论文的普及课，如何写作科技新闻的写作课。
举苏丹红为例：确有实验显示苏丹红I号有可能致癌，但究竟是什么样的实验，怎么致癌，很少有媒体给我们解释清楚。
作为一种人工色素，苏丹红共有四种，其中苏丹红I号常用做染色化学制剂，用于溶剂、油、蜡、汽油增色以及鞋、地板等的增光。老鼠的研究试验发现，按每公斤体重30毫克，给4只老鼠每天喂食苏丹红I号，持续两年，结果老鼠出现了膀胱癌和肝癌的征兆。
1995年欧盟食品法规禁止使用苏丹红I号，防止在食品中出现“红色污染”，我国也于1996年做出禁用的规定。
2002年研究发现苏丹红I号能造成人肝脏细胞的DNA突变，显现出可能致癌的特性。2003年，法国发现经来自印度的苏丹红原料污染的一批食品，欧盟向各成员国发出了警告，明令禁止将其用于食品生产。
2005年1月，意大利从英国进口的一批“伍斯特”调味酱中发现了苏丹红I号。英国得知消息后，追根溯源，发现一批从印度进口的红辣椒粉可能是元凶。2月18日，英国食品标准署就含有添加苏丹红色素的食品向消费者发出警告，并在网站上公布了亨氏、联合利华等30家企业生产的可能含苏丹红I号的359种产品名单，下令召回。三天后，产品增加到419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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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毒”新闻大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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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开始流传一长串的涉红食物名单。我们把目光投向身边的超市，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扫红大战”在国内如火如荼，不仅从亨氏辣椒酱到肯德基烤鸡，还把辣萝卜、榨菜、方便面也一并挖出来，这其中有的是经过检测，有的是通过什么方法推断就不得而知了。总而言之，生活中到处可见苏丹红I号。而可能含有苏丹红I号的进口食品或原料，从刚开始的359种，迅速增加到618种。最后闹得有些滑稽的是，有些媒体建议大家，不要去买红得鲜亮的食品，或者干脆不买红食品，以避免吃到苏丹红。在当时，苏丹红成了一个屡试屡成的道具，被某些媒体用来吸引读者、观众的眼球。
至于出现在新闻或文章中的那些推断、描述是否符合真相，已经没有人问津。至于我们作为读者或者观众的感受，也没有人关心。
健康新闻，你读懂了吗
监管、检测、制度完善……这些重大任务，还是留给监管部门，让我们来看看在苏丹红事件背后几个不被关注、很少提及，但确确实实和我们自己的健康有关的问题：
苏丹红I号到底如何致癌？有什么样的证据支持这个结论？吃多少能致癌？导致什么样的癌症？
在忙于报道“涉红黑名单”的故事里，很少去提及这些问题。其实目前，并没有任何苏丹红I号让人患病的临床证据，没有足够数据证实苏丹红I号对人体有多大的危害，也没法确定一个人要吃多少才会患病。至于苏丹红作为“可能的致癌物质”，禁止在食品里使用，是各国食品管理部门出于严格把关的考虑。
禁止使用，并不等于我们不小心吃了新奥尔良鸡翅，就会得癌症。这样的概念，有几篇和健康有关的是非新闻，善解人意地告诉了我们？
查到那篇2002年研究的原文（刊登在CancerResearch62，5678-5684，October15，2002），作者在最后的讨论里提到：“我们的结果提示，从大鼠的情况也许可以推断人对苏丹红I号的易感性，特别是苏丹红I号对人的致癌性。虽然苏丹红I号对大鼠可致癌，但对人的致癌作用目前还未证实。在国际癌症研究所（IARC）的目录里，苏丹红I号仍未被归为致癌剂。”国际癌症研究所隶属于世界卫生组织，它把苏丹红列入第三类致癌物，即“对人体的致癌性证据不足”。
而在1999年，在欧盟对食物危险成分归类说明的会议上，把苏丹红I号归为“有可能有致癌作用，对人谨慎使用”和“有可能的致突变作用，对人谨慎使用”。在2002年这篇文章的最后，作者建议鉴于目前没有来自人体的数据，需进一步深入研究那些平时工作接触苏丹红I号的工人有什么临床表现。
但是，作为引起苏丹红事件的源头，也就是最根本的背景—苏丹红I号的危害有多大，就这么在各种报道中被轻飘飘地以“致癌”两个字带过。
伦敦帝国学院的毒理学专家艾伦·博比斯（AlanBoobis）教授说，给老鼠喂食两年苏丹红I号的试验中，其实在两年后，这些老鼠只是表现出了可能会患癌症的迹象。在媒体“批红”正甚时，这位毒理学家还在《经济学家》杂志上给大家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老鼠试验中每天按每公斤体重30毫克喂食苏丹红，连续两年，如果把老鼠试验的结果类推到人身上，那么对一个80公斤的人，就相当于连续两年每天吃2400毫克。而在英国召回食物中的祸源“伍斯特”调味酱中，每升含有3克的苏丹红I号。也就是说，这个人每天得吃800毫升的辣椒酱，连续两年。而很多被禁的食品中，苏丹红I号的含量还不到1毫克/千克，常人再怎么吃也不可能吃到这么多，因此，致癌的可能性很小。
但所有这些和健康有关的关键背景，一些跟风而上的媒体只字未提，我们读到的只是故事的一部分。为什么媒体只字不提？因为这些信息起不到煽风点火的作用，从它的新闻价值来说，是王小波所说的“熵减”的过程。只有把“致癌、有毒”继续过分演绎，才能引起人们的强烈反应，甚至有些媒体还曾报道不要买“红得鲜亮”的食品，以避免吃到苏丹红，或者干脆不买红色食品。这样的建议继续将这场无视科学、无视真相的混战，演绎得离真相越来越远。
最直接的受害者，是对健康真相一无所知的读者。而在“致癌、有毒”的刺激下，人们的强烈情绪反应就会演变成恐慌。卫生部不得不发布2005年第5号公告，告诉大家：少量摄入苏丹红不会致癌。这份公告所依据的是一份最新的《苏丹红危险性评估报告》，这份报告通过对苏丹红染料系列亚型的致癌性、致敏性和遗传毒性等危险因素进行评估，最后得出结论：对人健康造成危害的可能性很小，偶然摄入含有少量苏丹红的食品，引起的致癌危险性不大，但如果经常摄入含较高剂量苏丹红的食品就会增加其致癌的危险性。报告里提到，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苏丹红I、II、III、IV列为动物致癌物，但尚未证明对人体具有致癌性。就其毒性程度来说，按照目前在食品中的检出量和可能的摄入量，食品中苏丹红含量增加10万至100万倍才能诱发动物肿瘤，而对人体的致癌可能性极小。
当然，报告最后还提到，尽管少量摄入不会致癌，但我国明确禁止苏丹红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针对我国一些食品中可能含有苏丹红的情况，卫生部门将加大对食品中苏丹红I号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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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毒”新闻大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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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份公告被媒体关注的程度，远远小于苏丹红I号事发时媒体的热火朝天。但它其实对于普通老百姓，是最重要的，或者说是最客观的健康指导，也是我们最需要的健康信息。
我们可以探询一下这份公告不为媒体关注的原因，也许因为它缺少新闻眼？缺少戏剧性？缺少亮点？缺少可以引起轰动的种种元素？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受害的是这些媒体的受众—生活在现代媒体环境中我们应当如何去判断，实在让人大伤脑筋。在媒体的诱导暗示下，我们已经不知道在一个又一个“致癌新说”前，怎么去保持适度警惕但又不过度恐慌了。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有着坎坷命运的高科技产品特富龙身上。特富龙是美国杜邦公司对其研发的所有碳氢树脂的总称，它具有独特的自润滑性（不粘），并且相对又比较耐热（180℃~260℃）、耐低温（?00℃）且化学性又相对稳定，被开发为不粘锅的表层涂料。除不粘锅之外，特富龙还用在衣物、家居、医疗以及一些宇航产品中。目前所知它对人体的危害，主要是在高温下分解熔化成“可能的致癌物质”—PFOA（全氟辛酸铵）。PFOA究竟是否致癌，其实和苏丹红I号一样，从动物试验并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
除了致癌之外，特富龙的故事还有两个数字吸引读者和听众。
一是关于钱的数字：美国环境保护署准备对杜邦公司开出数亿美元的有史以来的最高罚款。
二是关于时间的数字：杜邦自1981年以来，三次拒绝向美国环境保护署提供有关“可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巨大伤害的PFOA”的资料。
更有善于演绎的作者，将这几点故事元素糅合在一起，直指杜邦这一跨国公司的诚信危机。这些畅销元素和致癌新说一起，让人们纷纷把家里的不粘锅冷落一旁，涌向商场买铁锅。
其实，“特富龙”在低于260℃使用时PFOA是不会出现的。只有在温度超过260℃，尤其干烧、煎炸时，容易引起涂层分解和熔解，危害身体健康。煮饭、烧汤，一般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那些糊里糊涂把不粘锅换成铁锅的人们，又有几个知道这些有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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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健康为佐料的媒体狂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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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一些媒体忙着“制造毒性新闻”时，别国记者在做什么呢？
《环球时报—生命周刊》在一篇关于苏丹红的文章中，询问了他们的驻外记者。结果他们发现在引导人们正确认识苏丹红方面，欧洲媒体可以说发挥了积极作用。
其实欧洲这两年发生了好几起苏丹红事件，法国、意大利、英国都有。但在这两年发生的几次苏丹红事件中，从未见过欧洲媒体添油加醋地使用“毒性强”一类的词汇。相反，媒体客观地告诉消费者，即使吃了苏丹红也不必恐慌，少量服用并无什么风险，并非所有的辣椒产品都有问题，同时如实报道国家发布的规定和通令。
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之后，总有人希望看到别的真相。苏丹红、丙毒、高露洁牙膏、特富龙、雀巢奶粉……在这些关于健康的是非新闻的背后，其实还隐藏着一些公司的名字：麦当劳、肯德基、杜邦、雀巢……
如果把有毒的化学分子式和这些熟悉的公司名字串联起来，我们就会听到一个更吸引人的故事，当然，对公司来说也可能是更悲惨的故事。但显然，我们喜欢这种刺激，我们也习惯被印刷机控制思想。
关于食品的报道，涉及的知识面还不算深，只要“有研究显示，含有××成分的食品容易致癌”（在动物试验中），基本就能成为一篇把读者吓一跳的文章。关于药物的报道，需要的专业知识就要深得多，但是，一些媒体不畏艰难，以断章取义、哗众取宠的操作方法，志在首先取得话语的胜利。
这样的媒体，更多地是在营造一种说话气氛，只要利于交差，有新闻眼，只要能吸引读者注意力，只要读者看完以后不是继续平静地躺在沙发上，基本上就完成了新闻的任务了。
至于这篇文章见之于世的影响，它在我们心中搅起的难以平息的波浪和恐慌不安的情绪，这些我们读者一切自理。
对于那些能吸引眼球的药物，几乎每一个问题试验面世，不问青红皂白，就会有一个报道。这种报道有时候把不认识的英文专业单词直接略过，面对整个画面，只取鼻子或眼睛。
2004年一种叫做万络的止痛药，因多个试验发现能增加心血管事件的发生风险而自愿撤市，引起了媒体的轩然大波。三个月后，另外一种新型止痛药C的一项试验公布，很快这一结果就出现在媒体上，标题往往都是“服用新型止痛药，引发心梗”之类的句子。
那么一名医学专业人员所了解到的事实是什么呢？真相是，在同一时期，这种新型止痛药C有三项试验同时公布，其中一项有心血管方面的问题，而另外两项没有问题。有问题的这项试验是什么呢？是在什么背景下出现问题的呢？前提是连续服用、长期服用、大剂量服用，而且是用于癌症的预防，而不是我们平时常用的关节炎止痛。
万络和C作为新型止痛药，当初研发的背景，就是解决以前的老消炎止痛药胃肠道损伤的难题。在中国，C用于关节炎的治疗剂量是200~400mg。这项有问题的试验，是美国国家癌症研究院为了探索在新的治疗领域—癌症预防—的应用而设计的。将有潜在演变为癌症风险的病人分为三组：一组服安慰剂，一组每天服400mg的C，一组每天服800mg的C。平均服用33个月，最长达5年，结果发现服800mg的发生心梗、中风、猝死的几率比安慰剂组明显增高，统计学上有显著差异。
在这个试验的报道上，其实有几个关键点：什么病人服用？怎么服用？结果有没有统计学差异（只有具有统计学差异的，我们才能说结果是真的增高或者减少）？这几个关键点，几乎很少有媒体涉及，但是对那些需要服用消炎止痛药的病人来说，却是必须要了解的要素和细节。
不仅如此，同期公布的另外两项没有问题的试验，也很少有媒体问津。不知道是为了突出中心、强化效果而有意隐藏，还是试验信息太多超过了作者的处理能力和理解能力。因为这两项试验都没有显示C增加了心血管事件的发生风险。
确实，这两项试验是不受欢迎的“故事元素”，是淡化“造毒”传奇的“熵减”成分，如果把它们和符合“造毒”需要的那项试验放在一起，就会互相矛盾，难以下定论。而媒体需要的，是骇人的结论，甚至不惜自己制造骇人的结论，比如一家地方报纸，居然不明真相地标上了醒目的大标题—《美国已禁止的毒药，中国继续销售》。
没有人在大众媒体上，把详尽的信息提供给我们。而我们这些读者和观众，对印刷品和电视机的权威性依旧膜拜。
当媒体把聚光灯都集中投射在这些新型止痛药物的身上时，以前那些老的止痛药是不是也有类似的风险，只不过没有做类似的试验，从而也就没有发现呢？事实上，后来不断有其他试验结果问世，在全面分析了所有的数据之后，美国药监局发出了公正声明，提示那些老的止痛药可能也有心血管风险。但在这样客观的故事里，媒体没有能发现抓人的戏剧性卖点，于是也失去了曝光的必要。
那些需要服用消炎止痛药的病人，带着心中搅起的惶恐，拿着报纸去找医生。而医生试图给他们解释，其实可能这一大类药物都有类似的风险，只不过有的被媒体曝了光，而有的没有。
有时，病人会反问医生：你这么说，是不是因为你拿了药厂的好处？医生哑口无言，时刻绷紧的医患关系之弦让他不再跟病人费口舌，于是挑一个不在风头浪尖上的老药打发病人的提问。其实这药可能存在更大的问题，只不过，它的问题暂时没有被发现，没有影响到股市，没有被曝光，没有被演绎成一个抓人的故事，所以记者也懒得碰它。带着潜在的、未知的危险的药物就这样被我们安然接受。在媒体的权威和医生的权威较量之中，媒体占了上风，而病人是否就是获益者，事情并非如表面上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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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健康为佐料的媒体狂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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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国际著名的心血管学家终于坐不住了，对这样的舆论氛围提出了抨击：如果说那些没有被曝光的药物就没有问题，如果说药物问世后，因为不做试验就没有问题，这样的推论会让所有的药厂明哲保身，将会断送医学的前途。结果将是可怕的：一门需要证据来不断证明、不断认识的科学—医学，将会没有人主动做试验，也将没有证据存在。最终毁灭的是医学发展的可能，受害的是病人。
让我们再来看看药物C的那个有问题的用于癌症预防的试验。在发现800mg组心血管事件增高的同时，它预防癌症的疗效怎么样呢？初步结果是减少了35%的息肉复发。如果把这个结果完整地呈现给一位肿瘤学家，他会说：是药三分毒，任何药都是权衡其风险和受益，只要对病人受益大于风险，就可以使用。比如癌症的化疗药物副作用那么多、那么强，但是对于一个肿瘤病人来说，在生存期比较有限时，还是要用。为什么？因为病人的受益大于风险。
一位内科教授评价说，如果所有的药物都连续给病人服用33个月，而且是大剂量，也肯定会有事件发生，即使是维生素大量服用都会有副作用。关键取决于出于何种治疗需要给病人这么服用，如果有不良反应，相较于治疗效果，哪个分量更重。医生用药的学问就在这里。
但是，一些媒体在讲述“造毒”传奇时，却很少有人给病人普及最起码的判断知识。当病人向医生要答案时，当医生试图向病人解释受益大于风险时，病人将信将疑，以为医生得了什么额外的好处。结果，那些虽然也有风险但没有被曝光的药物，是医生和病人最妥协的选择，却未必是最合适的选择。一位比记者有着更多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的医生会无奈地发现一个事实：在媒体和医生之间，病人似乎更愿意相信媒体。这也许是因为，病人认为大众媒体代表了某种公正和权威，而医生的公正和权威则一再受到病人的质疑。
美国资深新闻人比尔·科瓦奇（BillKovach）和汤姆·罗森斯蒂尔（TomRosenstiel）曾经列出了九条新闻的要义，其中包括：第一责任是真相、对人们绝对忠诚、求证本质、对报道内容保持独立态度、报道内容全面均衡。
今日媒体是否还能代表着公正客观？那些与健康和医药有关的新闻，是否只公正客观地反映了科学本身？如果仔细打量一下，我们会发现：健康、医学已超越科学本身，正成为一股强大的文化力量，渗透在我们的生活中。这种力量的出现，现在可能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或者说，人们低估了它的作用。但是，它分明已经首先体现在媒体的优先定位里。我们如果想为自己的健康打算，就必须意识到这一点，警惕一不小心被“娱乐”了。
《华盛顿邮报》的两位主编伦纳德·小唐尼（LeonardDownieJr.）和罗伯特·凯泽（RobertG.Kaiser）,在《美国人和他们的新闻》一书中，有一项出色的分析，提出了从新闻业看美国新价值观的腐蚀。
在这两位资深媒体人士看来，“在20世纪末，政府、政治、国外新闻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已经被犯罪、天气、健康、投资、娱乐所代替。这些新闻对每天过着平常生活的读者和观众来说更有吸引力”。这两位作者认为对健康话题的关注，是可以“吸引和娱乐观众，并卖出广告，最终挣钱”的。
两位作者还分析了当今的媒体渐渐走上以市场为导向的征途。这些扛着市场化大旗的媒体(实际上就是企图盈利的公司)，更注重吸引眼球，短期获利。在这样的“腐蚀的新价值观”的驱使下，记者和编辑把更多的重点放在了娱乐和消费之类的新闻上。而健康正是其中一个可以牟利的话题！
与健康有关的是非，就像明星离婚一样，是人们读下来印象深刻的事件。如果这场与健康有关的是非，碰巧背后又牵连着一个跨国公司，那么财经加健康，是双料开花的绝佳卖点。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些“造毒”运动，对有毒食物、致癌生活用品、有副作用的药品断章取义的报道，其实跟美国的电视、报纸过分夸大犯罪消息如出一辙。食物致癌和明星离婚一样，话题不必过新、不必有趣，也不必有深度，只要有悲剧感、有强烈的情绪刺激就行。
再也没有人去提吸烟了，其实吸烟引起癌症的相关性和几率要大得多，也没有人去提腌制食品了，其所含亚硝酸盐成分引发食道癌的高风险已经经过河南林县人群的证实。没有人给这些风险因素正确、客观地排序，然后正确、客观地呈现给我们。
在企图娱乐大众、哗众取宠的媒体世界里，更受欢迎的是抓人的故事情节、悲剧感和戏剧效果，冷静和平淡，似乎永远都靠后站。
新闻业遭遇了健康问题，我们的判断力也遭遇了健康问题。在我们阅读、观看这些真假难辨，搀和着医学、财经、娱乐等各种因素的故事时，我们的大脑不幸变成了媒体思想的跑马场。恐慌普遍产生，它是衰弱的自己在面对不了解真相的现实时产生的不安全感。
在面对炮制健康是非的媒体时，生活在粗砺环境里的我们，怎么去锻造自己的判断力，维护自己的判断力？
当这些报道前后矛盾地、彼此关联地出现在报纸、杂志、网站上时，资讯的发达和便捷提供给我们过多的难以消化的信息量。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处处是健康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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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健康为佐料的媒体狂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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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多少渊博的知识才能将正确的而不是有毒的食物、化妆品买回家消受？我们又怎么能预知买回家的啤酒里含有过量甲醛？我们怎么能相信当初全国妇孺皆知的菠菜里含铁量高的报道，原来只是因为科学家把小数点往后挪了一位？
在爱尔兰的一个网站里，在谈论苏丹红的文章下面，一个名叫杰克的厨师说起了当年对味精的误解以及吸烟的问题。因为在他看来，大家显然对苏丹红反应过激，而吸烟的问题其实要大得多。一个一天一包烟的烟民，在逛超市时小心谨慎，不买任何红得鲜亮的食物，不买西红柿，回家做饭不用不粘锅，听起来多少有点可笑！
这位厨师认为，苏丹红似乎引起了过分的恐慌，就像关于味精的是是非非一样。有段时间风传味精致癌，其实味精只有在高温烹调时才会产生焦谷氨酸钠，而这种焦谷氨酸钠究竟怎么致癌，如何对人体产生影响，其实也还在研究阶段。
味精的主要成分是谷氨酸钠。现在，鸡精、鱼露、鲜极酱油似乎取代了是非颇多的味精，但其实在鸡精、鱼露、鲜极酱油中，也含有谷氨酸钠。事实上，谷氨酸广泛地存在于各种天然食物中，葡萄、番茄等水果及蔬菜中都有。
全世界的人每天都从各种天然食物中摄取一定的谷氨酸，其中欧美人从天然食物中摄取的谷氨酸数量远多于中国人，因此中国人饮食中谷氨酸的摄入量应比西方人少得多，但是中餐却被认为是放味精最多的菜。有少数人可能会对味精敏感，吃完后，会有头疼、心悸、疲倦等神经和血管刺激性的反应，被西方人称为中国餐厅症候群（Chineserestaurantsyndrome）。
其实味精的主要成分谷氨酸钠对人体并无影响，只是在高温后会产生一种叫焦谷氨酸钠的成分。于100℃加热半小时，仅有0.3%的味精生成焦谷氨酸纳，加热1小时才有0.6%的味精生成焦谷氨酸钠。如果要避免这种影响，只要在菜煮好熄火后再加味精就可以了。
这位厨师在帖子里说，为什么我们对苏丹红、味精的致癌作用这么敏感，但对烟草却熟视无睹呢？
至于生吃西红柿等同于抽烟的说法，更显得荒唐可笑。有一段时间，媒体报道“番茄含有尼古丁，生吃番茄等于抽烟，会致癌”。而根据农业学家的解释，番茄虽然含有尼古丁，但含量极低，每千克番茄仅含尼古丁2~7微克，随着番茄果实的逐渐成熟，其尼古丁含量还会急剧下降。吃1000公斤的鲜番茄也只相当于抽1支烟的尼古丁含量。
我们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些真假难辨的资料，其中有的作者其实连起码的医学、生物背景都不具备，他们对专业名词似懂非懂，对关键词汇的解读更是值得推敲。有些报道不准确，有时出于娱乐你我的需要，还会夸大事实。相信它们的公正和权威，而质疑拥有专业知识的医生，多少让人感到讽刺和无奈。
在面对这种粗砺的环境时，对于和健康有关的新闻，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了解整个故事，而不是一个情节。如果一条新闻对你的健康非常重要，你特别关注，你需要的是找回自己原生的判断力，而不是轻易被网络、印刷机、电视机所控制。起码，我们在无法判断的时候，还会有怀疑的能力，只有不断质疑，不断获取全面、客观的信息，你才可能更快地接近真相！
其实在当今，我们可以得到信息的渠道不仅仅是大众媒体，特别是与健康有关的食物问题和药品问题，许多生产这些产品的公司都会设有800免费咨询热线。你也许不必相信他们所有的说法，但起码你能知道更多、更全面的信息。而有些信息，是在媒体制造一篇新闻时，会作为多余成分删除。
比如，关于生吃番茄是不是等同于抽烟的问题，上海设有一个叫做“农科热线”的电话，起码从那里，我们能听到更专业、更详细的解释。
除了热线电话，我们还可以在一些与医学和健康有关的网站上看到专家的咨询活动。比如，专家做客聊天室，或者专家BBS论坛。
如果你真的关心某种食品或者药品的安全问题，不要只满足于读大众报纸，看大众电视。让自己设法从专业媒体、从多个角度了解全貌，我们才能够对抗某些媒体的随意或者是有意的“曝料”。最起码，给我们自己的判断力一个交代。
这么说起来，似乎活着真有点累，为自己的健康打算要付出这么多的辛劳，不免有些悲壮，但现实就是如此。
化学课不是上完大学就可以扔掉的，因为它跟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健康有关，我们可以让自己掌握几个基本的概念。比如，如何判断一种化学成分是否致癌，如何说明一种药物引起副作用的风险真正增高，如何了解一个医生给病人选择用药的原则—受益大于风险。在食品安全和毒理学上有个经典概念，就是“剂量决定毒性”。具体的剂量可理解为：一是剂量大小，即有毒物质含量的高低；二是食用或接触有毒物质时间的长短。只有在一定的危害浓度或含量下，持续摄取或接触一定时间，才有可能对我们的健康真正产生损害。真正的危害是超越了“度”后产生的，而存在有害的可能，并不等于已经危害了我们的健康。
那些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在面对健康的是非新闻时，总是牢记拨开云雾看本质，而不是在细节的纠缠里越陷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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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健康为佐料的媒体狂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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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些零散的食品安全问题，对于我们个人的健康来说，只是局部的细节问题。在文明生活中，潜在着更大的关于食品的不安全，那就是发生着深刻变化的饮食结构。
有专家把50%的美国人肥胖归因为饮食结构的改变，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结肠癌的发病率不断上升，和饮食营养结构也分不开。现代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早在2400多年前，就提出“我们应以食物为药，饮食是你首选的医疗方式”。现在诸多影响健康的因素中，膳食营养因素对健康的影响高达13%，仅次于遗传因素的15%。渐渐西化的饮食结构，正成为中青年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等高发的一大诱因。在上海，20~40岁的中青年中，糖尿病高危人群达7.1%，是10年前的5倍。而移民美国20年的华人患大肠癌的危险，比浙江居民高出3~5倍。
如果我们仅仅注意到生活里有没有苏丹红，而经常对高脂肪、高热量的油炸食物甘之如饴，餐桌上很少有蔬菜出现，那么我们的整体健康计划，仍旧是一盘败相已露的乱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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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开身边的健康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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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2005年公布了发现的8种常见药品推销陷阱：
陷阱之一是打“义诊”旗号，指出就诊者身体有某些疾病，然后推销产品；
陷阱之二是免费试用，一些群众在经过多次试用后购买产品，但发现效果没有宣传的好，甚至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陷阱之三是上门推销，商家先让居民免费试用，并提供各种“证书”，部分别有用心的商家专挑只有老年人在家的时间上门，这些销售人员不开具发票，产品一旦出现问题，企业就以没有发票为由推卸责任；
陷阱之四是广撒网、广收益，通过商场柜台、媒体等进行夸张宣传；
陷阱之五是亲情陷阱，主动“进攻”老人，营造家庭气氛，让他们放松警惕，购买那些功效不得而知的产品；
陷阱之六是免费风景游，组织老人参观厂房等，然后推销其产品；
陷阱之七是点石成金，商家请来“专家”讲课、雇请“托儿”等，制造产品抢手的假象；
陷阱之八是重在包装，打着“合法”的旗号，使人放松警惕。
（资料来源：《北京青年报》2005年10月19日）
《环球时报—生命周刊》一篇题为《警惕：免费体检很多是圈套》的文章，则揭露了免费体检背后的真相。免费体检本是好事，为什么却成了必须“当心”的对象？正规体检一切正常，但到药店体检却经常浑身是病，免费体检，成了卖药体检。在一些免费体检中，还把保健品当药品宣传，但保健品其实属于食品，很多人把保健食品当成药物，结果延误治疗，小病吃成大病。
这些变相的圈套、陷阱真是对我们判断力的大考验。观察一下西安、青岛、江苏等地工商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针对“免费体检”的警示，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点：面对免费体检，中老年人最容易上当。
各地在进行警示时这么分析，中老年人是最关心自身健康的人群，而且容易贪图方便、爱占便宜、对新知识了解不多。商家的这种以免费体检形式开展的卖药行为，很容易吸引他们的兴趣。商家会利用中老年人的弱点，大肆宣传产品如何便宜、如何高科技，中老年人常常会抵挡不住诱惑，掉进陷阱。而这时，就需要这些中老年人的下一代站出来，去帮助父母。
例如，手边的报纸上经常好几个版面都在宣传一种号称可以根治糖尿病的中药。明眼人知道这就是广告，但不可否认的是，穿插其间的“根治”、“治愈”、“立竿见影”这些词对某些中老年病人还是有吸引力的，更绝的是，满版堆积着好几个用了这种药之后奇迹般地恢复健康的病例。这种看似生动形象的现身说法，对一些中老年读者也极具吸引力。
年轻人，要帮助父母去识别身边堆积的这些打着健康旗号的陷阱。不管是贴在电线杆上的老中医、老军医门诊，还是某些报纸角落里写着商品名的广告版面，或者是某家专治××病的位于偏僻地区的医院小广告，还有标榜“特效药”、“秘方”、“偏方”的小广告，以及医院门口、过街天桥上散发的宣传单、小册子……我们都需要运用自己的科学判断力排除它们的干扰，帮助父母去摆脱侥幸心理，找回他们自己的判断力。
尤其是那些以奇迹、传说、轶事传开的“大仙”神奇治疗故事，起码都无法回答这样几个问题：是真是假？多少人里面出现了这样一例？病人在用这种药的同时还有什么其他治疗，究竟是哪种治疗产生的效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凡是以奇闻轶事出现的医疗故事，都不属于医学所能承认的科学论证。而这种故事，却可能在某时某地，在人们侥幸、焦急心理的掩护下，诱人掉入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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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否身处最糟糕的医疗环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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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文里，看病说成是看医生。但现在，看病已经不仅仅是看医生这么简单。英国作家艾萨克·沃尔顿（IzaakWalton）在他的名作《垂钓大全》里说：“看看你的身体，如果你还拥有健康，那么谢谢上帝！”这位作家生活在17世纪，那时大家的信仰是，健康是上帝的恩赐，是金钱所买不来的祝福。但在今天，我们对自己是否健康和长寿可不这么看。在“看病”这件事上，除了医生和病人在起着作用，背后还存在着更强大的力量。这一力量正在以越来越重的分量掌控着我们的健康，决定着我们看病这件事，甚至决定着生死。这就是医疗体制。
在中国，医疗体制的改革花了20年时间，有结论是“基本不成功”。生活在中国的我们，是否面对着全世界最糟糕的医疗环境？
一系列的食品安全事件频繁曝光，暴露出了监管制度中的漏洞，但是不是现在的发生率就比以前高了呢？
我们身处的环境是不是越来越糟，像有人说的那样，随着文明的发展，人越来越被异化，朝着非自然的状态前进？但其实，事件可能并未增多，只是信息越来越透明，报道越来越频繁，而以前，可能是大家并不知道或很少关注。
在苏丹红事件中，能迅速清查出这么多问题食品，某种意义上和技术进步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苏丹红在食物中的含量毕竟很低，需要有灵敏的检测方法。大约在10年前，大部分地方可能都不具备检测痕量物质的技术手段，而现在能在1000克的辣椒酱里检测出0.6毫克的苏丹红，所以，能更容易也更快地发现问题。再看看食品合格率的一组数据：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产品和食品合格率为60%~70%；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80%左右；而进入21世纪，农产品和食品的合格率提高到了90%以上。
我们生活的环境有没有变得更糟，这个问题同样适用于我们的医疗环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在2005年夏天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进展，但暴露的问题更为严重，从总体上讲，改革是不成功的。”紧随其后的是一份来自《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调查结果：9成参加调查的人对10年来医疗体制方面的变化不满意。
关于医疗体制的问题，在美国，人们一样怨言满天飞。就像在《纽约时报》上有人评论的那样，现在美国人谈论医疗体制的，远比谈社会保障的多得多！一位年近七旬的美国老教授对现状也很看不惯：
100多年来，医院的传统是要病人在手术前一天晚上就住进来，可是最近几年情况已经变了，许多医院要病人在手术当天才住院。并不是有什么研究报告证实这样对病人比较好，而是因为这样对医院有好处。现在保险公司给付医疗费用时，不是根据病人住院多久、花了多少治疗成本，而是根据病人得了什么病，然后给付固定的费用，所以病人的住院时间越短、成本越低，医院就可以赚越多的钱。
最近几年，州议会无情地删减医学院的预算，造成附设医院经费不足，房舍看起来荒凉破败，连地毯都用不起……而现在经费没有着落，病房必须自立更生，这里不再是诊断和教学的中心，目前只收当天接受手术的病人住院。我怀疑现在还有谁愿意照顾那些很难确定诊断的病人了。
我们所生存的医疗环境，简单说来有法律、医疗制度、保险。一个完整的法律框架，会明确地规定政府、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医护执业者、保险机构以及患者的权利和义务。医疗制度更是我们一生中所必须面对的环境。而目前这环境，可能是粗砺的，可能在蜕变、在转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可能会比眼前变得更好，但永远不可能完美。我们并非这地球上身处最糟糕医疗环境的人群，不单是我们在抱怨眼前的医疗体制，全世界人民都在抱怨他们国家的医疗体制。
如今改革后的情况，是不是就比没改之前更糟糕？还是伴随着变革，问题全部尖锐地暴露了出来？
问题之一，看病贵，体现在药价贵、检查贵、治疗贵。即使小小的感冒去看门诊，也要大治一通。每片只有两分多钱的阿斯匹林几乎进不了医院药剂科，但医生开处方10片装6元多的“巴米尔”，成分就是阿斯匹林。抗生素高价滥用，更是触目惊心。
药价高一方面是厂家在推销时用各种方法来培养所谓的“大处方医生”。医生常常无视病人需要，而选择开价格高的药物。除了开高价药，“大处方医生”所开的数量也是竭尽所能，可能看一次病会给病人开一个月的药。听一位眼科老专家讲过一件事，一位外企白领因为眼睛干涩，去看这位眼科专家。她把在另外一家医院开的药一一排在桌上，专家一看，大大小小共五种：一种国产的，两种美国的，两种日本的。“显然是医生为了平衡各个厂家之间的关系而平均处方。”老专家解读说。为了看眼睛，这位白领女性在那家医院前后四个月花费了近一万元，结果眼睛不仅干涩而且红肿，原来的症状不仅没好反而变得更糟糕。老专家感慨万千：其实根本没必要用这些药，五种药交替使用，还会有意想不到的药物相互作用。结果他只给病人开了一瓶价值6元的2%硼酸水。病人将信将疑地回去了，过了一个星期，给专家打电话说眼睛已经完全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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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否身处最糟糕的医疗环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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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价高的另一个原因是：经过中间流通环节一、二、三级批发的层层盘剥，加上给医生的回扣，给医药代表的提成，一盒药从出厂到开给病人，中间的流通环节、交易主体过多，而且流通渠道混乱、零散。
另外，在中国，药品定价授权给企业，很多企业的药品成本失真，价格失真。呼唤了多年的医药分离，试图切断医药企业与医疗机构及医生之间的直接经济利益关系，但到目前仍未能真正改变以药养医。
除了用药之外，检查、治疗的项目和价格同样不透明。有时医生为了提成，会给病人做不必要的检查。而手术之前如果不送红包，病人自己反而觉得心虚没把握。
医疗体制中的另一个突出问题—看病难，反映的是没有公平性，缺少为中低收入群体提供的低廉的基本公共医疗服务。在我国，病人分公费医疗者、医保人员、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的自费患者。处于低收入层的人，由于没有医疗保障，自保程度就必须提高。这其中就存在着一个悖论—他既然是低收入层，就没有足够的收入来自己买保险。当他们需要看病时，面临的问题是去什么医院，能不能承担费用。这批中低收入的群体，在现在的医疗体制中处于弱势，成为数次医疗改革的盲区，结果造成了“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
关于医疗公平性，在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排名中，中国全世界倒数第四。在中国，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阶层差距越来越明显。与这种公平性差对应的是医疗资源配置效率低，在一些大医院，先进医疗设备的配置远远超过需求，而在农村的医疗机构，可能许多年都没有能力去更新仪器设备。目前中国的县级卫生机构中，只有三分之一正常运转，三分之一在瓦解边缘，剩下的三分之一已经垮台。而大多数城市里的公立医院却存在着效率低下、浪费严重的问题。
曾经问过一些医生对看病难的看法，他们认为，简单地说看病难并不确切，其实是局部看病难。大医院著名的专家门诊人山人海，而其他医院呢，可能是门可罗雀。但是不是所有涌到大医院门诊的病人，都需要找著名专家看病呢？其实有一些问题普通基层医生就能解决。但在这中间，缺少的是一种有序的转诊制度，也就是国外比较通行的家庭医生负责将病人转给专家的这种连通关系。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我们抱怨中国看病难时，那些从美国回来的病人反而大赞国内看病容易。因为在美国如果要看专家，需要家庭医生的转诊，但有时一些家庭医生偏不给转。到了中国，这些病人只需直接去大医院挂个专家号就看上了专家。
有人把中国医改“基本不成功”的原因归为过于“市场化”，也有的归为“伪市场化”。事实上真正的医疗“市场化”只在中国少数地方出现过，把公立医院出售给私人，变成民营的营利性或非营利性医院，目前90%的医疗服务提供者依然还是政府国有。可以说，在中国并没有实行真正的医疗市场化，而是一种介于其间的四不像局面。那些公立医疗机构工作效率低下、浪费严重、服务差，是“没有民营化的商业化”。
很多人认为真正的市场化应该是像美国那样规范竞争、面向市场。在美国有公立综合医院、大学附属综合医院、面向低收入群体的公共医院、私人诊所……多种体制并存。药店、药房独立经营，不附属于医院。面向低收入的、没有参加医疗保险的医院，门诊诊疗项目免费，只有药费自付。
美国的人均医疗费用在欧美发达国家中最高，但你可能想不到，美国医疗体制的总体表现和公平度在发达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二。而分析导致美国医疗资源浪费、效率低下、公平性差的原因，有很多人认为可能是—美国医疗的过分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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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国家都有一道医疗伤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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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中国的我们，是否面对着全世界最糟糕的医疗环境？是什么成就一个好的医疗体制？有许多人在比较世界各国的医疗政策、医疗体系和最后体现出来的效果，结果发现，各国政府都在为如何集资、管理、组织医疗而费心费神、绞尽脑汁。虽然各国医疗体制各不相同，但全世界几乎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医疗费用上涨，社会人口构成变化，医疗技术进步，消费者期望值与日俱增。这是全球医疗世界发展共同面临的困境。
一个叫做艾伦·吉勒斯（AlanGilles）的美国人写了本《是什么成就一个好的医疗体制》，试图让人们知道大家能从不错的医疗体系里学到什么。但结果发现，每个国家的医疗体系都不可能完美，都有大大小小的病症，最后无非都是在社会价值（比如广泛性、公平性）和驱动因素（财政体系、强制管理）之间平衡。一个希望公平、广覆盖的医疗体系，可能牺牲的是医疗服务的效率和服务质量，而一个能提供快捷、高端医疗服务的体制，可能以缺乏公平和浪费资源为代价。
美国的医疗体制在世界上是比较特别的类型，它更多地依靠市场化，摆脱了福利国家那种财政负担过重的困境，又保证了一定的社会公平。它能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并制定法律以规范医疗体制。但在美国，也有人在抱怨过分市场化带来的危机。据说，在讨论中国医改要不要走美国路时，哈佛大学一位叫做萧庆伦的教授从美国飞到中国，专程向卫生部部长陈敏章进谏：“中国千万不能走美国的路，美国医疗业的商业化太严重了，普通美国人苦不堪言。”
美国医疗体制的市场化体现在以私立为主，医疗消费以个人为主。政府所起的作用是，提供部分医疗保障机制和资金，以公立形式为老年、病残、穷困或失业人口提供医疗保障，另外政府也以立法和管理的形式，去规范高度市场化的医疗体制。
在美国，医疗体制的组成有三部分：老年保健医疗制度（Medicare）、医疗补助制度（Medicaid）以及其他的私人保险。
老年保健医疗制度是为所有老年人、残疾人提供的保险，来源是联邦政府的财政预算及部分社会集资。
医疗补助制度主要为穷人提供医疗保险，来源为联邦政府、各州政府预算。这种制度覆盖了自保能力低下的人群—老人、残疾人和易发生心理、行为问题的社会底层，而这个人群对医疗资源，尤其是初级医疗保健的需求很大，占用了相当一部分的社会医疗资源，永远处在病人有余、医生不足的状态，产生了美国的医疗资源配置不均。
在美国的医疗保健制度中，充分体现了其自由的市场经济色彩。大多数65岁以下的美国人，依靠的是私人医疗保险。这其中包括团险—公司为员工集体购买的保险，参加家庭保险，或是直接购买个人保险。市场化的运营减少了国家的包袱，但是也面临着难题。
最近，《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说，美国医疗总支出的增长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其中，这些上涨费用最多的部分来自于使用日新月异的医疗手段。“科技在进步，但仍需要交钱，才能用上先进科技。”比如，最近老年保健医疗制度开始给那些心脏病患者提供心脏植入性器械，上涨的费用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类似的高新技术。在美国，那些排名靠前的大公司，有60%的CEO会愁眉苦脸地抱怨，他们的苦恼是给员工买团险。比如在著名的通用公司，每生产一辆汽车，就得付出1500美元的员工医疗费用！而在参加私人保险的人群中，也有一些人对高端技术、高端设备情有独钟，这些也加重了医疗保险的支出，造成医疗费用的上涨。
私人保险因为有对薪金、职业等的要求，把一部分人关在了门外。兼职人员或是小公司职员，有时很难享受公司团体医疗保险，但收入又难以支持高价的私人保险，于是成为无保险人群。当他们发生健康问题时，大多数还需要依靠政府才能负担费用，这也加重了政府的医疗负担。我们可能想象不到，有4300万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障。
因为市场化为主导，美国强调私立医院的发展，对公立的公益性医院的重视不够，这就导致了医疗总支出的增长速度很快，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美国的医疗花费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12%，而加拿大为8.4%，瑞典为9.1%，日本为6.8%，英国为6.2%。但美国用于公共卫生的支出只占总支出的3%。
在强调医疗产业的市场化后，美国的基本医疗保障受到影响，医疗卫生机构为了追求利润，一味加大新药研制和针对疑难杂症研究的投资，忽视了大多数人的基本医疗需求。
“美国医疗是不错”这句话的前提是—“如果你足够有钱”。如果足够有钱，你还可以在各种高端技术、新型药物中随意选择。
做一个美国病人，要不足够富裕，要不被一个有不错的医疗计划的公司雇佣，让那些苦恼的CEO替你掏钱，但起码有一点好，在看病时，不需要像英国病人那样付出漫长的等待。
英国走的是以政府干预为主的医疗模式，是世界上最早实现全民免费医疗的国家。在英国，全民享受医疗保险，医疗社会化。在那里曾经有我们想象中的近乎共产主义的美好：政府管理着医生和医院，为全体英国公民提供医疗保健，几乎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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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国家都有一道医疗伤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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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自二战后的福利国家政策，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虽然政府为全民提供医疗保健，但资源毕竟有限，直接导致的问题是—病人必须漫长地等待！你可能想象不到，大约有100万英国病人正在等待，他们的平均等待时间是4个月。5万名患者要等一年或是更长时间才能入院。在选择治疗手段时，也不尽能享受到那些高科技医疗手段。在终于入院之后，患者也许还要继续排队等待，以得到家庭护理或私人护理的服务，有3000名老年患者等了至少28天才能得到治疗。
除此之外，英国的这种“从摇篮到坟墓”的医疗保障，需要巨额医疗投入，也给政府带来了财政压力，使其陷入窘迫境地。在大包大揽的公有制之下，满足了公平性和广泛性，但是对人们的医疗需要不能有效控制，医疗资源浪费，效率低下。再加上缺乏激励机制，英国医生的积极性远远比不上美国医生，因为没有激励，英国医生提供的服务质量并不能让病人满意。这样发展下去的趋势是保障范围越来越小，保障程度越来越低。英国也被迫进行市场化的改革。
加拿大病人对国家卫生制度曾经一致支持，但如今这种支持也发生了动摇。因为他们也面临着相应的弊病—效率低下。所有的加拿大人都享有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险，但与美国人相比，看一次病等待的时间却要长得多。从病人踏进了初级保健医生的办公室那一刻，真正的等待便开始了。加拿大病人如果要转诊到专家治疗，常常需要等上两个星期或者更长，而在美国只需要几天。
等候医疗、延迟拿药……并非只是英国病人、加拿大病人要面对的。法国人必须个人负担大量的医药费，日本的手术率仅为欧洲和加拿大的1/3。
每个国家的医疗体制都有自己的问题和隐痛。面对这些伤口，只能竭尽全力在社会价值和驱动因素之间，试图取得平衡。
那篇发表在《纽约时报》的文章最后无奈地说，在发达国家中，美国可能拥有最私立化、最有竞争性的医疗体制，但现在看来，也可能是最费钱、结果也最糟糕的医疗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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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才能买份靠得住的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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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美国人在题为《美国医疗制度的危机》里最后作结时说：“亲爱的美国人，学会和它和平共处吧。”
改革并非易事，改革也不能立竿见影。作者在文章里提到一个女读者给他写E-mail，说起目前美国的医疗环境，问能有什么办法来做点改变。“可悲的是，我的答案没什么帮助，第一个映入脑海的是—去嫁个有不错医疗计划的人吧。”
一个详尽考察了美国和中国保险现状的专业人士，曾经评论说：“中国和美国的医疗差距最起码是由两点造成的，保险制度和初级保健医生制度。”在他看来，一个完善的商业保险制度能够帮助中国改变不少现存的问题，比如以药养医、医生回扣，如果有了完善的商业保险，可以由保险公司来统一控制药品价格。生活在中国的我们，期待着有一天，能买上一份靠得住的保险。
在医疗费十分昂贵的情况下，医疗保险成为美国人就医保健的第一需要。美国病人去看医生，医生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有没有保险。由于保险公司与医生、医院有协议和合约，参加医疗保险的人看病会便宜很多。
美国的医疗保险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叫优先医疗服务提供者计划（PPO，PreferredProviderOrganizations）。参加这种保险的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想看的医生，但保险费较贵，在看病时需自己负担部分挂号、医疗费。
另一种是健康维护组织（HMO，HealthMaintenanceOrganization），保险费相对便宜，除了付少量的挂号诊费，基本不用承担其他费用，但所看医生必须由保险公司指定。健康维护组织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并没有受到欢迎，但自70年代起，美国政府开始依靠法律扶持健康维护组织，以解决社会的医疗保障问题。到了80年代，健康维护组织的市场份额占到了20%。最近美国还发展出了其他医疗计划：专有提供者组织（EPO，ExclusiveProviderOrganizations）和定点服务计划（POS，PointofService）。
美国医疗保险行业年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事实上，保险行业在整个医疗保健体系中起着轴心和纽带作用。
因为病人、医生、医院、医药以及体检、化验无不与医疗保险有关，医疗保险是人们健康的重要保障，政府鼓励公司和业主为雇员提供医疗保险费，按费用多少给公司免税。由于美国绝大多数医疗保险业是向就业者倾斜的，所以那些老年、失业及贫困的人就很难或者无法享受到医疗保险。政府对老人和残障者提供医疗照顾福利，对低收入贫困家庭给予医疗资助。
对中国人来说，完全依赖国家和单位的时代过去了，但健全的保险时代还没有来临。我们开始更多地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规划和投资。不管你结婚、单身、有没有孩子，你都需要给自己买份医疗保险，来预防万一发生的疾病摧垮你的钱包。而给自己选一份合适的保险，是在你的钱包和你希望得到的医疗保障之间权衡的结果，用较少的支出换取较高额的保障。
那么眼下，我们有哪些保险可供选择呢？中国正在建立的是以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为基础，包括医疗福利和医疗资助的医疗保障体系。但就目前的状况看，医疗福利和医疗资助还无法达到像美国那样的广覆盖，我们依靠的主要是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
社会医疗保险是由国家强制推行的，费用由单位和职工按照法律规定共同缴纳。有些地区的社会医疗保险机构正准备同时经营基本医疗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现在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就是其中一种，覆盖的是城镇职工，保障的范围是基本药物、基本医疗、基本检查和基本服务。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如果资金有余，积累作为风险储备金，如果发生赤字，则由财政兜底。而商业医疗保险，则面向所有人，可以提供比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更广、更高的保障。
有一些福利比较好的公司会向商业保险公司给员工买团险，但是我们在面试一家新公司时，却很少有人去关心自己的保险计划，以及能否给配偶提供保险计划。
一个比较理想的关于保险的蓝图是，在中国能够建立一种由第三方操作的保险网络。其中，可以有面对低收入的医疗计划，由政府主要支持，也可以有比较商业的保险品种。低端保证，高端放开，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情况选择，前提是保证每个人的基本医疗保障。
健全的保险制度可以有几个好处，它能通过自己的系统保证价格透明，还能利用自己的系统监控医生的医疗行为，另外也能用市场竞争意识一定程度改善医患交流。不过，目前这个健全的机制在中国还不存在，大家对保险的理解也仅停留在初期的、表面的程度。
一个凡人的生活里，风险无处不在。期待有一天，在中国也能实现保险蓝图，我们能给自己选份医疗保障，买一份保险，多一份安全感，然后做个美梦安然入睡。
人为什么会生病
有些讽刺的是，作为人，真正开始有想去了解身体的动机，竟然是从“身体感觉不舒服”开始，或是从“身体出毛病”才开始。在健康的日子里，欲望和热情驱使着我们去忙这忙那，身体，被“人”冷落一旁—直到有一天，它被迫发出尖锐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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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恼人的身体地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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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讽刺的是，作为人，真正开始有想去了解身体的动机，竟然是从“身体感觉不舒服”开始，或是从“身体出毛病”才开始。在健康的日子里，欲望和热情驱使着我们去忙这忙那，身体，被“人”冷落一旁—直到有一天，它被迫发出尖锐的信号。即使在此时，我们对这副身体又了解多少呢？
还记得在做医学生的时候，有天我跑到朋友所在的研究生宿舍温习功课。一屋四个成年女生围着，让我给讲讲子宫和卵巢的功能和关系，以及人类认识生殖系统的过程。比如在公元一世纪时，月经被认为是“繁殖周期中的清洗过程”，而从公元前300年到16世纪中叶，女人的卵巢一直都叫做“女性睾丸”。而男人的精子在古代被定义为“寄生虫”，在女性的卵巢中有一些叫做“卵细胞”的东西，它们的性质类似于我们吃的鸡蛋……
一个学比较文学的女生认真地问我：“是不是来一次月经，子宫就要死一次？”我很喜欢她这么诗歌化的语言，但是，很显然，这位上个世纪70年代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新女性，竟没有好好地“参观”过位于自己下半身的秘密花园。
当时，我刚学完妇产科，装了满脑子的梨形子宫结构和月经期的形成过程。作为一个全身心浸泡在课本知识中的医学生，我那时的表情看上去冷静而科学，映衬之下，她们看上去显然大惊小怪。但说实话，在没上医学课之前，我基本也是这样对身体无知，而且大惊小怪。
朋友小何坦白说，她至今还搞不太清楚，左肋下是胃还是右肋下是胃。这答案其实我已经告诉她很多遍，但她每次还是得问我。我只能告诉她，在电影《焦裕禄》中，被工作累得经常肝疼的焦裕禄，用茶杯盖顶的是右肋下，那是肝，反过来，也就是说左肋下是胃。
回想起来，我们作为人，最初对身体的被动认识，可能是起于青春期的到来。那时，身体的变化由不得我们漠然无视，男男女女的第二性征以蓬勃的声势日新月异，但其实我们所知道的内容也无非是“变得更女人了”或是“变得更男人了”。至于那些庞杂的生殖系统名称和功能，终究没能明白就里，只是出于本能模模糊糊地了解了一些最基本的功能。我们就这样失去了最初了解自己身体的机会。那些从小学上到中学，普及不力的生理卫生课，并没有能真正发挥它的作用。
如果青春岁月一切顺利，中间没有疾病穿插，第二次逼迫我们去认识身体的可能就是—第一次性生活。但仍旧像青春期一样，大家直奔这些性器官的功能和效用而去，并不想理会具体的身体地图。我们似乎更偏爱知道身体某部分能提供我们什么功能，给予什么快感，作为人，我们反而对构成自己物理存在的身体零件不太关心。
每天，我们带着这堆经过有机组合的零件为实现幸福、满足欲望到处奔走。随着年龄的增长，直到有一天，感到自己的机能开始退化，我们才开始关注每年一次的例行体检。但就像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杂志号召的，年轻功课年轻做。那些我们在年轻时不加注意的不健康生活方式，在年长之后会一一暴露出对机体器官的危害。
但人是不是那么急切地想了解自己的身体呢？这其实也是个问题。
要能面对一具解剖开来的身体，面对它传达的所有真实信息，面对所有美丽的、琐碎的、不悦的细节，是需要跨越我们的审美壁垒，具备一定的勇气的。比如，因为发现了人脸上的一块骨头—颚间骨而对解剖学做出过贡献的歌德，这么说：
解剖学之所以对我具有双重价值，
是因为它在满足我求知欲的同时，
也教会我如何忍受令人厌恶的情景。
这种“令人厌恶的情景”是什么呢？我们的身体地图，究竟是不是一张充满美感的图画呢？
我第一次跟基本外科胰腺组的医生们下手术室实习时，他们常常要用电刀划开病人的肚皮，碰到有肥厚肚皮的病人，能看见黄花花的脂肪组织。电刀所到之处，会带起一阵青烟，那情形类似街边烤羊肉串的小摊，味道闻起来也差不多。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烤肥油味，可躺在手术台上的，是位满腹经纶、学识过人的历史学者。
在妇产科跟着老教授出门诊时，不管多么年轻貌美、气质优雅的女人，都免不了被暴露于这几个现实得几乎让人背过气去的问题：孕几产几，上次月经什么时候，然后上床做截石位检查。多少女病人去了妇产科门诊，经过如此折腾之后，出门就祈祷千万不要再得妇科病了。
我们作为人，每个人可能都难免遇到“臭皮囊”与“美精神”的生硬撞击，或是“当生理遇到精神，宁愿扭头就走”的尴尬境地。
而在面对身体时，医生可以是最职业、最地道的“解构主义者”。解剖学赋予医生的气质，有一部分是伴随这种不令人愉悦、与审美冲击，但又需要严格遵守客观的情绪。
这种情绪天长日久之后，会让医生在对待人体这件事上，将“赋予的喻义”与“客观存在”进行严格、冷静的剥离。在这点上，医生比我们谁都“酷”。而我们普通人，出于天生向美感靠近的偏好，很少能换种客观的眼光看待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更多地不是承载器官和组织，而是承载着一些类似“玉树临风”、“纤柔窈窕”、“强健”、“性感”这些比喻的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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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恼人的身体地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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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来自身体的生理性表现，常常让我们感到尴尬、自卑。在安静、肃穆场合的一阵尖锐的肠鸣音，就像往安然如镜的水面里扔进一块大石子，让人尴尬无比。但其实，无非是空空如也的肠子发出了生理性的抗议。又比如不止一个口香糖、漱口水广告用过这样的案例：在两人快要零距离接近时女孩把男孩推开，原因只是因为口腔异味，男孩可能患有牙龈炎。但这在一个口腔科医生看来简直小菜一碟，不值一提，却让普通人羞愧难当。
一个外表再美再帅的人，也脱不了有一副看起来丑陋不堪的肠子。李六乙导演的诗剧《口供》到了后半段，纱帘上打出了一段影像：伴随着演员们激情充沛的诗歌独白，屏幕上是一只手反复地从开了一条缝的腹腔里掏出一节又一节的肠子，然后扔在一个大铅盆里。我注意到剧场里大部分观众的脸上都露出了不悦或是恶心的神情，他们本来盘腿静坐在垫子上，在看到录像上的那一段时开始左右调换姿势，坐立不安。但是，如果你真的做过阑尾手术，如果你真的站在腹腔手术的台子边，反应会更强烈，你所看到的肠子会更真实，更不“审美”。但对于熟悉了身体的医生来说，眼前的一切其实很简单，它就是一段肠子而已，就是身体的构造而已。
在我们喜欢的精神情境或是浪漫背景下，来自生理性的不和谐音，是我们作为凡人所不欢迎的。我们这时，似乎更愿意脱离开那个具体的生理地图，直奔精神、浪漫天地而去。
而医生，自进医学院开始接受训练到最后入行工作，其实一直在做的工作就是—把人们赋予身体的喻义剥离，留下一个类似工笔画的身体地图。这样的人，跟普通人相比，怎能不说又多了份冷静，或者说得更厉害一点—是冷漠。因为长期身处于这种气氛的熏陶和感染，医生审视身体地图的角度已经完全跟普通人不一样了。医生更多地是像一个职业的解构主义者、一个专业的地理学家—哪里是等高线，哪里是湖泊，哪里是丘陵，哪里是森林，它们各自对最后形成的体内环境和功能都贡献了什么或者都危害了什么。
而让我们凡人去面对一具解剖开来的身体，面对所有美丽的、琐碎的、不悦的细节，面对它传达的所有真实信息，并不是轻易就能做到的，需要的是追求真相的勇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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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身体，从刀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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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6世纪，那时的人们对了解自己的身体满怀兴趣。比如，当时在欧洲的一些大学，陆陆续续开了一个叫做“解剖室”的房间。前来参观的不仅有医学生，还有好多市民老百姓—男人和女人都有。有趣的是，这些非专业人士如果想踏进解剖室必须付钱，他们手里攥着钞票，每天却只能看人体的一部分，比如第一天看腹腔，第二天看胸腔，第三天看心脏，第四天看大脑……如果要看隐秘部位，还得多准备点钱，另外收费。
我们人类对身体的真正认识，就是从一把刀开始，从解剖学的诞生开始。
每个医学生都经历了“从对人体的模糊认识到确切分解”这一过程。眼前因为长期泡在福尔马林里而变得肿胀、棕黑的尸体，对于一个急切想了解人体构造的医学生来说，竟成了无价之宝。在面对尸体时，作为医学生，有幸第一次深切地感觉接触到了身体地图。就像兼文学家和科学家于一身的歌德所说：“解剖标本比任何的努力和观察结果，更能将大自然的奥秘揭露于我们面前。”
人们开始了解身体地图，也只有几百年的时间。在没展开之前的一千多年里，它曾经充满了那么多无解的谜团和机关。人们为了能展开这张图，没少和自身的恐惧、世俗的道德障碍、尸体的资源稀缺作斗争。
在公元前300年，除了传说中亚历山大医学院的老师们有幸解剖过绞刑处死的犯人尸体，人们一般是通过打开动物内脏来获得一点解剖知识，然后类推到人。这样的情形一直延续到中世纪，当时被奉为“医学泰斗”的希腊新蘼硪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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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了，把身体交给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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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疗新时代，“医生无所不知”的模式已经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知情的病人和医生一起共同作决定，共同选择治疗方案。可惜的是，虽然病人权利运动开始如火如荼，我们和医生之间的关系开始渐渐要求平等，但只要仔细审视一下，就会发现我们要求的仅仅只是结果的平等，却不寻求过程的主动参与。
在这种关系建立的最初，我们甘心以“弱者”自居，病人甚至对自己的身体都没什么了解，就和疾病、医生发生了联系。这时，又怎么去做一个有尊严、有自由的病人—一个聪明的病人呢？
在进医院去看医生的初始，我们内心里极其希望把自己交给一个能掌控全局的医生。医生手持先进器械，脑装各种门类的检查和疾病知识，是权威的“家长”，我们却满怀无助、诚惶诚恐，精神上那么弱小，对自己出错的身体一无所知。
这一刻，其实是谈不上平等的。医生处于控制的角色，起先是在技术上，后来也在心理上；我们作为病人处于屈从的角色，起先是在对疾病和身体的了解上，后来也在心理上。
不同的是，当你对自己的身体和疾病一无所知时，把所有的责任尽数交给一位专业人士，由他来承担所有的责任，在当时可以算是一种轻松的选择。但是一旦有一天，你发现，你全心信任的医生并没有让你保有健康，那么，所有的希望顷刻间就破灭了。病人希望能从医生那里得到承诺—健康的承诺，而医生就必须去实现这个诺言。如果不实现，只能法庭见。
谁为你的健康打算？除了医生，还有你自己！
如果仔细观察一下这种关系，就会发现病人将责任尽数交出，看似轻松，其实偷懒而且被动。病人似乎是被动地被疾病袭击，于是也被动地等待医生（或者医生背后站着的医学）的处置发落。病人甘心以“弱势”自居，很少主动、积极地意识到去承担自己该承担的那部分，甚至连和自己密切相关的身体都不甚了解。而对自己身体的认识，对自己心理的关爱，弥补医生把你看成一台机器的缺憾，努力和医生一起平等对话……这些其实是我们可以去做的事。聪明病人要求的是平等，这种平等是从头至尾的平等，是需要自己也投入努力的平等。
我们总在要求最好的医生其实是和病人一起作战的，那么，反过来也一样，最好的病人其实是和医生一起作战的。
我们先来看看身体里的一些防御机制。这些防御机制，我们可能并没有真切地了解过它们的意义，而它们，确实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只是，当它们出现时，因为对身体的不了解，我们的第一反应是找医生。
事实上，并不是我们一感觉“身体不舒服”，就应该去找医生的。现在的大多数医生已经被培养成无药不欢，看见你发热，给你一盒退烧药，“先吃两片阿斯匹林，再来找我”；看见你疼痛难忍，给你一堆止痛片，其实对你未必是最好的选择。在这时，你需要负起自己该负的责任，为自己的身体做点决定。在我们尽己所能了解了身体之后，我们过分依赖医生的关系，才开始有了松绑的可能。
比如发烧，当我们感染了病菌之后，有时体温会升高，这是身体调节的结果。体内中枢有一个叫做体温调定点的机制，如果这个点增高，体温就会上调，一直到符合体温调定点为止。这时的发热是体温调节中枢的重新设定，是身体对抗病菌感染的防御机制，但我们大多喜欢在发热时用退烧药，因为我们觉得发热就是生病。
罗森邦医生在《亲尝我自己的药方》里如此描述他看的第一个病人，一个发烧的病人。
最近我一直回想起多年前和祖母的那次对话。我去告诉她被医学系录取的好消息时，她只说：“医生很了不起─在你不需要他们的时候。”我听了很生气，本来以为她会很高兴，以我为荣，没料到是这种反应。
过了几年，我开始行医时，对祖母的话有了灵光乍现的了解。我的第一个病人是一位发烧的男性，我出诊到他家看病。在那以前，我还不曾直接向病人收过钱。看诊完他问我：“费用多少？”我很不好意思回答这种问题，所以很快地说：“10块钱。”却惊讶地发现，他好像很满意，付了钱还向我道谢。那时我心想：“这个行业太奇怪了，我竟然靠别人的不幸来赚钱。”当时我告诉他得了流行性感冒，其实我并不是很有把握，而且我心里有数，即使他不找我看诊，也多半会自己痊愈。
在20世纪之初，一个叫焦内格的奥地利医生就已经认识到了有时候发热也有效用。这位长马脸有时候留着八字胡的严谨科学家，有个在别人看来古怪的想法—他一生的主要工作是诱发病人发热来治疗精神疾病。在同事和朋友的眼里，他保守、冷酷、喜欢独处，但也因勤奋、正直而深受尊敬。他起初试过用结核菌素来引起发热治疗精神疾病，在1917年，他开始用接种疟疾使病人发热，结果证明对麻痹性痴呆治疗有效。当年这种病的自然缓解率不到1%，但用了他的这种发热疗法，竟可以达到30%的缓解率。这使得他获得了1927年的生理医学诺贝尔奖。
柏杨曾经这样描述他的一位医生朋友：“柏杨先生有一位医生朋友，一向过往甚密，可惜他有两项严重的缺点，使我对他的敬仰之心与日俱减。一是他很吝啬给病人吃药。现在流行性的手段是，病人一进大门，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一针葡萄糖加维他命B，或是一针退烧针—假设病人似乎有点发烧的话—而该医生朋友总是寻求病因，妄图根治，既劝病人少打针，又劝病人少吃药。于是乎，有口皆碑，怨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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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了，把身体交给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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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的口气是他惯用的反讽，事实上像这位医生朋友这样，能在病人发烧时劝病人少打针、少吃药的人在现在已经濒临绝种，所以在病人看来他反而有着“严重的缺点”，病人“怨声载道”。我们去看病时，总希望医生能开点药，不希望空手而归，仿佛不带走一张药方就亏了。但如果我们知道有些低度的发热，是自己身体的防御机制时，也就不会滥服退烧药。有时候，发热确实能使得身体里面的免疫系统变得活跃，更有利于杀灭侵入人体内的细菌与病毒。
让我们再来说说疼痛。很不幸，有“表现主义之父”之称的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他的大作《呐喊》被偷了，其价格据说可以和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抗衡。在《呐喊》中，一个人捂耳痛苦呐喊，画面让人感到冲击，坐立不安。在医生介绍疼痛的治疗时，这幅画常被引用来形容疼痛的折磨。确实，对于疼痛患者来说，画中扭曲的面部表情用来形容“忍无可忍”似乎再恰当不过了。
在《身体的意义》一书里，作者试图向大众介绍人体自愈和防御的能力。他所举的一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一个问题：疼痛，特别是急性疼痛，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恶，它其实是身体正在遭受损害的信号。有时候，没有了疼痛的保护，我们可能被伤害而不自知。
一位在麻风病患者收容所里工作的医生试图打开一道被卡住的门，却怎么也打不开。这时一位12岁的麻风病小男孩看到了。令医生惊奇的是，这个男孩毫不费劲地打开了门。对一个健康的医生来说，很难转动的那把钥匙却没能难倒一个麻风病小孩。
但是，当门打开以后，医生才注意到，男孩的手被钥匙割破了正在流血。麻风病毒攻击并侵袭了神经末梢，使人丧失了疼痛的感觉，因此当小男孩转动钥匙时并没有任何疼痛感，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以一种健康人无法忍受的方式打开了门。
麻风患者经常会失去手指和脚趾，这种后果间接地起因于他们疼痛感觉的丧失。有些麻风病患者会在一夜之间不见了手指，原因竟是当老鼠咬他们的手指时毫无知觉，他们失去了疼痛的保护。
不过在我们眼中，疼痛似乎首先是一个必须被打倒的敌人。还在加班的朋友给我打电话来，抱怨眼前看似狼狈不堪的生活：“都加班到9点了，好不容易才写完了报告，回完了E-mail，我老公刚才还打电话说他胃疼得厉害，我只好赶紧让他吞了片止痛药。”我没顾得上安慰她，而是首先告诉她：“不要让他吃止痛药。可能半夜他在那儿美美地睡着，可病情发展万一胃穿孔了都浑然不知。”
“飞蛾扑火”如果不是用来描述意志决绝之类的引申意义的话，这飞蛾肯定是一只失去痛觉保护的飞蛾。我们平时把手伸向火苗，只要放在火苗上一两秒，手就会本能地缩回来，这其实就是疼痛带来的保护。“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的牙痛，其实能防止我们对有病的那侧牙齿施加压力，避免愈合延迟，防止感染扩散。
那些没有疼痛感觉的人，看起来似乎是幸运的，但有时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因为没有疼痛不适的感觉，每一个行动都得不到来自身体的信号指示。据说，这些不能感觉疼痛的人，多半在30岁左右就死去了。崔健唱的那句“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从医学的意义上用来形容这些不能感受疼痛的人，太逼真了。
有时，人失去痛感，才是真正的痛苦，身体上最敏锐的保护机制丧失了。但是又有多少人能确切地知道身体的各种不舒服反应里蕴涵的意义呢？我们轻而易举地，甚至不负责任地就把支配身体的所有权和盘托出，尽数交给了医生。而医生，从接受医学训练的那天起，基本就一步跨入了和身体作战的干预阵营，自此他就相信非干预不可，非用药不可。就像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暗示的，在未来世界，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技术，人们会淹没在汪洋大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这样的预言用在我们对身体的控制上，似乎同样恰当。
但其实，能站在我们身体这边的，终归是我们自己。属于病人的名字并不是“弱者”，但为什么病人总是首先认为自己是处于“弱势”的消费者呢？这样被动的关系带来的结果，只能让我们一味地依附医学的“干涉哲学”。我们把身体带到医院，交给医生，交给医学，任其处置。我们的身体和心理都依附其上，越依附，越离不开；越依附，越对细节和态度敏感，越对结果抱有过高的期望。当这结果达不到期望值时，我们总算才开始要求平等了，才开始想到去动用权利了。
聪明病人，是聪明地和医学的“干涉哲学”保持着距离，不是一旦病了，就把控制权交出—无论是交给医生，还是交给医学。
医学发展到今天，医生自古以来就有的控制色彩日渐加强，形成了浓重的“干涉哲学”，而病人自古以来就有的服从，也愈演愈烈。人们渐渐喜欢上被控制的感觉，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丧失主动性的技术，比如医学。
这种关系就像老板和雇员，主人与仆人，家长与子女一样名正言顺。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病人配合、鼓励、怂恿了这种局面的形成，以致我们甚至想当然地认为，我们和医生的关系本来就应该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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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了，把身体交给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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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从美国回来创业，投身研发抗癌药物的专家，除了钻研自己产品的机理、包装以及独特的概念之外，不离口边的还有一个词—“带瘤生存”。在这点上，他好像和中医站在了一起。在西医的体系里，从前肿瘤学家的观点是：和肿瘤作斗争，不惜一切，杀灭它们。医生们更多地是想发动一场和肿瘤一决生死的战争。那些“抗癌勇士”也是癌细胞在体内一个都不见了才算数的幸运儿。
直到1994年，一位加拿大教授在关于癌瘤概念的新模式中提出，有效的治疗并不需要肿瘤的完全消退。再到后来，治疗癌症的小分子靶向药物出现之后，人们发现这些药不像以前那些化疗“猛药”一样气势汹汹，摧枯拉朽，不达到杀死肿瘤细胞的目的誓不罢休，但同时病人也需付出像脱发、恶心、呕吐、无力、感染这样极其痛苦的代价。
这些小分子抗癌新药似乎更平和地起着作用，它们不以消灭肿瘤为目的，但它们能阻止已有肿瘤的生长和扩散，也不需病人为生活质量付出太多的代价。这个观点看起来，和中医的带瘤生存似乎有某些共通的地方。人们终于意识到，不应该满足于将肿瘤消灭但也给病人带来巨大的痛苦，使病人过着悲惨不堪的生活，而带瘤生存可能就是中晚期癌症病人长期存活的出路。
那位研发抗癌药物的专家正是在抗癌这件事上，看到了病人应该积极参与的那部分—保持积极心态，提高机体的非特异性免疫力，但不要试图让肿瘤细胞全军覆没。肿瘤细胞可以在体内存在，但我们也可以充分运用病人的主动性，阻止它进展或者转移。
异曲同工，在《心理的力量》一书中也提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医生们已经花费了成百上千万的科研资金来寻求治疗癌症的方法，攻克癌症难题。这些医生所做的许多努力似乎都离不开一个出发点，就是为癌症这种实际上是全身性的功能失调疾病，找到一种简单的、药理学的治疗方法。
《心理的力量》的作者还尖刻地指出，其实医生们之所以会坚持不懈地进行他们这种缺乏理性的研究，背后还有很多原因在推动—大多数是出于经济的或政治上的，而非科学方面的原因！确实，这些年，我们也能看到不断有抗癌药物问世，虽然它们的改善仅仅是一小步而已，但也足够带来商机，在市场上成为不二选择，无情地挤掉那些老产品。只是这些年来，我们也还没有看到革命性的抗癌药物！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反而是那些类似于中医、顺势疗法等非正统医学相比之下显得有点成效，因为它们把心理的力量和身体疾病联系在一起，病人成为治疗过程中积极、主动也更有尊严的那部分。而对于病人来说，能够战胜癌症最大的机会就在于—把传统治疗武器和精神态度结合起来。医生提供传统治疗武器，而心理力量提供的精神态度就得靠病人自己了。
那位研发抗癌药物的专家，鼓动肿瘤科的医生走到那些中晚期病人的病床边去。他不遗余力地用激情澎湃的话语点燃他们的生命之火，用温暖关怀的问询给予病人希望，指点病人怎么调节自己的心理状态，怎么和癌症长期抗衡、共处，最终找到带瘤生存的出路。不得不承认，经过心理调节之后，那些病人本来黯淡无光准备等死的眼神变得有些生机，他们中间也不乏一些超过医生预言的生存期的奇迹。只不过，治疗中还是得加上生物的或是化学的抗癌药物，为了能让治疗方法以更科学的形象、更冠冕堂皇的理由公布于世。谁让眼前的医学世界更倾向于量化、数字化地评价任何一种治疗，而投入给生存质量改善的研究总是研究基金的零头呢。
对于肿瘤的治疗，有人甚至极端地提出，像非小细胞肺癌、胰腺癌，其实化疗的效果和最佳护理的结果可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一个这样的癌症患者，交给医生用化疗药，还不如直接找个有经验的护士只进行精心护理而不进行治疗，因为那样的生活质量更高，病人不必忍受化疗的恶心、呕吐、脱发、乏力、感染等副作用带来的痛苦。
而在控制糖尿病的“五驾马车”一说中，人们再次看到了病人自己的作用，药物治疗只是其中的一匹马，其他四匹马都离不开病人自己的努力。这四匹马包括：饮食控制、保持心理平衡、有效的运动锻炼、定期检测病情。只有这五匹马齐头并进，朝着一个方向，控制糖尿病才能达到真正的有效。而“五驾马车”再次形象地说明了，作为病人我们不能交出所有的控制权。
病人改变不了医疗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
一名病人去医院看病，如果医生对他说，你这病不用吃药，回去休息休息就好，病人大半会觉得失落，仿佛走时不带走一张处方，这一趟就全无意义。在看病的时候，人们似乎习惯被控制，甚至可以说，喜欢这种医学的“干涉哲学”。不仅仅是治疗的“干涉哲学”，我们还习惯于从医生那里得到所有的信息。
医生手中掌握着所有专业的信息，而我们一无所知，我们交出判断力，成了被动的受体。但是，现在这个时代，信息的格局已经改变了，我们有许多可以主动得到信息的渠道。有不少网站可以提供基本的医学信息，有些专业医学网站还有定期的专家网上咨询，一些病友也组织了相关疾病的论坛。如果你能阅读英文，那么可以看到的角度更多，得到的知识更多。原先存在于我们和医生之间的信息沟壑，通过我们的主动努力，可以变得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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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了，把身体交给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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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积极的病人眼里，他总是能发现自己可以积极主动参与的那部分。有些视角可能是医生永远不会关注也永远触及不到的，而它们正好落在我们的视野里。我们可以运用自己能控制的那部分力量，和医生一起对付疾病。我们还可以运用自己获得的信息、自己的判断，去和医生商讨更好的方案。
聪明的病人不是习惯“被灌输”的病人，不是等待“被控制”的病人，也不是医学的“干涉哲学”的绝对拥护者。身体是我们的，我们与其坐而述，何如起而行，和医生一起并肩前进。
一位哈佛医学院研究心血管疾病的教授到中国来演讲，闲聊时我们说起平时怎么健身保持体型。他说他每天保证一小时的跑步机锻炼。
出于职业敏感，我告诉他，最好不要选择跑步机，因为对膝关节的损伤比较大，容易得骨关节炎。“最好改成太空漫步机。”我建议道。事实也是，现在患关节炎的比例不少，美国每三个人里就有一个，在中国，保守点估计有10%。而过高的体重可能就是其中一部分原因。
然后，我们就聊到体重。在中国的大街上，这位专家看到中国人相比美国人要苗条得多，对美国人日渐肥胖的体型感慨不已。“我感觉现在美国人饮食很不健康，大街上腰围大于四英尺的比比皆是，心血管疾病成了头号杀手。他感慨说。
为什么在医学找出办法可以对付以前的一些疾病之后，还会有新的疾病出现呢？这也是个问题。
在现代文明社会，医学和文明病几乎在以相同的速度齐头并进。随着时间的推移，伴随着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疾病也会出现。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新颖的、突破性的治疗方法不断出现，但却似乎没能显著改善人们的寿命。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我们的医学在往前发展，不断有对付疾病的新办法，会不会有一天，我们找到了所有已知疾病的治疗方法，那时的情形会是什么样的呢？
就像那位美国心血管专家聊天时说的，现代人得的疾病种类一个没少，甚至还多了。跟20年前唯一的不同可能是：疾病的种类以及不同种类里谁占多数谁占少数发生了改变。这些疾病的种类构成了一个叫“疾病谱”的东西。随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我们的生活方式不断改变，它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以前困扰原始人的感染、创伤，现在看起来似乎是小菜一碟，但因为文明的发展，新的疾病出现了。在原始社会几乎见不到踪影的乳腺癌，正威胁着现代女性，成为女性健康杀手。而这样的变化，就是伴随着现代生活方式出现的。
有人作过这样的比较：在原始社会的女人，她们初潮晚，生第一胎时间早，生的孩子多，常年哺乳，绝经早；而现代女性的生活方式正好相反，她们的月经初潮早，生育晚，生育少甚至不生育，自己亲自喂养的时间短，绝经晚。据估计，原始时代的女性平均一生排卵158次，而现代女性平均排卵达451次。排卵次数越多，妇科癌症的发病率就越高。
现代女性生活方式的改变意味着得乳腺癌、子宫内膜癌和卵巢癌的危险是远古时代女性的100倍。美国一位叫做伊顿的教授甚至还就此提出了一个大胆的乳腺癌防治方案—现代女性应该去模仿远古女性的生活方式：用激素推迟青春期的到来，用激素产生假孕。
这只是“疾病谱”演变的其中一例。
以前，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容易患上食道癌或是胃癌，肿瘤医生们称这两种癌症是“穷病”。但是到了物质丰富、不愁吃喝的年代，结肠癌开始在消化道癌症中占上风，并节节上升。
在美国，结肠癌已经占到全部癌死亡原因的第二位。在广州、香港、首尔、新加坡、台北等14个亚洲城市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华人患结肠癌的比率也在升高，与西方白种人不相上下。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现在城市居民饮食习惯开始跟西方接近。以前，传统的中国饮食里的米饭、富含纤维的蔬菜等对结肠的健康有益，但现在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那些富含脂肪和红肉的西方食物在中国很流行。我曾经亲眼目睹，一位只有19岁的男孩被诊断为结肠癌晚期。男孩的父母是成功的生意人，他是家中独子，据说从小到大只吃肉，几乎从不吃蔬菜。
2005年1月，一则雅虎的新闻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刚刚走马上任的麦当劳CEO查理·贝尔在上任一个月后，发现患了结肠癌，于2004年11月宣布辞职，接受治疗，两个月后去世。
“即便在他住院接受化疗期间，查理仍然从容、果断地领导着公司。”人们不忘在他走时这么评论这位把麦当劳看做一生事业的工作狂人。据说这位最初从悉尼一家麦当劳连锁店干起来的澳大利亚人，担任连锁店经理时才19岁，他从来都把麦当劳看做他最大的事业。在我看来具有戏剧性的是新闻里提到的这句话—他是麦当劳快餐食品的坚决拥护者，一辈子里大部分时间吃的就是麦当劳。这样长期的快餐食品对他后来患病是否有一定的影响，还需要科学证明，但起码不是一种健康的饮食习惯。
让我们再来看看查理·贝尔的前任麦当劳CEO—不幸猝死于突发性心脏病。还记得那位在MTV的电影颁奖礼上获奖的反面演员吗？他当众捏碎了一枚鸡蛋，这个细节在引起大家哄笑的同时，所起的宣传作用远比一次大型健康活动还要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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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了，把身体交给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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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起码在美国，心血管疾病的踪影几乎到处可见。但几百年前，人们可很少听说还有高胆固醇血症这个词，那时的人们忙着对付成批成批带走生命的流行病。等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对付流行病的疫苗和药物之后，新的疾病以新的面貌出现了。美国人现在的食谱中，有40%的热能来自脂肪。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巧克力蛋糕、鸡蛋、奶酪，吃饭吃到撑，食物过剩……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像那位演员说的，高胆固醇这个“反面角色”出现了。它将有可能造成动脉粥样硬化，堵塞动脉，影响我们的心血管功能，像那个不幸的麦当劳CEO的故事，时有发生。
那些伴随着新的生活方式而日趋明显的疾病，有人把它们叫做文明病。文明提供给我们的，其实就是这么一锅不知酸还是甜的杂烩，好的坏的搀杂在一起。我们以为文明是自己主导的发展方向，以为人类在凭借自己的本事改变、塑造着世界的模样，但是疾病首先就和文明开了个玩笑，甚至那些我们本以为已经解决的疾病，也会以新的方式卷土重来，比如结核。
在鲁迅的小说《药》里，咳血消耗着肺痨病人小栓的精力和元气，全家愚昧地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血馒头上，以为它能对付结核。小栓吃了华老栓买来的人血馒头，却依然未逃脱结核的磨难，最终还是被痨病吞噬了生命。
而雪莱和济慈，这两个19世纪初的结核病人，互相通信的句子就是：你还是带着那幅肺痨病人的病容。历史上，结核曾在全世界广泛流行，夺去了数亿人的生命，被称为白色瘟疫。那时，盗汗、咳血、低烧……让人们不寒而栗，因为这基本就意味着死亡。
所幸，1882年德国科学家宣布发现了导致痨病的罪魁祸首—结核杆菌，带来了世界范围内控制结核病的希望。然后出现了异烟肼、利福平这些治疗结核病的药物，经过合适的治疗周期和药物用量，结核病基本可以得到控制。人们开始把结核当成小事一桩了。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一度销声匿迹的结核病似乎又死灰复燃。只不过，现在的结核杆菌改头换面了，为对抗人类想出来的招数，结核杆菌不断变异以求耐受抗结核药物，它们也要生存！
就像生物学家们形容的，在人和微生物之间，存在着一场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有医生开玩笑说，现在容易患结核的不再是从前那些生存条件差的穷人，多是大鱼大肉过多、生活没有规律的所谓富人。人们开始意识到现在的结核杆菌变得狡猾，变得可以耐受抗结核药，已有的这些药物治疗对它们无济于事。
关于如今的结核杆菌改头换面以求耐药，后来的体会越来越深，因为我去美国的第一个实验室就做这个课题。我和那位送我《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的印度小伙子在同一个抗结核研究小组，成员来自好几个国家。有时我们会去培养活生生的结核杆菌的P3实验室。老板是位科学狂人，要求我们每人桌前贴着结核杆菌的基因图谱，有空就望着它，也许灵感乍现，就能找到那个对结核杆菌的生存最重要的基因。到时，大功告成，新的抗结核药就诞生了！
要是鲁迅活在今天，他可能也不会相信今天仍然有研究抗结核药的多国部队。因为医学和改头换面的疾病谱，正几乎以相同的速度齐头并进。
医学是对付疾病的终极武器吗
在每一个文明进展的时代，除了有不断改头换面的疾病谱，我们还会面对一个问题：是否能够通过不断发展的医学力量，把出现在我们生活里的疾病完全赶走—就像它没有来过一样？
因为对我们凡人来说，一个没有疾病存在的身体，最符合我们对身体的要求，也是最有安全感的希望。但显然，如果我们这么想的话，就又犯了一厢情愿的错误，因为有些病无法治愈，无法根治。
为什么有些病无法治愈？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像寻找人为什么生病一样，有很多角度、很多答案。可能归结到最后，到了生物学家那里，就落到人在这个广博大自然里的角色和定位。而在医生这里，却有着非常具体的回答。
因为风湿免疫性疾病大多无法治愈，我曾问过一位风湿免疫科的教授，你怎么向病人解释有些病无法治愈？
这位教授说：“对病人解释起来是有点麻烦，因为病人大都觉得你是全国顶尖的专家，你手里就握着先进的知识武器，你就能把我治好，不，应该说是治愈、根治！
“但其实，医学发展到现在，绝大部分的疾病都不能根治，像风湿病绝大多数是终生的。医生可以做什么呢？他可以帮病人解除痛苦，可以适当地延长生命。医学最大的贡献在于，第一，在不违背规律的前提下，能够延长生命；第二，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
至于把某些疾病从身体连根拔起，就像它从来没有来过一样，那是医学无能为力的地方。医学，是一门不完美的科学，是一门向着完美前进、无限接近但永远达不到的科学。
但医学是否就是无力的呢？如果把“全部疾病，全部治愈”作为标准来衡量医学，它是无力的。但是，医学这门科学，在另外的意义上，体现了它的艺术性。
举风湿免疫性疾病来说，这类疾病绝大部分无法根治，但一个高明的医生可以在他的工作中，体现医学的艺术所在。如果他能做到两点高明之处，那么其实他带给病人的益处，可以说并不比治愈逊色多少！第一，在于尽早发现病人的病情，明确诊断；第二，用最恰当的治疗控制病情进展，尽早尽快干预它的进程。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糖尿病、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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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了，把身体交给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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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个患类风湿免疫疾病的病人，仍然抛不开对“根治”的渴望。一个朋友的母亲，患了干燥综合征，她执著地在各大城市的风湿免疫科求治，手里攥了一叠治疗方案，最后她自己都能整理出来这些药方的不同特色，哪个用药狠、见效快，哪个用药温和。但有一点几乎是相同的，这些医生都告诉她没有办法治愈。
她仍然怀着对“根治”的希望，每次电视里、报纸里的广告说某某医院有秘方可以根治干燥综合征，她总是不遗余力地去打听。有次，她拿着报纸走到北京一家小医院门口，询问看自行车的报纸上的研究所在哪里。看自行车的大爷看了她一眼，说：“您也这么大年纪了，这种小广告也相信？说实话，我在这儿看自行车这么多年，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个研究所，我还真不信大医院治不好的这儿能根治。那些根治、治愈、秘方什么的，全是骗人的！”老太太想想也是，如梦初醒，终于从自己的根治愿望里醒来。
国内有位专家曾经呼吁大家擦亮眼睛，揭示了这些所谓偏方的骗局：有时候病人觉得药物似乎有点效果，但实际上添加了激素，甚至有的药里放了吗啡，为什么放吗啡呢？关节疼痛，所以放吗啡进行缓解。
至于癌症，这类被妖魔化的疾病，一直以来是科学界试图攻克的目标。所谓攻克，也是试图达到根治、治愈。在某些种类的癌症领域里，这种根治的目标得到了实现。但是，还有一些像晚期胰腺癌、结肠癌、肺癌……仍然是医学无法全力掌握的盲区。对于这样的疾病，现在的医学能达到的也许是减慢发展，延缓进程，提高身体的免疫状态。而那些在肿瘤医院的天桥上散发的根治小广告、报纸电台里的秘方，都只不过是混迹在医学里的骗局，利用人们对“根治”的美好期待，让人们从口袋里掏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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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不止于阳光和肌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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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眼前这个细节无限丰富的时代，健康已经离“宏观的、整体的养生观念”越来越远。养生被看做一种花费时间、无法速成的闲人生活方式。
更多的人，在追求几句话便能概括的小常识型健康。我们身边的健康报纸、杂志越来越多，除了零零星星的防病治病小常识之外，它们在不遗余力地灌输着“健康”的概念，创造着“健康”的形象，这些健康是由皮肤保养品、营养品、性等话题堆砌而成。出现在这类杂志封面的大多是阳光、肌肉型的青春人物，通过这些形象，向我们传输着所谓的“健康”信息。
在我们没有了解疾病之前，疾病是健康的反面。在我们了解了为什么人会生病之后，健康成了疾病的反面。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预防了疾病，也就保证了健康。但这些封面，除了在制造一种带着时尚味道的健康气息之外，并没有能真正告诉我们如何宏观地、整体地管理自己的健康，并没有教我们具体怎么去管理自己的健康。
朋友的一位亲戚，60来岁，高血压患者。退休之后，健康是他的头等大事，为此他特别钟爱看各种家庭防病小常识，尤其是心血管病。朋友甚至步行到上海某官方报纸的门市部，为他买一本叫做《老年保养100问》的书。后来，这个系列出了三本，她来回跑了三趟。闲着无聊，我也翻过这样的书，里面罗列了很多条问答题，一问一答。因为过于细节化，有时前前后后说法也不统一。但这位亲戚如获至宝，奉为宝典。相信他读完之后，除了知道一些预防心血管疾病的零碎生活小常识外，对健康并没有整体的概念。
一个下雨天，雾气很重，他走在大街上，被一辆车给撞了，小腿骨折，他进了医院。这时他平时积累的预防小常识，一个也用不上了。他躺在病床上，焦躁不安，脾气火暴，自觉倒霉透顶……心血管疾病预防常识早就飞到九霄云外。
管理自己的健康，我们需要的除了这些零碎的细节之外，还要有高于这些细节之上的理念。想经营好自己的健康，其实是一辈子的功课。只有在正确理念的指导下，小常识才不是零散的、孤立的、就事论事的保健鸡汤。聪明病人会主动寻找这些适合自己的大理念，并作为自我健康管理的指导。
在美国的一家书店里，一个朋友极力向我推荐一本书HAPPINESS，是一位经济学家写的，说的是我们怎么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去赢得快乐和幸福。据说这本书出版以后，很受大家喜爱。如果世界上真有一位经济学家同时也修过医学课程，他应该写的下一部著作应该是—如何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去获得健康，如何付出最小，回报最大，算算诸如投资20元打预防针、省去1000元医疗费的账。据说，美国人早算清了本国人早逝的原因，50%与个人生活方式有关，20%与环境有关，20%与遗传有关，仅仅10%与医疗服务有关。
在还没有经济学家着手写这类著作之前，史蒂芬·柯维在《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中提出的概念—保持P（产出，production）和PC（产出能力，productioncapability）的平衡，用在自己的健康管理上，算是一条聪明病人指导生活的光辉理念。具体说来，这种平衡，是为了能够保有充足的PC，来产生P。
在你每天使用身体的时候，你是在使用身体的能源，这时，你要注意往身体银行里加入储备，保证它的产出能力。你要每天提醒自己保持这种平衡，这样才不致让身体过度劳累，消耗过多。但现在，压力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越来越突出的流行病。这种压力来自于我们面临的海量信息，我们被规定的工作量和交工时间，我们无暇顾及和呵护的精神世界，我们储备耗尽的身体银行……
曾经有一本很风行的书叫做《给你自己一分钟》，说的是一种理念，每天给自己一分钟，找到内心的平和与宁静，减轻来自工作与家庭中的压力，改善人际关系，找到人生的动力和意义。而一个探求如何管理健康的聪明病人，他会每天给自己的身体一分钟，给身体以足够喘息和调整的机会，而不是让它成为追逐名利的工具，过度使用，提早透支，最后垮掉。如果算笔失败的经济账，就是今天拼命挣一万块钱，日后花两万块来看病。
自我健康管理的另一个重要理念，正在全球被普及提倡。这一理念，对于可能会患上乳腺癌和宫颈癌的女性来说显得尤为重要。这一理念就是—预防和尽早发现疾病。
据说因为李媛媛和梅艳芳的去世，妇产科门诊曾一度排起了长队，大家突然都想起了一种叫宫颈刮片的检查。而平时体检妇科大夫建议我们去做时，我们总不置可否。而2005年由钟丽缇、李冰冰、邬君梅全裸出镜，宣扬的“粉红丝带乳腺癌防治运动”，在大家关注的目光中，不知道是对为了传达“爱乳房、爱自己”而赤裸上阵的关注成分多一些，还是对自己预防意识的本质撼动多一些。
事实上，因为生活方式的改变，乳腺癌和宫颈癌这两种疾病的发病年龄，越来越趋于年轻化。但是并不等于发现患上乳腺癌或宫颈癌，治愈的希望依然很渺茫。越早发现，治疗效果越好，治愈的概率就会越高。治疗效果和疾病所处的阶段密切相关。
在美国，有许许多多的公益组织，宣传成年女性的乳房自检，这一意识几乎人人普及。几乎每个美国成年女性，都知道乳房自检的手法，什么时间自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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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不止于阳光和肌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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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宫颈癌的预防也一样，从性生活开始后，每年一次的宫颈刮片检查也能尽早地预知宫颈的健康情况。简单的一项宫颈刮片细胞的检查，能够发现细胞刚刚发生的形态改变，及时地阻截癌变过程。如果能够在疾病的萌芽状态发现，并及时治疗，身体回复健康的可能性就很高。一个月一次的乳房自检，一年一次的宫颈刮片检查……这些看上去都非常简单，但真正形成习惯，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在一个聪明病人管理健康的理念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在疾病的演变过程链中，在尽可能早的时间节点防病治病！这种管理健康的理念，其实我们古老的中医里早就存在，只不过它的声音已经被淹没在如今诸多庞杂热闹的细节中。
在中医看来，治病的最好方法是—治未病，预防，养生。治未病具体说来包括，防病于未病，得病之后防其转变。但“防强于治，养生于未病之先，防病于未生之端，治世于未乱之先”的道理，古今又有多少聪明病人知道并坚持实施呢？在了解自己身体的同时，那些聪明的病人也知道一条主线，那就是，如何有章有法地管理自己的健康，最起码要做到防微杜渐，防病于未然。
面对疾病的诸种智慧
一位擅长资本运作的医药行业的企业家，50多岁，曾在聊天时深有体会地说，他人到50，深知应该把健康比做一，物质、名利、家庭是后面的一连串零。没了最前面的一，后面的零再多，也失去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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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是1，其他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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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降落上海虹桥机场，已近深夜，出站还要坐摆渡车。车里空调不灵，行李凌乱地放在地上。对面是两个中年男人，他们在谈论一个人。
“他干活太玩命了，成天都在工作。学术文章一年发十几篇。”中年人A鼻梁上架着眼镜，单肩背一只写着“2004年全国××年会”的书包，对B说。
B看着没那么科研味，脸上挂着听书人常有的惊讶表情，应和道：“是吗？据说博士毕业没几年，就被评成十大优秀青年？”
A说：“确实有这事。但他后来玩命干，据说血压也高了，视网膜也脱落了，很惨！”
A又着重说：“很惨！”B啧啧，表示惋惜。
有好几位同事都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曾在公司叱咤风云后来又单干创业的人，能力很强，属于天生的指挥作战的人才，放在几百名销售大军中立刻能显山露水。给我讲故事的都评论这人的勤奋能干，给我讲故事的也不忘描述，突然有一天他被诊断患了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给我讲故事的还不忘描绘其时他的生活背景—40出头，家庭美满，自己单干的生意如日中天。
但肺癌的降临，似乎就足以消解他从前的奋斗和风光。给我讲故事的都这么说：“是的，他确实很能干。那又怎么样呢？结果很惨。”
一位擅长资本运作的医药行业的企业家，50多岁，曾在聊天时深有体会地说，他人到50，深知应该把健康比做一，物质、名利、家庭是后面的一连串零。没了最前面的一，后面的零再多，也失去了意义。
我们在两种时候会停下来，回头看看健康的重要：一种是在达到了物质、名利这些所谓“身外之物”的胜利时，我们希望自己还拥有健康；另一种时候可能就是混得一无所有，这时，长出一口气，暗自庆幸自己还有健康—也就是说，起码保有了一。
人为什么会在这两种时候停下来，打量一眼“健康”？大家似乎都有个相同的前提，我们活着首先就是为了能把生命活成正数。生活中我们不止一次地听到大家在评论一个起先有所作为后来得了重病的人时，总是把疾病和他之前的拼命联系起来，大家都在感叹“很惨”。
疾病在这个时候，被赋予了透支的含义，成了减法。这些被疾病消解的人，数字一下子回到了零，甚至负数。疾病不管是暂时还是永远，都属于“不值”、“很惨”。从字面上看，“玩命”或者“拼命”用在这些人身上，似乎再确切不过了。
据说，鲁迅曾戏谑“吐半口血，扶两个丫鬟到阶前看秋海棠”，算是雅事。梁实秋一语道破我们大多数人的心态，评价说：“其实天下雅事尽多，唯有生病不能算雅。没有福分扶丫鬟看秋海棠的人，当然觉得那是可羡的，但如加上‘吐半口血’，那就不怎样可羡了，似乎还不如独自一个硬硬朗朗到菜圃看一畦白菜！”
为什么“有病”这个词让我们每个人都心生厌恶？梁实秋的答案是：病是生理变态，由活人变成死人的一条必经之路。当他评价“因为病是变态，所以病是丑的”时，疾病已经具有了寓意。
2004年，一位叫苏珊·桑塔格的女人的逝世，让我们更加关注一本叫做《疾病的隐喻》的书。作者身份复杂，人称美国前卫女作家、新知识分子、文化批评家。当然，她还有一重身份是乳腺癌患者，最后她也是死于乳腺癌复发。
在患上癌症之后，她亲身经历了许多疾病的隐喻，这些促使她萌生揭露这些隐喻的想法。“我想为患者和照料他们的人提供一种方法，来消除这些隐喻、这些障碍。我希望劝说那些心怀恐惧的患者去看医生，用称职的医生替换那些不称职的医生，只有他们才能给予患者适当的照料。要正视癌症，就当它不过是一种疾病而已—尽管是一种重病，但也不过是一种疾病而已。它不是上苍降下的一种灾祸，不是老天抛下的一项惩罚，不是羞于启齿的一种东西。”
作为一位被称为“新知识分子”的文化批评家，苏珊·桑塔格把矛头指向了曾经的结核病、曾经的癌症以及现在的艾滋病，揭示社会及人们赋予这些疾病之外的意义。她致力于掀起一场思想战争，将这些隐喻揭示、批评、细究和终结。她有个响亮的口号，一如她照片里总是坚定而革命的表情—“在一个充斥着假象的世界里，在真理被扭曲的时代中，致力于维护自由思想的尊严”。事实上，能追随她的脚步的人，毕竟是少数。
大家早晚难逃“疾病”这重麻烦的公民身份，这是每个人必须普遍面对的现实。人们如何多点自尊、多点自由地面对它？如何用让我们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面对它？如何锻造自己成为一个聪明病人？疾病对于人隐藏的含义，似乎在生活里已经无处不在，它贯穿在每个人生活的场景中。它常常被我们看成是对疾病之前“那个人”的一种价值否定，或者顷刻间，疾病给人生做了个减法，让这些价值失去了意义。因为“那个人”没能保住健康，也就是没能保住一，其余的零在数学意义上都成了一堆废物。然后一阵唏嘘。
疾病的出现，让我们每个人对生存的判断成了数字势利眼，不重过程，只重结果。
上世纪80年代，曾经有一篇有趣的小说，说的是一个中年男人，某一天开始，他的腹股沟（也就是大腿根部）长了个肿块。肿块越来越大，酸、胀、疼。他挂号去看了普通外科。医生看完之后，在他的门诊病历上龙飞凤舞地写下了诊断。这位病人拿到手一看，五雷轰顶。从字迹看，医生的诊断是“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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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是1，其他是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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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医院大门，他被巨大的恐惧所包围。因为在他看来，癌症就是不治之症的代名词。他心灰意冷，守着自己的秘密，以临终的心态去看身边的世界，对事待人……直到他鼓起勇气再次去看医生时，医生告诉他，那个字不是“癌”，是“疝”。而疝，用医学的话说，不过是体内组织经先天或后天形成的孔道或薄弱之处，向身体表面长出的突出物。
不知道作者写这篇小说的本来用意是什么。如果是针砭时弊，我们平时抱怨最多的，莫过于医生的手迹龙飞凤舞，似乎根本不想让人看懂。不过，日渐风行的电子处方、电子病历终有一天会消灭龙飞凤舞。除此之外，可能作者更想借医生的龙飞凤舞造成的误会，让一个小人物承受着面对疾病时的心理折磨、心理转变和瞬间的重生。
主人公的大腿根部长了个包，他起先希望这个肿块是场误会，过几天它最好自行萎缩、消失。但是这肿块开始让他岔着腿走路，走路时觉得坠胀难受，腰都直不起来，他就不再心存侥幸了，不能无视肿块的存在。更让他害怕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越长越大。在不得不承认肿块的存在时，他退而求其次，希望它是良性的，而不是恶性的。这基本可以算是一个普通人面对哪天突然出现的肿块的共同心理，只是，在小说里，借着医生龙飞凤舞的字迹，急转直下的故事情节和中年男人开了个玩笑。
《韩非子》中描述的讳疾忌医的故事实在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第一次，扁鹊看到蔡桓公，说：“您有病，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蔡桓公脸色一沉：“瞎说，我没病！”
第二次，扁鹊再见蔡桓公，说：“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齐桓公置若罔闻。
第三次，扁鹊又见蔡桓公，说：“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齐桓公仍旧不理。
第四次，扁鹊又见蔡桓公。这回他什么都没说，扭头就走。齐桓公觉得奇怪，派人把扁鹊追回，扁鹊说：“病在皮肤，可用热敷。病至血脉，可用针灸。病入肠胃，可用汤药。现病达骨髓，无计可施。”
不久，蔡桓公果然浑身不适，病入膏肓。派人去找扁鹊，扁鹊已经逃往秦国。
当时韩非子讲这个故事存着他的微言大义，他拐弯抹角地讲述“讳疾忌医”这个故事，是希望能借故事规劝统治者，治国理政要见微知著，防微杜渐，力求在萌芽状态解决问题。
等后来成为医学生后，回头来看这个故事，我有了新的想法。如果历史上确有扁鹊见蔡桓公这事，为什么蔡桓公就那么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病呢？除了他性格上是一个听不进意见的人之外，恐怕也是因为“生病”这个词让他心生厌恶。事实上，“生病”这个词让我们每个人都心生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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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讨厌生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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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开篇里说，疾病是生命的阴暗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着健康和疾病的双重身份，只不过，我们乐于承认自己是健康王国的公民，而被迫去面对疾病王国那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
“被迫”和“麻烦”，正是我们所不喜欢的。为什么我们讨厌生病？因为疾病的出现，让我们对眼前的生活失去了可控性。
在一个人没能弄明白，或者不愿意面对“人为什么会生病”的问题之前，他生活在美丽世界中。这个世界不缺那些足以指引人们一路向前追寻的欲望和目标，也充满了一些人类制造的良好感觉。比如，人是万物之主，是物竞天择的胜利者，人的身体构造充满着神奇机关，而人类前景会越来越和美、越来越健康……我们喜欢接受这些让我们感觉良好的情节，而把其他关在门外。我们想当然地希望生活是自然的、愉快的、健康的。作为人类的一分子，我们心生骄傲。
在关于一生的规划中，有几个人会把生病写进其中？在每年的年初计划中，列出的多半是买房、买车、工作晋升、旅游、夫妻更和美、生活更开心这样的条目。公司会把可能的突发事件列在风险管理的计划中，可又有谁会把可能的生病排在自己人生风险管理的头条？但一旦疾病出现，无论它是感冒、头疼、胃痛、摔断腿，或者是腹股沟长了个包、乳房长了个肿块……这些都会突然地、粗暴地打乱人们已有的安排。
本来约好要去和客户谈判—一笔大单子，但因为嗓子生疼，甚至喉咙失声，不得不推迟计划，免不了一通电话，道歉，再约时间，可能还付出了失去诚信的代价。
本来计划好要接手一个新的项目，老板也在拿这个项目来试探下属的火候，如果成功就会升职。但下属突然查出来肺里有个肿块，不得不放下工作住院，把肿块切出来看看是不是良性的。而新项目肯定是让给了另一个弄潮儿，因为公司从来不等人。公司的计划安排里，也没有雇员可能会生病住院这一项。
疾病为什么不受欢迎？因为它是无理闯入生活的不速之客，打乱了人们本来有条不紊往前行进的规划。作为人，我们把对生活的掌控感看得头等重要。即使有时可能无能为力，掌控不了，我们也希望落入视野的是整个图画，所有细节尽收眼底。而疾病，是首先和我们这种控制感的理想作对的敌人。它不请自来，生硬插入，我们整盘计划都得“被迫”为它重作修改，重新调整。这种感觉真不好，充满了“麻烦”。
更糟的是，疾病的到来，还迫使我们必须应对眼前的疾病，而我们对疾病却基本上一无所知。
每个经历过SARS的人再回想起那段时间，可能都会发现我们特别希望能早日回到那个可控的世界里，不要再去面对每天新公布的感染数字，不要再去面对可能无止境的等待。
眼前的这个时代，是科学占着绝对上风的时代，而科学强调的就是可控性。只是，在面对疾病时，我们手里掌握的武器寥寥无几。我们需要面对疾病的不可知，而医生手里攥着医学武器，陡然间具有了无上的权威。病人似乎处在了弱势的位置、被动的位置，但那有了毛病的身体却又是于己息息相关的大事。
这种不能左右的局面，让我们感觉太糟糕了。在不能明确知道疾病发展的方向时，像那篇关于疝气的小说里写的，如果真长了个包，作为凡人，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想知道是良性还是恶性，能治愈还是不能治愈。给个说法吧，医生—这可能是人能争取到的最后一点可控性。
似乎没有必要说起那些突然会改变人生轨迹的大病，哪怕头疼脑热之类都会让我们不堪其烦。拿发热来说，在一定范围内的发热是身体的防御机制，当超过了“一定范围”，发热则是在消耗能量，这时，我们身体的物质基础受到了侵袭，遭到了破坏。
在高烧时，疾病把人从生活的不管是具体还是抽象中，统统拉回到零点。你必须躺着，为了保证身体的最少消耗；你必须眼望天花板，什么都不干，因为你根本没有足够的能量去做任何多余的活动。
平日在意气风发地谈论各种精神话题的时候，人可能忘记了身体的存在，这时的身体默默无闻，配合工作。一旦哪天它出了错，物质基础受到了破坏，我们就不得不回到物质，回到实际。
这“物质”，可能是我们暂时失去了一些正常的功能，也可能是身体里某个器官暂时不能使用，或者最简单的，就是浑身乏力。当身体不能源源不断地输送能量，转而被疾病消耗能量时，疾病好比在日常习惯的精神大釜下面，釜底抽薪。
人被迫回到一个现实。如果没有下面的柴火，那么上面的锅无论如何也不会像往日那样沸腾了。疾病就是这样让人感到懊恼和麻烦。
当病痛发生的时候，强大的思想和权势是帮不上忙的，相反，病痛在很多时候会在交手中占上风。“病痛改变了你，你的思想和你的身体成了敌人，身体占上风。”
拿破仑的皮肤病和痔疮，也在某个时刻占了上风。这个平时看上去浑身是劲的领袖，为什么手总是插在夹克里，据说只是因为他是一名皮肤“恶性神经性瘙痒症”患者。这种恼人的皮肤病几乎困扰了拿破仑一生，他经常奇痒难耐，抓到疮口出血，甚至无奈地说：“我只在皮肤上感觉到自己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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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讨厌生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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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在滑铁卢战争期间，他的痔疮经常恶性发作，使他无法骑马出去查看战况和军队，特别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最后两天。这个被痔疮折磨得坐立不安的患者，只能躲在帐篷里抽止痛用的鸦片，云里雾里，根本没有精力去管外面的战况，结果滑铁卢战争惨败。或许拿破仑占尽天时地利，但在那个关键时刻，痔疮击倒了他。这么看来，似乎是拿破仑疼痛的屁股改变了某段历史。
除了皮肤病和痔疮，在拿破仑的战争生涯里，疾病曾不止一次出现，也不止一次地占了上风，影响着结局。拿破仑曾为建立统一欧洲率60万大军进攻俄国，结果流行于俄国的斑疹伤寒却造成了他手下军队的大幅度减员，最后惨败而归，回国的士兵不到4000人。
除了破坏我们生存的物质基础，疾病最终的杀伤力是把人们带入一个失去和谐、失去平衡的精神状态。疾病像只蛀虫，侵蚀着我们在健康时原本积极轻松的状态，侵蚀着我们的精神面貌。
一位内科专家出完门诊感慨道：“那些慢性病患者，在疾病的折磨下，估计大概一半的人多多少少有点抑郁症。”对一个患病多年的人来说，疾病会不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改变着他的精神状态？这个问题的答案简直是一定的，疾病改变的绝不仅是一个人的身体，一台机器上的零件的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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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观，人死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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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纪时，一位厌世的希腊诗人巴拉达思有首诗：
你太饶舌了，人啊，不久将睡在地下；
住口罢，你生存时且思索那死。
搞笑的伍迪·艾伦曾说过一句话：“我不怕死，只是当死降临时，我不想在场。”人人都怕病，还因为人人都怕死。但总得有人在生命的尽头、死亡临近时，去谈谈关于死亡这件事。
1973年底，《拒斥死亡》的作者，躺在肿瘤科的病床上，等待死亡降临，他的癌症已到了晚期。当编辑萨姆·基恩找到他时，他开口说：“你在我生命的尽头逮到我了。我关于死亡所写下的一切，眼下正在经受检验。我有了一次机会去表明：一个人怎样死，怎么面对死；他是否死得尊严、勇敢；围绕死亡他有什么思想；他如何接受自己的死亡。”
两人面对垂死谈论死亡，面对癌症谈论罪恶。几天后，《拒斥死亡》的作者离开了人世，起身和他真的说“再见”的萨姆·基恩在前言里说：“他开出的苦药—凝视我们无可回避的死亡之恐怖—其实是良方，给我们必死的命运增添了一丝甜意。”
在《拒斥死亡》这本书里，作者一直在谈论存在于每个人心底的死亡恐惧。在他看来，我们每个人心底都深藏着对死亡的恐惧。这种恐惧，在小时候可能是不加掩饰的噩梦，长大以后可能是在危险处境的本能闪躲。
这种恐惧，在精神分析学家齐尔伯格（G.Zilboorg）看来，是在自然界里的人自我保护本能的表现。它提供持续的驱动力来维系人的生命，并用来对付威胁人生命的危险。它藏在我们所有正常活动的背后，把我们武装起来，进入自我保护的状态。
但是，人又不能时时拧着死亡恐惧这根发条。对死亡的恐惧，不可能持续地存在于人的精神活动中，否则机体将不能够正常行使功能。对死亡的恐惧，必须受到适当的压抑，以使我们的生活中多少保留一点舒适。
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四处奔忙，从未相信过自己的死，一如我们对自己肉体的不朽深信不疑。人们会说知道自己终有一死，但实际上并未在意。人们活得正愉快，既不需要去考虑死亡，也不会为之感到苦恼—但是，这是一种纯粹理性的、口头上的认识。而其实，这种对死亡恐惧的压抑，“不等于搁置，不等于忘记，也不等于忘记搁置的地方。为了这搁置，我们付出了心理努力—抑制住，并在内心绝不放松警惕”。
对于有限生命，死亡是终点。关于死亡的知识永远是抽象的，永远是非亲身尝试不得而知的，于是人们发挥想象，给死亡很多比喻。例如，死亡是人在寻求幸福这只果子中深藏的蛀虫，或者，人的一生是只洋葱，最里边那个不能再剥下去的就是死亡，或者，死亡是一个必然降临的节日。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必须在“我们怎么去接受生命的终结”这个问题上表态，然后才能往下细谈，才能获得信徒。
生命的对立面死亡究竟是什么，人也许永远也不清楚，但死亡肯定是一生的终点。躯体是物质的、血肉的壳，它会疼，会流脓，会出血，难逃腐烂和死亡。人活着就是这么的分裂：他知道自己天生丽质，在自然界出类拔萃，然而迟早要回归地下几尺黄土，默默地腐烂，永远消失。处在尴尬的困境中，人是怎么想出办法让自己稍微舒服一点的呢？
在《拒斥死亡》的作者看来，针对我们这种天生的无能、尴尬，人们创造了一种英雄体系。它能让我们相信，如果我们参与那些具有恒久价值的事情，我们就超越了死亡。那些具有恒久价值的事情是什么呢？具体说来，如：在一场战争中英勇献身、写本发人深省的书、建立幸福的家庭、积累大笔财富、捍卫某种精神……甚至像杜拉斯说的，“爱之于我，不是肌肤之亲，不是一蔬一饭，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也算是平凡生活的英雄梦想。
有人认为，人对死亡的恐惧，是因为人缺乏对生命的安全感。而英雄主义就是试图把对死亡的恐惧，改变成自我永生的安全感。它让人去欢乐地面对死亡，甚至在观念的武装下，去游戏死亡。按照这种英雄体系，如果做了一件“英雄”事情，人似乎就能取得人造不朽。虽然死亡依然存在，但起码可以在另外的意义上获得永生，而它也许可以抵消必死的现实，甚至超越必死的现实。
然而，在《拒斥死亡》的作者看来，这种企图获得人造“不朽”的英雄主义，其实并不是人能得到的对生命最深刻的认识，也不一定是面对死亡恐惧的最合适的态度。
“人生观这把戏，我们玩得可厌了，换个花头吧，我们来建设个好好的人死观。”27岁离世的梁遇春，在《人死观》中这么建议。
建设一个好好的人死观，而非仅仅是人生观。如果英雄主义并非是面对死亡最合适的解决办法，人怎么超越死亡恐惧？《拒斥死亡》的作者提到一句看起来似乎矛盾的话—害怕生活的人也特别畏惧死亡。他是这么解释的：当一个人对自身命运的超越最成问题的时候，当他怀疑自己的不朽，怀疑自己生命的持续价值的时候，人就受到自尊问题的最大折磨。在这种时候他不会相信，自己所走过的生活道路真有什么独特的意义。而衰弱的自尊，正是几乎所有精神病的中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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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观，人死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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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至在国外读书时，曾经买过一本《死者面型集》，里面是几十位死者的面型，大都是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艺术家、诗人。在他们死后，从他们的脸上用蜡或者石膏脱制下来，这些面型保留着每个死者在临死最后一刻的表情。有两幅让他常常想起，因为它们融容自得，仿佛与死和解了。其中一幅是巴斯卡尔，17世纪法国哲学家，在生前，他的思想透明得像结晶体，死后的面型也十分明隽，让人觉得他不但深刻理解了生，且也聪颖地支配了死。
冯至感叹：“人之可贵，不在于任情地哭笑，而在于怎样加深自己的快乐，担当自己的痛苦，那些临死时还能保持优越姿态的人，有如嵇叔夜最后一曲的《广陵散》，我们只有景仰赞叹。”
有许多人在讨论如何获得真正的自由。一些人认为没有肉体压抑的生活，活在当下，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他们呼吁把肉体复活为基本快感的根基，来消除耻辱和罪过感，人完全投身于肉体生命，不让任何不愉快、无生气的生活来毒化生存，腐蚀快感。这样，人们就可以通过充分生活于眼下的经验，而成圣于永恒，才有可能超越死亡恐惧。
还有一些人的建议是，和“害怕生活的人也特别畏惧死亡”对应的是，“设想这样一位不受压抑的人，他强大得足以去生，因而强大得足以去死”。因为“人的自尊最需要的是安全感”，所以就像克里希那穆提描述的：真正的自由是种精神状态，其中没有恐惧或勉强，没有求取安全感的冲动。
虽然众说纷纭，但起码有一点类似，一个有着“衰弱”自尊的人，会特别畏惧死亡，而他也有可能就是害怕生活的人。而人们那些借助疾病来消解之前价值的举动，可能还是在寻找一种自尊，寻找一种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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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病—别开生面的游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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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病也是生活体验之一种，甚或算得一项别开生面的游历。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到又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恋起往日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每三天透析一回的作家史铁生这么看生病，后来他写了本《病隙碎笔》。
和蔡桓公一样，我们不可避免地有着讳疾忌医的倾向。但我们有没有停下来，哪怕花一分钟去思考，这些疾病伴随的感受，是不是人给自己画下的牢狱，或者是一直在沿用别人的感受，自己放弃了面对的权利？从面对疾病，到和疾病对峙，到战胜疾病，一个普通人是不是也有可能经过最难得的洗礼，获得健康生活里难以获得的更宝贵的体验？
“为什么是我？”这样的问题，不少病人会问。在生病时，不可避免地，总会有种倒霉感。像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样：如果弓箭射中了旁人而不是自己，那就叫幸运。反过来说就是，如果疾病光顾了自己而不是旁人，那就叫倒霉。
除了宗教，似乎还没有人能回答“为什么是我？”这个包含着“不公平”的问题—一些宗教曾经把疾病看成上帝降罪的工具。在科学层面上，一些医生的回答也是模棱两可，使用着模糊的统计学概念，比如说“你吸烟吗，吸烟很容易患慢性支气管炎”，“这个病的发病率就是10%”。只有生物学家会用自然选择来回答我们为什么会生病。
2004年底，在中央电视台的《艺术人生》节目里，人们可能听到了最豁达的关于倒霉感的回答，它来自人生态度，来自自己选择的“面对”。主持人问演员傅彪：“当你诊断为肝癌时，你怎么想？”傅彪答：“肝癌在人群的发生率是一定的，为什么就偏偏是别人应该得，落在他们身上是应该的，落到我头上就不应该呢？为什么我们老是问‘为什么是我’而不问‘为什么就不是我’呢？”
作家史铁生在他21岁时面对突然而至的残疾、突然而至的倒霉，他意识到：没有理由！你没犯什么错误，谁也没犯什么错误。他庆幸自己很快就发现了问题的要点：“一个满心准备迎接爱情的人，好没影儿地先迎来了残疾—无论怎么说，这一招是够损的。我不信有谁能不惊慌，不哭泣。况且那并不是一次光荣行为的后果，那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事件，普通得就好像一觉醒来，看看天，天还是蓝的，看看地，地也并未塌陷，可是一举步，形势不大对头—您与地球的关系发生了一点儿变化。是的，您不能以脚掌而是要以屁股，要不就以全身，与它磨擦。不错，第一是坐着，第二是躺着，第三是死。好了，就这么定了，不再需要什么理由。我庆幸他（自指）很快就发现了问题的要点：没有理由！你没犯什么错误，谁也没犯什么错误，你用不着悔改，也用不上怨恨。让风给你说一声‘对不起’吗？而且将来你还会知道：上帝也没有错误，从来没有。”
怎么生活在有病的日子里，也是个问题。在那篇写疝气的小说里，中年男人误以为自己得了癌症，自感时日不多，好多该办的事情得抓紧时间办了，一些该原谅的事情也示以宽容。他开始重新去看单位里的生活、家里的妻子儿女，还有自己曾经未遂的理想……他回顾了前半生，部署着接下来不多的日子里怎么对那些与自己有关联的人一一给个交代，有的需要补过，有的需要感恩，有的需要重新和好。因为知道自己生了病，他看周围的眼光发生了变化，生活观发生了变化，他开始以一种新眼光看世界。
只是，这种变化并没能持续多久。在医生告诉他“癌症”是个误会，其实是“疝气”之后，他躺上手术台，做了手术。之后，又回到了当初那个中年人的生活眼光，一切如常。
在医院里，常常还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一堆人围着病人，有时反而是病人镇定自若，显得更坦然，安慰周围的那些健康人，而那些健康人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像所有的极端处境一样，疾病能把人的好和坏、强和弱全部暴露出来，或者，因为这种极端处境，唤醒了人心底沉睡的那一部分。
在健康时，人看生活的眼光是在墙这边，有时会偏激、苛求、迷失，会流于表面。而在生病的日子里，人开始躺在病床上，六根被迫清净，欲望开始沉淀，沉淀到生活最本质的部分，沉淀到对人来说最重要、最基本的部分。这时看生活的眼光，是在墙的另一边，健康在人看来，更加珍贵，人的目光开始变得通透。而人在那些曾经带着健康身体到处奔忙的日子里，显得多么自负。就像有人说“思考死亡，会让人变得豁达、善良”，疾病赋予人的也是一种思考，即使有时这种思考可能是被动的。
电影《生之欲》，是日本导演黑泽明继《罗生门》后的又一佳作。在电影一开始，黑泽明用画外音尖锐地告诉我们，这个60多岁的公务员在25年前就已经死了。这里的“死”是比喻，是指主人公行同“木乃伊”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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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病—别开生面的游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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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被同事称为“木乃伊”的渡边，是市政机关的小官僚，长年的一潭死水的工作已经销蚀了他。他有两片厚厚的嘴唇，木讷、懦弱、沉默寡言、厚道。在打工30年后，他得知自己的胃癌已经到了晚期。死亡跟在渡边身后，身体的死亡和身体中另一种活力的死亡遭遇后，这具“木乃伊”猛然间被激活了，醒了过来。他决定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为市民争取建造一座公园。他不管风霜雨雪，也不顾上司阻挠，甚至不惜动用黑社会的势力，去为市民争取一座公园。
只有一年可活了，他想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想摆脱平庸的生活。这时他的生活密度反而比之前任何一刻都高。一种死亡激发了另一种死亡的复活。
我采访过一位曾患有绒癌的女作家，她在30来岁的某一天，得知自己患了癌症，生活也在那一刻发生了变化：
从小到大，我都是优等生，总得一等奖学金；毕业后在报社我是好职员，然后是好领导。一直以来，生活和社会设置的可能达到的高标准就在那里，我朝着它们的方向去努力，然后我就达到了。除此之外，我还有点小才华，文风犀利，谙于情感交锋，把它们写在小说里，然后，就出版了，有人读着它们感动了。这么多年来，我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工作勤奋。一年半前，东直门的一个老中医给我号完了脉，说“赶紧去医院”。从这天起，我才遭遇了生活中叫“疾病”的那部分。
我患上了一种恶性滋养细胞肿瘤。在得知确切诊断的那一刻，我对眼前的现实强烈地抗拒，巨大的倒霉感笼罩了我，除了这些抽象感觉和放声大哭之外，我并不能确切地预料到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会有多少更具体的痛苦在等着我。
我的生活从办公室换到了医院病房，穿上了蓝白相间的病号服。每天，在我周围呼吸走动的是有病的人，她们在接受化疗和手术，因为化疗反应，她们整日饭食不香，头发所剩无几，而我也马上和她们没什么两样。可就在几天前，我还是新闻版的干将、情感小说的高手，每天电话不断，至少十几个人约稿，请我吃饭。生活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从进病房起，我以泪洗面，哭累了睡，睡醒了哭。除了亲人之外，我拒绝任何人来看我，除非他们答应能治好我的病，显然这是很过分的要求。
化疗药物的副作用在我身上尤其明显，恶心、呕吐、脱发、口腔溃疡……每天我最关心的是接下来还有几个疗程，这样的日子还有多久。但是从医生那里，我好像永远得不到一个明确的答案。我的枕头边放的不是励志书，而是教人如何防备医生的《别让医生杀了你》。如果要让医生评选“年度最讨厌病人”，非我莫属。在化疗药物杀死我身上的癌细胞的同时，我也几乎被摧垮，万念俱灰。后来有人问我怎么坚持下来的？我回忆说可能是人贪生怕死的本能，周围那些和你本不相干的人给予的温暖，让我一开始就柔弱的生命火苗能撑到化疗结束也没熄灭。
我绝对算不上微笑面对疾病那一类的强者，甚至可以说是一路哭过来的不合作典型。但是，疾病让我知道了在健康时感受不到的角度和体验，比如对朋友的感恩和不苛求，比如知道了什么对于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浮华，什么又是真诚。我把这些说给一个在外企正玩命苦干爬高位的小女孩听时，她反问我，是不是因为你是有病的人，所以思维也带着病态？人们好像都认为，只有健康的身体、健康的灵魂，才能对这个世界有正确的认识。但人是有机体，疾病或早或晚会光顾，生命虽以死亡为终点，疾病也会穿插其中，我感觉它其实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愿我们这些凡人能读得懂疾病背后的隐语。
在经历了一年痛苦的化疗和半年的心理恢复之后，她终于不再以一个“女秃子”（她自己的原话）的形象出现。疾病是生活的一部分，疾病带给她新的生活观。谁都难说此生稳操健康胜券，即使不是死于名目明确的疾病，也会死于衰老本身。在走向最后的死亡过程中，疾病的穿插，能让人从与健康不同的角度去看生活，看生命，这样的感悟可能才是真正的360度，没有盲点，也没有想当然。
从自然选择的意图来看，人会生病和最终面对死亡是必然的事，但似乎很少有人会在生病时想一想疾病会带给我们什么。
有人称赞过苍蝇的眼睛。苍蝇的复眼是由4000只可独立成像的单眼组成，它们的眼睛观察物体远比我们仔细和全面。蝇眼的功能可不是摆设，它们能看清几乎360度范围内的物体。生病也许提供给我们的就是成为蝇眼的可能。我们也许一直健康，但也一直糊涂茫然，直到有天生病了，疾病给了我们另一双眼睛。我们在病中看这个世界，会更加珍惜从前健康的时日，疾病在这时提供给我们新鲜的视角。疾病痊愈了，我们获得了某种新生，这种新生，也许是宗教、艺术、爱情都无法给予我们的。我们平日在180度的健康视野里待得太久，形成了许多自以为是的看法。等进入那另外180度的视野，转到那边去看时，将两边一对接，似乎才获得了最完整的关于生命的拼图。
每个人看待疾病的视角，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但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不假思索，一上来就选择那种让自己被动、失去尊严的视角，或者一上来就放弃选择的权利，沿用别人的看法。这种最偷懒的方法，也是使得自己拱手让出自由、交出自尊的做法。在这种选择之下，人难免会成为疾病的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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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病不愈，也并非残花败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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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有《草堂随笔》的乔治·吉辛在书里说，生之停止不能够使他恐怖，但在床上久病却令他想起会害怕。
凯撒大帝被暗杀前一刻，有人问哪种死法最好，他说“要最仓猝迅速的”！
萧乾在《三过鬼门关》里写道：“我希望我千万别脑软化，别成为植物人。最希望的是一旦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就突然死去—更好的是悠然而死，比如在睡眠中，或伏案工作时。”
“小品铁三角”演员之一高秀敏因突发心梗猝死，在一篇报道中，记者描写道，高秀敏“安详地睡去”。在她离去之后，人们驻足回顾这些年来这位小品演员带给大众的笑声。同是死亡，高秀敏的心肌梗死比起那些“慢性心力衰竭”的病人来说，是一种有尊严的死亡。生命在此戛然而止，人们的印象中永远是她最饱满的笑容和最精彩的表演。形象没有一点枯萎凋零，只有感叹天妒英才。才华横溢、正当年的徐志摩死于空难，也是类似的情况。
相比之下，一些如“慢性心力衰竭”、“慢性肾功能衰竭”的病人，久病不愈，就显得非常痛苦。这种痛苦，除了他们需要忍受疾病本身的折磨之外，也有他渐渐萎缩凋零的自尊。
据说在患肝癌之前，香港歌星罗文是位非常注意形象的艺人。得了肝癌之后，罗文为不让外界看到他渐渐变得干瘪的病容，只能成天缩在家里足不出户。偶尔熬不住出门，还被娱乐记者拍到，上了报纸，称生病的罗文和以前的美男形象相比，实在难以相信是同一个人。在得知患有肝癌的早期，罗文也曾对人们说希望自己能做抗癌勇士，但后来，他一步步放弃，也许是因为疾病的长时间折磨一边销蚀了面容，也一边销蚀了自由、信心和尊严。
还有一类疾病，因为其性质和进展，用以描述枯萎凋零，似乎更适合。这类疾病就是渐进性、进行性的退变疾病。比如，一种叫做“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的病，属于儿科的慢性消耗性疾病，肌肉会渐渐失去功能。而一种叫做“进行性脊髓性肌萎缩”的遗传病，是支配肌肉活动的脊髓里的神经细胞变性、坏死，肌肉也会逐渐变得萎缩。一旦人进入老年后，还会有一些像老年黄斑变性、老年性痴呆这样的疾病，其基本原理也都是进行性的功能衰退。在这类疾病中，功能逐渐退化，就像人们曾经描述的结核一样，属于“慢性的消耗性疾病”。在这样的疾病中生活，如果没有史铁生那样“以生病为职业”的调侃，是很难维持精神上基本的体面的。
同样是结核，鲁迅笔下的小栓痛苦、无助，而狄更斯却把慢性消耗性的结核病，描述成一种使死亡变得“优雅”的疾病。他说：“心灵与肉体的这种搏斗一步步展开，如此平静，如此庄雅，而其结局又是如此确定无疑，以致肉体部分一天天一点点耗费、凋零，而精神却因身体负担的变轻而越发变得轻盈、欣悦。”身为结核病患者的梭罗也很欣赏痨病的热晕，他说：“死亡与疾病常常是美丽的，比如痨病的热晕。”
史铁生也是一个精神强大的病人，他从疾病中得到的智慧可能比我们从健康中得到的要多得多。史铁生的48年，有一半时间用于生病，他甚至调侃自己的身体成了“病”的乐园，“此病未去彼病又来，成群结队好像都相中我这身体是一处乐园”。而死亡对他来说，“我轻轻地走，正如我轻轻地来，扫尽尘嚣”。
并非所有的慢性病人，精神上都是残花败柳。这些精神强大的病人用自己独立的方式和思维，获得了自尊—用自己的角度去看待疾病，用让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去看待疾病，而非屈从别人的角度和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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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艳阳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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扼住命运的咽喉—贝多芬的这句强劲口号和他的《命运交响曲》，构成了疾病斗争史上影响最深远的歌词和曲调。它们一唱一和，对于面对疾病的人们来说，就像一针强心剂，让他们形象地领会了英雄主义。
在面对死亡这种极端环境时，并非人人都能成为抗病战士，只有那些出自本性、有着天然的坚强神经的人，才能自如地演好这部战争片。
2005年4月，奥普拉（Oprah）的脱口秀节目里，出现了一个外形俊朗的小伙子—蓝斯·阿姆斯特朗（LanceArmstrong）。确切地说，我对这个抗癌战士的兴趣一半是因为他俊朗敏捷的外形，一半是因为他的女友是美国摇滚女歌星雪儿·克劳（SherylCrow）。
之前，我曾经听说过一次蓝斯·阿姆斯特朗这位环法自行车冠军的名字，是从老板胖子的嘴里。胖子是个自行车爱好者，为了给自己的中年危机增添些许乐趣，他特地买了辆可折叠自行车。这样他出去旅游、开会时，可以随时方便地折叠起来，放在旅行箱里。特别到了春和日丽的时节，他会在下班前换上一身红色的自行车手专业服装，扔掉汽车钥匙，骑单车哼小曲回家。他的专业骑车紧身衣裹着他中年人的身体，看着像只发胖了的蝙蝠侠。他说：“不过，蓝斯·阿姆斯特朗穿着专业骑车衣可非常帅！跟我年轻时一样。”我曾经开玩笑问过胖子，为什么专业自行车的车座上有个洞。他轻声说：“嘘，男人的秘密，知道为什么蓝斯·阿姆斯特朗会得那种癌症吗？开个玩笑。”
蓝斯·阿姆斯特朗得的那种癌症，就是睾丸癌。在美国，睾丸癌是18~34岁之间年轻男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蓝斯·阿姆斯特朗这个在美国德州一个小镇上长大的男孩，为摆脱被继父殴打的不幸童年，反抗来自学校和社会的压力，跳上了自行车，驰骋在一马平川的德州大地上。在自行车的世界里，他获得了解脱、快乐和幸福，13岁就崭露头角，成为最年轻的世界级自行车好手。但在25岁，1996年，正当事业如日中天时，他却被诊断患上了晚期睾丸癌，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大脑和肺。那时候的他，已经疼得无法坐在自行车座上。
作为病人的他，经历了对身体、对疾病的一无所知和眼前横亘的癌症现实，也经历了手术和化疗。他走过不幸的童年，初尝胜利滋味，在事业的巅峰期遭遇疾病，治疗后再度回到自行车的世界……这些跌宕的经历，让蓝斯蜕变成为一个更富悲悯情怀、视野更辽阔的人。
2005年，他第七次获得自行车环法赛冠军，成为这一长达23天、赛程2125英里的竞赛的七连冠。在他冲向终点的时候，手里挥着美国国旗，然而比这更耀眼的是他右手腕的一根黄丝带—由他发起的“坚强地活着”癌症认知活动的标志。这根黄丝带促使蓝斯投入改变世界看待癌症的竞技中。在获得第七个冠军之后，他将退出运动界，开始他下一个可能更艰难的斗争—成为抗癌大使。他还记得当他的癌症治愈之后，医生说，治好病的人的责任是帮助那些没那么幸运的病人。在蓝斯看来，所有事情里活着是第一位的：“如果你问我是愿意获得环法自行车赛冠军还是抗癌胜利，我会选择做一个癌症生还者。听起来可能比较奇怪，但这正赋予了我作为一个人、一个男人、一个丈夫、一个爸爸、一个儿子的意义。虽然我一次夺冠、两次、三次、四次……但都比不上一个癌症生存者的胜利。”
现在的他，把拿到诊断的1996年10月的那一天，定为自己的生日。“医生会告诉病人，你有90%的机会、50%的机会，或者1%的机会。但是只有你抓住那个机会，相信你自己，做个勇敢的人，希望活着，希望活得比你以前还好……我现在活着就证明了我们可以得到第二次机会，而这第二次比第一次还要好。”
在奥普拉的节目里，观众被他从容平静的表情感染了，他俊朗的脸庞上不时露出灿烂的笑容。在美国连锁书店里，他的传记《重返艳阳下》摆在显眼的位置。这本书不只关于自行车，不只关于疾病，还有它传达的更震撼人的意义—你有选择面对疾病的权利。
“我一页一页地翻，整夜未眠，”一位癌症病人说，“当你是个癌症患者时，最好的莫过于知道还有一些人能够战胜癌症，你会感觉到你也能。读到他的故事，再想到自己多么的被动消沉，就会给自己增添许多动力和希望。真是难以想象的作用。”
当让他对那些癌症病人说些什么的时候，蓝斯说：“我希望我能帮助人们有个积极的心态，让他们意识到现实是脆弱的，我们有这么多机会去做些有劲的事情。不是每个得睾丸癌的都病恹恹的，但可能大部分人是，曾经是，而我只想试着积极一点。也有一些时候，我想，上帝，这可能没什么用，我将会死掉，但是我尽可能快地打消这些想法，而想着去赢，战胜癌症。我所做的都是和癌症抗争，从精神上去除坏影响，而让自己变得强大。”
从采访蓝斯的札记里，我们可以发现他的话中有三个词出现频率非常高，这三个词从他嘴里脱口而出，极其自然：积极（positive）、赢（win）、坚强（strong）。因为这三个词就是蓝斯觉得可以让自己舒服地面对疾病的方式，他觉得如果他能选择做到这三个词，他便能获得更多的自尊和自由，并帮助别人改变对疾病的看法。蓝斯的女友雪儿·克劳，有首歌就叫《你足够强大得做我的男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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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艳阳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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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蓝斯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坚强的，在得知自己患了睾丸癌之后他也曾经有过惊惶失措，雪上加霜的是，他还得面对势利的代理人要修改合约的企图。但是，他几经生命蜕变，终于获得超越。
蓝斯持续的奇迹，不仅仅是作为一名自行车赛手七获环法冠军，而且是一个男人改变了整个世界看待癌症的角度，给千百万病人带来了希望和触动。他的书也成了癌症治疗的另一种良药—态度的良药。他的书告诉人们：面对疾病，选择自己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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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地坐以待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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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疾病时，有一些人给我们展现了如何“采用让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让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各种各样，有的是像贝多芬一样强硬，人们把这叫做“肉体的勇气”；有的尊严地选择自己面对死亡的科学方式，人们把这叫做“智力的勇气”。蓝斯·阿姆斯特朗在面对睾丸癌时，表现出的是一种“意志的顽强”。
自己去选择，而非别人教你怎么去选择，暗示你怎么去选择，这是一个智慧的病人。即使是坐以待毙，也是自己选择的坐以待毙。
和疾病作斗争这件事，在英国著名播音员约翰·戴蒙德看来，并非人人都要做抗癌勇士，他写的书《因为胆小鬼也会得癌症》，也同样受到了人们的欢迎。
这位英国著名的新闻记者、作家和播音员，是伦敦传媒界的大腕。他曾是《伦敦时代》的专栏作家，话题无所不涉：旅游、雪茄、车、传真机在现代生活里的角色、一瓶好威士忌在男人生活里有多重要……直到有一天，他在专栏里写到，他脖子上的一个肿块被诊断为恶性肿瘤。
在直面疾病的时候，有一种肉体的顽强，那是在和一种特别凶恶的癌症进行英勇搏斗时，表现出来的坚忍勇气。而戴蒙德否认他自己拥有这种勇气。
在书中，他没把自己描述成那种勇敢的英雄人物，但也绝非一个倒霉蛋、“可怜的我”。在书中，他坦白了些在别人看来可能是不太正面的细节，比如他在宴会上用自己的病作为武器，他经常暴发愤怒，同时又掩饰不住内心的虚弱。书中的字里行间还贯穿着他尖锐的思维。比如，大家习惯的抗癌模式化思维是，似乎只有“在癌症中求生存才是唯一正确之选”，而那些死了的人，只是没有尽自己所能去努力而已，对此他做出了尖刻的批评。
“我很蔑视许多人给癌症强加的战争比喻。我的憎恶、我的反感，其实与和平主义没什么关系，而是憎恶它背后的道德意义：只有那些和癌症英勇斗争的人能够生存下来，或者说，理应生存下来，而那些不能和癌症英勇斗争的，则活该失败。”
在他47岁死于癌症时，甚至有一些人评价说：“他没有和疾病作顽强的斗争，在面对死亡时也不够勇敢。”“在得了癌症之后，他没有积极地治疗，所以死于癌症。”在传统的意义上，在我们大家赋予对抗癌症的战争意义上，他不是一个“抗癌勇士”，他没去参加这场和疾病的战争。但是，他一直坚持着一种“智力的勇气”。在读过他临终前还在写作的书《万灵油和其他成见》之后，我们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就像书的序言里介绍的，“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勇气，而约翰·戴蒙德毫无疑问是最具有这种勇气的人之一。这就是智力的勇气：坚守你的智力原则的勇气，甚至是在濒临死亡，强烈地被廉价的安慰所诱惑、似乎就要背弃的时候”。
约翰·戴蒙德给人们展现的其实就是另外一种让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坚守自己的智力原则，选择自己面对疾病的态度。面对疾病，做回自己。他没有怒斥光明的消逝，没有怒斥凶险的癌症，没有怒斥残酷的命运。他只是在捍卫自己认为正确的观念。
对于约翰·戴蒙德来说，他要揭穿这样一种貌似安慰的可怕炮弹：“当西医几乎要失败，甚至可能要放弃我们的时候，‘另类’奇迹治疗正以非理性的安慰面貌出现。”
就像他在书里写的，这种以“轶事”或者“神奇个例”出现的另类医学治疗的安慰，正如以下的例子：“你试过鱿鱼软骨吗？当然，医院的医生瞧不起它，我的姑妈两年前被肿瘤学家诊断只能活6个月，但是靠鱿鱼软骨她活到今天（啊，是的，既然你问到了，她同时也接受放疗）。还有一个奇妙的信仰疗法医生，他通过把脚放在病人身上来治疗（注：把手按在人身上以治疗疾病，在西方有很长的历史），效果很神奇。显然，这完全是一个把你的整体（或者叫做全息？）能量调整到有机（是叫有机吗？）宇宙振动的自然频率的问题。你不会损失什么，你最好试试它，一个疗程500英镑。听上去好像不少，但是当你生命垂危的时候又要花多少钱？”
约翰·戴蒙德想要告诉人们的是：对于那些病急乱投医、迫切抓住一根救命稻草的病人来说，当病理学家宣读了他的咒语，当病人听到了X光、CT扫描和活组织检查的神谕，希望变得非常渺茫的时候，当医生两手一摊双肩一耸时，以上这些神奇的传说就开始盛行了，而它们多半是乘虚而入的骗局。
病人越绝望，它们骗到的人就越多。许多最不诚实疗法的推动者，是被“想帮助别人”这种最诚实的愿望激励的。他们固执地缠着那些重病患者，他们冒昧而急切地拿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药丸和药剂，这种行为表现出的真诚，掩盖了他们所推销的骗子对金钱的贪婪。他们说着：“试试吧，说不定有效呢！”
约翰·戴蒙德在患上癌症之后，听到了大量这种善意的奇迹疗法的建议，这些非理性的医学迷信，或者叫安慰，几乎淹没了他。
而这个以坚守自己的判断力为原则的人，自己用智慧去检查这些主张，寻找支持它们的证据，但没找到。不仅如此，他更看到了它们所唤起的虚假希望，可能具有更大的破坏意义—他至死都抱着这种诚实和清晰的洞察力，去捍卫真正的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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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地坐以待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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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会问，他为什么至死都要捍卫真正的科学、真正的实证？因为他希望能保卫医学，与它的伪劣对手作斗争。这些伪劣对手唯一的武器就是被人们传来传去的“医学轶事”和“医学奇迹”。尽管他很清楚，虽然医学作了最大的努力，他还是要死去。他坚持的是一种“智力的勇气。”
约翰·戴蒙德不希望自己以一个类似于抗癌战士的英雄人物出现，但作为一个凡人，他还是描述了疾病给他的感悟：在割去大部分舌头、味蕾也被破坏之后，有天他坐在车里，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后来才反应过来，那是他自己在一年前录制的节目。眼前的他和一年前那个在声波中传扬的他，已经判若两人。广播里健康的他，那时根本不知道没有损伤的声音是多大的恩惠，那时他品尝美食也不用停下来想它们美妙的味道，那时他言辞犀利得像刀一样，那时他认为妻子、孩子、朋友就是应该有的，熟视无睹—一句话，就是虽然那时的他健康，但是不知道他真切地活着。而当他患上喉癌后，感慨道：“只有当你了解了生命的脆弱之后，你才能更深刻地感激一天又一天的生存是多么神奇和美妙。”
身为老师的桑德森（F.W.Sanderson）曾对他的学生说：“人为了成长和幸福，而用安全和幸福去冒险。”这种“安全、幸福”是我们原先对温暖而舒适的生活的一厢情愿。
疾病就是这一厢情愿中的一次冒险。在冒险中，人失去了原先令人舒服的错觉，对不朽的信仰再也不能让他得到安慰，他要面对自己、面对身体、面对医生、面对疾病、面对生死、面对环境……在冒险中，得到了“成长和幸福”。在面对疾病时，他开始真正面对存在的意义、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存在是暂时的，而面对眼前的处境则使存在变得更加珍贵。
威廉·黑兹利特临终前说：“好吧，我有过快乐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