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被 健康频道 从 健康频道 移动到本区(2009-12-19)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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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针扎向医学的敏感伤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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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网站，看到这样一篇朴实的短文，一个台湾网友写的，题目叫《我希望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医生》：
我希望遇到一个能够真正关心我，愿意真正了解我的人。我希望他不只能医治我肉体上的病痛，也能解决我性灵方面的问题。他最好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灵性的导师。
我希望遇到一个不会在乎我是谁的医生，不管我有没有钱，他都愿意帮助我，在我最软弱的时刻他能帮助我站立起来，在我最绝望的时候他能让我重燃信心。
我希望遇到一个体贴的医生，他能知道我心深处的秘密，能从我微小的一举一动中，洞察我的心，让我有被了解的感觉。
我希望能遇到一个知道如何才是真正的沟通的医生，他不会连看都不看我一下，他会随时跟我分享他心中的想法，让我知道他，也让他知道我的心怀意念。我们应该要时常对话，不对话没办法了解对方在想什么。
我希望遇到一个真正懂得爱的医生，他不只爱病人，他也爱那些跟他作对、排挤他的医生，因为这样就比较不会出现派系斗争的局面。医院的气氛好，不管对医生对病人都是一种福音，你说是吗？
文章写得朴实，就像我们心底希望的那样。但你读完，肯定还会感叹：在眼前这个世界里，能达到这五个“希望”的医生在人群中的比例，基本等同于恐龙在生物界的比例。只是你心中依旧掩藏着这样的希望—虽然一旦进入那个“冰冷”、“官僚”的医疗世界，大多以碰壁收场。
如果有人说这样的医生确实存在，那可能首先是出现在教堂，而不是医院。这件事，相信我，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外国，都一样。
现代医学发展到今天，正一步步进入科学至上的世界。那些头戴新概念面世的新药、巧夺天工的医疗技术、铺天盖地的研究进展信息，让人在美丽新世界中眩晕。但在繁花似锦的背后，医疗也已经变成多种复杂关系的大杂烩，医生和病人之间的温情似乎再也无法重燃。这不免让人神伤。
如果你面前有两位医生，一位技术高超但待人冷漠，一位医术平庸但和善慈祥，你会选择哪个？
相信大部分人还存着一线希望：为什么不能两者兼有呢？
朋友小何说，如果只能选一个，她会选择后者。这个年轻人向我历数自己为数不多的几次看病经历，试图从其中找出—一个普通人在复杂医疗世界的立足之道。而在她看来，医生首先要有人情味。
小何的一次看病经历，是在被老板恶整的那几个月中。成为“办公室政治”牺牲品的她，郁闷至极，经常感到胸口闷、呼吸困难、心跳快、手脚麻。她脖子看上去也有点肿，以为是甲亢，去医院看了好几个科，医生都是给她开了化验单，然后看了看化验结果—没事，回家待着吧。
“最后看了个内分泌科的年轻小医生，她看了我那些全是正确答案的化验单，可能看我挺顺眼，也可能碰巧那天不太忙，她就问我最近有没有经受过什么打击或者不顺利。我看她那么面善，就聊起了被老板恶整了好几个月的前前后后。结果，聊完了，感觉好多了。后来她告诉我这叫过度换气综合征，我用她教的方法，不舒服时对着一个塑料袋呼气吸气，感觉好多了。
“这么说吧，如果我面前有一位技术高超但比较冷漠的医生，和一位医术不高但为人和善的医生，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后者。我觉得起码他比较在乎我，有人情味。医生首先要有人情味。”
可惜的是，医学的发展，可能是以丧失温情为代价的。被后辈尊称为“现代科学之父”的乔治·萨顿（GeorgeSarton），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注意到科学的发展带来的可能是人情味的丧失。
“科学的进步，已经使大多数的科学家越来越远地偏离了他们的天堂，而去研究更专门和更带有技术性的问题，研究的深度日益增加而其范围却日益缩小。从广泛的意义来说，相当多的科学家已经不再是科学家了，而成了技术专家和工程师，或者成了行政官员、操作工，以及精明能干、善于赚钱的人。”这段话同样适用于现代医学，从广泛的意义来说，相当多的医生已经不再是医生了，而成了医学技术专家、操作工、医学官员，以及精明能干的生意人。
乔治·萨顿的巨著《科学史导论》，影响了后来许多人，“现代科学之父”的荣誉非他莫属。20世纪40年代，是个什么时间概念？其时，世界上第一台ENIAC电脑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发明的青霉素，作为人类治疗细菌感染的第一个武器闪亮登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挽救了大量美英盟军伤员的生命。而卡介苗和链霉素在40年代横空出世，人们畏惧多年的结核病终于得到了有力控制……科学挥舞着大臂，气势恢弘，指点江山，改变山河，一派繁荣景象。
但冷静温情兼具的乔治·萨顿，怀着人文主义的最终关怀，并没有被眼前热闹的科学浪潮所淹没。他果敢甚至大胆地描述了科学发展可能带来的冷漠，人情味可能会因此面临枯萎和消亡：
“技术专家如此深地沉浸在他的问题中，以至于世界上其他的事情在他眼里已不复存在，而且他的人情味也可能枯萎消亡。于是在他心中可能滋生出一种新的激进主义：平静、冷漠，然而是可怕的激进主义。”医学一路向前的发展过程中，会迷失并陶醉在纯技术的世界里—如果不及时纠正，有可能就付出了丧失人文关怀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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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针扎向医学的敏感伤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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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针见血的预测，正扎在医学的敏感伤口上。因为医学，其实是一门时时需以人为本的科学，而现在它面对病人，则显得平静、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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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人时代远去了，治病时代到来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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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何因为时常发作的腰疼，决定再去医院看病。她问我意见时，我说如果你能做到不厌其烦的话，那么你去吧，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当天得不到医生的结论，因为这年头，肯定是一大堆检查先行。最近小何换了个好上司，她身上也找不到先前“过度换气综合征”的踪影了。心情不错的她，做好了不厌其烦的心理准备。
她去了医院，医院的导医台先是把她分到了妇科，她挂了一个40岁左右的女副教授的号。医生给她开了一堆检查：血常规、血生化、宫颈刮片、B超……其中有些检查她连名字都叫不全，也不知道作何用途。医生跟她说这些检查结果出来了再来。一周后，等所有结果都出来了，医生告诉她：“妇科没事，去肾内科看看。”她去了肾内科，又是一堆检查，一周后，结果正常。医生冷冰冰地说：“我这里没事，去骨科看看。”小何又去了骨科。
“我这里没事，你去××科看看。”小何学着那些专科医生的语调，问我，“你们这些学医的人就这么给病人一个说法的，好像我在他们眼里只剩解剖结构，还按器官系统划分？”
我无奈点头：“是，你不接受也得接受，没见现在是严格分工的时代？大公司可以把员工当一台大机器上的螺丝钉进行定位，医生就不可以也是这样一颗流水线上的螺丝钉？”
这么说，多少有些无奈和不甘，但医生真的有沦为“流水线上的螺丝钉”的那一天。
几天前，朋友打电话问我：“你有没有看高血压或是神经科的熟人？”他说他母亲多年的高血压，最近经常耳鸣、头疼，几年前还做过肠道肿瘤的手术。他担心母亲脑子里有肿瘤。
我问他之前看过哪些医生，他说去过北京有名的心血管专科医院，“但那些医生又不是熟人，不怎么用心，也不认真听我们讲病情，我都不能肯定他们听进去了没有。一边看病一边开药，我们病情还没说完，药已经开完了，开的药跟以前也差不多”。
我知道了，他至少想找一位认真听他们说话的医生。然后，他还问我，能不能把各个科的医生都聚在一起，给他母亲看看，多出点钱也行。我很肯定地粉碎了他的想法：在门诊几乎不可能，必须得一个科一个科地转着看，只能采用排除法。他无可奈何地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我托人给一位熟识的高血压专家打了电话，说：“我的一位朋友他妈去看您门诊，麻烦关照。关键是您要仔细听她描述病情，关心她，多问几句。”据说看完后，带走的是一张药名相同的处方，但朋友心情不错，说要问的全给解释了。
我们来看看医学在繁荣发展的同时，怎样偏离了以人为本的轨迹，又怎样导致今日的医生和病人一时间难以收拾、难以缓和的尴尬关系。
“医学院中充满理想的年轻学生，成了蛮横、铁石心肠、麻木不仁的医生”，在现实工作中，医学生们常能感觉到人们质疑他们的职业态度，人们也已经感觉到医生的相应反应—渐归冷漠。
除了归罪世风日下外，冷漠医生的出现，其实不全是作为个体的医生的错。他们每个人面前，都放着两个难题，让他们左右为难：左边是人们一如既往的对医生的人情味要求，右边则是医学渐朝严格分工发展，医患关系带上了越来越重的商业气息。能平衡好左右两边的高手毕竟是少数。即使是华佗、白求恩再生，在科技高速发展、分工精密的当代行医，估计他们也很难成为人人称颂的榜样。
前面提到的乔治·萨顿早就注意到了现代科学带来的“人情味的枯萎消亡”。这样的枯萎和消亡，背后的原因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我们人人歌颂的“科学发展”。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因为科学的发展，原先几千年来一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的对话氛围，已经在短短几十年内，猛然切换成了“一个医生面对一个器官”，“几个或是十几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我们进了医院，就变成了一台装着出错零件的机器。我们上流水线，医生看他负责的那部分零件，而对于医生来说，这零件不管来自张大民还是李大卫，都是一个样，他只管维修，就像汽车维修站的技术工人一样。
这情景和四个世纪前“我思故我在”的笛卡儿说的一样：人类身体不过是一台机器而已，这台机器的机能均可以用物理力学加以解释。身为数学家更甚于哲学家的他，因自己的“机器故障”着凉而病倒，在54岁时死于肺炎，出殡时寥寥几位友人来送葬。
人情味是这样一种东西，一对一的交流氛围最适合人情味的生存。眼神、语气、日复一日的接触、连续不断……这些都是人情味所需要的成分。可以这么说，在古代，甚至就在一百年前，那时的情形还是—一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那时的医学是什么样的呢？没有循证医学一说，也没有那么多精确的检查仪器和定量的指标，医生主要靠经验、靠感觉。虽说后来加上了一些处于朦胧阶段的零星科学知识，也依然脱不出经验科学的形式。在这样的情境下，从对病人的诊断开始到治疗的整个过程，其实都是在医生和病人直接接触中完成的。在这直接接触的过程里，医生与病人情感上的联系一直连续不断。
那时的医学分科，远没有现在这么细密。一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时，他有着朴素的、现在看来弥足珍贵的整体观。医生面对的是整个病人，他可以对病人从上到下、从心理到生理全面地考虑。因为这样连续的情感交流，因为这种不加分割的生理心理治疗，“人情味”成了那时的医生和病人之间关系的重要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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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人时代远去了，治病时代到来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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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在《再造“病人”》一书中描述的：在西医经过床边医学、医院医学到实验室医学的演变之后，对疾病的关注，相应地从病人自己感觉的症状，变为医生经各种仪器检测得到各种数据。即使是一位满怀爱心的医生，专业训练也迫使他的注意力集中在除去“人”以外的检查、数据和试验报告上。病人自己感觉到的症状，用自己的生活语言向医生表达的主诉，不再是治病的重要依据，而医生日渐变得专门化的术语，更是完全脱离了病人日常生活的世界。一个全新的被动的现代病人诞生了：他对自己的病情完全无能为力，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和忍耐。
就这样，现代医学的发展付出了人情味的代价。而我们显然完全沉浸在神奇科学的狂欢中，将另一层面的世界遗忘了。在技术突破的同时，科学打破、剪断了原先医生和病人之间那种连绵、浓重的情感关系。
虽然乔治·萨顿早就警告过，“科学精神应该以其他不同的力量对自身给予辅助—以宗教和道德的力量来给予帮助。无论如何，科学不应傲慢，不应气势汹汹，因为和其他人间事物一样，科学本质上也是不完满的”，我们依旧看到医学发展沿着“科学至上”的轨迹一路向前，沿路扔掉的是—人文关怀。它也不曾真正去寻求那些其他不同的力量—宗教或者是道德力量的帮助。
1895年，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发现了X射线，人们开始利用X射线进行疾病诊断和治疗。我们去骨科、呼吸科看病，多半会被派去拍这样的X光片。我们是如此熟悉这种X光片，在电影《孔雀》里，导演顾长卫让“爸爸”拿出这样一张X光片，折起来，开“姐姐”房间锁着的门。
有了电子计算机之后，CT发明者开始想办法，把电子计算机和X射线巧妙地结合在一起。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世界各大城市的医院里，出现了一种外形精美的新式机器—CT扫描仪。这样的机器有着做工精美的控制台，启动工作后显示屏上会显现出病人检查部位的图像。医生可以从CT机里随时调出每一层的X线照片，照片上的图像与检查时显示屏上的一模一样……一个有肺部肿块的病人，先被一张CT检查单派遣去做这样的检查，然后等取到那一袋图像时，再折回来和医生对话。
可以这么说，现在没有一个医生面对怀疑患有肺癌的病人，不先让他去照CT。因为医生们几乎离不开这些看上去精确、客观的检查了。不仅仅是器械检查，还有各式各样的实验室检查，但这些检查散发着某种“冰冷的物质气息”，它在第一时间就下了手，削弱了医生和病人的交流，割断了他们之间人情味的气场。
1953年4月25日，英国《自然》杂志发表了美国科学家詹姆斯·沃森（JamesWatson）和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Crick）的文章，他们给大家描绘了一种既具有生物学意义，又具有美学意义的双螺旋结构。生物遗传分子DNA“美丽的双螺旋结构”，让这两位年轻人手捧诺贝尔奖杯。如今，这一双螺旋结构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声名远扬而深入人心。
DNA的双螺旋结构被公认为20世纪生物学界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因为它揭开了我们身体中最本质的奥秘，是这一发现让我们对生命的认识从此深入到DNA水平。
我去美国的时候，已是DNA双螺旋理论诞生40多年后，像每一个在美国做医学基础研究的人一样，我所做的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成天围绕DNA打转。这样的DNA对话氛围，甚至被国内新东方“签证泰斗”徐小平巧妙地运用在签证实战案例中：一位国内学生物的博士要去美国做基础研究，但英语口语极差，徐老师给他支的招是告诉签证官—我去美国是和DNA对话，而不是和人对话，而以我的教育背景和实验技能，和DNA对话起来如鱼得水。
有天傍晚，一位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混了多年的同事告诉我，晚上在费城图书馆有双螺旋结构发明者之一的詹姆斯·沃森的讲座，问我去不去。作为一个不知不觉间已和DNA产生瓜葛的研究人员，我很想去“瞻仰”一下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奇怪的是，在看到这位DNA双螺旋画家的第一眼，我激动了片刻，但随即便陷入了对眼前所从事的研究的质疑之中。
眼前这样一种以和DNA对话为荣、而非与人对话的大环境，正在暴露我们纠缠于细节的毛病—我们在细节上针针线线地斟酌，整个画面对我们来说不再重要，或者说，这画面信息量过于庞大，难以全盘掌握。
而现代医学最得意的莫过于无限开放式的发展，永远都在累积，永远没有收口。因为认识层面的不断深入，可供研究的细节越来越多，人们似乎越来越纠缠于局部，而忘了基础医学研究最终是为了服务于作为整体的“一个人”。疾病似乎和病人分开了。医生们变得更热衷于追寻疾病背后的生物原因—技术层面的原因、细节层面的原因。比如一个感染的病人是什么微生物在捣乱，一个癌症患者的肿瘤细胞在显微镜下长什么模样，他的基因组在哪里发生了错误。在追究生物学病因的过程中，那个感染了微生物的病人，似乎反倒没有病因那么重要；那个基因发生变化的癌症病人，似乎也没有变异的基因来得重要。
医生和病人的关系，被这些挡在中间的东西给分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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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人时代远去了，治病时代到来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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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就这样“越来越远地偏离了他们的天堂，而去研究更专门和更带有技术性的问题”。科学主义的氛围让他们越来越自负地认为，只要解决了技术上出错的原因，也就是病因，问题就解决了。这样的医生开始更多地治病而不是治人，疾病背后那个特定的病人，反倒不再重要。在医生眼里，病人就是医生职业机器上可以彼此互换的齿轮。尽管有的医生医术高超，但也只看到病人身上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漠视或者无暇顾及这些问题是发生在谁身上。
像以下这样的对话发生在门诊，绝对稀松平常：一个男病人去泌尿外科看病，医生直奔主题—“脱下你的裤子，让我看看你的生殖器”。摆在他面前的病人，只是盛着一堆毛病需要他治病的容器而已。
如果你站在一个上了规模的医院的门诊，仅仅看内科，你就会发现有心血管、呼吸、肾脏、消化、感染、内分泌、风湿免疫……诸多门类的科别。这样细密的分类在一百年前绝对是匪夷所思的。医学的分工越来越细致，“研究的深度日益增加，但范围却日益缩小”。因为一个“腰疼”，我们要转遍妇科、肾科、泌尿外科、骨科，面对四位不同训练背景、不同主张的医生，只是因为每位医生只关心我们身上的某一个器官系统。一个病人，如果身上有不同系统的毛病，像朋友的妈妈，既有高血压，又有消化道肿瘤病史，她去看病时就只能逐科轮转，无奈地“采用排除法”。我们似乎再也无法回到那个一个医生一个病人的时代了，医学在情感上失去了往日对人的专注。
在《展望21世纪》这部被译成21种文字的对话集中，两位来自东西方不同背景的大师，在上世纪70年代的伦敦，进行了一场关于人类的对话，其中也谈到了医学：
科学对一切事物客观地审视，摈弃感情，用理性的“手术刀”解剖。因此，用科学的眼光看自然界，自然就成了与自己割裂的客观存在。同样，当科学之光照在人的生命上时，人的生命就成了与医生割断精神交流的客体。医学在本质上需要理性指导的冷静透彻的科学思维方法，但同时，不，更重要的是需要温暖的人情。
这两位大师一位是汤因比博士，英国历史学家，另一位是池田大作，日本宗教和文化活动家。池田大作的一生似乎一直在和不同背景的人对话，比如金庸、基辛格、威尔逊、罗古诺夫、贝恰……希望能多少改变一下整个人类的宿命。
医学似乎在人文的层面上，进入了一个没有转角可言的尴尬境地。而在医学“科学主义”渐渐成为大家的信仰时，接近平民的温情，可能恰恰是医治人们对医学冷漠偏见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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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沉默的暴力”的消费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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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西医逐步渗入中国，渐渐开始改变中国人对治病方式的选择，也渐渐改变着中国传统的医患关系。
中国传统的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呢？那时的医生，不用现代科学的标准作为治病依据，凭经验诊病，像书中记载的“常用平稳之方治半轻不重的病，以维持声名”。而那时的病人，对自己的病情和治疗方式，有着让现代人艳羡的自主控制空间。为了让病人满意，医生必须用人性化、生活化的语言来解释病情。病人自己感觉到的症状，更是医生关注和诊治的焦点。病人在选择医生时，对医生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缺乏耐心，时不时就更换医生。医生对病人谈不上负责，也没有太高的威信。在这样的关系之中，医生相对比较被动，也比较难树立自己的权威。病人占了上风，他可以自由选择医生，有时可能全家都上场，一起参加治病过程。
此外，整个传统的看病过程，几乎都是在一种富有人情味的气氛中进行。医生要用生活化的语言来解释病人用口语诉说的症状，看病和护理又多半是在家中完成，家属积极参与，和病人的日常起居也保持着不可割断的亲情关系。而西医引入了“医院”这个封闭的空间，强制性地把病人的身体和他熟悉的日常生活分割开来。《再造“病人”》中如此描述：“在中国某个时期，病人与医生的关系往往可以置换为：日常生活和医院空间的对立关系。”“医院”这种特殊的地方也导致了医生和病人之间一定的隔阂和误解，人们容易对“医院”产生恐惧和不信任。
当西医进入中国人的生活之后，带来了医院这个神秘而隔阂的空间，带来了听诊器，带来了手术台，带来了各种实验仪器和检查设备……它们统统制造着如福柯所言的“沉默的暴力”。
面对着这些“沉默的暴力”，正如有人概括的那样：西医在改变传统的医患关系时，赋予了医生对病人的权威和责任，同时也改变了病人在医疗中的主导地位。面对着这些“沉默的暴力”，病人成了一群没有权利感的消费者。
有人做过一项调查，在中国当代消费者眼里，医疗是众多服务行业中让消费者感到“最缺乏权利感”的行业。或者可以这么说，病人是一种“处于弱势”的消费者。
医疗算不算服务业？在中国，病人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消费者？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中国既不像英国那么否定，也不像美国那么肯定。如果答案为是，可能也是最没有权利感、处于弱者地位的消费者。那些在医院碰壁的消费者们，都会这么说。
我们平时可以选择不逛商场、不下餐馆，但病人作为消费者的特殊性在于，他“必须”去看病，这是自己的生理出现异常的情况下被动提出的需要。不仅如此，我们还对将要接受的医疗服务知之甚少。逛商场、下饭馆是去享受，是给生活增色添香，但我们到医院里是去寻找医学这门科学的帮助。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自由选择商场里看得顺眼的售货员，可以质疑餐馆里的碗盆筷碟和服务质量，但我们作为病人，却几乎没有选择医疗质量的自由。事情还不止这么简单，在这样的关系中还加入了一定的，但并非是完全的经济关系。我们付出了金钱，可面对的服务质量却因为没有竞争机制而流于空谈。因为在中国，目前大部分医院仍然属于公有。
中国病人为什么没有权利感？除了对医学及医疗服务质量不满意之外，中国病人还认为，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直接导致了关系的不平等。这种不对称，是因为医生这种职业本身，救死扶伤、关系生命，是因为培养一名医生需经过一整套高度严密、高度专业的训练，而这些内容可能是普通人无法通过平常的信息获取途径搞懂的。这种不对称，还因为普通人对身体、对疾病的一无所知，而耐心、体贴入微、愿意把所有疾病知识一一道来的医生正濒临绝迹。一份调查显示，有相当多的医生认为，这种信息不对称是理应存在的，他们认为医疗服务有非常高的技术含量，而病人多半不能理解这些技术的细节，病人不能随便要求医生做这做那。而到了病人这里，信息的不对称，暗示的可能就是—关系的不平等。
当冷漠的医生把眼神投向病人时，病人感觉自己是无助的弱势群体，没有权利感的消费者。在目前的中国医院，无所谓医疗行业竞争，服务态度和质量也就注定起不了决定作用。
一个中国病人和一个美国病人在消费之前，就注定了保障环境的不同。中国病人想要保护自己的权利，目前只能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相比之下，美国的病人已经成了名正言顺的消费者，他们经过几十年的争取，已渐渐获得了消费者的真正身份。早在196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消费者权利法案中就已经提到要“保护消费者健康”。而从1975年起，美国开始放宽对医疗机构的广告限制。
1997年3月，克林顿任命了医疗行业消费者保护和质量顾问委员会。一年后，委员会公布了一篇报告，名为《质量第一：为所有美国人提供更好的医疗》。其中的“消费者的权利和义务篇”提出，消费者的权利和义务有三个目的：
第一，增强消费者的信心，让他们能感觉到医疗系统是公平的、负责的，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消费者能通过有效的渠道反映他们的担忧，鼓励消费者为维护自己的健康去积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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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沉默的暴力”的消费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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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重申医患之间的紧密关系有多重要；
第三，明确医疗消费者的权利和义务，让消费者知道自己在医疗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而在列出的病人七项权利中，包括了知情权、选择医疗服务机构和医疗计划的权利、紧急情况下使用急救服务的权利、参与决定治疗方法的权利、免受歧视得到尊重的权利、要求保密健康信息的权利以及投诉的权利。
有意思的是，在这篇报告中，还用相同的篇幅提出—作为医疗消费者，为了保证权利兑现，还必须要履行一些义务。这些义务有：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参与自己的医疗决定，和医务人员合作达成一致的治疗计划；完整向医生提供相关信息，明确和医生沟通自己的需求；认识到医疗科学存在风险和局限这一事实，认识到医疗人员作为人可能会犯错；认识到医务人员有义务有效地、公平地给其他人提供服务，对其他病人和医务人员表示尊重；充分了解自己的医疗计划，遵守相应的规定；交付医疗费用……
而在中国医疗里，真正关注过病人这一群体的权利和义务吗？中国病人了解自己有哪些权利，又必须履行哪些义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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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困境：好医生还是牛医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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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带着满腔热情开始工作的年轻住院医生，曾经在一篇小说中这样描写她的困惑：
有一回大家在看报纸，那记者煽情地写了一个故事：某个伟大的医生，在飞机上碰到一个突发气胸的急症，于是灵机一动，就地取材，拿出水果刀，开了一孔，用钢笔筒当引流。下面就是家属如何感激涕零之类。看得我心潮澎湃，不由得问梁主治医：“梁老师，要是你在街上碰到一个喉头水肿或是气胸什么的病人，你会怎么做？”
梁主治头也不抬：“关我什么事？！他家属送到医院来，我就处理。”
我无奈：“要是在荒郊野地里，送不到医院来，那怎么办？”
梁主治：“我又不会到荒郊野外去！”
我追问：“那万一呢！万一你就是在一个荒郊野外，没有别人，只有你，只有你可能救他！你会救他吗？”
梁主治终于抬起了头：“这可不是你逞英雄的时候！你想过没有，你就能保证救得了他？万一他病情加重死了，你该负什么责任啊？有病历记录吗？有人证吗？你保证你是为了救人，人家会怎么想？”
和世界各地的权利觉醒运动一样，中国病人也开始领会到《世界人权宣言》中“健康权是一种基本的人权”的真正含义。因为在病人与医生之间，存在着专业知识上的不平等，病人敏感地意识到自己处于脆弱不利的地位。在民权运动、消费者权益运动的冲击下，病人越来越希望能在不平等的处境中，得到一种对自己脆弱地位的保障，得到自己感觉受尊重的、公正的服务。如果这种服务出现了偏差，他们就开始寻找有力的手段捍卫权利。这些手段有的是告到医务科，有的是告上法庭，还有的可能更直接、更鲁莽，比如冲上去打医生一顿，这时的医院成了暗藏危机的暴力环境。
2005年的夏天，50岁的福建中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被一患者连砍数刀，因失血过多而身亡。在网上，继此新闻之后的一千余条评论中，有80%表示“理解”行凶的病人，有网友说：“医患矛盾主要问题在医生，患者由于医疗知识的缺乏，完全处于被动，患者花了自己的血汗钱，甚至是借来的钱，到了医院后，稀里糊涂地钱就没有了，可病还没有看好。患者及家属心中的怨愤到哪里去发泄呢？”2005年北京电视台还报道了一则新闻，一位70岁老人因医患纠纷在医院病房抗战4年余。他在病房的根据地，俨然是个家，锅碗瓢盆、电视，甚至养鱼缸……一应俱全。
在对中国200多位医生“你是否在临床工作中遇到过医患纠纷”的调查中，医生们的回答是“太多了”、“我刚刚还碰上一起”、“我的同事前两天被打了”。基本上被调查的每位医生都遇到过纠纷，轻则谴责怒骂，闹得不愉快；重则患者告上法院，医生遭受暴力。问医生最怕什么—“医疗纠纷”。而在这些医疗诉讼案中，患方永远都是“弱者”，社会舆论也大多会倒向“弱者”。一种夸张的说法是：“无过错赔偿”一度竟然造成这样的影响—要发财，闹医院。医生面对病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在2006年3月的搜狐网站上，登出了一封落款为“热爱国家也热爱人民的北京医生们”的来信，题目是《我们是医生，别太伤我们的心！》，信末写道：读2006年2月27日《新京报》“公众希望医生是廉价劳动力”后有感而发。几天内，在这封来信的后面跟贴多达万条，留言者多是工作在医疗一线的医护人员。
现在全社会都在骂医生，似乎所有的问题都是医生拿回扣和红包造成的。我们是北京著名医院的高年资医生，我们和我们周围的医生几乎没有拿回扣的，我们真的是在凭自己超负荷的劳动，挣一份比有些垄断行业低得多的工资！
除了给病人看病，我们全部的时间都用在医学研究和教学上了。为保持学科在全国的领先地位，为了晋升副教授和教授的职称，我们要不停地考试和学习；为获得医学研究经费，我们要写各种基金的申请标书、要看大量的英文文献，做试验、指导研究生，并花大量时间和国外的同行保持联系。没有节假日，没有娱乐时间，只有压力和奉献。在我们医院，大部分医生每天的生活和我一样。
面对媒体和老百姓的谩骂及误解，我们和我们周围的医生们在沉默着；面对每天从全国各地涌来的成千上万的门诊病人，我们依旧在认真地做好医治工作，希望那些辗转数家医院，充满期待的父老姐妹们能因我们的劳动和精湛医术而获得最后的诊断，把有限的救命钱花在刀刃上。
我们不敢奢望获得全社会的理解，更不敢奢望获得和我们的国外同行相同的劳动报酬，但我们希望得到尊重！
我们理解国家医疗改革的复杂与困难，我们愿意，也已经为全社会人人享有医疗保险的那一天奉献了我们的劳动！但在我们奉献的时候，请关注我们！请尊重我们！我们是骄傲的，别太伤我们的心！！！
一位曾经半夜还接听病人电话的敬业的内科专家，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有一年，我们医院被病人告到了北京，我也被拉过去打官司。一个在医院肾内科住院的小女孩，病情危重，我去会诊，觉得可能是狼疮肾。我们合力抢救了三天三夜没合眼，总算度过了危险。半年后病情稳定，有一天她又去另外一家医院就诊，一个医生对她妈说：“现在看是肝豆状核变性，根本不是狼疮肾。”她妈听了，就转过来起诉我们，先是在上海打官司，后来不服又告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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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困境：好医生还是牛医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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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拿着国际系统性红斑狼疮的诊断标准去北京的。当时的情形完全符合诊断标准，我们还一一核对了病历记录。看见她妈我就气。当年，为了抢救她女儿，我们累得精疲力竭，要不是我们果断地决定用激素冲击，可能小女孩都过不了那一关。经过激烈的辩论，法官判她败诉。
这位专家提起这事依旧难掩气愤：“说实话，这样的病人是中山狼，这种医患关系几乎就是农夫和蛇的故事的翻版，让人心寒。”
在一次骨科读片会上，我目睹一个城市的200多位骨科医生在讨论一个病例。病人是个股骨头缺血坏死的老人，需要做人工髋关节置换，但老人家里一贫如洗。主管医生心生同情，对病人说看能不能尽量向厂家争取免费的髋关节，结果为老人免费换了一个国产的人工髋关节。病人感激涕零，但一年后，觉得髋部疼痛并且活动困难。家属领着病人来医院找医生，医生向他们解释临床上确实也有置换术晚期失败的例子，原因可能是假体松动、磨损、假体周围骨折……但这些因素在临床上还不能预防。家属一口咬定这就是医生的责任，要求给老人免费做第二次翻修术，并告到医务科，医务科也判定为医生的责任。
在场的200多位骨科医生，除了详细讨论骨科手术的细节之外，每个人都听到了当事医生的感慨：“做好人未必有好报，除非你能坚持一辈子做好人，不计后果，无怨无悔。”
看看现在的我们所身处的舆论环境，各种各样揭露社会弊病的报道见诸报端，触目惊心。不论报纸、电视还是网站，我们都会经常看到归类于社会新闻的医疗事故报道：手术器械遗留腹内、误诊、漏诊、用药不当、手术致残……这样的报道，挑战着我们脆弱的神经，让我们的脊梁一阵阵发凉。身为平凡的小人物难以掌握暴露的大环境，我们平添的只有忧心忡忡。前几天我还收到一则逗趣的短信，医生也被编排其中：
这年头教授摇唇鼓舌四处赚钱越来越像商人，商人现身讲坛著书立说越来越像教授。
医生见死不救草菅人命越来越像杀手，杀手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越来越像医生……
作为病人，因为本身不具备判断医疗过程正确与否的知识，往医院里一站，就立刻成了弱者。因为是弱者，我们更强烈地希望能找到有力的手段来捍卫自己的权利，让强者无法或者尽可能少地侵犯我们的权利。还好，我们起码还能衡量结果，起码还知道医生的服务态度和质量，这时，法律似乎是弥补这种“弱势地位”的唯一可靠的保障。我们也看到了用法律来解决问题的效果—在与医疗事故的斗争越来越正规化、法律化的过程中，医生们拧紧了那根叫“责任”的弦，虽然有的是被动拧紧，有的是主动拧紧。不管怎么说，在“医为仁术”已渐渐失去它的道德土壤时，这种斗争具有了某种可以量化的、可衡量的、积极的意义。
但我们依旧不能忘记人情味的温暖。只是这回，是医生向病人要求的“人情味”。
一位朋友的乳腺外科经历，在我看来，是一例绝好的讨论医生和病人关系的题材。这题材的丰富性在于，它不是简单的医生冷淡病人、病人埋怨医生的反面题材，也不是医生爱护病人、病人感激医生的正面颂歌，它也不同于那些免不了夸大新闻点的负面医疗报道—那些作者们试图只用略去某些细节的事件，来说明一个武断的结论。这位朋友的经历高潮迭起、一波三折，本已山重水复，却又峰回路转。
这位朋友的乳腺上长了个肿块。大半年前，她最初去看的是一位70多岁的乳腺外科专家。这位身材高大的专家曾在给我们上课时，颇有气势地大臂一挥，用他的潮汕口音激昂地说：“中国妇女乳房被一刀切去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还用科学的口吻说：“中国有一半妇女的乳房都经过我的手一一触诊。”我们每个人在实习时，都会抽空安排出时间，特意跟着他出回乳腺外科门诊，看看他是怎么用自己的手感诊断普天下女性的乳房是正常还是出错的。我朋友看的正好就是这位专家。那天门诊，这位专家告诉我朋友说：“没事，乳腺增生，回去喝我配的这种中药，三个月来随诊一次。”他说的这剂中药，我们当年跟他出门诊时也见过，他当时得意洋洋地说有药厂出一百万买专利，他没卖。“那些商人！”他用不屑的口气这么评价。
我跟这位朋友吃饭时，她就掏出这么一袋中药，跟餐馆服务员要水，冲开喝下，脸上露出痛苦难挨的表情。这样过了半年，中间又去看过一次老教授的门诊，他依然是原话：“没事，回去继续喝我配的中药。”有一天，我接到这位朋友的电话，听起来语气焦急，她说刚去做了个B超，单子上面写着：乳腺肿块边缘不清，血流丰富，怀疑是恶性肿瘤。
我在电话里大叹：“不会吧？一双摸了中国大半妇女乳房的手，也会有错？”朋友心情极其低落，我陪她沿马路走了半小时，一路上哀叹的都是老马失蹄，让老专家给耽误了病情。
“一个北京大兴庞各庄的农民，种了两年的西瓜，随意一拍都能知道瓜是生是熟。你说，一位摸了几十年乳房的医生，是良性还是恶性，摸不出来？”朋友这么问我，百思不解。
她转天拿着B超结果去看老专家，老专家仍然坚持说：“目前很难说是恶性，相信我这双手，再去找个高手做B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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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困境：好医生还是牛医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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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安慰她说：“B超结果也确实是因B超医生而异，做的人不同，得出的结果也可能不同的。我实习的时候，主治医生看B超时都得先看看谁做的，碰到一些平庸的名字，基本得重新请高手做一下才算。咱们先这么想，心存点侥幸吧。”
朋友找到了B超高手又做了一回，第二份B超结果居然是：边缘欠清，血流不丰富，乳腺增生，建议随诊。
两份结果截然相反，她哭笑不得，手足无措，不知道信谁好。
在这两份结果的折磨下，朋友似乎变成了一个执著讨说法的秋菊，又马不停蹄地去看了北京其他许多医生，无一例外，这些医生的建议都是：切出来看，病理结果一出来什么都清楚了。她又转过来问我这个医学生的建议，我说出来的话和那些医生如出一辙。她再去问老专家，老专家却仍说：“不要随便动手术，相信我这双手吧。”
她又去做了份钼靶检查，结果也是提示乳腺增生。她再拿着这些结果去看老专家门诊的那一天，前面还有几位病人，她坐在走廊里等。这时，一位40多岁的中年妇女突然闯进了老专家的诊室，冲上前去，对着老专家一阵拳头落下。70多岁的老专家被打得头发零乱，表情痛苦。警察把老专家和女病人带走时，身材高大的老专家在人群里看见了我朋友，正了正色，对她说：“改天来看吧，不要挂号，直接来吧。”朋友形容说被打之后的老人，依旧像骄傲从容的老马，充满尊严地离开了事发现场，在那一刻，她突然被触动了。
朋友是位记者，怀着高度的职业敏感，她紧密跟随着现场知情者，了解到整个事件的原委。原来，这位女病人在五年前看过老专家的号，当时因为乳腺癌病情已到晚期，老专家动员病人做全乳切除，否则复发的可能很大。这位女病人做了手术，切了乳房，五年期间倒是再也没有复发，但是她的生活却因为这场病和这次手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下了岗，离了婚，经济窘迫，生活无着。这位女病人把自己这一切的悲惨生活，都归咎于五年前老专家建议她做手术造成的。所以，五年后，她来到门诊用自己的方式发泄怨恨。
朋友在人群中，手里捏着一堆前后不一致的检查结果，看着一世英名的老教授居然被一个有心理障碍的女病人在众人面前给打得狼狈不堪。而在这样的狼狈遭遇下，他还不忘正色和朋友说，过几天来看他门诊，不用挂号。
几天后，朋友再去挂老专家的号时，护士说：“他今天来不了了，身体不舒服。”朋友回家喝着老教授开的中药冲剂，想到老人家这一去，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出门诊。
她又困惑地想到：为什么别的医生都建议她把肿块切了，看病理结果？为什么老专家冒着可能被病人打骂的危险，建议她不要轻易动手术，请她相信自己的那双手？
当法律介入了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之后，当我们的生活里充满了对医生的抱怨、戒备甚至敌视后，医生从病人那里也越来越得不到人情味的回馈。他们在给病人做决定时，渐渐学会了保护自己，尽可能给病人一个清晰、明确、可衡量的结果。朋友咨询的那些医生，出于对肿块性质的不可知，所以建议她一切了之，病理结果出来后，便真相大白。这样的医生，算是法制社会的好医生，这样的医生四平八稳，看所有的乳腺肿块，在良性和恶性定不了性质时，都会劝病人切了算了，自己的责任也被摘得干干净净。我对朋友的建议也不例外。
但老专家希望尽量少地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不想让病人无端地多挨一刀。“乳房对女人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一个被刀割过的乳房，终归是不完整的乳房。”他不惜冒着可能被挑衅、被埋怨、被误解的危险，告诉病人在他看来最为合适的选择。“请相信我这双手吧。”这样的话不知道现在还有几个医生能说出来，也不知道那些怀着戒备、提防之心而来的病人，有几个愿意去相信眼前一腔真诚的医生，会不会日后肿块真成了恶性，会反过来把医生告上法庭。“你说，他图什么呀？”朋友这么问我。
我说，这可能是一位现代好医生和一位濒临绝种的牛医生的区别吧。
一位现代的好医生会这么说：“你这种情况，目前几项检查结果不一致，为了保险起见，建议你手术，等病理结果出来，就能定肿块的性质了。病理结果是金标准。”
一位像老专家那样濒临灭绝的牛医生会说：“我摸过你的肿块了，我认为是乳腺增生。不要轻易动手术，毕竟手术对你来说也是一次打击，生理上的、心理上的都有。请相信我这双手，定期来随诊。”
我的朋友极不希望手术，但她又不能完全相信老专家的话，第一份B超检查结果仍像阴影一样笼罩着她。我只好劝她说：“就像选择一种宗教信仰一样，如果你极不情愿动手术，选择了相信他的手，就请相信到底吧，也做好承担任何后果的准备。如果你仍有怀疑、戒备之心，那就听那些现代好医生的建议，切出来看看病理结果。”
如果仔细分析一下这两种选择，我们会发现，渐渐地，我们作为病人，也开始顺应、配合现代好医生的潮流了，那就是—少废话，手术见，病理结果出来真相大白，两不相干，互不耽误，医生和病人都服气。再过些年，也许没有一位医生愿意站出来说：“手术对病人也是一次打击，生理上的、心理上的都有，请相信我这双手吧。”因为没有一个病人不是带着防备而来，也没有一位医生不是绷着保护自己的弦看病。医生和病人之间理想的温情关系，这回是彻底面临尴尬境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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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医学重返温情的西式“看门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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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科学主义”至上风行的今天，接近病人的温情，可能是挽救冷漠、尴尬境地的药方。国外的初级保健医生有句口号：在任何时候，首先做一个朋友、一个心腹知己！
在美国的医疗体系中，初级保健医生（也有叫做基层保健医生，PrimaryCarePhysician，PCP）所起的效用是有目共睹的。虽然美国有了非常成型的医疗“看门人”，但一个叫埃弗里特·库普（C.EverettKoop）的美国医生还是觉得不够：“即使所有的美国人都有医疗保险，但许多人仍然不能得到很好的医疗服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少初级保健医生。美国需要更多的家庭医生和更多的像家庭医生一样思考的专家。”
现代医疗服务已被分成三个水平：初级、二级和三级。这些叫做PCP的医生，他们提供的是“低水平，广覆盖”的初级保健服务。他们的努力，起码让人们看到了希望，是他们使得医学从生物医学模式转变成了生物行睦硇社会医学模式，让医学回到了温情，让医疗变得更加有序和减少浪费。他们的出现，消解了现代医学的某些缺憾，“还医学以人道主义”，让医学再次“以病人为中心”。而这样的西式武器，正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在中国，像上海这样的城市，也初派用场。
我们平时熟悉的家庭医生和全科医生，其实包含在初级保健医生之中。在医学的24种专业中，只有三种属于初级保健，这三种分别是内科医生、儿科医生、家庭医生及全科医生。其中家庭医生接受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精神科等基本医学学科的培训，经过资格认证考试。而全科医生这一称呼，比从前更加普遍，它的意义和家庭医生差不多。
有了初级保健医生，感冒、腰背疼、骨折、生孩子……都可以去找他们。他们和蔼可亲，虽然医术不精也不高，但他们知道每一个病人的健康史，甚至熟悉他的家庭成员和家族病史。他们定期和病人见面，关心病人的健康问题，建议如何增进健康，教育病人怎么避免重大疾病的发生。因为经常和病人接触，他们也熟悉病人的生活：抽不抽烟？开不开心？婚姻是否美满？平时是否经常锻炼身体？……这时，对病人全面的医疗照顾变成了可能，健康知识的普及教育也以人性化的形式得到了实现。
因为接受过多种专业的训练，这些初级保健医生还能在你去看专业医生之前给予诊治，节约时间和费用。如果你确实需要看专业医生，他们能够连续跟踪记录你的病史，使得你无需进行重复检查、重复用药，而得到连续的医疗照顾—这就是几乎被全世界称道的“看门人”作用。如果商业保险足够发达，还可以通过他们来控制医疗费用。保险公司向这些医生买服务，投保人自己选医生，保险公司将一定比例的保费付给医生。病人是否应该转诊，也由这些医生来决定。
每一位谙熟生活之道的美国人都了解：“你和初级保健医生之间的关系，对你是否能拒疾病于门外起着关键的作用，也是你进入其他医疗体系的最好入口。”他和你站在一起，战在一起，保护你最宝贵的财富—健康。有许许多多的全面指南教美国人怎么去选一位初级保健医生。“选择如此关键的一个人物，就像你选婚姻伴侣一样，像你人生中许多的关键决定一样，需要周密考虑。”这其中，最重要的选择要素就是初级保健医生的专业背景和服务态度。这两点，可以说也是中国病人盼望已久，迫不及待想拥有，但却屡屡失望的。
一名优秀的初级保健医生，他的专业声誉体现在是否从正规医学院校毕业，不一定是大牌、是名校，但需要在大医院接受过住院医的训练，需要通过医学专业资格认证，而这些通过认证的医生名单可以在相应的网站方便查到。他最好还要有专业领域的联系，比如和大医院有附属关系，这样转诊会比较方便。
第二个选择要素是初级保健医生的服务态度，通俗的叫法为“病床边的态度”。医生的服务态度、服务水平几乎直接和自己的经济利益挂钩。一位初级保健医生与人交往、沟通能力有多重要，在病人的这种主动选择中，更明显地体现了出来。曾经有一项调查访谈了美国2500名女性和1000名男性，结果，41%的女性和27%的男性更换医生，是因为他们不满意这些医生的服务。25%的女性和12%的男性，说他们因为感到初级保健医生盛气凌人，用高人一等的口气和他们交谈，所以他们决定更换医生。
除了是个优秀的沟通者，初级保健医生还是维护病人健康的合作者，他会向你解释程序、检查结果和用药方案，回答你的问题，甚至能够理解你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确切地说，美国病人主动选择的初级保健医生是个“看门人”，还必须是个和蔼可亲的“看门人”，这样才不会被病人炒鱿鱼。
初级保健医生这种角色的出现，除了让医学回到“以病人为中心”，还打破了以医院为中心的医疗体制。一位在美国做医药市场的专家采访另一位在中国创业的医药市场同行，问中国与西方医疗市场究竟有哪些不同，被访者回答道，中国是一个医院服务过分集中的国家，所有的医疗都以医院为中心，这很容易产生矛盾和冲突。
中国这种过分集中的医院服务，会产生更多服务的分裂和脱节，特别是让那些需要长期服务的病人很不满意。这种过分集中的医院服务，还很难产生平衡。但如果有了初级保健医生，病人会分散到这些医生的诊所，只有那些需要先进技术和专业服务的病人，才会进医院。这时，医院的定位变成了—只是在必要时提供专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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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医学重返温情的西式“看门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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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做一个朋友、一个心腹知己”，在中国不是没有过初级保健医生的影子。比如在合作医疗制度时广大农村里的赤脚医生，还有现在城市里的社区医生。只不过他们更多地类似全科医生的简短版，或者说，是不完全版。他们还没能构成病人与专科医生之间的桥梁、病人与医院之间的有力连接。
曾经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赤脚医生在中国农村中遍地开花。他们是取得当地农民信任的最简捷路径，能让来自当地农民中的“某些人既掌握来自村外的现代技术，又不脱离当地的人情伦理网络，让乡下人觉得是自己人掌握了外人的技术”（选自《再造“病人”》）。但这一角色后来和政治话语紧密相连。在鼎盛时期，《人民日报》几乎每隔一天就会有一篇和赤脚医生有关的报道。在这些报道中，他们的形象是：“与公社社员同等待遇，起早贪黑，一劳累就想起白求恩，且是和传统医疗不懈斗争的勇士。”他们是不戴口罩的医生，消除了广大中国农民对城里白大褂医生们的普遍反感。在一部电影《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的宣传海报上，他们肩挎药箱、头戴斗笠、面孔黝黑、表情坚毅、赤脚走在田埂上。这一形象曾经风靡海内外，成为第三世界医疗界的英雄偶像。
赤脚医生们解决农民各个器官疾病的基本问题，甚至牲口生病也要管，但这一角色的根本缺陷在于没有专业的、正规的培训。在当时除了补贴赤脚医生工分，他们的劳动也没有和收入挂钩。这种角色尴尬的定位，注定了赤脚医生短命的历史。
而现在城市里的社区医生，由于收入和体系的限制，并没有能发挥他们最大的效用。如何把这样的社区医生设计成“低水平，广覆盖”，并能和大型医院里专业医生对接运转起来的“看门人”角色，也许需要更健全、有序的转诊制度和保险体系。
什么时候中国病人才能从医学那里得到温暖和安慰？什么时候中国病人才能节约看病的时间和费用？西式“看门人”的角色值得仔细研究。这样的角色可以安排设计，但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能够安心扮演好这样的角色，还医学以温情，变无序为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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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站在病床边，到躺在病床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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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医生成为病人
在医学故事里，可能最具有反讽意义的莫过于—医生和病人的角色转换，这其中，转换得最多的莫过于—当医生成为病人。这时的感同身受，胜过平日别人千言万语的描述。
在美国连续剧《急诊室的故事》（ER）里，马克·格林（MarkGreene）是位能干、勤奋、敬业的医生。他从最初一名老练的住院总医生渐渐成长为主治医生，同时他的婚姻在电视剧的第二季里也开始经受波折。伴随马克的不仅仅是职业环境里和疾病的斗争，在他的生活里也不例外。比如，在第四季里，马克的妈妈得了中风，在第六季里，急诊室的电话响起，传来马克的妈妈去世的消息。又比如，在第六季末尾，马克又发现他爸爸得了肺癌，已经转移到肝脏。但这些都比不上在第七季里的惊讶。
在第七季里，我们亲眼目睹马克这位敬业的医生自己被脑肿瘤困扰。这时，曾经手里攥满了答案的医生马克成了病人马克，自己进入了那个充满无助、宿命、与疾病进行斗争的环境。他曾经胜券在握，现在，轮到别人手里掌握着信息。他曾经穿着一身白大褂挂着听诊器指点江山，但现在，他穿着病号服插着输液管，脆弱地躺在床上。处境瞬变，所有的冲突都暴露出来了。只是，《急诊室的故事》的编剧没忍心马克受折磨太久，他在第八季离开了急诊室，离开了人世，但这已足以让全世界的马克迷为之失声痛哭。
马克的经历毕竟是电视连续剧里虚构的故事，我们来看看一位叫爱德华·罗森邦（EdwardE.Rosenbaum）的医生，晚年在美国西海岸的俄勒冈州的遭遇。
我自己生病时，就像我那些病人一样，希望自己的医生是神，可惜他们只是人。虽然如此，我还是希望他们能了解我生了什么病、我生病时的感受、我需要他们为我做什么。这些事他们都做得到，可是有些人就是不做。曾有人说，要想成为良医，自己必须先做病人。但我成为病人之前，已经行医50年，却等到生病时，才发现医生和病人根本就不是一路的。站在病床边和躺在病床上所看的角度完全不相同。
年轻的罗森邦从医学院毕业后，在军队里服务了5年。他有过辉煌的从医历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担任美国陆军野战医院的内科副主任。在诺曼底登陆中，由于出色地承担了5个师的伤员抢救任务，他因此获得了嘉奖。战后，他回到了俄勒冈州自己开业。1948年，他成为美国俄勒冈健康科技大学（OHSU）风湿免疫科的开创人，是一位受人尊敬、颇有建树的内科医生。
这位行医50年、一家子出了9位医生的老教授沿着成功、辉煌一路走到晚年时，突然有一天，他得知自己患了喉癌。生活发生了改变。
命运突然把他扔到了病人的位置，他从“站在病床边”一下子变成“躺在病床上”。他重新审视着眼前的医学、医院和医生，顷刻之间它们获得了不同的意义—属于病人的意义。他回忆到：自己曾经作为医生高高在上，但成为癌症病人后，遭遇和心情与病人如出一辙—不敢面对疾病真相、被护士嘲笑“脖子短”、体检马虎了事、被别的医生误诊、医护人员无视他的尊严、眼前的医疗环境一味追求利润最大化……
而他自己也意识到，其实“这些问题当然是在我生病以前就已经存在的，可是直到自己成为病人以后，再度回来工作时，视野才被打开”。一个医生什么时候才能真切地体会到病人所面临的问题，可能竟是他成为病人的那一天。
老罗医生描述，在他做医生时，他习惯自己做出攸关病人生死的决定，习惯拥有权力的自豪和荣耀：“我向来习惯发号施令，可是现在的我却完全没有指挥权。接受医学训练的过程，有好几年必须听命于人，以我来说，就花了14年：4年在医学院念书，5年住院医师的训练，5年在军中服役。14年仰人鼻息的生活，不断说：‘是，长官；不是，长官；您说得对，长官。’倏忽间，训练结束了，一切都由你自己作主，必须自己做出关乎病人生死的决定。刚开始会觉得害怕，可是你逐渐习惯权力的滋味、被人捧上天的荣耀，你喜欢这种生活，你很快就不能容忍别人不同的意见。”
可在他不是医生而是病人的时候，这些权力感消失无踪：“历经五周治疗，我已经不再是医生了。几个月前我还是有权有位的名医，那时她一定会对我彬彬有礼，而现在我只是个病人，再过不了多久，她恐怕就要省掉‘先生’两字，直接叫我的名字了。我忽然警觉自己以前也是如此。在医疗体系里，我们通常对病人直呼其名。我们自己保有‘医生’或‘护士’的头衔，而病人却连头衔也得不到尊重。我是不是也常常这样对病人呢？没错，经常如此。”
成为病人的他，尽管认识几个熟人，但也像所有病人一样，都在做同一件事—等待，等待，再等待。“我也很气我的医生，每次都让我等一个小时，看病却只花五分钟。我虽然生气，却没有抱怨出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50年来，我也是这样对待我的病人。我开始了解为什么病人看医生会觉得很受挫：花25元听医生打招呼和说再见。可是我也了解医生的处境，当医生一天要看20~30个病人，日复一日，久了就变成例行公事。所以，医生需要病人提醒才会注意新的问题，可是病人又不敢多说什么，生怕伟大的医师听了会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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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站在病床边，到躺在病床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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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病人”角色的他，终于意识到一点点同理心对病人意味深远：“坦白说，我向来对那些误解医生的话和表情的病人，有点轻视之意。可是，我自己是经验老到的医生，却也犯了同样的错误。病人实在是很脆弱的，他们需要的是用清楚而口语化的言词来解释他们的病情，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会注意医生的一言一行，看看有没有弦外之音。对这种情形，也许没有什么好办法，但是，一点点同理心可能就会有所帮助。”
这位德高望重的医生生病后，还经历了两次被医生“误诊”的倒霉经历：“我的病情被两位医师朋友给耽误了，当我把健康交给他们的时候，却没有运用自己的判断，可是，病人不就应该这样信任医师吗？我不也向来这样要求病人，要病人信赖我的专业判断吗？我觉得我的脑袋嗡嗡作响。我唯一的选择就是要找最好的医师为我治疗。”
他本可以控告误诊的医生，但回想自己从医这么多年，从没被病人控告过，但肯定也犯过类似的错误。就像他说的：“眼前每一次痛苦经历，都能让我设身处地地想起当年自己行医时的情形，我更愿意把这些经历告诉自己和年轻的医生，成为他们日后行医的教材。”
当生活给了罗森邦医生“站在病床边”和“躺在病床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和经历后，他在《亲尝我自己的药方》（ATasteofMyOwnMedicine）的序言中如此作结：“如果我能从头来过的话，我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行医，很不幸的是，生命不给人这种重新来过的机会。我能做的，就是告诉你，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希望你我都能从中得到教训。”
凑巧的是，一位儿科医生在叙述自己患白血病的经历时，也起名叫《我自己的药方》（MyOwnMedicine）。这是位专门研究囊肿性纤维化的儿童肺科医生，还是位受过专业训练的100英里长跑选手。在42岁时，他突然被诊断为多毛细胞白血病—一种少见的慢性白血病，存活率很低。“我曾经习惯于掌控自己的生命，更不用说我病人的生命。”这位儿科医生，当他自己面对死亡、承受恐惧和痛苦时，仿佛真正进入了他那些年轻的病人们的世界。
1991年，一部叫做《再生之旅》（TheDoctor）的电影，由迪斯尼工作室发行。电影根据罗森邦医生的书《亲尝我自己的药方》改编而成。在几十年的行医生涯中，这位医生曾经面对面挽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这次，他又通过书和电影感动了上百万人。
坐在黑暗里的观众们，亲眼看见一个平凡人突然被置身于充满张力的环境中，种种矛盾和冲突刹那间暴露了出来，引发着主人公一连串关于医学、医生、医院的思考，也触动了观众自己的一连串思考。虽然这些问题和答案一样多，但人们起码发现，当成为病人置身于巨大的生理危险时，原先是医生的主人公的精神和心理竟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痊愈。
“这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好的关于同理心主题的电影。”我们眼见10年后，在美国好几家医学院里，这部电影被选为医学生的必看电影，供他们形象地学习“站在病床边和躺在病床上”的不同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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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里到外了解这个行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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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病人成为医生
《再生之旅》上演7年之后，1998年，由喜剧明星罗宾·威廉斯主演的《心灵点滴》（PatchAdams）在圣诞节档期推出。在美国上映仅三天，票房就接近3000万美元，不仅如此，它还获得金球奖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的提名。在平日的采访里，我们看到的罗宾·威廉斯似乎每分每秒都表现得有趣搞笑。但在这部电影里，他除了搞笑以外，还展现了一系列的情绪：严肃、震惊、悲痛、内疚、挫折和愤怒。和他以往的角色不一样，和7年前的《再生之旅》也不一样—这回，喜剧明星演的是从一个病人开始，立志成为医生的艰苦过程。
《心灵点滴》也由一个真实故事改编。主人公一开始是个备受忧郁症困扰的家伙，他自愿把自己投进了精神病房。在病房里，他找着了自己日后生活的目标，他发现自己喜欢帮助其他病人，而眼前的那些医生们看上去却总是那么冷漠，与病人隔着十万八千里。
曾经是病人的主人公出院后，报考了弗吉尼亚医学院，以实现做个“温暖医生”的理想，希望自己能用更专业的方式帮助病人。等他进了医学院后发现，那里到处充满了冷漠的哲学，医生把病人的感情需求晾在一边，根本不关心病人的生活质量，而他固执地相信应该有更人性化的行医方式。
未能免俗的是，电影用了非常夸张的手法，以求取得喜剧效果，博得圣诞节人们的笑声。比如，为了给病人以精神上的放松，哄病人开心，他有时穿得像个大猩猩，有时用医院里的塑料用品做成大红鼻子，还在病房里堆满了五颜六色的气球。最搞笑的一幕是，为了帮一个想“在面汤里游泳”的病人实现愿望，他居然在游泳池里放满面条，做成了可供游泳的面汤。自然，他的出格行为在学校里总是受到谴责：“你要想成为小丑，那就去马戏团吧。”
他的“幽默处方”，在刻板的医学院里显得那么离经叛道。他在治疗中加入幽默和人情味的主张，挑衅着无处不在的医学权威和规则。他的另类学习方法更让许多老师和系主任抓狂，虽然他有些功课在班上排名第一。
但这位固执的主人公之所以吸引美国人在圣诞节去电影院消磨时间，是因为人们多么期待碰上这样的医生。因为这样的医生确信，医生应该先治人，再治病。同情、幽默和同理心对医生来说，与灵丹妙药和先进技术同等重要。罗宾·威廉斯扮演的主人公就这样一路智斗，最后拿到了医学院的毕业证书。毕业后，他如愿以偿地成立了自己的诊所，在那里，他可以真正实践用同情和幽默对待病人，算是彻底实践了自己的理念。
“我们应该治病也治人”，罗宾·威廉斯在电影中从头到尾都这么宣扬。一个最初的精神病病人，最后找到了行医帮助别人的快乐。电影结束，灯光亮起，人们起立鼓掌，希望这样的美好故事更多地出现在自己身边。
在那些极端的体验中，总能看到普通的眼光触及不到的角落和深度。像罗森邦医生那样从医生变成病人的经历，让他更多地是反思一位医生该怎么去对待病人，真切地体会到了病人生存在一个什么样的医疗世界中。而从一个病人变为医生，比如《心灵点滴》中的主人公，他实践自己作为病人时对医生的期望，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先去做一个这样的医生。但一位美国女病人的真切经历比《心灵点滴》更为动人。
当我打开杰米·韦斯曼（JamieWeisman）的介绍网站时，颇有讽刺意义的是，跳出了一家医疗保险公司的广告。但在这里，我并不想探讨医疗保险的无孔不入，我想说的是杰米·韦斯曼这个一生兼具双重身份的女人—一位全职的病人，同时也是一位全职的医生。
这个有着文学天分的女人，在布朗大学修完英国文学学士后，去了纽约一家出版社工作。正当她做着日后的作家梦，却发现自己患了一种罕见的先天免疫缺陷综合征。这病来得隐匿，渐渐加重，追溯起来，其实自她十几岁时就开始了。打那以后，病人这一身份如影随形。
她曾多次因为感染住院，她得过名目繁多的感染疾病—带状疱疹、中耳炎、泪管堵塞、败血症、蜂窝组织炎、食道疱疹、严重唾液腺感染。她做过多次骨髓活检，医生一次又一次警告她，随时可能患上淋巴瘤或其他癌症。“每一次检查，我都有可能被告知得了癌。”
她躺在病床上如此痛苦，也曾苦苦哀求给个一死了之的机会。她这么描述作为病人的生活：“疼痛改变了你，你的思想和你的身体暂时成为了敌人，你的身体占了上风。”
杰米·韦斯曼坦白说她自己其实是被迫学医的。原因只是因为一个生病的人想更多地了解自己的病，更好地了解那具背叛了自己的身体，重新获得对身体的掌控权。还有一个原因就现实多了，因为如果选择当作家，肯定付不起昂贵的保险，而她每个月都必须静脉注射抗体和干扰素，单这笔费用对她来说就是巨大的天文数字。
两个原因放在一起，激发了一个面对疾病降临的人精神和物质层面的双重需求。如果别人都帮不了，那就自己动手干吧！当个医生，也解决了医疗费，她不无幽默地说：“去医学院可能是最好的办法—从柠檬挤柠檬汁。”保险业的“给谁治和花多少钱”理念听起来很抽象，但这种问题具体到每个病人身上，就变得生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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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里到外了解这个行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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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她要去上医学院，医生和家人都很惊讶。他们担心学习压力和暴露于感染环境，会对她的健康不利。而当她终于真正开始在医学院学习时，待在输液室里输抗体和干扰素，也成了她医学生生活的一部分。因为她同时是病人和医学生。
渐渐地，她对医学的了解越来越多，开始说一些医生圈子里的行话，比如，其实“ICU代表‘加强看护病房’（IntensiveCareUnit）和‘如果你可能死’（InCaseUmightdie）”。1998年杰米·韦斯曼终于完成了学业，从医学院毕业，她选择的是皮肤科专业。
成为了医生的她怎么想？
我遇到的病人塑造了我日后成为什么样的医生。我从里到外了解这个行当，我不仅知道身体出了什么毛病，还知道对有毛病的身体背后的那个人意味着什么。
我能把我自己的病人经历反过来用，我对待病人就像我自己怎么要求医生对待我那样。这种经历，更有助于我和病人的交流。
因为她是病人，因为她生病时与不同医生打交道的经历，让她知道对病人来说，医生表达关心和爱护与医术一样重要。这点似乎和《心灵点滴》的主人公不谋而合。正如著名医师特鲁多（Trudeau）所说：“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她对这种“安慰”的作用，也许理解得比任何医生都深刻。她会在输液室里听到身边那些病人小心翼翼地用医学书以外的术语来描述自己的疾病，其实只是病人为了保存自己的一点尊严而已。
虽然医生屡屡警告她时刻会有得淋巴瘤的风险，她还是选择了去白血病和骨髓移植病房实习。这段实习生活让她知道，即使一位病人没救时，待在他身边对他也是一种莫大的安慰。让一位病人在离开时少一点寂寞，本身就是件有意义的事。她曾经诊断过一位肺癌患者，她对病人说：“如果你有什么顾虑或者家人有什么问题，下次就诊时可以一起来。”结果下次来就诊时，她数了数，病人总共带了—27个人，挤在她那狭窄的办公室里。但她知道，这就是病人最需要“安慰”的时刻。
人们称她是“彻底理解这一行的人”，带着病人和医生的双重身份。这位患先天免疫缺陷的女医生，以非一般的方式深刻理解着贯穿凡人生命的疾病、恐惧和无常。
人的免疫系统就好比一个国家的国防，时刻抵御外来病菌的侵犯。虽然她因为免疫系统的缺陷对外界病菌易感，但在老练医生们中间普遍流行的淡漠始终没能感染她，她保持着敏感鲜活的心灵。她经历了医学的好和坏，她站在医生和病人的墙两边来回转换着角色。她不同于那些只站在一边的简单思维者，所以我们能看到她在思考医学和生命时，迸发出的更闪亮的智慧火花。这些独特的经历使她在2002年写成了《当我活着并呼吸时—一个病人－医生的札记》（AsILiveandBreathe：NotesofaPatient-Doctor），并赢得了《奥普拉杂志》和ELLE杂志的读者奖。人们评价说，这是一个具有巨大弹性的生存者的智慧，一种带着“病人”和“医生”双重身份的思考。
在书中，她不满足于只是一个叙述者，不满足于仅仅描绘自己的多少有些奇特的经历，不满足于仅仅描述开始、发展、高潮以及可能的结局。她几乎每时每刻都生活在生与死的较量中，也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更深邃的思考：
—世界没我们想象的那么糟。
—不管是医生还是病人，感恩每句亲切的话语，每次仔细的检查。
—控制疾病不是件容易的事。
作为病人，“我不知道未来什么样，但因为我病得够久、脆弱得够深，这种来自肉体的方式，让我知道我必须珍惜眼前每一刻……我经常想到我会死，而治愈死亡的唯一方法是活着”。
作为医生，她努力给病人找到更好的治疗。一个记者曾经去她工作的医院采访。在挤满了人的医院输液室里，她正在输抗体和干扰素，不经意地玩着静脉点滴电子控制器。那天她不当班，但就在那天早晨，她刚给医院的皮肤科教授和住院医们讲过一个65岁女病人的病历，希望同事们能帮助找到更有效的治疗建议。这位病人患有慢性下肢溃疡，正在做透析。她说：“病人一大早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可以想见有多疼。”记者不禁感叹道：“我们可以想见的是，杰米·韦斯曼多么热爱她的医生这一职业，就在自己要治病的这天，她还努力想给病人找到更好的治疗。”
而她生命中一位头颈外科医生对她的治疗经历，更促发了她对生命弹性的思考。由于身体里免疫系统的无力防备，她的腮腺反复感染（腮腺是人体内最大的唾液腺）。她25岁时，左脸肿得像柚子那么大，在中心火车站，一个小孩指着她，卖票的吓得倒退一步，问她是不是得了腮腺炎。大部分医生都对这一肿块无能为力，说它紧靠面神经，切掉肿块的危险太大。他们大多扔给她相同的建议：慢慢去适应带着这种畸形一起生活的现实吧。
“我不再照镜子，我不让任何人照相，我把脸藏在一堆头发里—不梳马尾，不用发夹。我不去聚会，喜欢和狗为伴，拒绝和人交往。他们一旦发现我那张奇怪的脸，就不再说话，疏远地保持着距离。”带着这肿块一起生活，意味着最终疾病处在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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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里到外了解这个行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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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她遇到了一位年轻有为的头颈外科医生，这位医生对她说：“我能切掉你那个肿块。确切地说，我必须切掉。你这么漂亮，我们必须还给你一张原来的脸。”“那一刻，我爱上了他。”她说。手术很顺利，只是偶尔笑起来会不太自然，这是手术唯一的记号。“他是我的英雄，他触动了我，触动了我的血液和肉体，治愈了我。他以一种奇迹般的方式拯救了我。”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她，一个艺精的医生能赐给病人一个正常的生活机会，这更坚定了她做医生的决心。
只是几年后，当她在医学院上学时，这位还给她正常音容笑貌的年轻医生却被诊断得了一种快速生长的脑肿瘤，不久离开了人世。“医生有许多病人，但病人只有一个医生或者几个。”她在书里说，“疾病普遍存在，死亡最后获胜，我们会失败，这是当然的事情。当我还是医学生的时候，就知道自己选择从事的职业是一个注定—美丽的、荣耀的失败。”
合上《当我活着并呼吸时—一个病人—医生的札记》这本书，人们的思绪会变得沉静和开阔起来。
在消除医生和病人之间围墙的努力中，我们迈出的第一步也许是先去读读这些在墙两边来回轮换角色的故事，听听他们怎么说医学，怎么说病人，怎么说生死。他们也许是命运安排的“换位思考”的最佳发言人。对付那些各执一词、矛盾激化的尴尬局面，他们的观点也许是最好的武器。它们是我能想到的在这一关系中最开放、最包容的观点，它们里面隐藏的因蒙蔽而黑暗的旮旯也最少。 -
做个聪明病人
一个千里迢迢前往著名医院的病人，会抱怨医生看病时间过短，关心不够，几分钟就把他打发了。他出来时，走廊里还坐着三四十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他们风尘仆仆，充满期待，手里攥着各地医院的病历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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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是谁的替罪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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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千里迢迢前往著名医院的病人，会抱怨医生看病时间过短，关心不够，几分钟就把他打发了。他出来时，走廊里还坐着三四十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他们风尘仆仆，充满期待，手里攥着各地医院的病历和检查。
但这些病人，是否知道自己的不满其实是高端医疗资源有限、分配不均造成的？“全国病人上协和”—这曾经成了新华社一条新闻的大标题。
当读完罗森邦医生的故事之后，除了借给我们换位看待医患关系的慧眼之外，我们还会发现在“看病”这件事上，除去医生和病人在起作用，背后还隐藏着更强大的力量。随着环境的变化，它们正在以越来越重的分量掌控着我们的健康，决定着我们看病这件事，但我们很容易将这一切简化为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事。我们能看见的只是医生，医生是代表医疗露脸和我们面对面的那个人。但这却不等于所有对医学、医疗、保险体系的不满和怨愤，最后都投射到医生身上。
在罗森邦医生成为了病人之后，他终于得空打量眼前的医疗现状。这位老医生发现“行医不再是件充满乐趣的事”。
医学已经变质。过去我们这一行提供的是大众福利，我们的第一考虑是病人。可是，现在的医学已经商业化了，有些诊所和医院就像公司一样，主要考虑的是利润，而不是病人的健康。过去医疗的变迁是渐进的，最近几年却有革命性的变化。过去我们习惯每个医师像家庭工业一样，各自默默做好自己的本分，现在，突然之间，医疗竟然变成了大企业。
当我开始行医时，认为这是献身帮助人类的专业，医生看似能掌控一切，可是病人却是他的主人，是病人出钱雇用医生来看病的，所以医生应该尽力为病人谋福利。今天却变了，新的主人是政府的医疗保险制度、保险公司、医院的管理人员……医生变成大企业雇用的零售商，看的是财团的脸色，而不是病人的需要。
我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不快乐了，行医不再是件充满乐趣的事，如果我思考过这方面问题的话，几年前医疗环境丕变的时候，我应该就能预见这种结果。这些问题当然是在我生病以前就已经存在的，可是直到我自己成为病人以后，再度回来工作时，视野才打开……
我发誓只要能活下来，像以前那样说话自如，就要去州议会游说那些手持预算大权的政客，现在对我而言，光靠行医帮助人的格局太小了，我希望能站出来讲话。我指的并不是像以前常做的那样，在美国内科医学会主办的会议中做报告，而是以病人保护者的立场著书发言。我这个提供医疗照顾的人，由于曾经易位而处，已经充分体会了那是什么滋味。
这些医疗现状，其实不是某一个医生所能左右。事实上，每个国家的医疗政策或多或少都在医学与经济的撞击中处于尴尬的境地。
就像这位老医生感慨的那样，今非昔比，行医不再是件有趣的事情。因为在行医背后，有各种各样的经济驱动因素，它们汇成越来越强大的力量。医院不是慈善机构，不是收容所，在商品社会里，它不得不重新定位，不得不出卖、牺牲部分的“清高”，换取经济利益来维持自己的生存。而这样的经济利益，出现在别的领域，大家都能理解接纳。虽然像娱乐界或是艺术界，时而有人还在偏执地质问着到底是经济至上还是精神至上，但只要跟医学比起来，它们的问题似乎一下子就显得没那么重要，没那么尖锐，可以暂时搁置一边。医疗暴露在光线之下最敏感的地带，因为它和生命有关，和健康有关，还和医德有关，和人道主义有关。在艺术或是新闻都可以不这么严格要求自己的时候，医疗似乎是最不应被以经济的理由而宽恕的那一行。
在医生的各种沙龙聚会上，讨论的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有时医生们也会谈起病房管理、成本控制、提高病床周转率、如何控制医保和自费的用药比例、商业保险如何介入医疗体系……这些问题在把我们卷入一场经济狂流中去的同时，医生们也开始抱怨失去“行医的乐趣”。
这些医生们谈论的问题看似不会出现在我们和医院接触的那一刻、那一场景，但它们其实都和看病这件事密切相关，它们是隐藏在医生和病人背后的大环境，是我们所处的复杂的医疗系统。在商业社会的潮流狂妄地席卷了每个行业时，医疗也不例外，就像坐过山车，既有担心，也有甜头。
医疗的品质正发生变化，影响到每个医生的医疗行为也在变化，他们得做好医疗这台大机器上永不停歇的螺丝钉，否则就会出局。被请出局的理由，可能都不是以医学的名义，而是以经济的名义。会不会有一天，这一切迫使医生的价值核心不再是病人，而是成本控制？
在一次同学聚会上，一位在急诊轮转的同学描述了他们的尴尬境地。一个车祸外伤大出血的病人被送到急诊，没有担保人，没人给他交住院押金。经济情况不明，给不给他医治？如果按照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出于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肯定是无须思量，马上抢救。但按照现实医院生活的教育结果，首要的问题是医疗费用谁来付？要是急诊每个星期遇上三五个这样没钱治病的病人，医生出于高尚的人道主义冲动给救了，最后极有可能是当班医生挨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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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是谁的替罪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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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对于一个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医生，如果急诊来了个没钱的病人需要抢救，抢救需要药物也必须去药房取才行，急诊医生自己无法控制。可因为没钱的原因取不了药，就说医生见死不救，其实是制度规范所限。
但登上报纸社会新闻的往往都是：病人性命攸关，医生见死不救。医生成了一个个势利眼，只给富人治病，不管穷人死活。当别的行业都可以明码标价时，医疗似乎被看成最不应该和金钱挂钩的—以人道主义的名义。但是，在这个因为经济主导而变得关系物质化的社会，谁来给人道主义买单？谁来给接下来可能的官司买单？
就像许多美国医生抱怨的那样，“感觉自己成了一个设计不良、运转不周、资金不足的医疗体系的替罪羊”。医生成了我们大家可以触摸、可以看到、可以攻击的靶心。在这样的误解下，医生和病人之间的隔膜越来越深，不知哪天冰消雪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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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混杂的中国医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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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费城，我第一次去老板办公室面试时，他正对着20寸的苹果超薄显示器看我的简历。然后他转过身来问我：“为什么你要读八年才拿到MD？而我们这里许多中国来的学生，只要五年就是MD，最短的我知道还有三年的。”然后，他感慨：“比美国时间短多了，容易多了。”
一个中国医生的诞生，要比一个美国医生容易得多，这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1929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中国公共卫生之父”陈志潜，曾满怀梦想来到农村，想把中国乡村变成根除医学“沉默的暴力”的试验场。在他的想法中，有着中国最初的赤脚医生的影子。他认为，受过高度训练的白大褂医生属于城里人，而一位缺乏深度医疗训练的卫生人员也能有效应付日常疾病。
他的这种想法在今日中国依旧值得推行，但是，这并不等于医疗职业在中国没有统一的准入制度，否则，所有的医生参差不齐，混在一支队伍中，最后可能影响的是整个“医生”职业的形象。
中国和美国培养医生的不同教育体系，致使眼下中国医生的素质难以掌控，难以一言概之。这使得大家在评价中国医生的素质时，除了拉出古代的华佗、现代的张孝骞之外，常常会拿现在的国外医生进行对比。
在中国最鼎盛的“社会大办学”热潮时，曾经有“县县办卫校，区区办医专，省省办医学院”的红火景象。即使现在，也仍然存在为发展教育盲目扩招的问题。在中国，大凡是一定规模的城市都起码有一个医学院，至于像解剖学这样的基本课，有的规模小的医学院可能连尸体都摸不上，老师直接对着挂图跟下面100号人讲：“同学们，这根血管是这么走的。”
在中国，一个医学生读书的年头，从三年到八年不等。其中，多为三到四年的专科，五年的本科。大大小小的医学院教育培养医学生的方法也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标准，这些医学生大批毕业后导致了就业的难题。目前，虽然中国的医生占总人口百分比仍很低，但其实城市里大医院的医生已趋于饱和，在乡镇医院里，则不乏医专及卫校毕业的医生。比较低级别的医院，管理相对更不规范，医生收入低的同时对回扣和红包的需求更明显。但所有这些人，都被叫做医生。这支叫做“医生”的队伍良莠不齐，面临的生存环境也各不相同。
在美国，医学教育就井井有条得多，成为医生的流程相对更统一、更标准化。立志读医学院的，必须经过本科的检验。本科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专业，相较而言，这样的教育背景带有更多的人文色彩，也会更多样化。这些人必须在四年本科修完之后才能申请医学院，在申请医学院的人中，录取率大约为30%~45%，之后一读又是四年。在美国，每年总共录取大约1.6万名医学生，医学院招生会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及时进行调整，以保证就业，并尽力保证医生队伍的纯粹和高质量。
因为中国医生的入行门槛相对低，入学的医学生数量多，而全国单二甲以上的医院就有近6000家，所以不排除有一部分混在医生队伍里的人是磨洋工、不负责任的投机分子。如果落在他们手里，病人大多觉得这些医生冷漠、贪婪、无能、医术平庸。这些人正雪上加霜地毁坏着整个“医生”队伍的声誉。这种没有规范化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让病人敌视每一个穿白大褂的人，医生的形象日趋负面。
现在我们再去看看在中国规模相对比较大、管理比较正规的三级医院：在许多三甲医院，博士学位几乎是在医院最后的生存底线。虽然学位不能说明他们的道德基因，但能清贫读医10余年，本身多少能说明他们的坚持和努力。起码像我这样中途离开，要么出国、要么进公司的人，会向他们致敬。
这些“新时代医生”，看上去虽不是个个如我们期望的和蔼可亲，但如果摘下两千多年来希波克拉底的眼镜，换种稍微能和现实接上轨的眼光，我们可能会发现一种明显的趋势：像有的职业一样，时代和环境促使这些三甲医院的“新时代医生”开始把职业和个人生活分离。他们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在职业追求和个性释放之间，在坚守底线和妥协求全之间，来回转换着角色，平衡着道德追求和现实需求。这可能是一个普通人在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后，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中，最后的妥协选择。
我曾经和一位国内著名的内科教授同行开会。这位教授国外留学归来，年轻有为、功成名就，除了临床工作之外，还领导着十几个人的实验室，临床和科研全面开花、欣欣向荣。我们兴致勃勃地聊着基因治疗的现状和未来。在去机场的路上，这位教授突然问：“给我讲讲你们在公司都干些什么？”我有些诧异，开玩笑说：“白领，坐班。”他认真地说：“具体地说说，比如你们的一天是怎么过的？”我试图白描自己普通的一天：“接电话，打电话，收邮件，发邮件，和销售联系，和专家联系，做年度计划，策划活动，管理品牌……”这位专家很好奇地听着，然后幽幽地叹了口气说：“我真希望自己能年轻几岁，也能像你们这样去公司上班。”在一个道德土壤稀缺、理想让位于现实的大时代，我们可能再也碰不上那种谈起医学就兴致勃勃、浑身上下散发着从医乐趣的医圣了，但我们还能碰上合乎敬业标准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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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混杂的中国医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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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神医就是庸医”的时代其实已经过去了。这个队伍里混杂着各色人等，有着各种背景、各种追求、各种目的。作为病人，我们必须要面对这支具有“中国特色”的混杂医生队伍，要学会区分其中的金子和泥沙。但区分的标准是什么呢？是医德，还是医术？或者医德和医术两者兼有？如果不能同时具备，我们选哪个？
一位三甲医院的骨科医生，面对一个准备换人工膝关节的病人，病人在手术前向他倾诉惴惴不安的心情时，他可能觉得这种担心人皆有之，根本不值一提，于是他手臂一挥说：“没事没事，不就是换个关节吗？”在手术完了之后，当病人疼得以泪洗面，却要坚持功能锻炼时，骨科医生可能也会说：“忍几天就好了。”在进手术室前，他和下面的助手医生说说笑笑。进了手术室，和手术护士会开些半荤的玩笑。但是，手术一开始，他立刻冷静了下来，进入另外一种全神贯注的状态。他关心每一个技术细节，把握每一个关键步骤，有条不紊地指挥着整个小组。两小时之后，手术结束，他可能吹着口哨出了门，琢磨着周末开车带老婆孩子去郊区哪个地方玩。
那位留学回国的内科教授也一样，对自己职业选择的怀疑，并不妨碍他面对病人时全力以赴，做科研时成果倍出。对于那些受过正规教育、在管理正规的医院里规规矩矩工作的医生，我们也许也不能总用非同寻常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们。在可以容忍其他职业出现多样性的同时，医生这一职业能否被给予一个缓冲的空间？
我参加过许多次骨科医生读片会。一般来说，没有几位骨科医生认真研究怎么给病人用药，他们给人的感觉大都是线条粗犷，不像内科医生那样讲学术。但是每当轮到介绍手术经验和技巧、交流X片怎么读、怎么设计手术时，我发现他们个个都在竖着耳朵听，眼里有种和内科医生谈论药物时一样的兴奋和专注。他们会因为手术观点的不同争论得面红耳赤，但会议结束聚餐时，大家又回到了松弛的状态，这时他们喜欢喝酒、猜拳或者起哄，偶尔嘲笑一下内科医生的磨磨唧唧，和刚才开会时判若两人。
在上学时，常常会听那些70多岁的老教授描述年轻时所接受的医学教育，和自己眼下接受的教育比起来，两种医学教育已经错位了几个年代。在美国时，因为在医学院的研究所里工作，加上周围有许多志在获取美国行医执照的同胞，也观察了美国是如何培养一个医学生的。
但中国病人在面对眼前的中国医生时，可能除了抱怨医生们的品德和技术之外，很少会想到这背后也和他们所接受的医学教育有关。
杰拉尔德·拉扎勒斯（GeraldS.Lazarus）教授曾写过一篇《一个美国专家眼中的中国医学教育》。他曾任美国加州戴维斯医疗中心的首席执行官及医学院院长，参与过美国医学教育的评估。他是中国医疗界的朋友、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的顾问、北京协和医院的客座教授，近几年常到中国来，先后与国内70多家医院交流过医院管理的经验，还经常到医学院探讨现代中国医学教育的发展方向。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老拉”。
作为一名有着30多年经验的医学教育学者，他提出了自己认为的中国医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中国病人面对中国医生，有一大部分就是面对着这一医学教育下诞生的产物，面对着这一教育存在的种种遗留问题。
在老拉看来，中国医学教育中，不同医学院的学制不同，对住院医生的培训时间也不同，使得很难制定出统一的认证标准来衡量医生的水平。中国的大多数医学教育着重医学生记忆知识的能力，但不重视应用循证医学解决问题的能力，没有认识到核心能力与核心知识之间的重大区别。一位真正优秀的临床医生，可能并非是在医学生时成绩优秀的选手。当医学生进入真正的临床工作之后，才强烈意识到迫切需要解决问题的能力。
他还敏锐地意识到了中国医学生人文修养的缺失，这可能很大原因也来自于医学生的单一教育背景，直接从高中考医学院，从“医”而终，爱好寡淡。相比之下，欧美国家需要念完各种各样的本科以后，再报考医学院，而且即使从医之后，他们中的有些人对文化、社会、心理这些学科仍旧保持着兴趣。一位美国外科医生，他可能是摇滚乐迷，自己会吹小号，会给《纽约时报》写专栏，谈论关于医学的“不确定性”问题。在《一个美国专家眼中的中国医学教育》一文中，老拉提到，在中国的医学教育中，明显低估了社会心理、经济、家庭环境及职业等方面的因素在医疗中的作用。一位好医生，他会把病人看成一个完整的个体进行医疗活动，他会不断加强对文化、社会、伦理学和心理学的理解。他保持着对医学之外的普通教育和科学的兴趣，以更好地做好病人的工作，做一位人文的医生。
在老拉眼中，医学的艺术不但反映出医生的素质，也反映出对医生伦理道德的培养情况。成为一名医生，意味着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而在中国医学生的课程中，对医生的职业精神、医患关系中医生的义务这方面的教育非常少。当他听说中国一年有上百位医生被打，其中有人受重伤，感慨道：“看来你们的医患关系很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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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混杂的中国医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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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疗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的环境下，医学生的教育除了教给他们怎么面对病人，还必须教给他们在白色巨塔中保护自己，如何对待自己个人的问题，这样才不会影响医生的职业生涯。医务工作者常常可能会面对极大压力并导致心理问题，如吸毒、酗酒及其他反社会的行为，这些都会对病人产生消极影响。老拉说：“在美国，我们认识到这种情况，设立课程教育医务人员如何认识到自身的问题，并予以解决，使之不影响他们的职业生涯。”
从教育体系上说，在中国还有一类医学专家也非常缺乏，这就是研究医疗服务的专家。医疗服务这门科学包括：研究医疗质量的评定、服务质量的评定、花费效益比以及病人生活质量、功能状态、重返工作的情况、无痛状态及健康的感觉等。因为缺乏研究医疗服务的专家，所以这个领域的事务在中国几乎无人问津，或者由医生兼管。
在最后，这位美国专家还不忘呼吁，中国应注意保证医生的福利。他认为，只有对自己的职业满意的人，才会对未来充满信心。中国现在有许多医生关心自己的工作环境、工资待遇和个人发展问题。目前的管理体制，限制了人才的流动，一些前途远大的优秀人才会失去长久发展的机会。要想使中国的医疗达到最佳水平，必须用良好的待遇吸引最好、最出色的人到医疗行业来。医疗行业要为自身的形象和持久发展着想，努力做到让干这一行的人对自己的行业更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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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生究竟有多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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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里每天发生各种故事，当大家听到一个坏医生的案例激发内心积怨的同时，冷静客观地端详这支良莠不齐的队伍也是必须的。有时我们在医生办公室里看到的锦旗，上面写着“华佗再世、妙手回春”，这些也不是医院为了炒作而自己去市场上买来的托。
即使在一支混杂的队伍里，我们也还是能发现闪光之处，也总有一些病人能幸运地碰到好医生。
眼前的这个世界，并没有差到让人无路可走、让人绝望的地步。离中国医学教育改良的那一天还为时尚远，眼下我们能把自己交出去看病的，就是从前的医学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医生。
如果我们不得不面对眼前这支中国特色的队伍，为什么不能尽自己所能去发现那些善良的医生，或者一个尽管脾气暴躁但其实骨子里很真诚的医生，虽然这样的医生在队伍里并不超过一半？
最近，我和一位内科专家去浙江，在车上，她的手机响起，是一位病人打来的电话。这位年轻女病人来自温州，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刚刚怀孕，她在电话里询问专家激素治疗怎么用，这位专家详细地解释了用法和用量，这时已是晚上10点多。
我问专家：“您看过的病人是不是都很信任您？”她说：“是的，可以这么说，因为我看门诊时很仔细，有时我一天从早8点看到晚6点，70多个病人，特别是外地来的，大老远挂不着号，就给他们加个号算了。他们也不容易。”
“那是不是年轻医生能像您这样的渐渐少了？”我问这位年近60的专家。她的回答没有针砭时弊，让人意外：“其实也不一定，我们科年轻的一批有几个也很优秀，不输于我。不同等级的医院、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科室风气会出品不同的医生。”
我在实习的时候，去妇产科门诊跟着一位女教授见习。这位教授快人快语，大嗓门，急脾气，说话常得罪人。我们进诊室的时候，一个外地口音的中年男人正拿着化验单，他爱人患了绒癌，刚拿到治疗后的复查结果。教授看了看化验单，立即说必须继续化疗。中年男人面色惨淡，摸遍浑身上下的口袋，找出一张皱巴巴的火车票，说：“家里瓦房都卖了，我们已经没钱治病了，就剩这一张回程火车票。”女教授听了，快步走到诊室的衣架旁，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说：“救人要紧，这是我刚发的工资，你先拿去取药。”末了，用她那火急火燎的大嗓门对中年男子说：“记住一定要治，千万不能耽搁！”不明就里的人听着会以为她在训斥病人。
在南方一个人人都有商业意识的地方，我碰到一位内科教授。他多少有些知识分子的清高，40多岁并没有能在当地的医学会里混上风光的头衔，这多少削弱了他的全国影响力。但是一次聊天时，他说：“学会的头衔是哄圈里人的，对一个医生来说，最重要的还是病人。我只要在门诊把病人牢牢地抓住了，对他们尽心尽力，用心看病，他们就会口碑相传，不断地介绍别的病人过来。这才能真正提高我的医术，扩大我在病人里的影响力。”这样的医生已经有了需要牢牢地抓住病人的意识，他们知道如何与同行竞争，如何向病人提供更好的服务。
2003年闹“非典”的时候，我听说中央电视台要采访我们班的一对夫妻，说他们俩都主动要求去了北京“非典”治疗的大本营小汤山。
这对夫妻中的女生，是我大学的多年好友。在学校时，我们应该算是理想碰壁、快要滑入美国人批评医学生说的“玩世不恭”的那一群。毕业后几年，她在医院里干，有时会跟我发牢骚说医院太辛苦、病人太难缠、不想干了之类。“非典”之后，我去北京出差，怀着点好奇拜访了这对“英雄”夫妻。聊起刚刚过去的小汤山生活，她轻描淡写地说：“那些病人看着挺惨的，就去了。虽然危险，但不像平时在门诊，感觉很受尊重。其实我平时最恨社会上管医生叫‘白眼狼’了。SARS一来，冲在最前面的还不就是医生，而且都是些很平凡、很普通的医生。”然后她向我介绍了真正的英雄事迹：“其实，我算什么呀，你知道我们的大师兄有多玩命，在急救“非典”病人插管时，他居然忙得口罩都来不及戴，多危险呀！不过，也有的护士就只隔着玻璃远远地看着而已。那时老百姓坐个公共汽车，还戴个口罩预防万一呢。”
多少有些可悲的是，似乎只有在“非典”这样的特殊背景下，人们才愿意心平气和地去接近那些好医生的形象。不过，我更关心的是，首先作为凡人的医生的多面性。因为这位被写进报告文学的抗SARS好医生，“非典”过后，重新回到平时轮转的病房，别上BP机，又过上了当班医生的日子。她皱着眉头向我描述：“半夜BP机一响，就像噩梦。”
假如生下来不是神医的料子，假如把大部分医生的横截面剖开看，每个截面显示的除了是个凡人还是个凡人，假如时代也不配合他们，给个理想主义或者物质丰富的环境，一个医生，他通往神性的可能是不是从此就没戏了？
看看周遭的环境，有时毕业的医学生们渐渐放弃了理想主义，是因为大部分人都如此，他们的周围就散发着这么一股玩世不恭的味道。但必须得承认，一部设计得抓人的剧本，总是在剧烈冲突时激发并展现主人公性情里潜在的部分。这时候，一个普通的医生有可能在某一地某一刻，被激发出平时没能表现的部分，神性瞬间迸发。虽然不久之后，一切可能又回归往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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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生究竟有多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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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做医学出版的专家，有一次面对大众媒体记者们问了两个问题：“你们认为中国的大部分医生是好还是坏？”记者们答：“大部分是好的。”“那目前媒体上和医生有关的报道，是好还是坏？”记者们答：“大部分是坏的。”医生这个职业的形象，其实不单需要中国医生们自己自律维护，也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努力。否则，将来的优秀人才不会愿意去从事一门不受尊重还到处被讨伐的职业。
为什么在抗“非典”时没有人骂医生，而一旦回到平静生活，又骂声四起？人多么复杂，大多时候不是非A即B，而是在A和B之间的灰色地带游移，医生自然也不例外。但显然，因为医生职业的特殊，大伙儿真不希望他们在灰色地带里耽搁太久。
除了医德之外，其实有些中国医生的医术比国外医生要高明。这种差别，有点类似于我所见到的一种写作软件。
在美国，一些作家、剧作家就使用这种软件。他们把一些人物的基本特征输进去，选择情节的变化类型，然后电脑就会生成一系列可供选择的故事。这种写作软件真是流水线工作的绝好武器，但在便捷周全的同时，也失去了写作最吸引人的魅力—不可言传的灵感火花，同时也失去了撼动人心的激情。
美国医生的思维方式也带有这种电脑软件的成分，他们似乎更刻板地遵守医疗程序，更依赖于各种实验室检查和仪器检查，等所有这些检查结果都出来之后，他们才会像电脑软件一样得出一个结论。美国医生面对病人的第一步，是先收集数据，而一些出色的中国医生，他们的综合临床感觉比美国医生要强。这种综合感觉，是往软件里输入一堆数据和检查结果，通过精确的算法所无法推断出来的。优秀的中国医生的临床逻辑里有强烈的理性特征，也有可贵的非理性成分，有一种难以图表化和清晰表述的直感。中国优秀医生的这种临床思维，一方面是受益于中国人口多、病人多、病种多，每天需要接触的病人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对检查的依赖程度还没发展到美国那种高度。
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在美国做一个病人比在中国强，比在中国受气少？美国医疗保险的规范和普遍是一个原因，另外，很大程度上决定中美之间医疗感觉差异的原因在于，我们现在还缺少“初级保健医生”或者“全科医生”的有力支持，他们本应作为病人与专科医生之间桥梁的有力连接。
就像前面提到的，在美国看病，先看“初级保健医生”或者“全科医生”，病人可以从名单里挑选自己喜欢的医生。只有他们处理不了的病情，才会转给专科医生。这支庞大的初级保健医生队伍起到了“看门人”“把关”的作用，对疾病进行最基本的管理和事前控制。他们不仅能够比较全面地关心病人的情况，还能和病人保持持续的接触和沟通，体现了更人性化的生物行睦硇社会医学模式，同时也为专科医生节省了很多精力。一名专科医生至少有七八位初级保健医生的支持。
美国的保险制度比较健全，不同的初级保健医生看同一种病，收费相同。可以说，初级保健医生这个桥梁和纽带，在整个美国医疗体系里是相当重要的一环，他们在看病的初始阶段就解决了病人的大部分基本问题。
我们对中美医生差别的粗略印象，其实是其背后相对科学的医疗体系表现出来的。要是论医术，一位国内免疫内科的教授向我描述中西差异：“不要以为美国的风湿免疫学有多强，他们只不过掌握了话语权，有基金去搞基础研究，实验室结果出的比我们多。要是论临床经验，我感觉他们还真不如我们。我一个上午的门诊，能接触到好几例系统性红斑狼疮，但是在美国，如果一个病房里收进了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病人，几乎全内科的实习医、住院医、教授都会跑来看。”
中国医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在中国做病人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背运。但一个中国病人和一个美国病人在去看病之前，就注定了医疗环境的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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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给自己选一位好医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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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医来到中国前，中国人是如何选择中医医生的呢？在《再造“病人”》一书中，这么概括：那时是“听说哪个医生好，请来试试。一种药方还没吃完，可能又听说另外一位医生挺牛，又换另外的医生。在中医治疗的选择上，民众似乎有更为多元的选择空间”。那时的中国人，在选择医生时有一种彷徨无计的微妙心理。但这样的状态在晚清以后开始被打破，西医进入了中国。西医的介入改变了医生和病人之间长期以来的微妙关系，这种改变从生活习惯到审美情调，从文字表达到接触空间……方方面面。但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村，如果得了病，因为求愈心切，还会有这样的现象：“昨日新医，今日旧医，明日郎中，后日仙水，百医乱投，延误时日”。
2006年春节期间一次打吊针的经历，让韩松在博客上作此感慨：“医院是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而从历史和文明的角度看，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旦聚集在一起，就常常成了最坏的一群人，何况是一些解剖过尸体的特殊知识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同类的感觉要么已经麻木，要么就更加敏感。”
然后他想到了弃医从文的鲁迅：“唯有鲁迅因为学过医，所以才看出了中国人最黑暗的本性。他本人的心中也布满了魔鬼的细节，才能用那样毒辣的眼光去看待世间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时，他看出问题其实似乎并不在于医院，于是，他才放弃学医，拿起了批判社会的笔。”不过，在韩松的记忆中，也“有一些好医生给人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但那多半是在熟悉之后”。
是的，即使面对一支混杂的医生队伍，也总有一些病人能幸运地碰到好医生，而且并不一定“多半是在熟悉之后”。只不过，一个主动积极的聪明病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找到这样的好医生，而不是“幸运地碰到”！
一个主动积极的聪明病人，可以千方百计去交一位医生朋友或者护士朋友，打听清楚内幕。他虽然挂不上号，但可以用各种真诚的方法打动专家，给自己加个号……聪明病人要做的是主动积极地给自己开路。只是，在这支良莠不齐的队伍里，给自己选一个好医生，聪明病人还必须动用智慧和谋略。
还算幸运，现代社会可以提供的信息已经远远多于20年前，甚至10年前。现在我们可以买到中国名医录，可以在网站上查到相关专业的名教授名单。在每个大型医院的门诊楼，我们还能看到本院名医的照片、简历，其中包括他毕业于哪个学校，什么学位，主攻方向是什么，做过什么突出的科研课题，得过什么专业奖项。我们还可以利用医院里的导诊台，会有工作人员提供咨询服务。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你问的问题足够多、足够到位，往往也能找出本院那个不错的医生、那个最适合你的医生。除此之外，在网站上我们还能看到病友组织的论坛，在网上发帖咨询也是个不错的主意。
但我们拿什么标准去衡量这些“众说纷纭”的好医生呢？获得信息只是第一步，这些信息只不过提供了公众认为的好医生，并非就是适合你的好医生。
从一个病人嘴里说出来的好医生，也许只是因为他上次去看病时，医生满头白发、态度和蔼、轻言细语，给他开的药还不算贵，临走还交待了回家以后的注意事项……这是一个看上去有人情味的好医生。
而从网站里、医院门诊的墙报上介绍的医生情况，往往更多的是偏重于他的学术地位，比如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哪些国家做过访问学者，在相应的全国医学会或地方医学会里担任着什么重要职位，发表过哪些研究成果，申请过哪些重要科研课题。这是一个学术上有成就的好医生。
但是，病人去医院最关心的其实是医术，是医生的临床感觉、临床思维和临床经验，是他能否在第一时间控制住病情，并给病人开那种受益最大风险最小的药，其他治疗措施也应该效果最好代价最小。但是，这样的医生，我们怎么辨别？
我曾见过三位医生。一位是待人和善的女医生，她对病人总是轻声细语，关怀同情。在和她交往的过程中，病人肯定能满足自己人情味的强烈要求，但是这位医生直到50岁，依旧是副教授。有人评价说她临床逻辑不太清楚，也很少更新知识，更没有能拿得出手的科研结果。
有一位是当到副教授后，中途出国读了个药理学的博士学位，之后在美国有了自己的实验室，发表了不少科研文章。然后有一天，他想回国发展，继续回到临床。因为他的科研优势，很快就获得了教授的职称，还当上了科室主任。可在真正手术的时候，他的技能其实已经不如一位天天泡在手术台的主治医生了。但是，这样的内情，一个普通病人在门诊是无法知晓，也无法判断的。
还有一位做心导管非常出色的医生，但他的职业生涯有一个致命的薄弱环节，就是学位是本科。这个文凭上的缺陷直接影响了他的晋升，影响了他列席各种学会之中获得光鲜头衔的可能。在一个不知情的病人眼里，根本了解不到他真正的临床技术，也就是病人最关心的医术。
聪明病人怎么给自己选一个好医生？在现在的医生评价体系中，一个高年资医生更多地是看他的学术成就、他的行政头衔，这些都会更多地给医生带来名气。但对具体的病人来说，更重要的是—人情味和医术。如果实在不能兼备，那就医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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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给自己选一位好医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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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怎么去了解一位医生真正的医术，需要多去问问圈子里的人，多比较几个医生才能知道结果。可惜的是，在这两方面，目前都没有现成的名单问世，只能靠我们自己去研究、去判断。想方设法去交几个医生朋友或者护士朋友，会帮助你了解更多的情况。比如我的一个朋友患了子宫肌瘤，需要做手术，本来觉得腹腔镜就能解决，问我的建议。我给了她两位专家的名字，结果她看完病告诉我，其中一位专家说因为肌瘤的位置长得比较棘手，周围有血管和尿管，所以腹腔镜不一定能解决，到时可能会开腹手术。我问了问同行大夫，结果她一听就明白了，说这位医生的手术风格就是过分细心，不够果断，拘泥于细节，所以有人用两小时做完手术，这位医生可能需要三小时，有人不觉得危险的位置，她可能会觉得风险比较大。我立即把这番话告诉了朋友，她惊叹这里面学问太多了！
我问她，是愿意肚子上开三个洞做腹腔镜呢，还是愿意冒开腹的风险？既然就做这一次手术，就要想办法尽可能去找个最适合自己病情的好医生！
我们既然能花时间去研究各种车型以最后决定买哪种车，能不辞劳苦逛各种楼盘以给自己选一个合适的小区，我们也就更责无旁贷地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为自己的健康盘算，多花点时间，多托点关系，多找人询问，去找到那个最适合自己的好医生！
聪明病人是沟通高手
现代医疗风格已经在寻求变化，虽然现代医生和现代病人还没有全部准备好。从前是医生下命令，病人去执行，现在则提倡优秀的医疗是病人和医生的协作关系。
我们在要求医生的同时，自己能有效地去做些什么？
五年前在美国，我在研究抗结核药的多国部队的课题小组里工作时，一个印度同事送我一盘有声读物：《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
那张光盘一直被塞在我四处迁徙的行李箱中，却从未被放进CD机里。真正体会这本书的某些亮点，却是五年后的一次公司培训。一位已在公司十几年的上司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在公司，80%的精力用来进行有效的沟通。”这一“公司真理”，对于我这样擅长埋头与论文和DNA对话的人来说，无疑在一刹那间否定了我大部分的潜能。我只能听“人类潜能的导师”史蒂芬·柯维给支的绝招，带我进入崭新天地。
七个习惯中的第五个习惯—知彼解己（同理心交流原则）让我想到上司的话，似乎开始明白一些公司生存的真谛。我很快开了小差，想得更多的是—医生和病人的沟通。
一个病人去看心内科门诊，拿着几大本心电图给医生：
病人：我在单位体检时查出有早搏，去了好几家医院，做了好几本心电图，就是治不了根儿。
医生：查出有其他心脏病吗？
病人：没有。
医生：那不用治，你这是良性早搏。
病人：但我很担心。
医生有些不耐烦：没事儿，良性早搏一般不需要吃药。
病人将信将疑地离开了，医生觉得病人大惊小怪。医生肚子里一堆关于良性早搏的知识也只简化为两句话：“你这是良性早搏。良性早搏一般不需要吃药。”
这两个人显然都在自说自话，结果两个人都很懊恼。
如果换成两个略懂沟通技巧的人，情景会变成：
病人：我在单位体检时查出有早搏，去了好几家医院，做了好几本心电图，就是治不了根儿。
医生：我能理解你的苦恼。你这种情况不少见，你查出有其他心脏病吗？
病人：没有。有没有其他心脏病和早搏有什么关系？
医生：是这样的，没有器质性心脏病的早搏一般没什么事，又叫良性早搏。良性早搏一般没有明显的症状，也不需用抗心律失常的药。有时候，过度治疗反而会产生医源性症状，让你焦虑。用药越积极，精神压力越重，症状反而越明显。
病人：但我还是很担心。不吃药能行吗？
医生：你知不知道，美国使用抗心律失常药物导致的意外死亡人数，大大超过其民航空难与战争中死亡人数的总和。从今天开始，不妨把你关心早搏的精力放在其他更有意思的事上。正常生活，正常工作，每年来复查一次。
病人的疑虑被打消了，医生也让病人理解了不用药的原因。可惜的是，这一幕多是理想景象。医生在拥挤的门诊哪有这么充裕的时间给病人解释这么多？我们的病人又哪有这么积极的态度努力去强势地要求解决自己的问题？
在北京西单的一家医院走廊里，有这么一条标语：“换位思考——假如我是患者。”总算有家医院已经开始认识到了同理心对医生有多重要，但去他们的门诊和病房看看，不谙沟通技巧的场景时有发生，当场吵起来的也不在少数。
沟通是公司生存要诀，沟通也是成功看病要诀。只要稍微留心就能发现，在医生和病人的关系里，似乎无时无刻不面临着沟通的难题和困境。这是因为我们都缺少有效沟通的常识—首先去了解对方，然后争取让对方了解自己。医生和病人，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种沟通对自己有多重要，他们大多可能也像刚进公司的我一样，没听说过“知彼解己”，那些沟通的障碍和难题如山堆积，年复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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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给自己选一位好医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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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点上，心理专家似乎做得要远比临床医生出色。我曾经开玩笑问过一个名校毕业做心理咨询多年的朋友，为什么电影里、小说里的心理医生往往最后自己也疯了？
这位20世纪80年代的文青，不忘先针砭一下时弊：“中国目前80%的心理咨询师都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医生。”他随后转入正题，说：“真正的心理医生在咨询时，最重要的是同理心，你要先理解病人的苦恼，然后才能让病人理解你给支的招。这种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很重要，但心理医生的同理心职业要求，容易使他经常进入精神病患者的语境。所以，一个心理医生，也不能玩命看病人，一个星期看10个就不错了。除此之外，他还需要一些工具来纠正自己，保证自己的心理健康。否则就像你说的，自己也疯了。”
知彼解己，并非只是大公司生存法则。史蒂芬·柯维的七个习惯，曾在美国掀起一股全民培训高潮，其中也不乏医生和护士。它是一种沟通技巧、一种新角度，希望最后获得有效沟通，而不是大家白忙一场，末了还带着怨愤和疑虑分手。
但一个病人是怎么先学会成为沟通高手的呢？从前的病人，更多地像被动执行高手，从本质上来说，高度专业信息的掌握使得医生是一群希望有控制权的人，他们希望表现权威，喜欢那些听话、少提问题、按部就班、服从安排的病人。但这类被医生所喜欢的病人，常常因为失去了思考、表达自己想法的机会，而使得医生其实无法从病人那里得到治疗的反馈。有时医生在例行公事的工作中，反而需要病人提醒，才会注意到新的问题，可病人大多不敢多说什么。最后，治病更多地演变成医生自说自话、一意孤行的独角戏。病人自轻自贱，认为自己本来在医院里就应该是“弱者”。这就是过时的医疗风格—“医生下命令，病人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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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病人可以改变弱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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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化的现代医疗风格中，让我们来给聪明病人画一张像。
现代聪明病人，应该是在沟通中强势、主动的病人。他能把一次看病的收获，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最大化，但这并不是说他粗鲁好斗、让人讨厌、质疑医生、不尊重医生。
他能意识到自己的愿望和需要，是积极、主动提问题的病人，想知道每项检查和手续背后的原因。他是为自己的健康着想并时时刻刻要求求证下一步是否正确的人。他拒绝被操纵，不因为别的病人都对医生唯唯诺诺就会全盘接受，但他同时又在沟通中表现了对医生足够的尊敬、坦率和真诚。
这样的病人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并用自己的积极参与及时地消除内心的疑虑，及时地向医生提出自己的愿望和想法，避免医生可能会犯的错误。他时刻采取主动，从医生那里争取到最好的服务，发展和医生的良好关系。
但是在平时，有多少病人在离开医生办公室时，还能记得和医生讨论的内容？有多少病人注意到，如果忘记了一点信息或者一点建议，有可能就会影响到治疗？有些病人看完病回家，甚至还自作主张地改变治疗方案，不按剂量服药，也不按次数服药，更别提医生提到的忌口或者应该注意的饮食，这些信息常常被病人抛到脑后。
好的医疗，是病人和医生协作互动推进的，二者是一条战线上的，而那些埋怨、牢骚、愤懑……没有一样能起作用。
聪明病人在看病前要准备什么？他需要详细、有条理地列出眼下和过去的病史、资料，告诉诊治的医生全部信息，即使有的信息可能不好意思说出口。这些资料包括：
■你的症状：什么症状？什么时候开始的？在什么情况下发生？什么频率？
■你的健康史：准备一本个人健康笔记，上面列着你既往的健康问题。
■个人信息：你是否感觉到有压力，你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现在所用药物：把药瓶带给医生看，或列张单子，包括什么时候服用，服用频率和剂量，以及有没有服用其他补药。
■服药后有没有副作用出现：让你感觉不舒服的症状，是否对药物过敏。
■所做检查：做过哪些检查，检查单和报告单，在其他医院看病的病史记录。
聪明病人时刻不忘问问题，随时告诉医生哪里没明白。明白的机会是自己争取来的，如果不问，医生会以为你全部理解了。要知道，病人对于自己的健康问题承担着必须了解的责任，自己所患疾病具体来说是什么机理，有什么危害。但有一点要记住，如果你质疑医生所有的话，会激起他对抗和防卫的心理。聪明病人问问题，不是为了挑刺，也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懂的比医生更多，只是希望他对自己的病情更加了解。面对医生，聪明病人要敢于真诚地提问。
■开门见山。如果不止一个问题，以最重要的问题开头。提问时注意技巧，首先要说明，你问这些问题，是为了更好地接受医生的治疗建议，这对于奠定你和医生的良性关系很重要。
■勇敢、有礼貌地问。畏惧、尴尬、怨恨……这些情绪会在病人和医生之间筑起藩篱。不要害怕张口，但也要注意有礼貌地问，礼貌地告诉医生你需要点时间，问些问题。如果害怕某种检查，对身体某些部位的检查感觉害羞，你要开口说出来。如果在检查过程中感觉不舒服，要及时让医生知道。如果医生在检查过程中，发出了让你不安的感叹词或者说了让你疑虑的话，与其自己胡猜乱想，不如请医生解释清楚。
■说出所有疑问。如果你对诊断或者治疗计划有疑问，告诉医生。如果你不愿意进行某种治疗，需要询问医生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如果可能，再去问问其他的医生。
■不遗漏任何一个问题。如果事后发现忘了提出或没有理解的问题，写下来，下次复诊一定要问清楚。
■如果治疗方案不奏效或者让你感觉更差，别忘了询问医生。仍然是勇敢地开口，但必须礼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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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为自己的健康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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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怎么解决和医生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第一步是从无知到有知，他得获得关于疾病的信息。当然这还不够，第二步是从有知中提炼，他要了解得全面、客观。而这些，是我们善用“患者教育”能获得的结果。
患者教育是什么？一个学文科的朋友和我讨论“患者教育”这个词，她开玩笑说，从字面上理解，中国病人很容易就被“教育”了，因为教育这个词，在汉语中似乎被赋予了更多的权威和灌输成分。我说，如果一个病人用这“教育”用得好，不但不是被灌输了，反而是赢得主动，如虎添翼。
对一个去医院看病的病人来说，最忌讳的就是听信一面之辞，一知半解，然后全盘托付。这并不是说你要防范医生，而是说如果你想对自己的身体负责，为自己的健康打算，如果你想让自己少点抱怨，那你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你需要更客观、更全面的信息，了解更多的治疗可能，当然可能也包括比较不同方案的价格。
这种思维方式，其实在我们生活中并不陌生。为什么到了看病这件事上，大家却做得不像生活里其他事那么有智慧呢？我们在农贸市场买把蔬菜也会货比三家，但到了看病这件事上，我们却坦然地患上了信息贫乏症，并且很少为自己充实这样的信息。原因可能是因为，和医学有关的信息总是那么枯燥乏味而且深奥，一般人认为自己肯定搞不明白就里。另外，我们好像也不知道去哪里寻找这样的教育渠道。这样的结果就是，我们除了抱怨、受伤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建设性的作为。
一个病人去门诊看病，关于疾病的所有信息并不是百分之百由他面对的那个医生所给予的。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医生可能只挑最主要的几点给病人讲清楚，而就这几点病人要是能全部记住就算不错了。
一个聪明病人对疾病的了解，并不是靠一位医生的几分钟普及就能完成，而是自己不断积累、主动学习得来的。现在渐渐风行世界的患者教育，就是提供这种信息的渠道。到了近几年，因为传播形式越来越丰富多样，患者教育以更通俗、更具体的方式接近了我们的生活。在北京地铁站，有一张宣传画上就是最通俗的顺口溜：“管住你的嘴，迈开你的腿，不沾烟和酒，健康永相随。”这是北京疾病控制中心的公益广告。在宣传糖尿病的预防时，也流行“管住你的嘴，迈开你的腿”的说法。春节回家探亲看见一两年未见的伯父，身材挺拔、精神矍铄，问其经验，他居然嘴里出来的也是：“管住嘴，迈开腿。”
在日益丰富的患者教育形式中，用得最多、最普遍的是网站。在美国，经常会有某一类疾病的公益组织，还有同类病人组成的病友组织。在他们的网站上，或者由制药公司资助的网站上，会用浅显通俗的语言向每一个访问的非专业人士解释：这种疾病是怎么回事？怎么去预防？怎么去治疗？现在有哪些治疗新手段在进展？每个访问者都可以在网上直接提问题。更人性化的网站还会涉及医学之外的其他问题，比如：教病人如何恢复心理平衡？如何面对这种疾病？如何继续保持婚姻和家庭生活的美满？在一个与过敏疾病有关的网站上，病人甚至可以在网站上编写自己的过敏档案，查看当天的空气质量（花粉含量）、相关天气预报，向过敏病学专家提问题。
应用比较多的患者教育形式还有大众报刊的健康文章、医院内发放的病历手册以及患者教育手册。这种文章一般信息不多、通俗易懂、图文并茂，但是难以保证连续性，也没有交流感，纯粹通过患者自己阅读理解。它们的好处是受众广泛。
相比之下，另外一种比较受欢迎的，也是最原始但最生动的形式是患者教育讲座。这种讲座一般设在大型医院内，由知名专家为患者举办各种疾病相关知识的讲座。如果足够细心，我们在报纸的角落或者医院的通告栏里，往往就会发现这样的讲座通知。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还可以在一些网站上查到800电话咨询。这种咨询电话有时是非营利组织设置，也有些是为宣传某种药品而设置，但如果足够专业规范的话，其咨询内容往往都会涉及疾病的基本知识和病人自我防治的注意点。接电话的一般是具备一定专业知识的医务工作人员。
在善用这些资源时，要注意一点，不管我们被哪种患者教育形式给“教育”了，千万不要轻易付出100%的信任，要学会质疑和求全。因为我们要力求为自己的健康打算，就需要拿在手上的信息是全面的、客观的。即使在接受某一类患者教育的同时，我们仍然不要忘了尽量多参加几次不同的活动，收集不同的信息，听取不同专家的意见，只有这样，才可能接触到全面、客观的信息。因为眼下越来越多的医药企业开始参与患者教育活动，在向患者传播健康知识时，经常会巧妙地贯穿药品介绍。在国家规定处方药不允许在大众媒体上广告宣传之后，患者教育开始成为影响病人用药习惯的宣传阵地、营销阵地。这其中有些公司是正规地向患者通俗地传达医学知识，但也要小心，一些中小企业利用患者教育进行的“会议营销”。这时，我们要把握住自己的判断力，擦亮自己的眼睛，努力判断出哪些是营销的成分，哪些是基本的疾病共通知识。
你所需要的信息一定要遵循四个字：客观、全面。信息越多越好，对于那些带着情绪色彩，或是充斥着个例说明的教育活动，不如先小心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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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起医生稀缺的注意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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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上海的教授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有个外地病人好不容易来到上海想看这位教授的门诊，但无奈号早就挂没了，医院门口甚至炒到几百元的黑市号也被抢得精光，但是，这个病人并没有失望地掉头回家，他决定给自己争取机会。
他在走廊里等了一上午，快到下午一点，教授终于看完了最后一个病人准备关门时，他拿着自己的一叠资料，对教授说：“我坐了一天的火车才到上海，好不容易排上队却没能挂上您的号，我知道您看了一上午很辛苦，但我来一趟实在不容易，不知道您是不是方便能给我加一个？”
教授听得动情，心想，自己不过多花几分钟，人家来一趟要折腾好几十小时，不如看了算了。结果，这个病人凭着自己不服输的努力看上了病，还聪明地约好了下一次来复诊的号。
这位教授讲完后，感慨说：“聪明的病人是不服输的，他用真诚打动你，既尊重你，又给自己争取机会。如果没有机会，也要创造机会。”
如何做一个能吸引医生的注意力但又不让他反感的病人，需要一定的公关技巧。这听起来有些悲哀，有些悲壮，但也算是一条冷静面对现实的解决之道。
像许许多多的沟通学家们都在阐述的那样：一个良性的沟通关系，基础是互相信任和理解。病人和医生的出色沟通关系，离不开信任和理解。当我们走进医院看病的那一刻，面对一个医生时，其实相当于我们在进行一场公关。而且，这场公关必须沟通顺畅，志在必得，力争成功。在这场公关里，聪明的病人该造势时就造势，该收手时就收手。如果说那些公司里的公关人员在当班时是为了公司干活，那么在医院里和医生的这场公关，其实就是为赢得自己的健康卖力。公关人员在和客户打交道时，会运用到各种各样的沟通技巧，最终目的无非是既给对方留下好印象，自己的目标也能顺利达成—双赢局面，何乐不为。病人和医生的沟通，也正应该朝着这样的结果努力。
号召病人首先成为一个沟通高手，实在是迫于眼下现实逼出来的解决智慧。这现实是什么呢？医生在上学时没有学过沟通技巧，工作后也没有竞争环境和职业训练要求他必须注意沟通技巧。面对病人，医生几乎人人都是“注意力稀缺症”患者，悲哀的是，现在的病人也习惯于无奈地面对注意力稀缺的医生，习惯于被医生控制，习惯于被给予答案，习惯于被给予解决方法，花十几元挂号费，听医生打招呼和说再见。
解决医生“注意力稀缺症”的方法可以来自于病人，你可以创造一种类似“注意力经济”的东西。最早提出“注意力经济”的美国人迈克尔·戈德海伯（MichaelH．Goldhaber），1997年发表了一篇题为《注意力购买者》的文章。具体说来，注意力经济讲的是如何配置现有资源以最小成本去吸引客户的注意力，获得最大的无形资本。在大家提出“注意力经济”或者“眼球经济”的今天，时代背景就是我们面对汪洋大海般的信息量，眼球没有着落，注意力飘忽不定。而现在的医生，面对眼前的病人，更多的精力是在关注疾病的技术解决方法，而绝少去关心那个得病的人。
医生一个上午在门诊会面对几十个病人。这几十个病人中每个人还会有不同的病史，不同的用药组合，不同的病情发展阶段。这些信息像一片海洋，稀释了你作为个体病人的独特。
当你，几十个中的一个，出现在他面前时，怎么在有限的几分钟内留给他深刻的印象，让他面对你时精神高度集中，状态良好，给你提出最好的治疗方案，这就是我们要用尽智慧和聪明去琢磨的环节。
不要以为我们出现在门诊室的那几分钟是稀松平常的几分钟。真正聪明的病人，会利用好这几分钟，解决自己的问题，给医生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几分钟，不输于一场求职面试。
医生不是一天两小时好状态的厨子，在我们出现在他面前的那一刻，很难说是他精力最充沛、精神最集中的时刻。我们不能选择出现时间和出现时的背景，但我们可以通过主动积极的努力，来唤起医生的注意力，最后争取最优的医疗服务于自己的健康。
一位朋友住进妇产科肿瘤病房，她进去的时候手里捧的是英国人写的书《别让医生杀了你》。当别人都在读化疗恢复小常识时，朋友手捧的这本书在查房时被医生看到，肯定是让医生起一身鸡皮疙瘩，无形地而且是有力地，挑战着医生的权威。这样的病人，医生把他们叫做“刺头”病人。我那在妇产科的大学同学就直言不讳地说，她喜欢从农村来的病人，老老实实，一句不问，而那些城市里的女知识分子，问题一箩筐，见了就头皮发麻，不知道哪天就会找你麻烦。
手捧《别让医生杀了你》的这位朋友，继续按照自己内心的目标和愿望行事，因为在她看来，她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争取自己的健康，为自己的健康打算。为什么看这么刺激的书？她的解释是，这是她第一次住院，总得了解一下这一行的真实情况，包括各个方面，好的坏的都要看一看，然后，防患于未然。
自然，面对医生，她的问题也有一箩筐。比如，医生给她选择治疗方案时，她会问这个医生为什么建议先手术后化疗，问那个医生为什么又建议先化疗后手术。结果她发现这两种治疗方案的疗效并没有显著的差异，只是这两位医生不同的治疗哲学和不同的治疗习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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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起医生稀缺的注意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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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她回忆，几乎每天查房时，医生走到她的床前，她都带着笑容，准备了起码两三个问题等着询问。不仅如此，她还找来了医学院的妇产科学课本，来来回回读了好几遍，她详细地了解了她所患疾病的治疗历史、演变以及目前国际的最新进展。其中的有些趣闻和故事，我从来没听过。
在给她静脉插管以便打化疗药时，疼痛让她大呼小叫，但这样的结果是—病房里找来了年资最高、最有经验的老护士给她插管，老护士使出绝招，轻飘飘地就插进去了。最后她出院时，她问管病房的老教授，她现在对这种病的了解是不是已经相当于一个医专学生的水平，老教授不得不佩服地点头说：“你的水平岂止医专，有些本科的可能都不如你钻研得深。”
这样的一个“刺头”病人，在治疗的过程中，一直在强势但友好地争取最好的医疗，力图和医生保持平等，力图把自己放在能和医生对话的位置。最后她赢得了医生的注意力，带着健康满意回家。不仅如此，她甚至还和其中的一两个医生交上了朋友，她复查时，只要往门诊一站，医生就会回过头来像老朋友似的跟她打招呼，问长问短，当然，知恩必报的她也给予了医生足够的尊重。
医生和患者永远是势不两立的敌对双方吗？现实并没有这么糟！两个凡人之间的沟通，最柔软之处在于—坦率和真诚。
即使面对的医生注意力稀缺，聪明病人也不会放弃去努力，去争取，去唤醒医生的注意力。我的“刺头”朋友的医院经历告诉我们，如果你知道怎么运用技巧真诚地打动医生，引起他的注意，就可能和医生最终结下友谊。但为什么以前我们大家却总觉得医生和病人之间产生友谊是过于奢侈的愿望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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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给自己选一位好医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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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医来到中国前，中国人是如何选择中医医生的呢？在《再造“病人”》一书中，这么概括：那时是“听说哪个医生好，请来试试。一种药方还没吃完，可能又听说另外一位医生挺牛，又换另外的医生。在中医治疗的选择上，民众似乎有更为多元的选择空间”。那时的中国人，在选择医生时有一种彷徨无计的微妙心理。但这样的状态在晚清以后开始被打破，西医进入了中国。西医的介入改变了医生和病人之间长期以来的微妙关系，这种改变从生活习惯到审美情调，从文字表达到接触空间……方方面面。但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村，如果得了病，因为求愈心切，还会有这样的现象：“昨日新医，今日旧医，明日郎中，后日仙水，百医乱投，延误时日”。
2006年春节期间一次打吊针的经历，让韩松在博客上作此感慨：“医院是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而从历史和文明的角度看，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旦聚集在一起，就常常成了最坏的一群人，何况是一些解剖过尸体的特殊知识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同类的感觉要么已经麻木，要么就更加敏感。”
然后他想到了弃医从文的鲁迅：“唯有鲁迅因为学过医，所以才看出了中国人最黑暗的本性。他本人的心中也布满了魔鬼的细节，才能用那样毒辣的眼光去看待世间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时，他看出问题其实似乎并不在于医院，于是，他才放弃学医，拿起了批判社会的笔。”不过，在韩松的记忆中，也“有一些好医生给人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但那多半是在熟悉之后”。
是的，即使面对一支混杂的医生队伍，也总有一些病人能幸运地碰到好医生，而且并不一定“多半是在熟悉之后”。只不过，一个主动积极的聪明病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找到这样的好医生，而不是“幸运地碰到”！
一个主动积极的聪明病人，可以千方百计去交一位医生朋友或者护士朋友，打听清楚内幕。他虽然挂不上号，但可以用各种真诚的方法打动专家，给自己加个号……聪明病人要做的是主动积极地给自己开路。只是，在这支良莠不齐的队伍里，给自己选一个好医生，聪明病人还必须动用智慧和谋略。
还算幸运，现代社会可以提供的信息已经远远多于20年前，甚至10年前。现在我们可以买到中国名医录，可以在网站上查到相关专业的名教授名单。在每个大型医院的门诊楼，我们还能看到本院名医的照片、简历，其中包括他毕业于哪个学校，什么学位，主攻方向是什么，做过什么突出的科研课题，得过什么专业奖项。我们还可以利用医院里的导诊台，会有工作人员提供咨询服务。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你问的问题足够多、足够到位，往往也能找出本院那个不错的医生、那个最适合你的医生。除此之外，在网站上我们还能看到病友组织的论坛，在网上发帖咨询也是个不错的主意。
但我们拿什么标准去衡量这些“众说纷纭”的好医生呢？获得信息只是第一步，这些信息只不过提供了公众认为的好医生，并非就是适合你的好医生。
从一个病人嘴里说出来的好医生，也许只是因为他上次去看病时，医生满头白发、态度和蔼、轻言细语，给他开的药还不算贵，临走还交待了回家以后的注意事项……这是一个看上去有人情味的好医生。
而从网站里、医院门诊的墙报上介绍的医生情况，往往更多的是偏重于他的学术地位，比如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哪些国家做过访问学者，在相应的全国医学会或地方医学会里担任着什么重要职位，发表过哪些研究成果，申请过哪些重要科研课题。这是一个学术上有成就的好医生。
但是，病人去医院最关心的其实是医术，是医生的临床感觉、临床思维和临床经验，是他能否在第一时间控制住病情，并给病人开那种受益最大风险最小的药，其他治疗措施也应该效果最好代价最小。但是，这样的医生，我们怎么辨别？
我曾见过三位医生。一位是待人和善的女医生，她对病人总是轻声细语，关怀同情。在和她交往的过程中，病人肯定能满足自己人情味的强烈要求，但是这位医生直到50岁，依旧是副教授。有人评价说她临床逻辑不太清楚，也很少更新知识，更没有能拿得出手的科研结果。
有一位是当到副教授后，中途出国读了个药理学的博士学位，之后在美国有了自己的实验室，发表了不少科研文章。然后有一天，他想回国发展，继续回到临床。因为他的科研优势，很快就获得了教授的职称，还当上了科室主任。可在真正手术的时候，他的技能其实已经不如一位天天泡在手术台的主治医生了。但是，这样的内情，一个普通病人在门诊是无法知晓，也无法判断的。
还有一位做心导管非常出色的医生，但他的职业生涯有一个致命的薄弱环节，就是学位是本科。这个文凭上的缺陷直接影响了他的晋升，影响了他列席各种学会之中获得光鲜头衔的可能。在一个不知情的病人眼里，根本了解不到他真正的临床技术，也就是病人最关心的医术。
聪明病人怎么给自己选一个好医生？在现在的医生评价体系中，一个高年资医生更多地是看他的学术成就、他的行政头衔，这些都会更多地给医生带来名气。但对具体的病人来说，更重要的是—人情味和医术。如果实在不能兼备，那就医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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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给自己选一位好医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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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怎么去了解一位医生真正的医术，需要多去问问圈子里的人，多比较几个医生才能知道结果。可惜的是，在这两方面，目前都没有现成的名单问世，只能靠我们自己去研究、去判断。想方设法去交几个医生朋友或者护士朋友，会帮助你了解更多的情况。比如我的一个朋友患了子宫肌瘤，需要做手术，本来觉得腹腔镜就能解决，问我的建议。我给了她两位专家的名字，结果她看完病告诉我，其中一位专家说因为肌瘤的位置长得比较棘手，周围有血管和尿管，所以腹腔镜不一定能解决，到时可能会开腹手术。我问了问同行大夫，结果她一听就明白了，说这位医生的手术风格就是过分细心，不够果断，拘泥于细节，所以有人用两小时做完手术，这位医生可能需要三小时，有人不觉得危险的位置，她可能会觉得风险比较大。我立即把这番话告诉了朋友，她惊叹这里面学问太多了！
我问她，是愿意肚子上开三个洞做腹腔镜呢，还是愿意冒开腹的风险？既然就做这一次手术，就要想办法尽可能去找个最适合自己病情的好医生！
我们既然能花时间去研究各种车型以最后决定买哪种车，能不辞劳苦逛各种楼盘以给自己选一个合适的小区，我们也就更责无旁贷地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为自己的健康盘算，多花点时间，多托点关系，多找人询问，去找到那个最适合自己的好医生！
聪明病人是沟通高手
现代医疗风格已经在寻求变化，虽然现代医生和现代病人还没有全部准备好。从前是医生下命令，病人去执行，现在则提倡优秀的医疗是病人和医生的协作关系。
我们在要求医生的同时，自己能有效地去做些什么？
五年前在美国，我在研究抗结核药的多国部队的课题小组里工作时，一个印度同事送我一盘有声读物：《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
那张光盘一直被塞在我四处迁徙的行李箱中，却从未被放进CD机里。真正体会这本书的某些亮点，却是五年后的一次公司培训。一位已在公司十几年的上司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在公司，80%的精力用来进行有效的沟通。”这一“公司真理”，对于我这样擅长埋头与论文和DNA对话的人来说，无疑在一刹那间否定了我大部分的潜能。我只能听“人类潜能的导师”史蒂芬·柯维给支的绝招，带我进入崭新天地。
七个习惯中的第五个习惯—知彼解己（同理心交流原则）让我想到上司的话，似乎开始明白一些公司生存的真谛。我很快开了小差，想得更多的是—医生和病人的沟通。
一个病人去看心内科门诊，拿着几大本心电图给医生：
病人：我在单位体检时查出有早搏，去了好几家医院，做了好几本心电图，就是治不了根儿。
医生：查出有其他心脏病吗？
病人：没有。
医生：那不用治，你这是良性早搏。
病人：但我很担心。
医生有些不耐烦：没事儿，良性早搏一般不需要吃药。
病人将信将疑地离开了，医生觉得病人大惊小怪。医生肚子里一堆关于良性早搏的知识也只简化为两句话：“你这是良性早搏。良性早搏一般不需要吃药。”
这两个人显然都在自说自话，结果两个人都很懊恼。
如果换成两个略懂沟通技巧的人，情景会变成：
病人：我在单位体检时查出有早搏，去了好几家医院，做了好几本心电图，就是治不了根儿。
医生：我能理解你的苦恼。你这种情况不少见，你查出有其他心脏病吗？
病人：没有。有没有其他心脏病和早搏有什么关系？
医生：是这样的，没有器质性心脏病的早搏一般没什么事，又叫良性早搏。良性早搏一般没有明显的症状，也不需用抗心律失常的药。有时候，过度治疗反而会产生医源性症状，让你焦虑。用药越积极，精神压力越重，症状反而越明显。
病人：但我还是很担心。不吃药能行吗？
医生：你知不知道，美国使用抗心律失常药物导致的意外死亡人数，大大超过其民航空难与战争中死亡人数的总和。从今天开始，不妨把你关心早搏的精力放在其他更有意思的事上。正常生活，正常工作，每年来复查一次。
病人的疑虑被打消了，医生也让病人理解了不用药的原因。可惜的是，这一幕多是理想景象。医生在拥挤的门诊哪有这么充裕的时间给病人解释这么多？我们的病人又哪有这么积极的态度努力去强势地要求解决自己的问题？
在北京西单的一家医院走廊里，有这么一条标语：“换位思考——假如我是患者。”总算有家医院已经开始认识到了同理心对医生有多重要，但去他们的门诊和病房看看，不谙沟通技巧的场景时有发生，当场吵起来的也不在少数。
沟通是公司生存要诀，沟通也是成功看病要诀。只要稍微留心就能发现，在医生和病人的关系里，似乎无时无刻不面临着沟通的难题和困境。这是因为我们都缺少有效沟通的常识—首先去了解对方，然后争取让对方了解自己。医生和病人，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种沟通对自己有多重要，他们大多可能也像刚进公司的我一样，没听说过“知彼解己”，那些沟通的障碍和难题如山堆积，年复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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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给自己选一位好医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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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点上，心理专家似乎做得要远比临床医生出色。我曾经开玩笑问过一个名校毕业做心理咨询多年的朋友，为什么电影里、小说里的心理医生往往最后自己也疯了？
这位20世纪80年代的文青，不忘先针砭一下时弊：“中国目前80%的心理咨询师都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医生。”他随后转入正题，说：“真正的心理医生在咨询时，最重要的是同理心，你要先理解病人的苦恼，然后才能让病人理解你给支的招。这种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很重要，但心理医生的同理心职业要求，容易使他经常进入精神病患者的语境。所以，一个心理医生，也不能玩命看病人，一个星期看10个就不错了。除此之外，他还需要一些工具来纠正自己，保证自己的心理健康。否则就像你说的，自己也疯了。”
知彼解己，并非只是大公司生存法则。史蒂芬·柯维的七个习惯，曾在美国掀起一股全民培训高潮，其中也不乏医生和护士。它是一种沟通技巧、一种新角度，希望最后获得有效沟通，而不是大家白忙一场，末了还带着怨愤和疑虑分手。
但一个病人是怎么先学会成为沟通高手的呢？从前的病人，更多地像被动执行高手，从本质上来说，高度专业信息的掌握使得医生是一群希望有控制权的人，他们希望表现权威，喜欢那些听话、少提问题、按部就班、服从安排的病人。但这类被医生所喜欢的病人，常常因为失去了思考、表达自己想法的机会，而使得医生其实无法从病人那里得到治疗的反馈。有时医生在例行公事的工作中，反而需要病人提醒，才会注意到新的问题，可病人大多不敢多说什么。最后，治病更多地演变成医生自说自话、一意孤行的独角戏。病人自轻自贱，认为自己本来在医院里就应该是“弱者”。这就是过时的医疗风格—“医生下命令，病人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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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病人可以改变弱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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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化的现代医疗风格中，让我们来给聪明病人画一张像。
现代聪明病人，应该是在沟通中强势、主动的病人。他能把一次看病的收获，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最大化，但这并不是说他粗鲁好斗、让人讨厌、质疑医生、不尊重医生。
他能意识到自己的愿望和需要，是积极、主动提问题的病人，想知道每项检查和手续背后的原因。他是为自己的健康着想并时时刻刻要求求证下一步是否正确的人。他拒绝被操纵，不因为别的病人都对医生唯唯诺诺就会全盘接受，但他同时又在沟通中表现了对医生足够的尊敬、坦率和真诚。
这样的病人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并用自己的积极参与及时地消除内心的疑虑，及时地向医生提出自己的愿望和想法，避免医生可能会犯的错误。他时刻采取主动，从医生那里争取到最好的服务，发展和医生的良好关系。
但是在平时，有多少病人在离开医生办公室时，还能记得和医生讨论的内容？有多少病人注意到，如果忘记了一点信息或者一点建议，有可能就会影响到治疗？有些病人看完病回家，甚至还自作主张地改变治疗方案，不按剂量服药，也不按次数服药，更别提医生提到的忌口或者应该注意的饮食，这些信息常常被病人抛到脑后。
好的医疗，是病人和医生协作互动推进的，二者是一条战线上的，而那些埋怨、牢骚、愤懑……没有一样能起作用。
聪明病人在看病前要准备什么？他需要详细、有条理地列出眼下和过去的病史、资料，告诉诊治的医生全部信息，即使有的信息可能不好意思说出口。这些资料包括：
■你的症状：什么症状？什么时候开始的？在什么情况下发生？什么频率？
■你的健康史：准备一本个人健康笔记，上面列着你既往的健康问题。
■个人信息：你是否感觉到有压力，你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现在所用药物：把药瓶带给医生看，或列张单子，包括什么时候服用，服用频率和剂量，以及有没有服用其他补药。
■服药后有没有副作用出现：让你感觉不舒服的症状，是否对药物过敏。
■所做检查：做过哪些检查，检查单和报告单，在其他医院看病的病史记录。
聪明病人时刻不忘问问题，随时告诉医生哪里没明白。明白的机会是自己争取来的，如果不问，医生会以为你全部理解了。要知道，病人对于自己的健康问题承担着必须了解的责任，自己所患疾病具体来说是什么机理，有什么危害。但有一点要记住，如果你质疑医生所有的话，会激起他对抗和防卫的心理。聪明病人问问题，不是为了挑刺，也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懂的比医生更多，只是希望他对自己的病情更加了解。面对医生，聪明病人要敢于真诚地提问。
■开门见山。如果不止一个问题，以最重要的问题开头。提问时注意技巧，首先要说明，你问这些问题，是为了更好地接受医生的治疗建议，这对于奠定你和医生的良性关系很重要。
■勇敢、有礼貌地问。畏惧、尴尬、怨恨……这些情绪会在病人和医生之间筑起藩篱。不要害怕张口，但也要注意有礼貌地问，礼貌地告诉医生你需要点时间，问些问题。如果害怕某种检查，对身体某些部位的检查感觉害羞，你要开口说出来。如果在检查过程中感觉不舒服，要及时让医生知道。如果医生在检查过程中，发出了让你不安的感叹词或者说了让你疑虑的话，与其自己胡猜乱想，不如请医生解释清楚。
■说出所有疑问。如果你对诊断或者治疗计划有疑问，告诉医生。如果你不愿意进行某种治疗，需要询问医生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如果可能，再去问问其他的医生。
■不遗漏任何一个问题。如果事后发现忘了提出或没有理解的问题，写下来，下次复诊一定要问清楚。
■如果治疗方案不奏效或者让你感觉更差，别忘了询问医生。仍然是勇敢地开口，但必须礼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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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为自己的健康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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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怎么解决和医生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第一步是从无知到有知，他得获得关于疾病的信息。当然这还不够，第二步是从有知中提炼，他要了解得全面、客观。而这些，是我们善用“患者教育”能获得的结果。
患者教育是什么？一个学文科的朋友和我讨论“患者教育”这个词，她开玩笑说，从字面上理解，中国病人很容易就被“教育”了，因为教育这个词，在汉语中似乎被赋予了更多的权威和灌输成分。我说，如果一个病人用这“教育”用得好，不但不是被灌输了，反而是赢得主动，如虎添翼。
对一个去医院看病的病人来说，最忌讳的就是听信一面之辞，一知半解，然后全盘托付。这并不是说你要防范医生，而是说如果你想对自己的身体负责，为自己的健康打算，如果你想让自己少点抱怨，那你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你需要更客观、更全面的信息，了解更多的治疗可能，当然可能也包括比较不同方案的价格。
这种思维方式，其实在我们生活中并不陌生。为什么到了看病这件事上，大家却做得不像生活里其他事那么有智慧呢？我们在农贸市场买把蔬菜也会货比三家，但到了看病这件事上，我们却坦然地患上了信息贫乏症，并且很少为自己充实这样的信息。原因可能是因为，和医学有关的信息总是那么枯燥乏味而且深奥，一般人认为自己肯定搞不明白就里。另外，我们好像也不知道去哪里寻找这样的教育渠道。这样的结果就是，我们除了抱怨、受伤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建设性的作为。
一个病人去门诊看病，关于疾病的所有信息并不是百分之百由他面对的那个医生所给予的。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医生可能只挑最主要的几点给病人讲清楚，而就这几点病人要是能全部记住就算不错了。
一个聪明病人对疾病的了解，并不是靠一位医生的几分钟普及就能完成，而是自己不断积累、主动学习得来的。现在渐渐风行世界的患者教育，就是提供这种信息的渠道。到了近几年，因为传播形式越来越丰富多样，患者教育以更通俗、更具体的方式接近了我们的生活。在北京地铁站，有一张宣传画上就是最通俗的顺口溜：“管住你的嘴，迈开你的腿，不沾烟和酒，健康永相随。”这是北京疾病控制中心的公益广告。在宣传糖尿病的预防时，也流行“管住你的嘴，迈开你的腿”的说法。春节回家探亲看见一两年未见的伯父，身材挺拔、精神矍铄，问其经验，他居然嘴里出来的也是：“管住嘴，迈开腿。”
在日益丰富的患者教育形式中，用得最多、最普遍的是网站。在美国，经常会有某一类疾病的公益组织，还有同类病人组成的病友组织。在他们的网站上，或者由制药公司资助的网站上，会用浅显通俗的语言向每一个访问的非专业人士解释：这种疾病是怎么回事？怎么去预防？怎么去治疗？现在有哪些治疗新手段在进展？每个访问者都可以在网上直接提问题。更人性化的网站还会涉及医学之外的其他问题，比如：教病人如何恢复心理平衡？如何面对这种疾病？如何继续保持婚姻和家庭生活的美满？在一个与过敏疾病有关的网站上，病人甚至可以在网站上编写自己的过敏档案，查看当天的空气质量（花粉含量）、相关天气预报，向过敏病学专家提问题。
应用比较多的患者教育形式还有大众报刊的健康文章、医院内发放的病历手册以及患者教育手册。这种文章一般信息不多、通俗易懂、图文并茂，但是难以保证连续性，也没有交流感，纯粹通过患者自己阅读理解。它们的好处是受众广泛。
相比之下，另外一种比较受欢迎的，也是最原始但最生动的形式是患者教育讲座。这种讲座一般设在大型医院内，由知名专家为患者举办各种疾病相关知识的讲座。如果足够细心，我们在报纸的角落或者医院的通告栏里，往往就会发现这样的讲座通知。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还可以在一些网站上查到800电话咨询。这种咨询电话有时是非营利组织设置，也有些是为宣传某种药品而设置，但如果足够专业规范的话，其咨询内容往往都会涉及疾病的基本知识和病人自我防治的注意点。接电话的一般是具备一定专业知识的医务工作人员。
在善用这些资源时，要注意一点，不管我们被哪种患者教育形式给“教育”了，千万不要轻易付出100%的信任，要学会质疑和求全。因为我们要力求为自己的健康打算，就需要拿在手上的信息是全面的、客观的。即使在接受某一类患者教育的同时，我们仍然不要忘了尽量多参加几次不同的活动，收集不同的信息，听取不同专家的意见，只有这样，才可能接触到全面、客观的信息。因为眼下越来越多的医药企业开始参与患者教育活动，在向患者传播健康知识时，经常会巧妙地贯穿药品介绍。在国家规定处方药不允许在大众媒体上广告宣传之后，患者教育开始成为影响病人用药习惯的宣传阵地、营销阵地。这其中有些公司是正规地向患者通俗地传达医学知识，但也要小心，一些中小企业利用患者教育进行的“会议营销”。这时，我们要把握住自己的判断力，擦亮自己的眼睛，努力判断出哪些是营销的成分，哪些是基本的疾病共通知识。
你所需要的信息一定要遵循四个字：客观、全面。信息越多越好，对于那些带着情绪色彩，或是充斥着个例说明的教育活动，不如先小心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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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起医生稀缺的注意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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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上海的教授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有个外地病人好不容易来到上海想看这位教授的门诊，但无奈号早就挂没了，医院门口甚至炒到几百元的黑市号也被抢得精光，但是，这个病人并没有失望地掉头回家，他决定给自己争取机会。
他在走廊里等了一上午，快到下午一点，教授终于看完了最后一个病人准备关门时，他拿着自己的一叠资料，对教授说：“我坐了一天的火车才到上海，好不容易排上队却没能挂上您的号，我知道您看了一上午很辛苦，但我来一趟实在不容易，不知道您是不是方便能给我加一个？”
教授听得动情，心想，自己不过多花几分钟，人家来一趟要折腾好几十小时，不如看了算了。结果，这个病人凭着自己不服输的努力看上了病，还聪明地约好了下一次来复诊的号。
这位教授讲完后，感慨说：“聪明的病人是不服输的，他用真诚打动你，既尊重你，又给自己争取机会。如果没有机会，也要创造机会。”
如何做一个能吸引医生的注意力但又不让他反感的病人，需要一定的公关技巧。这听起来有些悲哀，有些悲壮，但也算是一条冷静面对现实的解决之道。
像许许多多的沟通学家们都在阐述的那样：一个良性的沟通关系，基础是互相信任和理解。病人和医生的出色沟通关系，离不开信任和理解。当我们走进医院看病的那一刻，面对一个医生时，其实相当于我们在进行一场公关。而且，这场公关必须沟通顺畅，志在必得，力争成功。在这场公关里，聪明的病人该造势时就造势，该收手时就收手。如果说那些公司里的公关人员在当班时是为了公司干活，那么在医院里和医生的这场公关，其实就是为赢得自己的健康卖力。公关人员在和客户打交道时，会运用到各种各样的沟通技巧，最终目的无非是既给对方留下好印象，自己的目标也能顺利达成—双赢局面，何乐不为。病人和医生的沟通，也正应该朝着这样的结果努力。
号召病人首先成为一个沟通高手，实在是迫于眼下现实逼出来的解决智慧。这现实是什么呢？医生在上学时没有学过沟通技巧，工作后也没有竞争环境和职业训练要求他必须注意沟通技巧。面对病人，医生几乎人人都是“注意力稀缺症”患者，悲哀的是，现在的病人也习惯于无奈地面对注意力稀缺的医生，习惯于被医生控制，习惯于被给予答案，习惯于被给予解决方法，花十几元挂号费，听医生打招呼和说再见。
解决医生“注意力稀缺症”的方法可以来自于病人，你可以创造一种类似“注意力经济”的东西。最早提出“注意力经济”的美国人迈克尔·戈德海伯（MichaelH．Goldhaber），1997年发表了一篇题为《注意力购买者》的文章。具体说来，注意力经济讲的是如何配置现有资源以最小成本去吸引客户的注意力，获得最大的无形资本。在大家提出“注意力经济”或者“眼球经济”的今天，时代背景就是我们面对汪洋大海般的信息量，眼球没有着落，注意力飘忽不定。而现在的医生，面对眼前的病人，更多的精力是在关注疾病的技术解决方法，而绝少去关心那个得病的人。
医生一个上午在门诊会面对几十个病人。这几十个病人中每个人还会有不同的病史，不同的用药组合，不同的病情发展阶段。这些信息像一片海洋，稀释了你作为个体病人的独特。
当你，几十个中的一个，出现在他面前时，怎么在有限的几分钟内留给他深刻的印象，让他面对你时精神高度集中，状态良好，给你提出最好的治疗方案，这就是我们要用尽智慧和聪明去琢磨的环节。
不要以为我们出现在门诊室的那几分钟是稀松平常的几分钟。真正聪明的病人，会利用好这几分钟，解决自己的问题，给医生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几分钟，不输于一场求职面试。
医生不是一天两小时好状态的厨子，在我们出现在他面前的那一刻，很难说是他精力最充沛、精神最集中的时刻。我们不能选择出现时间和出现时的背景，但我们可以通过主动积极的努力，来唤起医生的注意力，最后争取最优的医疗服务于自己的健康。
一位朋友住进妇产科肿瘤病房，她进去的时候手里捧的是英国人写的书《别让医生杀了你》。当别人都在读化疗恢复小常识时，朋友手捧的这本书在查房时被医生看到，肯定是让医生起一身鸡皮疙瘩，无形地而且是有力地，挑战着医生的权威。这样的病人，医生把他们叫做“刺头”病人。我那在妇产科的大学同学就直言不讳地说，她喜欢从农村来的病人，老老实实，一句不问，而那些城市里的女知识分子，问题一箩筐，见了就头皮发麻，不知道哪天就会找你麻烦。
手捧《别让医生杀了你》的这位朋友，继续按照自己内心的目标和愿望行事，因为在她看来，她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争取自己的健康，为自己的健康打算。为什么看这么刺激的书？她的解释是，这是她第一次住院，总得了解一下这一行的真实情况，包括各个方面，好的坏的都要看一看，然后，防患于未然。
自然，面对医生，她的问题也有一箩筐。比如，医生给她选择治疗方案时，她会问这个医生为什么建议先手术后化疗，问那个医生为什么又建议先化疗后手术。结果她发现这两种治疗方案的疗效并没有显著的差异，只是这两位医生不同的治疗哲学和不同的治疗习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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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起医生稀缺的注意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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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她回忆，几乎每天查房时，医生走到她的床前，她都带着笑容，准备了起码两三个问题等着询问。不仅如此，她还找来了医学院的妇产科学课本，来来回回读了好几遍，她详细地了解了她所患疾病的治疗历史、演变以及目前国际的最新进展。其中的有些趣闻和故事，我从来没听过。
在给她静脉插管以便打化疗药时，疼痛让她大呼小叫，但这样的结果是—病房里找来了年资最高、最有经验的老护士给她插管，老护士使出绝招，轻飘飘地就插进去了。最后她出院时，她问管病房的老教授，她现在对这种病的了解是不是已经相当于一个医专学生的水平，老教授不得不佩服地点头说：“你的水平岂止医专，有些本科的可能都不如你钻研得深。”
这样的一个“刺头”病人，在治疗的过程中，一直在强势但友好地争取最好的医疗，力图和医生保持平等，力图把自己放在能和医生对话的位置。最后她赢得了医生的注意力，带着健康满意回家。不仅如此，她甚至还和其中的一两个医生交上了朋友，她复查时，只要往门诊一站，医生就会回过头来像老朋友似的跟她打招呼，问长问短，当然，知恩必报的她也给予了医生足够的尊重。
医生和患者永远是势不两立的敌对双方吗？现实并没有这么糟！两个凡人之间的沟通，最柔软之处在于—坦率和真诚。
即使面对的医生注意力稀缺，聪明病人也不会放弃去努力，去争取，去唤醒医生的注意力。我的“刺头”朋友的医院经历告诉我们，如果你知道怎么运用技巧真诚地打动医生，引起他的注意，就可能和医生最终结下友谊。但为什么以前我们大家却总觉得医生和病人之间产生友谊是过于奢侈的愿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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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并非万能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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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头再读读开篇那段《我希望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医生》。
我希望遇到一个能够真正关心我，愿意真正了解我的人。
—一名专业教授半天看三四十个门诊，如何做得了每个病人的“温情使者”、合格的“心理咨询师”？我们何时才能自己也去选一位能还医学以温情、在任何时候首先是朋友和心腹知己的“初级保健医生”？
我希望遇到一个不会在乎我是谁的医生，不管我有没有钱。
—如果这样，谁来给医疗费买单？我们何时能实现“低水平，广覆盖”的医疗保障？有没有人注意到在美国病人作为消费者的义务中，列出了一项义务就是“交付医疗费用”？
我希望遇到一个体贴的医生，他能知道我心深处的秘密，能从我微小的一举一动中洞察我的心，让我有被了解的感觉。
—美国医生们发牢骚说，医生常常因为对病人不够关心，或是接触时间过短而受指责，但为什么在现在的经济化医疗体制中，只有具体的医疗操作被合理地定了价，关心病人、教导病人根本就不值钱？而中国的医学教育也明显低估了社会、心理、经济、家庭环境及职业等因素在医疗中的作用。有多少好医生，能不断保持对文化、社会、伦理、心理学的兴趣和理解，会把病人看成一个完整的个体进行治疗？
我希望能遇到一个知道如何才是真正的沟通的医生。
—在医学生的课程里，医学伦理和医学心理学形同虚设，内容空洞，上课几乎就是走过场，也从来没有进行过沟通技巧的培训，只能靠自己日后在工作中无师自通，很多医患矛盾由此产生。医院墙上挂的“假如我是病人”的换位思考法，有几位医生领略其中的奥妙？一位专业好医生的门诊时间只有七八分钟，如何在七八分钟里达到最有效的沟通？我们的病人又准备了什么资料、信息，以何种心态去和医生积极沟通？
我希望遇到一个真正懂得爱的医生，他不只爱病人，他也爱那些跟他作对、排挤他的医生，因为这样就比较不会出现派系斗争的局面。
—这样的医生，又如何能在医院的小社会里血拼，如何幸存到日后你去挂他的教授号？为什么在美国医生面临的压力调查中，也提到来自同行和医院内部的挤压和斗争？如何培养一位博爱的医生，一位不只流于天真清高，还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医生？
现在你可能明白了，在眼前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能达到这五个“希望”的医生在人群中是极其稀有的。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外国，其实都一样。
毫不夸张地说，自从医生这个职业诞生的那天起，人们对医生职业中神性的期待就从未减少。虽然其间，我们屡屡受挫，屡屡失望，但从未停止。即使在道德基因渐被稀释的今天，我们对道德的要求，可能唯一没有放弃的仍旧是医生这一职业。谁让我们是脆弱的凡人？谁让我们有着一堆不太精密的零件组合成的身体？谁让我们对身体知之甚少，对健康抱有本能的渴望，对死亡心怀恐惧？谁让我们已经习惯在看病这件事里被动执行，把全部任务扔给医生，而不是和医生一起合作、一起努力？
希望医生就是神，是不是可能就是千百年来病人养成的偷懒习惯？我们把对战胜疾病最好的设想，都加在了医生身上，让一个凡人务必“万无一失”地去完成这些赢得健康的任务，而这任务可能原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
虽然说“如果没有信仰，现代医学就不能生存。现代医学既非艺术也非科学，它是一种宗教”，但我们首先面对的是一支良莠不齐的中国医生队伍，然后是一片长不出神圣的时代土壤，最后我们意识到其实我们面对的医生也是一群凡人，只不过是我们把自己办不到的全部寄托给了他—在生病这件事上。这时，与其“我希望”，不如“我去做”。
谁为你的健康打算？除了医生，还有你自己。既然这样，聪明病人不如面对粗砺现实，为自己的健康努力！
医生有话要说
虽然《我希望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医生》中的五个希望非常渺茫，但我们作为病人，从未停止过期待，从未停止过失望之后的再期待。我们在等待一个上帝医生的出现，而对医生这个职业，我们了解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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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意义超越职业之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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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希望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医生》中的五个希望非常渺茫，但我们作为病人，从未停止过期待，从未停止过失望之后的再期待。我们在等待一个上帝医生的出现，而对医生这个职业，我们了解多少呢？
医事中一条无奈的规则就是，我们面对医生，可能最后希望听到的才是医生自己的苦恼。从病人变成医生的杰米·韦斯曼在从医后就感叹：“不管怎么说，如果你病了，你最后听的才是医生自己的问题。”
有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为什么没做医生？我真不知道怎么给出一个简短明了的答案，即使现在也是。
也许只有入行了才知道，属于医生的荣誉和价值肯定，其实从后半生才开始。医生在年轻时辛苦、琐碎、贫穷，在等级森严的医院小社会里，必须掩藏个性小心度日。如果年轻的医生有颗敏感的心，面对每日所见的生老病死、世态炎凉，唯一的逃避出路就是变得疏离和冷漠。
如果还有个具备怀疑能力的大脑，就会敏感地发现自己18岁时那个做医生的理想与眼前现实之间的差距。时代已经让医生由最需要道德支撑的职业，渐渐成为疏离、冰冷的工作和谋生手段。医学在沿着所谓的“科学”道路笔直前行的同时，也渐渐偏离了内心世界和人文关怀，转而专注于或者说纠缠于局部和细节，或者被更宏大的经济潮流左右产出。
而且，医学其实并不像人们吹捧的那么神话、万能，它和疾病的斗争虽然不断有局部战役的喜讯传来，但最后难免一败。医学常常会面对束手无策的“不确定性”障碍，也面对着许多无法解释的关于“人”本身的宏大问题。
如果说医学是门并不完美的科学，那么从事医学的医生，就是选择了一份背着人道主义的重担、过程却冷暖自知的职业。医生承担着来自病人类似对上帝的期待，却脱不了一个凡人的身份。
医生作为职业的意义，已经超越职业之外。作为一种和生命相关的特殊职业，它要求把谋生和兴趣，把工作和信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直到现在，还有人在提倡：“现代医学既非艺术也非科学，它是一种宗教。”
我们现在常能在各类金融或是时尚杂志上读到这样的文章，它们抛弃了高大全的模式，写得极富人情味。比如，一位能干、敬业的职业经理人，白天进办公室，是一副攫取生意的进取表情，但回到家里，他可能读的是《庄子》，捧的是《红楼梦》。这样的故事试图让我们感觉这个经理人看上去有血有肉、生动真实，而不是脸谱化的“商场强人”。我们很喜欢这样的故事，读起来很受用。我们能够接受别的职业领域保持这样的生活状态，但对医生的期待却要高得多，我们希望一个符合医生这个职业概念的人，能保持“高大全”的形象，上班下班一个样，八小时以内和八小时以外一个样，心里想的和行动做的一个样，甚至下班的路上、吃饭的桌上也在想着如何救死扶伤。
一位门庭若市的老教授，行医多年，辛辛苦苦像打仗一样看门诊，四五个小时，三四十个病人，最后仍然难免遭到病人的埋怨。去年，我陪妈妈去心内科门诊，复查她的风湿性心脏病的病情。几年前，我在医学院时，曾以白大褂的名义要了个女教授—其时也是大内科主任的门诊号。自打被这位教授听过诊后，我妈一直保存着那次的病历，有时说起女教授来，满脸崇敬之情。这回，我托人找到女教授的徒弟要了个号，弟子在电话里嘱咐我说：“上午11点以后来吧，别太早了。老太太门诊很忙，能给加号就不错了。还有，记着看完了一定要谢谢。”
我们到门诊时，一屋的病人、家属、实习生把老教授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老教授在重重的包围中已是严重缺氧，两颊鲜红。11点30分，有实习生招呼我们进门。老太太简单地问了问我妈的病史，翻了翻病历，看见自己几年前的字迹，便刹那间心领神会。她给我妈查了体，开了药。这期间，我妈高度专注，虔诚地看着老教授，期待着她能多说一句，再多说一句，仿佛这对她是莫大的安慰。七八分钟后结束了，我像她弟子吩咐的那样说了声谢谢。我妈出门后问我：“七八分钟，这就算看完了？”似乎很不过瘾。我说：“是，其实就那么点事情，再说她以前也看过你。”
我妈又问：“怎么觉得我说病情的时候她似听非听的？也不知道她听进去了没有？”这回，我似乎一下子找不出什么词了。想想，要不是我还认识几个熟人能要到门诊号，一般来说，人们能被专家看一次很不容易。但因为跟专家一起出过门诊，我也知道其实除了疑难杂症和危重急症，一般病人开口说上几句话，这些专家就了解得差不多了。但显然，作为一个病人的期待不止于此。
有些职业，人们能容忍它仅仅是职业而已。这个时候，它可以等同于养家口、磨洋工等工资……人们可以宽恕这样的事，只是最后能干出彩的，大多是那些能把职业和兴趣融为一体的幸运儿，他们在现实里的比例并不高。但对于医生这个职业，我们面对它时，要求的是救死扶伤，起死回生，点亮自己随时准备照亮别人，面对每个病人都能百分之百投入，像协和名医张孝骞提倡的那样，“每个病例都是个研究课题”。医生这个职业的意义，已经超越了职业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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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意义超越职业之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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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餐馆里的好厨师一天中发挥到巅峰状态的时间也就是两个小时，其余时间炒出来的菜水平也很一般。但医生不比厨师，一般说来，大医院的专家门诊半天要看三四十个号，这其中，有些人是变卖瓦房全家出动，殷切期待专家神圣的嘴里给个说法的，但轮上的时间只有七八分钟。面对的期待值这么高，当初宣誓背过希波克拉底誓言，好医生的道德感、责任感不由自主地往外冒，好医生要把自己变成四五个小时都必须炒好菜的厨师。这背后一定应该有某种来自精神的神奇力量，才能让他们像燃烧的蜡烛一样舍身长明。
从生理上说，并没有一个合适的机制可以支撑这种时时刻刻绷紧的状态。既然医生也是普通的一副躯体，难免有力不从心的时候。每个年轻人在进医学院时，都向医神宣誓许诺时刻救死扶伤。只是到后来，在真正面对病人的现实生活中，发现宣誓比工作要容易多了。有些人不堪理想主义重负，中途变了节。而那些留下的呢？即使到了教授级别，如果只能分给每个病人七八分钟，也会遭到病人的抱怨。虽然这已经是医生在目前的体制下，能做到的最好安排了，此外他无能为力。不知道有几位奋战在一线的医生还能轻松地同意：“现代医学既非艺术也非科学，它是一种宗教。”你所从事的现代医学是什么？如果让那些在一线工作的现代医生选择，在艺术、科学、宗教三者之中，他们可能一个都不会选。大多数现代医生，会去选另外一个词—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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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强行赋予的神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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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童话》温暖亲切，贴近人心，适合一家人围着火炉朗读。其中有一则童话这么写，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医生能欺骗死亡：医生会把病人的床头掉转方向，这样，死亡会违背意愿站到病人的头上方，不再纠缠病人。对应的中国故事是：起死回生，妙手回春。
《淮南子》一书中写一个叫神农的人：“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
在最初的原始社会，人们只知道怎么对付打猎时划下的伤口，什么植物吞下去能顿时神清气爽。有很多疾病却远不止这么简单，它们来得毫无缘由、气势汹汹，充满了隐秘和未知。这时的人们慌了手脚，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去对付这些疾病，只能认定是魔鬼逃离了神的手掌，袭击了人体。这时，巫医站出来说，他有超人的能力，能借用神的力量，把魔鬼从病人身上赶出去。于是，病人落到了这些戴着面具装神弄鬼的巫医手里。
但这些巫医总也解决不了问题，于是教士渐渐承担了一部分治病的任务。这些教士们，被认为是联系神和人的使者，他们既管老百姓的精神救赎，也管治病。只是多半他们问的是病人精神层面的问题，他们教病人怎么祈祷，还给病人喝神水之类的东西，教病人怎么向神灵赔罪。在教士那里，治病和精神救赎难分你我。
1983年，刘易斯·托马斯（LewisThomas）写了本书叫《最年轻的科学》，很受欢迎，书中说的就是医学这门科学。这位1993年去世的美国著名医学专家，在书里写道，直到他青年时代学医时为止，医学在治疗方面其实是完全无知的，医生的本领不外乎给病人吃治不好病但也没危害的安慰剂，效力相当于宗教仪式中的“符咒”。
而整个维多利亚时代，一支数目庞大的医生队伍一直在忙活着这么一些医疗活动：放血、大剂量腹泻汤和灌肠术。著名诗人拜伦即死于放血，临死前，诗人的太阳穴上放着吸血的水蛭趴了一晚上。这位诗人可谓“活得洒脱，死得愚蠢”。在当时，对精神病人的治疗，更令人毛骨悚然：水淹、放血、灌肠、电击、切除脑叶……这些医疗活动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还徒增病人的痛苦，但是在当时，它们却以医学的神圣名义出现。其实，那时最高明的医生不过是擅长诊断病名和解释病的预后而已。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最初医生这个职业诞生的环境，就会发现，是人们对疾病的一无所知、对生命的渴望、对死亡的恐惧，呼唤着医生这个职业的出现。因为无法解释疾病的产生，因为人的无知、势单力薄，因为疾病事关生命，所以理所当然地，人们会想到神。是神因为我们的罪过在惩罚我们吗？是魔鬼逃离了神的手掌猖狂地袭击了我们的身体吗？这些问题，只有神才能解决。而神是不亲自到人间挨家探访的，但他能派来使者。医生就是这降临人间的白衣天使，可以替神出面解决人间的疾病问题。
刚上医学院的年轻人，还会接触到希波克拉底这个名字。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凡是立志从医的人都要在科斯岛的一株老梧桐树下宣誓，誓词就是希波克拉底誓言：“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做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倘使我严守上述誓言时，请求神祗让我生命与医术能得无上光荣，我苟违誓，天地鬼神共殛之。”从那时起，在培养一个年轻人成为医生时，摆在第一位的就是让他知道医为仁术，救死扶伤，唱和了人们对医生美好形象的投射。谁知道两千多年后，这种承诺成了医生职业中的不能承受之重。
促使当初医生这个职业诞生的环境，在眼前这个时代仍旧存在。对某些疾病的一无所知、无法掌控，对生命的渴望，对死亡的恐惧……现在，仍旧一个没少。虽然这期间，医学的进步使人类由最初的原始人死于年轻力壮，到现在的人口变得老龄化，但仍旧有许多无法解决的健康难题拦在我们面前，使得我们这条生命之路并非坦途，总是看上去磕磕绊绊。而作为人，与生俱来地祈求平安无事的生活、没有疾病打扰的生活，健康难题的存在，让我们觉得懊恼、害怕，对未来的无法预知感到恐惧，更对想象中可能导致的生命终结感到绝望。这个时候，我们寄予期望的、有可能给我们最大帮助的就是医生。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其实还是像原始人一样，期待着医生身上的神性焕发，期待他们站出来说能把病魔驱除出门，或者像古代的教士一样握着我们的手，看着我们的眼睛，听我们把起因缘由一一道来。我们希望每句话都能引起他们的反应，不管是揪心或者同情。人们坚定地认为，医生应该是这样的。
有两位美国医生写的两本书，都是关于医学生的实习生生涯。一本是小说《上帝之家》（HouseofGOD），20世纪70年代风靡一时，后来还被改成了电影。另外一本是纪实小说，叫《学做上帝》(LearningtoPlayGOD)。有趣的是，这两个医生也都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的职业定义在类似“上帝”的位置。虽然两本书中各自以诙谐或者正经的口吻讲述着这些“上帝”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最后说的都是，病人期待医生是“上帝”，而医学生也渐渐自我感觉良好地把自己放在“上帝”的位置上，虽然后来又不堪劳苦，摔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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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强行赋予的神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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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医生就是神，是千百年来把自己定位为弱者的病人的习惯。谁让我们是脆弱的凡人，有着一堆组合不太精密的零件构成的身体，谁让我们已经习惯在看病这件事上把全部任务扔给医生？就这样，我们把对战胜疾病最好的设想，都加在了医生身上。让一个叫做“医生”的凡人，务必“万无一失”地去完成赢得健康的任务。
即使用最大的宽容来说，所有这些，也完全是奢侈和妄想。
在2005年的一次外科医生会议上，时届九十高龄的中国外科开创者裘法祖从口袋里掏出《左传》，念道：“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他解释说，立德是指做人，立功指做事，立言指做学问。他呼吁医生首先应是个有爱心、有同情心的好人。一个好医生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把病人当做自己亲人一样对待，急病人所急，想病人所想。如果你尽了努力，病也治不好的话，病人会原谅你，医患关系就和谐了，社会就和谐了。
在医生圈子里，裘法祖的名字可说是如雷贯耳。除了精湛医术之外，他还是一个有着传奇经历的人。年轻时留学德国，在那里当上了外科医生，在大学校园里遇上了日后的德国夫人。后来两人一同回到中国，成就了裘法祖赞道的“全世界最美满的婚姻”。他在中国开创了腹部外科和普通外科，迈出了器官移植第一步。他的裘氏刀法已成传奇，像极了古龙笔下的小李飞刀，精、准、稳、狠。小李飞刀“出手一刀，例不虚发”，而裘法祖如果要划破两张纸，下面的第三张纸一定完好无损。但是，就像小李飞刀吸引读者的不仅是技术活，背后还有一股侠义精神。古龙说，小李飞刀是种象征，是“侠”的道义象征，是“武”的意志和力量的象征。裘氏刀法的精髓也不仅仅在于他的技术活，还离不开它背后的精神。这位外科巨匠，不像现在外科医生一味推崇“手术刀至上”主义，而是主张“能够不开刀的就不需要开刀，开小刀能够解决问题的就开小刀，如果必须要开大刀，要开得彻底，要开得好”。住在50平米陋室里的裘法祖老两口，时常听点古典音乐怡情养性。他总结一生说：“做人要知足，做事要知不足，做学问要不知足。”
而现在，那些去协和医院看病的人，可能经常会跑到门诊的书摊上买一本叫做《协和名医录》的书，载入其中的多是年逾六十的教授。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曾经如雷贯耳的名字渐渐画上了黑框，他们最后成了一张相片。人们会感慨，这些教授代表了一个即将逝去的时代，代表了某种即将消失的精神。人们还会担心，那些在物质剧变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从医的年轻人们，是否将呈现给自己一张张渐渐冷漠的脸孔？
医生这一职业里的神性，需要生存在丰饶的土壤里，才不至于是一场空期待。
这土壤的一部分是理想主义。有了那么点理想主义，医生才有脱离具体的庸俗的可能。但仅有理想主义显然还不够，还有一部分来自善良，也有人叫它人道主义。有了那么点善良，医生才有通向高尚的可能。但就像我们身在这个时代所看到的一样，这土壤并不是万年永存，甚至不是百年永存，可能十年中，土壤的成分就会发生变化。
有两位美国社会学家要悲观得多。他们写了篇叫做《医学院里理想主义的命题》的文章，想把关于理想主义的问题讨论个究竟。他们这么说：“当人们放弃了理想主义奋斗之后，玩世不恭的人那种听天由命的情绪就开始抬头，最后占了上风。”这两位美国教授在医学生中进行过调查，结果是什么呢？—“理想主义”的医学生一年比一年少，而“玩世不恭者”一年比一年多。
他们详细地描写了医学生被社会化的过程。出于学者的天性，两位社会学家试图追究这背后的原因。医生职业中的神性假想力量是有限的，在现实工作中，医学生们常常感觉到人们质疑他们的职业态度，于是，“医学院中充满理想的年轻学生，成了一个蛮横、铁石心肠、麻木不仁的医生。理想，在面对职业实践的现实时破灭了，这种玩世不恭是在理想破灭后的反应中形成的”。
美国有一份调查对毕业后的医学生生活进行了近十年的追踪，结果发现：美国的医学生毕业后进入真正的工作中，十个里面有六个说他们在医学院时过于理想化，对医生的真实生活毫无思想准备，眼前的生活根本不是他们当初想象中的生活。
这种落差具体说来有这么几种：医生生活质量差，工作压力大，工作时间长，没有自主权，老被舆论媒体当做焦点……这些落差无一不体现着医生在现实生活里的苦恼，在中国也一样。有着强大精神力量，并能坚守理想主义的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的理想主义火苗就是在这些强大现实中一点一点被扑灭的。
《希氏内科学》是本大厚书，全世界内科医生几乎人手一本。它的序言起篇就是：医学是一门需要博学的人道主义职业。它的道德性质更类似于宗教的传教士。
但这群被叫做“医生”的人活在21世纪，他们中的多数，并不能够把这份赖以谋生的职业上升到信仰的高度，更少有人能像传教士那样坚守信仰。他们不是生活在道德的真空里，也并非仅仅生活在几寸厚的《希氏内科学》里。他们更多的，像每个普通人一样，首先面对的是生存。在一部叫做《且听风吟》的小说里，村上春树除了杜撰了一个叫哈特费尔德的美国作家外，有一段这么写道：“如果你志在追求艺术追求文学，那么去读一读希腊人写的东西好了。因为要诞生真正艺术，奴隶制度是必不可少的。而古希腊人便是这样：奴隶们耕种、烧饭、划船，而市民们则在地中海的阳光下陶醉于吟诗作赋，埋头于数学解析。所谓艺术便是这么一种玩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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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强行赋予的神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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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倒不是想说，所谓医学也是这么一种玩艺。但在眼前这个社会，可以想象的是，如果能绕开物质烦恼，医生这个职业更容易接近神性。最简单的就是，如果没有物质烦恼，谁会愿意为收一个几千块的红包坏了名声，谁会为几块钱一盒的回扣拼命开药？人之初，性本善，没有一个医生是生来就想变坏的，甚至有一部分人在年轻时，曾怀着救死扶伤的理想跨进医学院，只可惜后来在无奈的“社会化”过程中，一步步妥协变卦。
2005年，国内著名的经济学家汪丁丁也提到了医生收入问题，他给医疗改革定下的紧急之务是—将医生收入市场化。而几乎在差不多的时间，中国医师协会倡议全国的医生去学习《医师宣言》，其中涉及了三项基本原则和十条职业责任，是欧美几大医学联盟共同发起写成的，并于2002年首次发表在欧美权威医学杂志上。不同于希波克拉底誓言的是，它是新时代的宣言，希望能建立医师在新的市场经济下的行为准则，把医生和病人、医院和社会的混乱关系理清。只是这样的学习，仍旧没能回答剩下的许多问题，它也仍需建立在高度自律的基础上才能有效。
有位在美国工作的中国医生，在30多岁时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在中国做医生的选择，他不无感慨地这么对我说：“某种程度上，物质的贫乏放大了我们人性中劣根的一面。美国医生不能说都清白，但在物质到达一定基础后，他们重名誉超过金钱。现在对公务员不也提倡高薪养廉吗？中国的医生，即便是特别正规的七年、八年制毕业的，也比印度医生、东南亚医生穷多了。一届毕业的同学，在40岁之前，绝对是进公司的比当医生的挣得多。按照社会的价值体系，这些医生的价值怎么能够得到体现呢？我当时在国内就担心，自己即使想洁身自好，恐怕日后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要是每个医生一个上午可以慢条斯理地看十来个病人，那么在病人看来，这个医生即便医术平庸，也因为可以握着病人的手，朝病人友善地微笑，变得可亲、神圣了起来。要说中国和美国医生的道德基因有什么显著的区别，我还真不相信。但制度的不健全、不科学最后却都集中在医生身上，一并展现给了病人和舆论。”
当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以后，医生这个职业是否就能最终成就神性了呢？不巧的是，在每一个时代，我们会发现其中总有那么一两个问题解决不了。生活在现代，生活在中国，我们并非是最背运的病人，面对着一群最糟糕的医生。
在18世纪，人们讽刺那些医术很烂的医生为“看护尸体的家伙”。
19世纪，法国有个姓杜米埃的画家，一生以漫画作为战斗武器，医生自然也不放过。他锐利搞笑的画笔下，有自我感觉良好的医学教授，有敲诈病人钱财的黑心医生，有四处招摇撞骗的江湖大夫……他的漫画中最典型的医生形象是：看上去皮笑肉不笑，表面友好但内心冷漠。
20世纪一幅德国的漫画里说：“医学是为一等病人服务的，而三等病人是为医学服务的。”
甚至“红包”一说，也由来已久。在一些关于中医的书中这么记载：中医出诊要轿子去请，医生来家中开出处方后一般要酒饭招待，还要自觉给一红包。钱不拘多少，家境好的多给，差的少给。
关于医生带着浓重商业味道的说法，在中国则有：“打盐水一针，收大洋十元。”
……
几乎在每一个时代，总有“江湖医生”、“庸医”的说法，现在我们还经常用这些词来讽刺那些混迹在医生队伍里的“伪劣产品”。
因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着神性的期待，在遇到不符合期望的现实时，人们产生了更强烈的怀疑和愤怒。出于对生命顽强的眷恋、对疾病的恐惧，无能为力的人们只能逞口舌之欢，发泄一回特别的失望。所以这些年，对医生的刻薄话前所未有地多，也前所未有地狠。这么多年来，像白求恩、南丁格尔这样的榜样仍未过时，时不时被拿来激励着后生。榜样的存在，也说明了同类的稀少。
期望与现实的落差，其实从来就有，也并非到今天才愈演愈烈。在一个道德基因渐渐被稀释，其他诱惑纷拥而上的时代，我们对道德的幻想，能寄托的可能只有医生这个职业了。可惜，他们从来就不是上帝，也不是传教士，他们也演不好和我们美好期待相对应的那份艰难的对手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