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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青瓷神兽尊 
1976年出土于宜兴周处家族墓周墓墩中的西晋青瓷神兽尊，是南京博物院十件国宝级文物之一，也是江苏省十件国宝级陶瓷文物之一。
青瓷神兽尊高27.9厘米、口径13.3厘米，它的时代根据墓志记载为西晋永宁二年（公元302年）。神兽尊造型略微呈梨式，肩部两侧和腹部各有三只横系，上大下小，作品字形排列，平底微内凹。尊的腹部堆塑神兽，双目突兀，瞠目仰鼻，口含圆珠，绳索状的前掌外翻，后掌下撑，背后有五只小半圆形扁横凸脊，从上至下排列。青釉微微泛灰，釉质润泽，但是由于受火不均而釉色不匀。周身有刻画的蓖纹、戳印纹和堆贴纹，以表示鬃毛、羽翼和胡须。底部刻有“东州”二字。青瓷神兽尊不是一件简单的瓷罐，而是特制的随葬品，是一件绝品，具有神圣的意蕴。这件青瓷神兽尊体量大，神兽的神态惊人，全身刻满纹饰，非常具有震撼力。有趣的是，一位收藏者曾拿一件“青瓷神兽尊”到南京博物院鉴定组要求鉴定，当被告知是一件仿品时，他怎么也不相信，说是亲眼看到从地下挖出来的。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踩了文物贩子埋的“地雷”。
神兽尊造型独特而又具有西晋瓷器的典型特征，出土于纪年墓葬，至今尚未发现有可靠的同类资料，珍贵至极，1993年全国馆藏文物定级时被定为国宝级文物。 -
黄公望《富春大岭图》轴
南博“镇院之宝”甄选第23号藏品黄公望《富春大岭图》轴。
居元代画坛四大家之首的黄公望（1269-1354），乃江苏常熟人，字子久，号大痴，又号净墅，一锋道人，晚年自号井西道人。其传世作品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当数浙江博物馆所藏的《富春山居图》和南京博物院所藏的《富春大岭图》。
清代钱杜在《松壶画忆》中记载：“大痴《富春山图》有二本，其一为《富春大岭图》，一为《富春山居图》。《大岭图》未见，《山居图》即是吴问卿所藏，病剧欲为殉，家人自火中夺出者。”《富春大岭图》曾一度失传，音讯杳无，故世间闻知者不多。《富春山居图》和《富春大岭图》前为横卷，后为立轴，题材都是描写富春山景色，但风格迥异。如果说浙江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富春山居图》是黄公望画作中“笔势雄伟”的代表，那么，《大岭图》则是“皴纹极少，笔意简远”的典范。
《富春大岭图》轴，纸本，水墨画。纵74厘米，横36厘米。纵观此图，富春山重峦叠嶂，山巅晓雾迷遮，若隐若现。山脚两岸相接，兀石环抱，苍苔点点，坡上丛树槎丫，繁茂峥嵘。山径蜿蜒，盘伸幽谷，行间，可见小桥茅屋，隐落丛中，远处深涧，飞瀑帘挂，缓缓下泻，给人一种“发思古之幽情”的可灵超脱感。
《富春大岭图》清代前曾为叶梦龙所珍藏，清代末叶，画轴几经更易，最后为“收藏甲于东南”的近代著名收藏家庞莱臣所藏。1963年，庞莱臣的孙子庞增和将其祖父珍藏的１３７件宋元明清四代名家书画捐献给南京博物院，其中就包括宋代赵佶的《鸲鹆图》、夏圭的《霸桥风雪图》，元代黄公望的《富春大岭图》、吴镇的《松泉图》，明代沈周的《东庄图册》、仇英的《捣衣图》，可以说件件价值连城。 -
青花寿山福海纹炉
南博“镇院之宝”甄选第31号藏品青花寿山福海纹炉。
现陈列在南京博物院《明清瓷器陈列》展厅中的青花寿山福海纹炉，胎体厚重，器型高大，外壁绘寿山福海纹，集人文意蕴与高超的制瓷技术于一体，表现出撼人心魄的艺术张力。陈列于展厅的独立柜中，非常引人注目。这是明宣德官窑器中的黄钟大吕之作。
青花瓷一般都是白底蓝花，而青花寿山福海纹炉作为官窑大器，不吝材料，以费料费时的十分少见的蓝底白花来表现，器物外壁，满绘汹涌波涛，并在下腹部加绘山峦叠嶂，寓寿山福海之意。青花寿山福海纹炉的外壁用苏泥勃青料绘画，这是一种名贵的进口青料，其中含有一些铁质，由于用料比较浓厚，瓷胎比较软，所以绘画时会将胎粉带起，而青料浸到胎中，烧成之后的青花，手摸有凹凸感，显得深沉典雅，入瓷三分。站在展厅的独立柜前，转换不同的角度欣赏青花寿山福海纹炉，会发现它在灯光下，满身的青花，闪着金属的光泽；满炉的波涛气势磅礴，似乎将要涌出。海水中的山峰，渲染出寿山福海的气势，美好的祝福在观者心中激荡。
这件青花寿山福海纹炉堪称命运多舛。1949年，民国国立中央南京博物院的库房中，工作人员们在紧张地忙碌着挑选藏品，准备运往台湾。这些国宝几年前刚刚躲过八年抗战的炮火，辗转千里，由四川归来，有的还没有来得及开箱，其中有一件体态硕大的青花炉，被单独装在一只大箱子内。但是，淮海战役的捷报使它们中的一部分没有来得及起运赴台湾，这只单独装箱的青花寿山福海纹炉就是其中之一。
在景德镇御窑厂遗址的明代永乐宣德官窑地层中，出土了青花寿山福海纹瓷炉残片，可以复原出三四件同样的瓷炉，它们都是作为废品打碎的，成品仅存两件，而完整器仅此一件，另一件耳部已残，经修复完整。它们都是流传有序的官窑器，收藏于国家博物馆中。 -
竹林七贤砖画
图为“镇院之宝”甄选第16号藏品竹林七贤砖画。
画像砖是我国文物宝库中的瑰宝。南京博物院所藏的模印拼嵌画像砖《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简称“竹林七贤砖画”）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一幅魏晋人物画的实物，也是现存最早的竹林七贤人物组图。
1960年4月，南京西善桥宫山北麓南朝帝王陵墓中，南京博物院的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太岗寺新石器时代遗址时发现了竹林七贤砖画。原件分布在墓室中的南北两壁，各由近300枚砖块拼嵌而成，规格均为长2﹒4米、高0﹒88米，是同类砖画中规格最大、内涵最为丰富、保存最为完好的一件。
“竹林七贤”为魏晋时期的7位名士，他们常结伴游于山林，沉湎于酒乐。画面上的另一个人物为春秋时的高士荣启期，将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物因志趣相同而展现在同一幅画面上，既是墓室两壁画面对称的需要，也反映了当时“贵在肆志”、“仰慕同趣”的社会风尚。
这幅作品具有完美的观赏性。画面中，嵇康头梳双髻，目送秋鸿，手弹五弦；阮籍身着长袍，一手支皮褥，一手置膝上，口作长啸状；山涛头裹巾，一手挽袖，一手执杯而饮；王戎斜身靠几，手弄玉如意；向秀头戴帻，一肩袒露，闭目沉思；刘伶双目凝视手中酒杯，另一手蘸酒品尝；阮咸垂带飘于脑后，弹一四弦乐器；荣启期披发、长须，腰系绳索，凝思而弹五弦琴。以上八人皆席地而坐，各具神态，每个人物身旁均标明身份，相互间以银杏、松树、槐树、垂柳等树木间隔，是一组既各自独立又和谐统一的大型画像砖组画。
相同题材的砖画还在丹阳帝王陵中出土了两件，但均残缺不全，只有发掘于西善桥的这件完美无缺，堪称国宝中的国宝。鉴于这件文物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不可替代的唯一性，国家文物局明确规定这件国宝级文物禁止出国（境）展览。王明发 陈金山 -
良渚文化豚形陶壶
南博“镇院之宝”甄选第3号藏品豚形陶壶。 陶器作为新石器时代造型工艺的主要创作，有泥质陶、夹砂陶、彩陶、黑陶和几何印纹陶等种类。南京博物院所藏的豚形陶壶，便是新石器时代的经典之作。 这件豚形陶壶1960年出土于吴江梅堰良渚文化遗址。良渚文化是一支分布在太湖流域的古文化，距今5300-4000年。考古研究表明，在良渚文化时期，农业已率先进入犁耕稻作时代；手工业趋于专业化，琢玉工业尤为发达；大型玉礼器的出现揭开了中国礼制社会的序幕；贵族大墓与平民小墓的分野显示出社会分化的加剧；刻画在出土器物上的“原始文字”被认为是中国成熟文字出现的前奏。专家们指出：中国文明的曙光是从良渚升起的。
梅堰遗址属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典型遗存，位于苏州吴江梅堰镇东北袁家埭，西距太湖3.5公里，面积6.5万平方米。当年仅试掘了143平方米，出土玉、石、骨、角、蚌及陶器122件。豚形陶壶通长32.4厘米，约为江豚的1/7上下。泥质灰陶，鸟喙形尖嘴，双目前视，头冠后卷，形体肥硕、尾鳍上翘，腹内空。体下粘贴三个小支点以起稳定之用。捏塑，手法率意洗炼，形象生动。
实用与审美统一的陶器、幼稚与神秘并存的岩画及材质与雕琢辉映的玉器大致构成了原始艺术画卷的三原色。陶塑作为雕塑艺术的先驱，为雕塑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史前的陶塑，题材多为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动物或人物的塑造，形象单纯，风格质朴，造型简单，充分体现出先民们的自由、随意、率真，不带有任何的拘束性。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猪、陶羊时间约为7000年前；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猪、陶羊时间约为6000～7000年前左右。至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4000～5000年，陶塑造型已成为中国史前各区域文化的普遍现象，良渚豚形陶壶正是这一时期陶塑艺术的代表性杰作。 -
沈寿绣品《耶稣像》
1986年4月27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在南京隆重举行了张謇后裔张绪武献归沈寿珍贵绣品的仪式。从此，以《耶稣像》为代表的民国年间著名的刺绣国手沈寿的一组仿真绣作品由南京博物院永久收藏。如今，沈寿的《耶稣像》和其它的刺绣精品长期在南京博物院艺术馆织绣厅中对外展出。
沈寿1874年生于吴县，清时曾任农工商部绣工科总教习，并赴日本考察刺绣和刺绣学校。沈寿对日本艺人将东方刺绣针法与西方的素描、油画等技法效果结合起来的新尝试特别感兴趣，归国后进一步琢磨、研究，在丰富自己绣艺的基础上，独创了“仿真绣”，一举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刺绣作品有形有色、却少光少影的绣法，使中国的刺绣技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民国三年（1914），沈寿应张謇之邀，赴南通办女工传习所，并任所长。此时适逢即将在美国举办的巴拿玛万国博览会向中国征集展品，沈寿决定利用“仿真绣”的手法，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刺绣。为了让世界公众更加容易接受中国的精湛技艺，她选中了一张意大利明信片上印的耶稣画像为原本，开始了再度的创作。这幅原作为文艺复兴晚期意大利画家琪特的油画，取材于《圣经》耶稣遇难再生的故事。沈寿创造性地运用了虚实针、旋针等新针法，并根据人物肌肤丝理的需要和油画明暗层次的变化，精心选用自己染就的100余种不同色泽的丝线，将这幅《耶稣像》绣织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更为巧妙的是，沈寿还将这件绣品中所用的100多种不同色彩的丝线各取一根，在绣像的上方绣成一个十字架，供观众审辨，以此证明这幅绣像的所有部位无一处是绣后染色的。《耶稣像》在1915年美国旧金山巴拿玛世界博览会上被评为这届博览会的一等大奖，使得这届世博会成为对中国影响非常大的一届世博会。王明发 陈金山 -
殷墟甲骨文
2004年7月4日，上海拍卖行以4800万元的高价拍出20片殷墟甲骨文，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也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甲骨文热。其实，这20片甲骨文与南京博物院所藏的3000余片相比，根本没法相提并论。
南京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3000余片，是国内收藏甲骨文最多的文博单位之一。其中2000余片来自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的旧藏。明义士于1910年来到中国，1914年起开始收藏甲骨。当时，他常骑着一匹老白马，在小屯村附近调查殷墟遗址，广求甲骨。一开始他也上了不少当，买了不少大片的胛骨，都是用新牛骨刻字仿制的，买回去不久，就发臭了。此后明义士认真考辨，潜心钻研，大力收购，连片小字少，甚至无字的甲骨也不放过，所获甚丰。到1917年时，他已收集到大大小小的甲骨5万多片了。这批精品中的大部分（2075片），后移放于南京的加拿大驻华大使馆，1950年移交给南京博物院收藏。
南博所藏的这批甲骨文结体匀整，线条遒劲，字迹清晰，风格多样，或雄健爽利，或苍浑古拙，或工整规矩，或娟秀轻巧，饶有书法意趣，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内容更是涉及祭祀、宗教、征战、世系、人物、职官、天文、历法、气象、地理、方国、刑狱、农业、畜牧、医药等方面，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其中有关于“殷高祖王亥之事”、“殷人十日为一旬”以及商王朝与羌人之战争、商王巡行等的记载,这些为商周历史研究提供了可信史料。其中编号为2423的一片甲骨卜辞，曰：“贞勿□帚（妇）好。”记商朝中兴之王武丁之妻妇好之事。妇好是我国最早的女政治家和军事家，她曾多次代表商王朝主持祭祀，带兵征战，立下赫赫战功，殷墟甲骨文中多有记述。
南京博物院所藏甲骨文，量大块大，字多质优，内容丰厚，实为殷商甲骨文物中不可多得的珍品。 -
殷墟虎纹花土
上世纪二十年代，我国考古学家对河南安阳市西北、洹河南岸的小屯村殷墟多次进行科学发掘，先后出土了甲骨文等大量文物，花土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项成果。
所谓花土，是一种表面雕刻夔龙纹、鸟纹、兽面纹、虎纹等纹样的黏土，是施于木椁顶盖填土上的一种装饰。专业的考古工作者一看到花土就知道这里是墓葬。南京博物院所藏花土，为1935年春中央研究院对殷墟进行第11次发掘时所得，出于安阳侯家庄西北岗，出自编号为1001号的大墓。此墓规模宏大，深入地下10.5米，墓葬面积712.75米。墓坑底部用木板构筑一亞字形木椁，花土就出于木椁的顶盖及其附近。经考证，此墓为殷王武丁的陵墓。而雕刻于花土之上的花纹图案精致瑰丽、气魄恢宏。武丁为商王小乙之子，继位后使商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得到空前发展。他在位期间进行的对周边方国、部族的战争,拓展了商朝版图和势力范围,使商朝成为西起甘肃、东至海滨、北及大漠、南逾江汉流域的泱泱大国，史称“武丁中兴”。
南京博物院共藏花土27件，精品甚多。其中虎纹花土为浮雕虎的侧面图像。虎呈张口、曲背、折足、卷尾。虎身轮廓以粗壮凸起的勾连纹构成，空隙处填以细密的云雷纹，表面施以朱红色彩。虎纹线条遒劲有力，构图抽象肆张，代表了商代晚期花纹图案的典型特征。此件花土尺寸大，纹饰精，为国家一级文物。夔龙纹花土则浮雕三条夔龙纹，涂以朱红色彩，劲遒生动，一如殷商青铜器上的夔龙纹饰，为殷商花土中的重要作品。
商代晚期，木椁上施以装饰花土比较普遍，但论规格之高，纹饰、制作之精美，南京博物院所藏殷墟花土，为全国罕见。 -
“纺织图”画像石
有关纺织的画像石，全国只出土了16件，均为东汉遗物。其中山东9件，苏北5件，安徽宿县和四川成都各1件，这些地区恰是汉代纺织业最为发达的地区。
南京博物院院藏的《纺织图》乃1970年泗洪县曹庄公社出土，1974年底由南京博物院征集入藏。画像石高93厘米、宽61厘米。内容从上至下分4层来表现。第1、第3、第4层分别表现迎宾、烹饪、祭祀等内容，第2层即《纺织图》。此图主题突出，雕工精湛，图像清晰，内容所反映的当时纺织生产情况的价值更大，是汉代纺织图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幅。此图把历史故事与纺织合二为一，构图别具一格。画面上共刻3人，刻的是“曾母投杼”的故事。左边坐在织机上的妇女是曾母，中间跪着的少年是曾参，右边站着的男子为“谗言者”。曾参又称曾子，孔子弟子，春秋大儒，以孝著称。“曾母投杼”故事始见于《战国策》，因有人误言曾参杀人了，曾母“投杼踰墙而走”。不过，此图刻画的不是曾母“踰墙而走”，而是改为曾母怒斥曾子，投杼于地。
此图采用东汉中晚期盛行的平面浅浮雕技法雕刻而成，即先将石面磨平，在其上绘制墨线画稿，再经雕刻、修整，最后局部设色。此图主要是为了宣扬“孝”，故将母子二人刻于画面中心位置，而将“谗言者”安排在画面一侧；因画面左侧内容较多，为使画面左右平衡一些，故把右侧的“谗言者”刻得大一些。人物因性别、年龄和身份不同，其衣冠有别，表情各异，神态生动；而器具，大如织机，小如梭杼，也雕刻精细。整个画面虽布满人物和器物，但并不因此感到拥挤零乱，而给人以主次分明、结构有序、细腻精美、生动谐和之感，确是一幅具有较高历史、艺术价值的汉画精品。欧阳摩一 陈金山 -
敦煌写经
敦煌写经是我国古文献中的瑰宝，自1900年敦煌写经卷被发现后，密藏多年的敦煌文献随即流散，许多完整的写经卷均被国外的探险家所劫掠。直到1910年，清朝学部才将劫余部分运抵北京。目前国内收藏的敦煌写经卷以国家图书馆最为集中，南京博物院藏有敦煌写经30余件，由于这些写经卷均具有久远的历史及不可替代的唯一性，所以，这组经卷中的每一件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收藏经历以及极高的文物和学术价值。
南京博物院所藏敦煌写经的时间跨度从北魏到五代，其中以唐代的作品居多，这些作品距今最远的有1500年的历史，最近的也有1100多年的历史。所有汉文写经中，除一件为草书外，其它大多为楷书体和魏碑体。这批写经的内容以佛经为主，如妙法莲华经、佛说三十七品经、大乘入楞伽经、瑜伽师地论、无量寿经、佛说阿弥陀经、大般涅般经、大智度经、摩诃般罗密经等。这批写经中另有老子道德经及春秋后国语的写本各一件，这在已发现的敦煌经卷中较为少见，其学术价值和资料价值不可低估。此外，还有两件为唐朝时用回鹘文所写的经卷，这在所发现的敦煌写经中也不多见。这批写经大多保存完好，其中最长的一件有500行，长度达24米。
南京博物院所藏敦煌写经的来历也非比寻常。1936年，北平历史博物馆并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所拨交的珍贵文物中，其中即有敦煌写经4件；1942年，中央博物院组织工作人员赴甘肃敦煌县，抢救性收购了敦煌写经12件；建国初期，华东文化部将11件不同来历的珍贵敦煌写经拨交给南京博物院收藏研究；此外，晚清著名作家、实业家、收藏家刘鹗的后人刘厚泽，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及弟弟荣鸿仁，已故南京博物院女院长曾昭燏，著名书法家潘伯鹰，著名书画家和古物鉴藏家秦古柳等，都将自己珍藏的敦煌写经捐赠给南京博物院珍藏，从而使得南京博物院所藏的这批敦煌写经更加具有史料价值、人文价值和传奇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