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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秀（606—706）
神秀，是中国禅宗北派的开创者。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县）人，早年博览经史，唐武德八年（625）在洛阳天宫寺受具足戒。五十岁时，至蕲州黄梅县双峰东山寺（在湖北黄梅县东北三十里）参谒弘忍（602—674），从事打柴汲水等劳役以求法。如此六年，深为弘忍所器重。弘忍有一天令门弟子各作一偈呈解所悟，来决定付以衣法的人。神秀作了一偈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弘忍看见此偈，只说依此修行也有大利益，但不许可他见自本性，终于把衣法另外付给慧能。弘忍圆寂后，他去江陵当阳山（今湖北当阳县东南）玉泉寺，住在寺东七里的山上，大开禅法，二十余年中，四面八方从他就学的徒众很多。武后则天听到他的盛名，于久视元年（700）遣使迎请，当时神秀已年过九十（见宋之问《为洛下诸僧请法事迎秀禅师表》）。第二年（大足元年，701）他到了东京洛阳，住于内道场，受到特殊的礼遇。武后时时向他广告，並命于当阳置度门寺、于尉氏置报恩寺，表彰他的道德。到中宗即位（705），更受礼重。神秀住东京六年，于神龙二年（706）在天宫寺示寂，谥大通禅师。他这时候已经有一百多岁了，但他自己向来不说年龄，所以人们不知其详（见张说撰碑文）。《楞伽师资记》的作者净觉说神秀并没有什么著作，但秀门共传他所作的《大乘五方便》（一作《北宗五方便门》，又作《大乘无生方便门》），晚近在敦煌石窟发现它的写本（巴黎图书馆藏有两本）；又有《观心论》一卷，亦于敦煌发现残本。他的嗣法弟子有十九人，其中嵩山普寂（651—739）、西京义福（658—736），又继续领众，受宫廷与佛徒的崇敬，不下于神秀。普寂的弟子道璇还把北宗禅传到日本。
神秀的根本思想，从他所作示众偈说：“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将心外求，舍父逃走”（见《景德传灯录》卷四），可见一斑。他纯是继承道信以来的东山法门，以“心体清净，体与佛同”立说的。神秀因此主张“坐禅习定”，以“住心看净”，为一种观行方便。《坛经》记载慧能问神秀的弟子志诚，神秀如何示众，志诚说：“常指诲大众：住心观净，常坐不卧”。他的门人张说也说他的“开法大略，则忘念以息想，极力以摄心。其入也品均凡圣；其到也行无先后。趣定之前，万缘皆闭；发慧之后，一切皆如”（张说撰《大通禅师碑》）。这都是说明神秀的禅风。后来他的弟子普寂、降魔藏更发展为“凝心入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之说。 神秀继承了道信、弘忍以心为宗的禅法，故“特奉《楞伽》，递为心要”（见张说《碑》文），楞伽宗也立他为第七祖（此以《楞伽》译者求那跋陀罗为第一祖、达磨为第二祖、慧可为第三祖、僧璨为第四祖、道信为第五祖、弘忍为第六祖，而神秀为第七祖，见《楞伽师资记》）。但此宗从道信以来，即并重《般若》，而提倡一行三昧。神秀更扩大其方便，涉及多种经论。其门下相传有五方便门，即是：一、总彰佛体门，亦称离念门，依《起信论》说心体离念；二、开智慧门，亦称不动门，依《法华经》说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三、显不思议解脱门，依《维摩经》说无思无想为解脱；四、明诸法正性门，依《思益经》说心不起离自性为正性；五、见不异门，依《华严经》说见诸法无异，自然无碍解脱。由这五门依经论而又沟通其义，故后人称为方便经（见宗密《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 神秀寂后，普寂、义福两大弟子在帝王的支持之下，继续阐扬他的宗风，盛极一时，有“两京之间皆宗神秀”之概。普寂并以神秀为达磨一宗的正统法嗣，立为第六祖而自称为第七祖。其慧能一系，在慧能寂后荷泽神会出而论定是非，指出达磨宗的正统法嗣不是神秀而是慧能，并以神秀之禅由方便入为渐门，不如慧能之顿悟，于是有南顿北渐之分。南顿适应当时佛徒舍繁趋简之要求，日见其盛，神秀的门庭遂日见寂寞，传了几代，法脉就断绝了。 -
玄奘（600～664）
玄奘，俗姓陈，本名袆，河南洛州缑氏县（今河南省偃师县南境）人。他的曾祖、祖父都是官僚，到了他父亲陈惠，便潜心儒学不做官了。玄奘生于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即公元600年。关于玄奘的生平，现存的《传》、《状》、《塔铭》等都没有记载，而关于他的年岁又有六十三、六十五、六十九诸说，推算不出确实生年来。今以重校内学院本《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暂定法师寿六十五岁）。少时因为家境困难，跟着他二兄长捷法师住在洛阳净土寺，学习佛经，十一岁（620）就熟习《法华》、《维摩》。十三岁时（622）洛阳度僧，破格入选。其后听景法师讲《涅槃》，从严法师学《摄论》，升座复述，分析详尽，博得大众的钦佩。隋炀帝大业末年，兵乱饥荒，玄奘和他的二兄前往长安后，得知当时名僧已多聚在蜀地，因又同往成都。在那里听宝暹讲《摄论》、道基讲《杂心》、惠振讲《八犍度论》。三、五年间，究通诸部，声誉大著。唐高祖武德五年（622），玄奘在成都受具足戒。武德七年（624）离开成都，沿江东下参学。先到了荆州天皇寺。讲《摄论》、《杂心》，淮海一带的名僧闻风来聚。六十高龄的大德智琰也对他执礼甚恭。讲毕以后，继往赵州从道深学《成实》，又到扬州听惠休讲《杂心》、《摄论》。贞观元年（627），玄奘再到长安，从道岳、法常、僧辩、玄会诸师钻研《俱舍》、《摄论》、《涅槃》，他很快就穷尽各家学说，受到称赞，声誉满京师。仆射萧瑀，奏请令他住庄严寺。但是玄奘觉得多年来在各地讲筵所闻，异说不一，特别是当时流行的《摄论》、《地论》两家有关法相之说不能统一，很想得着总赅三乘学说的《瑜伽师地论》，以求会通一切（这一见解大概是受了当时来华的波颇蜜多罗的启发而生），于是决心往印度求法。那时出国之禁很严，他正式表请赴印，未得许可，只好作种种准备等待着。贞观三年（629），因北方连遭灾荒，朝廷准许道俗四出就食，他得便西行，到达兰州，应当地人士请求，讲《涅槃》、《摄论》和《般若经》。西域商侣有参加旁听的，回去以后，便将玄奘求法的事向各地宣传了。玄奘继而潜行到达瓜州，得胡人西槃陀导送，夜渡瓠顱河。从此孑身冒险，过了玉门关外五烽，度莫贺延沙碛，到达伊吾。高昌王麹文泰得知后，遣使迎往，敬礼备至，延留度过夏坐，并要久留在高昌，他坚决未允。当时西突厥叶护可汗势力遍及雪山以北各地，如去印度，须要取得他的协助，因而高昌王遣使陪送玄奘去叶护可汗衙所，时当贞观三年八月。玄奘离开高昌，过阿耆尼、屈支等国，越凌山到达素叶城，和叶护可汗相见，凭着可汗致所经诸国的信件和陪送的使者，很顺利的经过西域笯赤建等十国，越大雪山，直到邻接北印的迦毕试国。
他从此东行，进入北印度境，过滥波、健驮罗、乌仗那诸国。渡信度河，过呾叉始罗等国，至迦湿弥罗国，于此先后居停两年参学。随后至磔迦、至那仆底、闍烂那达、屈露多等国入中印度境。又经窣禄勒那国，渡阎牟那河至秣底补罗国。过婆罗吸摩补罗等国，至羯若鞠闍国。东南行渡殑伽河至逾陀国。更循殑伽河东下，拟赴阿耶穆佉国，于中途遇盗，几乎丧命。后又过阿耶穆(佉)等国至吠舍厘国，更南行至摩揭陀国，巡礼华氏城、伽耶等处圣迹，折向那烂陀寺。寺众千余人欢迎他到寺，参谒了戒贤。他离开高昌，进入印度国境以来，随处遇着高僧大德，就停留参学。广学《俱舍》、《顺正理》、《因明》、《声明》、《经百论》、《广百论》、《对法》、《显宗》、《理门》、《众事分毗婆沙》、《经部毗婆沙》、《萨婆多部辨真》、《发智》、《日胄毗婆沙论》等。如此且行且学，到达那烂陀时前后约四年，其时为贞观七年（633）。
玄奘到了那烂陀寺，被推为通三藏的十德之一，很受优遇。他请戒贤三藏讲《瑜伽论》，同听者数千人，历一年五个月讲毕，后复重听两遍。又听讲《顺正理》、《显扬》、《对法》各一遍，《因明》、《声明》、《集量》等论各二遍，《中论》、《百论》各三遍。《俱舍》、《婆沙》、《六足》等论，他先在诸国听过，至此更披寻决疑，兼学婆罗门《声明记论》。如是在寺学习，历时五年（贞观八至十二年，634～638）。
其后，玄奘为了更广泛的参学，便离开那烂陀寺南游，经伊烂那钵伐多国，从怛他揭多毱多和羼底僧诃两师学《毗婆沙》、《顺正理》等论.过瞻波等国入东印度境，经羯罗拿苏伐刺那等国，折西北行至中印南憍萨罗国，停一个多月，从善解因明的婆罗门学《集量论》。从此南行入南印度境，过案达罗国至驮那羯磔迦国，停数月从苏部底和苏利耶两僧学《大众部根本阿毗达摩》等论，他们亦从法师学大乘诸论。过珠利耶国至达罗毗荼国，于建志城逢僧伽罗国大德觉自在云和无畏牙，就问《瑜伽要文》及僧伽罗国佛教情况。过那建补罗等国，出伐腊毗国入西印度境，西至狼揭罗国。从此折回，过臂多势罗等国，渡信度河，至北印钵伐多国，于此停两年，学《正量部根本阿毗达摩》及《摄正法》、《成实》等论。从此东南行，仍还那烂陀寺。又到寺西低罗择迦寺，从般若跋陀罗就萨婆多部三藏及《声明》、《因明》等论咨决所疑。往杖林山，从胜军居士学《唯识抉择》、《意义理》、《成无畏》、《不住涅槃》、《十二因缘》、《庄严经》等论，及问《瑜伽》、《因明》等疑，首尾历时两年。这样在各地游历参学凡经四年（贞观十二至十六年，639—642）。回那烂陀寺后，应戒贤三藏之嘱，为寺众讲《摄论》、《唯识抉择论》，并沟通了当时大乘学说中“瑜伽”、“中观”两家的论争，著《会宗论》三千颂，得到戒贤三藏和诸大德的赞许。他又应戒日王的请求，拟折服南印正量部论师般若毱多《破大乘论》的异说，著《制恶见论》一千六百颂。
玄奘在印所学至此已经大成，他很想回国弘通，得到戒贤的赞许，遂庄严经像，辞别戒贤，准备东归。时东印迦摩缕波国鸠摩罗王一再遣使迎请前往。适值羯若鞠闍国戒日王征恭御陀回来，又遣使来请，鸠摩罗王就带兵陪送玄奘，到羯朱祇祗罗国，遇着戒日王。戒日王乃决定于曲女城为玄奘建立大会，命五印沙门、婆罗门、外道义解之徒都来参加。到期与会的有十八国王，各国大小乘僧三千多人，那烂陀寺僧千余人，婆罗门及尼乾外道二千余人。此会即以玄奘所著《会宗》、《制恶见》两论的论点标宗，任人难破，但经过十八天大会终了，没有一人能提出异议。玄奘得到大小乘佛教徒的一致推崇，被给以“大乘天”和“解脱天”的尊称。其后又随喜了在钵罗耶伽两河间举行的五年一次的无遮大施会，这才辞别戒日王，携带几百部梵本和各种佛像，起程东归。路过呾叉始罗渡信度大河时，因遇风浪，失却梵本五十夹及诸异花种,停在乌铎迦汉荼城五十多天，遣人往乌仗那国抄写迦叶维耶部三藏。从此经过滥波等地，出迦毕试境，度雪山，经睹货罗故地，过波迷罗川，越葱岭到了于阗，以国王延留，未得即还。就派人随商侣入朝，表陈还国，日夜为于阗僧人讲《瑜伽》、《对法》、《俱舍》、《摄论》四部论，约停了七、八个月。等到使人回来，并奉敕迎令东归。于贞观十九年（645）正月到达长安。
玄奘去洛阳会见了唐太宗。太宗要求他据游历见闻，修西域传；并劝他还俗从政，玄奘力辞。因留他住长安弘福寺译经，由朝廷供给所需，并召集各地名僧二十余人相助，分任证义、缀文、正字、证梵等职，组织了规模完备的译场。玄奘于是年五月，创译《菩萨藏》等经，次年撰《大唐西域记》成。贞观二十二年（648）译完《瑜伽师地论》一百卷的大部之后，请太宗替新译诸经做了总序，即后世所传的《大唐三藏圣教序》。这一年因太宗问功德利益，他建议度僧，太宗诏诸州寺各度五人，并于北阙造弘法院，供译经用。冬十月，东宫新建大慈恩寺告成，寺内也别造译经院，迎他入住。高宗永徽三年（652）春，他请就大慈恩寺造西域式石塔，安置带回经像，以运石工大，改用砖造。永徽四年（653）夏，印度大菩提寺智光、慧天来信问候他，次年他分别答书。永徽六年（655），尚药奉御吕才，诵玄奘所译《因明》、《理门》二论，自出新解，指议长短。后经玄奘和他亲自辩论，他才辞屈谢退。显庆元年（656）二月，玄奘为鹤林寺尼宝乘等五十余人授戒，又为德业寺尼众数百人授菩萨戒。玄奘西游求法的时候，路上备尝辛苦，六十岁前后，身体就有病痛，这一年复间冷疹重发颇剧。他恐怕病危，表请高宗重定佛道名位次第，及废僧尼依俗科罪。显庆三年（658），他移居新建的西明寺，当时印度僧人阿地瞿多和那提相继来华，译事不专，他因而请求停译，未得允许。继而因大众请详译《大般若经》全部，以京师纷扰，恐难译了，表请赴玉华宫翻译。显庆四年（659）冬，他迁往玉华宫，次年初即开始译《大般若经》，至龙朔三年（663）冬完成，全经十六会，总六百卷。他于译完《大般若经》后，自觉体力衰竭，不再事翻译，专精行道。麟德元年（664）初，他在玉华宫染病，病中命门人嘉尚具录所译经论以及造像、写经、供养、施舍等项，宣读一过，他很觉自庆，到了二月五日中夜便圆寂了。玄奘回国以后的主要事业，就在翻译经论，并传播新知。因为他对印度佛学全面通达，所以他所译经论亦赅一切。并且他进行翻译，也完全有系统、有计划。他从住弘福寺开始翻译，直到最后迁住玉华宫，译完《大般若》，中间经历十九年，共译出经论七十五部（除《大唐西域记》一种不计入），总一千三百三十五卷。这十九年的翻译，可分几个段落：最初，在太宗贞观末年，约五年间，译出了“瑜伽”学系的“一本十支”各论；其次，在高宗永徽、显庆中间约十年，译出《俱舍》、《婆沙》和“一身六足”等“阿毗达摩”；最后四年译成全部《大般若》，这些都是整然自成系统的译业。在这中间，他还曾应东印度童子王的请求，将中国的《老子》译成梵文，流传于迦摩缕波;又以中国流传的《起信论》文出马鸣，印度诸僧很想一读，他也译唐为梵，传到印度。这些都是有关中印文化交流的事业。
玄奘所译各籍，因为他对梵文的造诣精深，又亲自主译，所以名相的安立，文义的贯练，莫不精确异常，而且矫正旧译的讹谬，遂在中国译经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后人通称译籍为新译。另外，从玄奘由翻译而传播的学说看来，纲举目张充分反映了公元五世纪以后印度佛学的全貌。当时印度那烂陀寺等处的佛学，已显然分为因明、对法、戒律、中观和瑜伽等五科。他于因明科译出《理门》和《入正理论》，树立了在论议基础上的佛家逻辑轨范。于对法科，声闻乘方面以《俱舍》为中心，在它以前有根本的“一身六足”和《婆沙》等论，以及其后发展的《顺正理》、《显宗》等论，他都原原本本地传译了出来；大乘对法译出了《集论》和他的注书《杂集论》，显示对法经不同于瑜伽论的特点，并指示大小对法相通的途径。于戒律科，译传大乘唯一的《瑜伽菩萨戒》，并辑出《受戒羯磨》以为实行的规范。于中观科，特别译出护法的《广百论释》，以见瑜伽系贯通中观的成就。于瑜伽科，则“一本（《瑜伽》）十支（《显扬》、《庄严》等）”，差不多全部译出，而于最后发展的“唯识”说，则编纂了完备的《成唯识论》，以尽其奥蕴。如上所举，可以说那烂陀寺最盛时期所传承的佛学精华，基本上已都由玄奘译传于中土了。至于他在讲学中阐扬了“理佛性”和“五种姓”之说，这不仅为后来创立慈恩一派的根本典据，即其他宗派也有加以采用，在中国佛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玄奘的著述，除上文说到用梵文写的《会宗论》三千颂，《制恶见论》一千六百颂而外，还应东印度童子王的请求，造了《三身论》三百颂，但这些都没有译成汉文，因而也未流传后世。他回国以后，忙于翻译，无暇撰述，只应太宗的要求而修撰《大唐西域记》十二卷，还是口授辩机写成的。另外，向当时朝廷陈事的表启，现存一卷。至于有关学说，则大都为其门下各家所记的口义，特别是见于园测一系新罗学人著述上的占多数。通称为法师自作的有《三类境》一颂，载《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卷二内，又有《赞弥勒四礼文》，载《法苑珠林》卷十六，另传法师论《五种不翻》，周敦义《翻译名义集序》曾见称引。至后人所传的《八识规矩颂》，文义都有可疑之处，并非他的手笔。
玄奘门人很多，参加译业的也大都从他受业。最著名的是神昉、嘉尚、普光、窥基，称玄门四神足。继承法系的自然要推窥基。基师俗姓尉迟，十七岁得玄奘指导出家，常侍左右，二十五岁参加译场，勤于著述，有“百部疏主”之称。他对玄奘所传的唯识学说尤有领会，糅印度解释唯识十家之说而辑译为《成唯识》一论，即是出于他的建议，他所撰《成唯识论述记》，为后世治此学者所奉的圭臬。他释《瑜伽》有《略纂》，解《杂集》有《述记》，弘五姓说有《法华玄赞》，详三支立破有《因明大疏》，其他重要经论都有《疏》、《记》，发扬师说，建立了“慈恩”一宗。其次为普光，于《俱舍》造诣最深，撰《俱舍论记》三十卷，为学者所宗。神昉和嘉尚，事迹不详。神昉撰有《十论经抄》三卷，《成唯识论文义记》十卷，《种姓差别集》三卷等。嘉尚参加译事，玄奘临寂之前，特命他具录译经部卷及造像等，玄奘殁后，曾撰《杂集论疏》。
此外，在奘门著名弟子中被视为异流的有圆测和法宝。圆测系新罗人，为奘门新罗学人的领袖。他曾在译场充证义，著有《仁王》、《深密》、《成唯识》等《疏》，多用真谛等所传的旧说。法宝撰《俱舍论疏》十五卷，与普光《记》并称，见解时有出入。他又著《一乘佛性究竟论》，不同意五姓各别之说。故在奘师门下，都被视为别系。 -
义净（635～713）
义净，俗姓张，名文明，唐齐州（今山东省济南地区）山庄人。十四岁出家，即仰慕法显、玄奘西行求法的高风。及从慧智禅师受具足戒后，学习道宣、法砺两家律部的文疏五年，前往洛阳学《对法》（《集论》）、《摄论》，又往长安学《俱舍》、《唯识》。唐高宗咸亨元年（670），他在长安曾和同学处一、弘袆等相约西游；但处一未能成行，弘袆亦至江宁而中止。后来他途经丹阳，有玄逵同行。翌年（671），他在扬州坐夏，遇着将赴龚州（今广西僮族自治区平南县）上任的州官冯孝诠，一同去广州，得到冯氏的资助，这年十一月间，从广州搭乘波斯商船泛海南行。这时只有他弟子善行相随。他们海行二十天到达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停留了六个月，在此学习声明。善行因病返国，他即孤身泛海前行，经末罗瑜（后改隶室利佛逝）、羯荼等国，于咸亨四年（673）二月到达东印耽摩梨底国，和另一住在那里多年的唐僧大乘灯相遇，停留一年，学习梵语。其后，他们一同随着商侣前往中印，瞻礼各处圣迹。往来各地参学，经历三十余国，留学那烂陀寺历时十一载，亲近过那烂陀寺宝师子等当时著名大德，研究过瑜伽、中观、因明和俱舍，并和道琳法师屡入坛场，最后求得梵本三藏近四百部，合五十余万颂，方才言旋。武周垂拱三年（687），他归途重经室利佛逝，就在那里停留二年多，从事译述。他为了求得纸墨和写手，曾于永昌元年(689)随商船回到广州，获贞固律师等的相助，仍于是年十一月返回室利佛逝，随授随译，并抄补梵本。天授二年（691），他遣大津回国，把自己在室利佛逝新译的经论及所撰《南海寄归传》等送回。到了证圣元年（695），他才偕贞固、道宏离开室利佛逝，归抵洛阳，受到盛大的欢迎，住在佛授记寺。他先共于阗实叉难陀、大福先寺主复礼、西崇福寺主法藏等译《华严经》。久视元年（700）以后，他才组织译场，自主译事。从此直到睿宗景云二年（711）止，译钞经典并撰述共六十一部，二百三十九卷（《贞元录》“敕荐福寺翻经”下一百零七部，四百二十八卷）。他所译述虽遍三藏，但力行专攻律部，译事之暇，常细心地把日常重要律仪教授学徒，漉囊护生，净瓶涤秽，严守规矩，树立新范，学僧传习，遍于京洛，为一时所称叹。玄宗先天二年（713）正月，卒于长安大荐福寺翻经院，享年七十有九。
义净西行求法，意在传宏，在那烂陀寺参学时，即已试译有《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及《一百五十赞佛颂》等，后在东印耽摩梨底及南海室利佛逝，续有翻译。回国专主译场以来，所译各书，可分为三部分：最初，从武周久视元年到长安三年（700—703），于洛阳福先寺及长安西明寺，译出《金光明》等经，《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等律及《掌中论》共二十部，一百一十五卷。其次，唐中宗神龙元年到景龙四年（705—710），在洛阳内道场、福先寺及长安大荐福寺翻经院，译出《大孔雀咒王》等经、《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等律及《成唯识宝生》等论著二十四部，九十四卷。最后，于睿宗景云二年（711），在长安大荐福寺翻经院，译出《称赞如来功德神咒》等经、《能断金刚论颂》及《释》等论共十二部，二十一卷。当时在译场担任证梵的有沙门北印何儞真那、吐火罗达摩末摩、中印拔弩、罽宾达摩难陀，及槃度、慧积等；担任笔受的有沙门波仑、复礼等；担任证义的有沙门法宝、法藏等；担任证译的有居士东印瞿昙金刚、迦湿弥罗国王子阿顺；监护的有成均太学助教许观、秘书监杨慎交等；参加润文的有崔湜、卢粲、韦嗣立、张说等，皆一时名流，保证了译籍的高质量。
在那些译籍中，《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十七事》原已全部译出，中经散失，后再搜列《药事》等七事，共四十七卷，其余十事约十余卷（据西藏译本分量估计）终于佚缺。他如《集量》、《法华》二论，比较重要，今亦失传。综观义净所译，律籍最为完全，除上面已提到的几部以外，还有《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戒经》一卷、《尼戒经》一卷、《杂事》四十卷、《尼陀那目得迦》十卷、《百一羯磨》十卷、《毗奈耶颂》五卷、《律摄》二十卷等。 -
智周（668—723）
智周，俗姓徐，濮阳人，十九岁受戒，二十三岁入慧沼门下，得慈恩宗嫡传。学成后，行化诸郡。但据唐昙旷《入道次第开决》说，他未尝至长安，而声闻遐被。在玄奘门下的慈恩、西明两系的论争中，慧沼著《成唯识论了义灯》等书，驳破圆测等异说，而阐发了窥基所传的微言奥义。智周即继承慧沼的事业，继续著述。专宏基师一系之说。他于开元十一年（723）去世，年五十六岁。其后，慈恩宗势骤衰，著述亦渐次零落，惟新罗与日本学僧智凤、智鸾、智雄、玄昉先后入唐，从智周受学，玄昉留学时间最久（716—735），他们返日后，即建立了法相宗，为慈恩一系的海外传承。奘门诸师重要著述亦赖以流传不绝。
智周的著作，据《东域传灯目录》所载有十三种，现存十种：1．《法华玄赞摄释》四卷，是对窥基《法华玄赞》“细绎疏意，问答释难”。2．《大乘法苑义林章决择记》四卷，是对窥基《大乘法苑义林章》的决择释难。3．《大乘入道次第》一卷，一作《入道章》，扼要地说明自宗修行次第的境行果。4．《梵网经菩萨戒本疏》五卷，现存二、四两卷。《东域传灯目录》云：“智周师依天台撰之”。5．《因明入正理论疏记》三卷，亦名《前记》、《因明纪衡》，是对窥基所著《因明入正理论疏》文义的释难。6．《因明入正理论疏后记》三卷，补《前记》之缺。7．《因明入正理论疏钞》一卷，亦名《略记》（或云伪作），是对窥基《疏》的简略补充解释。8．《成唯识论枢要记》二卷，现存上卷，亦名《成唯识论方志》，或《枢要方志》。9．《成唯识论了义灯记》二卷，现存下卷（起《了义灯》卷三末至卷六末），是对慧沼所著《成唯识论了义灯》的释难。10．《成唯识论演秘（钞）》七卷，是对窥基所著《成唯识论述记》的随文释难。本书与窥基的《成唯识论枢要》和慧沼的《成唯识论了义灯》，并称唯识三疏。
以上十种，除《大乘入道次第》和《梵网经菩萨戒本疏》外，都是禀受师承的记述。此外，他的著作还有存目无书的三种：即《因明入正理论纂要记》一卷、《因明入正理论断记》一卷、《瑜伽论疏》四十卷。 智周的著述虽多从慧沼禀受而来，但也包含一部分由玄奘传来而未经前人记述的印土学说。例如：《枢要记》中释相见影质种子的异解，又如《演秘》卷四释《述记》所引和《瑜伽》五十二说“出世间法由真如所缘缘种子生”一义有关的天竺三释。又如《枢要记》述《能断金刚般若》用杜行顗梵本的经过，都可见智周著述是另有亲闻依据的。但慈恩宗的势力，到智周已成弩末。他对于自宗的学说，只限于祖述师传，并没有显著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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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旭（1599—1655）
智旭，字蕅益，俗姓钟，江苏吴县木渎镇人。十二岁读儒书，辟释老。十七岁阅袾宏《自知录》及《竹窗随笔》，始不谤佛。二十三岁听讲《楞严经》，怀疑何故有“大觉”，何以生起虚空和世界，决意出家体究此一问题。二十四岁三次梦见德清，当时德清住在曹溪，路远不能往，因从德清的弟子雪岭剃度，命名智旭。此年夏秋在云栖寺听讲《成唯识论》，闻性相二宗不许和会，甚以为疑，因往径山（杭州西北）坐禅，至次年夏，自觉性相二宗的义理一齐透彻。腊月八日，在袾宏塔前受四分戒。二十六岁又在袾宏塔前受菩萨戒。二十七岁起，遍阅律藏，见当时禅宗流弊，决意弘律。三十二岁开始研究天台教理。三十三岁秋始入灵峰（浙江孝丰县东南十五里），造西湖寺。此后历游江浙闽皖诸省，均不断从事阅藏、讲述和著作。五十岁冬，自金陵归灵峰，仍继续著述。清顺治十二年（1655）正月示寂，寿五十七岁。两年后，门弟子将其遗体火化，起塔于灵峰大殿右。
智旭生平的著述，经其弟子成时编次，分为宗论和释论两类。宗论即《灵峰宗论》，共十卷；释论包含释经论和宗经论及其他著述共六十余种一百六十四卷。
智旭的学说，综合禅教律而会归净土，同时又融会儒释，是多面性的。
智旭的禅，是承延寿、梵琦、真可的文字禅。他参禅的最初动机，是由听《楞严经》和《成唯识论》，于性相二宗教理不能融会而起疑。后来他教人参究，也只是“究此暼起一念，起处无从，全依真性。然真非妄因,何因起妄？真非有外，妄岂外来？展转简责”，以为银墙铁壁话头（《宗论》五之二）。这只是寻求性相会通的推理而已。他常自述学禅经过，力戒“堕禅病”和“误中宗门恶毒”；痛斥狂禅暗证，以为“独自远行不问路程，必定有误”（《宗论》四之三）。主张“教内自有真传”（《宗论》六之二），自称“但从龙树通消息，不向黄梅觅破衣。”（《宗论》九之二）。所以他修的禅，后来就会归于天台教观了。
智旭于三十二岁注《梵网经》，才开始研究天台教义。他于宋人极推崇知礼的《妙宗钞》，以为不可更动一字。于明人唯称许传灯的《生无生论》。他的天台宗的学说，即是继承这两人的系统的。但他也有与两人不同的见解。关于教判，智旭安立了贯通前后的五时说，修正了《四教仪备释》“阿含十二（年）方等八（年）”等说法（《教观纲宗》通判五时论）。在化仪四教的秘密教中，他区分秘密教与秘密咒，将一切陀罗尼章句收于秘密咒下，这也与台宗旧有教判不同。关于教理，他主张性具善恶与色心双具理事两重三千，与山家的主张完全相同。虽然他有时也说“众生现前介尔心性，本无实我实法，亦无五位百法百界千如差别相”，略近山外“理具三千无相”的主张，但不是他的主要思想。关于观法，他也沿用山家的妄心观，以现前一念妄心为止观的直接对象，但更注重实际应用。他与传灯仅曾见过一面，并没有从传灯学教。传灯继承善月、真觉的主张，判《楞严》属于方等，又批判华严宗和禅宗，智旭都不同意，以为台宗应遍摄禅、律、法相，否则就不能成其绝待之妙了。（《宗论》二之五）。他常以《起信论》解释天台宗旨，又用唯识解《起信论》，乃至用唯识解天台教义。在智旭的时代，唯识宗的注疏是很贫乏的。他所根据的有关唯识的著述，主要是《宗镜录》。此录即是会通天台、贤首、慈恩诸宗的，智旭继承了这种思想，也说“马鸣、龙树、护法同契佛心”（《起信论裂网疏》自跋）。他虽深究台宗，但因不满台宗末流的门户之争，所以一再声明自己“究心台部不肯为台家子孙”，“私淑台宗，不敢冒认法脉”。
智旭为纠正宗门流弊，决意宏律，曾遍阅律藏三次，致力于大小乘律藏的疏释和讲说。他著《梵网经疏》依据台宗见解，对于别解脱戒直宗《四分律》，旁采诸家，并参考大乘律。至于主要的著作则为《毗尼事义集要》。在律学这一方面，他可称为元照以后的唯一大家。但他对于戒律重视实践，当时响应的人很少，他为此事非常痛心，在文字里常流露他的悲观失望。
智旭的禅教律学，后来都指归净土。一般净土宗徒，都以为智旭是袾宏的继承者。但智旭其时推崇袾宏的却偏重在戒律，而不在净土，只以净土摄一切佛教，以《阿弥陀经》为中心教典而重视持名，又主张禅净合一，这些都与袾宏一致而已。智旭所认为净土的要典，都收在《净土十要》内，但其中并没有收袾宏的著作，而特别推崇的却是传灯的《生无生论》和袁弘道的《西方合论》。
智旭的净土思想，曾经过几个时期的演变。他二十二岁丧父，闻地藏本愿而发心念佛。这是结合儒家思想为报父母恩而念佛，只是单纯的持名。二十八岁丧母闭关，以参禅工夫求生净土，说“禅者欲生西方，不必改为念佛。但具信愿，参禅即净土行”（《宗论》四之三）则又偏重于理持。三十岁至四十岁，他多疏释律部，结坛忏愿，以“生宏律范，死归安养”自矢。后十年中，他多疏释经论，融通性相诸宗教理，于四十九岁著《弥陀要解》，始形成最后的净土思想体系。
智旭于净土三经中主要所宗的是《阿弥陀经》；所以他关于净土教理的主要著作，也就是《弥陀要解》。此书先依天台宗五重玄义方式，说明此经以能说所说人为名，实相为体，信愿持名为宗，往生不退为用，大乘菩萨藏无问自说为教相。又以《阿弥陀经》总摄一切佛教，以信愿行总摄《阿弥陀经》一经宗旨。在智旭以前，宋代遵式作《往生净土决疑行愿二门》，已包含了信愿行。传灯《生无生论》更正式提出“一念之道有三，曰信、曰行、曰愿。”智旭所立信愿行，即是继承他们的主张，而加以更深细的阐发。《要解》将信的内容分为：信自（一念回心决定得生，自心本具极乐），信他（弥陀决无虚愿，释迦及六方佛决无诳语），信因（散乱称名犹为佛种，一心不乱宁不往生），信果（净土诸上善人皆由念佛得生，如影随形决无虚弃），信事（实有极乐国土，不同庄生寓言），信理（西方依正，不出现前一念心外）。愿的内容是“厌离娑婆，欣求极乐”。行的内容是“执持名号，一心不乱。六字持名，念念欣厌具足，信决愿切，由此就能历九品生，净四种土”。他主张“即以执持名号为正行，不必更涉参究”。“参禅必不可无净土，净土必不可夹禅机”。所以他所宏的是推重持名的净土教。
但智旭又将持名分为“事持”与“理持”，说“事持者，信有西方阿弥陀佛，未达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但以决志愿求生故，如子忆母无时暂忘；理持者，信西方阿弥陀佛是我心具心造，即以自心所具所造洪名为系心之境，令不暂忘。”
理持就是唯心净土的教义。因此，智旭所说的念佛，有广狭二义：狭义唯指持名，广义即含摄一切佛教。他说念佛三昧有三种：一、念他佛，以弥陀果德庄严为所念境，或念名号，或念相好，或念功德，或观正报，或观依报，如东林诸上善人；二、念自佛，观此现前一念介尔之心，具足百界千如，与三世佛平等，功深力到，豁破无明，如南岳、天台、禅宗诸祖；三、自他俱念，了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托彼果上依正，显我自心理智，感应道交自然不隔，如永明（延寿）、楚石（梵琦）（《宗论》七之四）。于此他最推重的是禅教合一摄归净土的延寿和梵琦。智旭最后的净土思想，是将禅宗的参究归纳于天台教观，又以天台教观应用于念佛法门；他作念佛即禅观论，说“究此现前一念心性名为参禅，达此现前一念心性名为止观，思维忆持现前一念心性名为念佛。”（《宗论》五之三）。天台既圆摄一切佛教，念佛也就圆摄一切佛教，持名一法就能统摄一切宗、教、事、理，故智旭晚年的持名是“以般若为导，以净土为归”，“以悟道为先锋，念佛为后劲”，悟后起修的持名，与袾宏所说“无智称念”有别。
智旭目睹当时佛教中门户分歧的流弊，所以发扬延寿、袾宏等的思想，力求佛教诸宗的调和。他在理论上融会性相，在实践上调和禅净，而主张禅教律三学统一。他说“禅者佛心，教者佛语，律者佛行……不于心外别觅禅教律，又岂于禅教律外别觅自心，如此则终日参禅，看教、学律，皆与大事大心正法眼藏相应于一念间。”（《宗论》二之三）三学摄归一念，以念佛总摄释迦一代时教，为智旭思想一大总结。清以后台家讲教大多依据他的经论经疏，形成了合教、观、律归入净土的灵峰派，一直延续到今。后人并奉他为净土宗第九祖。
智旭受儒家思想影响处甚多，自称“身为释子，喜研孔颜心法示人。”他由于读了袾宏的《自知录》始不辟佛，《自知录》就是综合儒佛的著作。对于儒佛的异同，智旭以为约迹约权而说是不同的，儒家所说“天命之谓性”“太极生两仪”等都是“非因计因”的见论；约实约本来说，儒家的圣人都是菩萨化现，方便说法（《宗论》六之二）。他说“儒禅教律无非杨叶与空拳。”又说“以禅入儒，是为诱儒知禅。”所以他说儒释一致，事实上是一种化导方便，并不是真将儒释等量齐观的。 -
契嵩Huisong
慧嵩（1007~1072）
北宋僧人。俗姓李。藤州镡津人（今广西藤县）人。7岁出家，13岁落发，翌年受具足戒。19岁游方，于筠州（今江西高安）洞山晓聪禅师门下得法。庆历间（1041-1048）至钱塘（今浙江杭州），居灵隐寺永安精舍。时著《原教》、《孝论》等十多篇，力陈佛教的“五戒”、“十善”与儒家的“五常”义理相通，驳排佛之论。又著《禅宗定祖图》、《传法正宗记》等，对禅宗史有较大影响。观察李公谨奏请赐紫方袍。开封府尹王仲义复奏，请诏付传法院将其著述编次入藏赐号明教大师。朝中自丞相韩琦以下，莫不崇敬。后辞返钱塘，受太守蔡君谟礼遇，住佛日山。数年后仍退居灵隐寺永安精舍。校定《六祖坛经》，并著《六祖法宝记叙》。后人集其论著、书启、叙记、诗歌、碑志为19卷行世，题为《镡津文集》。 -
袾宏（1535—1615）
袾宏，杭州人，俗姓沈。他十七岁时补诸生。二十七岁以后，在四年之间，连遭丧父、失儿、悼亡和丧母的刺激，即作《七笔勾》而出家受具，自号莲池。晚年居云栖寺，所以世称莲池大师或云栖大师。他提倡念佛风化被于一代，被推为莲宗第八祖；他又和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蕅益智旭，并称为明代四高僧。
隆庆五年（1571）他从外地参访回到杭州，乞食梵村，见云栖山水幽寂，就在那里结茅安居。由于得到梵村居民的随喜，为他建立禅堂、法堂，不久竟成了著名的丛林。云栖的宗风以净土法门为主，冬季坐禅，余时兼讲经论。这时南北戒坛久被禁止，他令受戒者自备三衣于佛前受戒而为作证明。在律学方面著有《沙弥要略》、《具戒便蒙》、《菩萨戒疏发隐》等，建立了律规的范例。他竭力提倡戒杀放生，同时修订了《瑜伽焰口》、《水陆仪轨》及《朝暮二时课诵》（《诸经日诵》）的仪式。这些仪式，一直流传到今天。 云栖的教学是多方面的。他不但是净土宗的大师，也是华严宗的名僧，因此受到两宗学人的崇奉，清守一的《宗教律诸宗演派》以他为华严圭峰下第二十二世。清道光四年（1824）悟开撰《莲宗九祖传略》，列云栖为莲宗第八祖。
云栖对于华严和禅学的造诣虽都很深，但其思想的归趣则在净土。他认为净土教并非和各宗对立。他的《普劝念佛往生净土》说：“若人持律，律是佛制，正好念佛；若人看经，经是佛说，正好念佛；若人参禅，禅是佛心，正好念佛” （《云栖遗稿》卷三）。但他也同样重视经教。他说：“予一生崇尚念佛，然勤勤恳恳劝人看教。何以故，念佛之说何自来乎？非金口所宣明载简册，今日众生何由而知十万亿刹之外有阿弥陀也？其参禅者借口教外别传，不知离教而参是邪因也，离教而悟是邪解也。……是故学佛者必以三藏十二部为模楷”（《竹窗随笔·经教》）。这都说明他极力要把净土思想和各宗教义统一起来。 云栖提倡的净土法门仍以“持名”为中心。他撰《阿弥陀经疏钞》说：“今此经者，崇简去繁，举约该博，更无他说。单指持名，但得一心，便生彼国，可谓愈简愈约，愈妙愈玄，径中径矣”。他以摄心为学佛的要道，念佛为摄心的捷径，并开“念佛门”、“止观门”、“参禅门”为方便门，而指出“念佛一门止观双备”，从教理上阐明禅净的一致（《云栖遗稿》卷三《答何武峨给谏》）。又说：“念佛一门而分四种：曰持名念佛、曰观像念佛、曰观想念佛、曰实相念佛。虽有四种之殊，究竟归乎实相而已”（《云栖遗稿》卷三《普示持名念佛三昧》）。他又引古德说明观想念佛的困难而强调持名的功德说：“观法理微，众生心杂，杂心修观，观想难成。大圣悲怜，直劝专持名号。良由称名易故，相续即生。此阐扬持名念佛之功，最为往生净土之要。若其持名深达实相，则与妙观同功”（同上）。 云栖对《阿弥陀经》的教理判释，是采用华严家的主张。他认为就教相来说，《弥陀经》为顿教所摄，并且兼通前后二教（终与圆）。他说：“此经摄于顿者，盖谓持名即生，疾超速证无迂曲故”（《弥陀疏钞》卷一）。
云栖对于儒佛两家的看法，虽认为两者根本不同，但却采取调和的态度。从《竹窗随笔》的《儒释和会》和《竹窗二笔》的《儒佛交非》、《儒佛配合》三条看来，可以理解他的思想。他说：“有聪明人以禅宗与儒典和会，不惟慧解圆融，亦引进诸浅识者不复以儒谤释，其意固甚美矣……。若按文析理，穷深极微，则翻成戏论，已入门者又不可不知也”（《儒释和会》）。他又说：“自昔儒者非佛，佛者复非儒，予以为佛法初入中国，崇佛者众，儒者为世道计，非之未为过。儒既非佛，疑佛者众，佛者为出世道计反非之，亦未为过。迨夫傅（奕）、韩（愈）非佛之后，后人又仿效而非则过矣。……迨夫明教（契嵩）、空谷（景隆）非儒之后，后人又仿效而非则过矣”（《儒佛交非》）。他又说：“儒佛二教圣人，其设法各有所主，固不必歧而二之，亦不必强而合之。何也？儒主治世，佛主出世。……故二之合之，其病均也”（《儒佛配合》）。他在这里说明儒佛两家应该采取的态度。 云栖一生虽专弘净土，但也以文字作佛事。他的著述有《菩萨戒疏发隐》五卷、《弥陀疏钞》四卷、《具戒便蒙》一卷、《禅关策进》一卷、《缁门崇行录》一卷、《水陆法会仪轨》六卷、《楞严摸象记》十卷、《竹窗随笔》三卷、《山房杂录》二卷、《云栖遗稿》三卷等三十余种。这些著述于云栖寂后由他的僧俗弟子大贤、邹匡明等搜集编次，分为释经、辑古和手著三类，总称之为《云栖法汇》。崇祯十年（1637）比丘智瑛刊为方册本，现在流行的版本则是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金陵刻经处所重刻。
云栖在明末享有盛名，当时信佛的朝野人士如宋应昌、陆光祖、张元、冯梦祯、陶望龄等都受过他感化。他的弟子不下数千人（德清的《莲池大师塔铭》）。其中居士多于僧众，且多为海内知名之士。出家弟子中比较知名的，有广应、广心、大真、仲光、广润等。 -
真可（1543－1603）
真可，字达观，号紫柏，世真紫柏尊者，是明末四大师之一。俗姓沈，江苏吴江人。十七岁时，辞亲远游，欲立功塞上。行至苏州，宿虎丘云岩寺，闻寺僧诵八十八佛名号，内心欢喜；次日晨，即解腰缠十余金设斋供佛，从寺僧明觉出家。
真可出家后，常闭户读书。年二十，受具足戒。不久，至武塘景德寺闭关，专研经教，历时三年。后至匡山，深究相宗。万历元年（1573）至北京，亲近华严宗匠徧融于法通寺，又从禅门老宿笑岩、暹理等参学。万历三年（1575）至嵩山少林寺参谒大千常润。见常润上堂讲公案，以口耳为心印，以帕子为真传，不以为然，遂不入众。不久南还，至浙江嘉兴。时密藏（道开）钦仰真可的风范，特自普陀山来访，真可即留他为侍者。嘉兴楞严寺是宋代名僧子璿著经疏处，已久荒废，真可发愿重修，命密藏主持其事。
真可在万历初年，曾听法本（幻予）谈起袁了凡慨叹请经困难，有易梵夹为方册以便于印造流布的愿望，而法本自顾力弱难行。至是，真可为撰《刻藏缘起》，陈说刻藏利益，鼓励募刻全藏。得到陆光祖、冯梦祯等热心赞助，真可即令密藏筹备刻经事。万历十七年（1589），方册藏始刻于山西五台山紫霞谷妙德庵，由真可门人如奇等主持。因山中气候严寒，不便刻经工作，四年后（1593）南移至浙江余杭径山寂照庵。他的门人桐城吴用先为他修复径山下院化城寺，作为贮藏经板之处，并施资刻经数百卷。
万历二十年（1592），他游房山云居寺，礼访隋代高僧静琬所刻石经，于石经山雷音洞佛座下得静琬所藏佛舍利三枚。神宗生母李太后曾请舍利入宫内供养三日，并出帑金布施重藏之于石窟。后来他又与高僧德清同游石经山，以皇太后所施斋衬赎还静琬塔院等，请德清为撰《复涿州石经山琬公塔院记》（碑现存云居寺）。并与德清共议续修明代的《传灯录》。旋德清被官厅认为私建寺院，谪戍广东，续修《传灯录》之愿未能成就。 万历二十八年（1600），真可因对南康太守吴宝秀拒不执行朝廷征收矿税命令而被逮捕表示同情。他常慨叹着说：“憨山不归，则我出世一大负；矿税不止，则我救世一大负；传灯未续，则我慧命一大负。”因而遭到一些宦官的嫉恨。这时他的门人为他的安全着想，相继写信劝他出都。不久京城发生了一项谣言，称神宗要改立太子，以挑拨起宫廷纠纷的妖书事件。神宗下令搜索犯人。忌恨他的人以太后曾因真可在石经山发见舍利而施资供养，遂诬他以滥用帑金之罪，捕之下狱。并诬陷他是《妖书》的造作人（《紫柏尊者别集》附录《东厂缉访妖书底簿》），但未得罪证。万历三十一年（1603）十二月十七日圆寂于狱中，世寿六十一，法腊四十有奇。他的弟子们把他的遗骸浮葬于西郊慈慧寺外，后又移龛至浙江余杭径山之寂照庵，以后又褹E葬于开山。万历四十四年（1616）在开山前文殊台荼毗立塔。
真可现纯的著作，有经德清校阅过的《紫柏尊者全集》三十卷和别人纂校的《紫柏尊者别集》四卷，《附录》一卷。全集收载他的法语、经释、序跋、铭传、书信和诗歌等；别集则补收全集所未收的杂文、赞偈、诗、书问、语录和附录等。真可对于佛教各宗的思想采取调和的态度。他所订的《礼佛仪式》（见《紫柏尊者别集》卷四），除发愿礼拜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外，还教人礼拜西天东土历代传宗判教并翻传秘密章句诸篇，这是他调和诸宗思想的具体表现。
真可喜拈《毗舍浮佛偈》教人，有时则教人持诵半偈。所谓“假借四大以为身，心本无生因境有；前境若无心亦无，罪福如幻起亦灭”（《毗舍浮佛颂说示如裴》）。他的僧俗弟子很多，从他广告的人士有陆光祖、冯梦祯、瞿汝稷、王肯堂等。翟汝稷通内外学，著有《指月录》三十二卷，王肯堂为著名医学大家，著有《成唯识论证义》十卷等。
真可一生参扣诸方尊宿，但他并没有专一的师承。他在祭北京法通寺(徧)融的文中说：“余往来徧老之门，观其动履，冥启予多矣。……予于(徧)老之门，未敢言嗣，若所谓德，则此老启迪不浅，焉敢忘之！”
真可虽到处兴修古刹，而从未受请担任寺院住持，所以没有“上堂”“普说”。他只是随缘接引，略说法语而已。他与当时一般排斥文字的禅僧不同，而极重视文字经教。他认为佛弟子不通文字般若，即不得观照般若，不能契会实相般若。他不同意悟道只依靠禅家机缘及念佛求生净土等说法，曾列举盲眼师资七大错误，一一加以辨难（《紫柏全集》卷三《法语》）。德清称他的宗风足以远追临济，上接大慧（《达观大师塔铭》），可见真可在明末佛教界的名望。 -
德清（1546～1623）
德清，是明末四大师之一。俗姓蔡，安徽全椒人。年二十，投南京报恩寺出家，住持西林命法孙俊公教他读《法华经》，四月即能背诵。西林见他聪颖，为延师教读《四书》、《易经》及古文诗赋。因此他在童年即能写诗作文。
嘉靖四十三年（1564），他谒云谷（法会）于摄山栖霞寺，获读《中峰广录》，大为感动，因决意学禅。同年冬又从无极（明信）听讲《华严玄谈》并受具足戒；因仰慕清凉，自号为“澄印”。过了几年，报恩寺设立义学，教育僧徒，他被延为教师，其后又应聘至镇江金山寺教馆二年。
隆庆五年（1571），他北游参学，先至北京听讲《法华》和唯识，并参(徧)融（真圆）、笑岩（德宝）二巨匠，请示禅要。继往游五台山，见北台憨山风景奇秀，即有取为自号之意。不久又回北京西山，获识当时名士王凤洲、汪次公、欧桢伯等，以诗文相唱酬。
万历二年（1574）他又离京行脚，游嵩山、洛阳，至山西AE?州会见妙峰，和他同上五台山，居北台之龙门，专事参禅。万历四年（1576），袾宏游五台山，特访他叙谈五日而别。万历九年（1581）神宗慈圣太后派人至五台山设“祈储道场”并修造舍利塔，他和妙峰共建无遮会为道场回向。越年在山讲《华严玄谈》，听众近万人。 万历十一年（1583），他赴东海牢山（山东劳山）那罗延窟结庐安居，开始用憨山为别号。皇太后遣使送三千金为他建庵居住，时山东遭灾荒，他即建议将此费全数施与孤苦。万历十四年（1586），神宗印刷大藏经十五部分送全国名山，慈圣太后特送一部与东海牢山，因无处安置，又施财修寺，称海印寺。这一年真可（达观）与弟子道开为刻藏事特来访他，住了两旬而去。万历二十年（1592），他访达观于房山上方山，同游石经山，巡礼隋静琬所刻石经。时静琬塔院为僧所卖，达观出资赎回，德清为撰《复涿州石经山琬公塔院记》（现存）。
万历二十三年（1595），神宗不满意皇太后为佛事耗费巨资，恰恰太后又派了个当时大臣所忌的使者送经到牢山，这样就迁罪于德清。他刚从北京回来，就被捕下狱，结果以私创寺院罪名充军去广东雷州。他于十月间携侍者福善南行，至韶关，入曹溪南华寺礼六祖肉身，越三年三月到达雷州。时雷州旱荒，饥民死亡载道，他发动群众掩埋并建济度道场。八月间，镇府令他还广州，当地官民仰慕他的学德，经常有人去访问他。他即以罪犯服装登座为众说法，创开岭南的佛教风气。
万历二十八年（1600）秋，南韶长官祝公请他入曹溪，时南华寺衰落已久，他到寺后，开辟祖庭，选僧受戒，设立僧学，订立清规，一年之间，百废俱兴。万历三十一年（1603），达观在京师因《妖书》事，被捕下狱，又累及德清，仍被遣还雷州。这中间他曾渡海游海南岛，访苏东坡故居，作《琼海探奇记》。
万历三十四年（1606）八月，明廷大赦，德曹溪。他为复修南华寺大殿，自往端州采运大木。有僧挟嫌诬他私用净财，讼于按察院，他船居芙蓉江上二年待讯，大病几死。后来虽真相大白，他却坚决辞去曹溪的住持，至广州长春庵，为众讲经。万历四十一年（1613），他从广州至衡阳，居灵湖万圣寺。缁素又在寺傍为他建成昙华精舍。他在衡阳写成了《楞严通议》、《法华通议》、《起信论略疏》，并自开讲。 万历四十四年（1616）四月，他离湖南，至九江，登庐山。九江四众弟子为建静室于五乳峰下，他很爱其环境幽寂，有终老其地之意。后到径山，即为达观举行荼毗佛事并撰塔铭。
万历四十五年（1617）正月，他又去杭州云栖寺为袾宏作《莲池大师塔铭》。时各地僧徒领袖在西湖集会欢迎他，盛况一时。归途经苏州、华严学者巢松、一雨请入华山游览。又被弟子洞闻、汉月及居士钱谦益迎至常熟虞山，说法于三峰清凉寺。同年五月回庐山。
这时九江众弟子为他在五乳峰下扩建道场，他即命名为法云寺，于此为众开讲《法华》、《楞严》、《金刚》、《起信》、《唯识》诸经论，并效远公六时礼念，专心净业。又为继续华严一宗的遗绪，据《清凉疏钞》撰成《华严经纲要》八十卷。 天启二年（1622）十二月他受请回到曹溪，为众说戒讲经，次年（1623）十月十一日圆寂于南华寺，寿七十八岁。崇祯十三年（1640），弟子等将其遗骸漆布升座，安放塔院，即今曹溪南华寺内供奉的憨山肉身像（刘起相《本师憨山大和尚灵龛还曹溪供奉始末》）。
曹溪原是中国禅宗的祖庭，但到了明末久已荒废，经德清锐意经营，始恢复旧观，因此，他被称为曹溪中兴祖师。德清一生弘法，所度弟子很多。经常随侍他的，出家弟子有福善、通炯等。颛愚（观衡）入曹溪请益后，退居南岳，为一方宗师，也是他的弟子（观衡《华严经纲要序》）。当时士大夫如汪德玉、吴应宾、钱谦益、董其昌、屠赤水等，也都对他非常敬仰。 德清早年诗文和书法都很知名。他说古人都以禅比诗，不知诗乃真禅。他认为陶渊明、李太白的诗境玄妙，在不知禅而有禅味，若王维的诗多杂佛语，后人虽夸他善禅，不过是文字禅而已（《梦游集》卷三十九《杂说》）。他在《梦游集》的《杂说》中叙自己的书法说：“余生平爱书晋唐诸帖，或雅事之。宋之四家（即苏、黄、米、蔡）犹未经思。及被放海外，每想东坡 桃居像耳时桄榔庵中风味，不觉书法近之”。德清一生很有文名，他往来南北，多为人撰写碑记塔铭，所作序跋题赞亦不少。
他博通内外学，他的著作有：《观楞伽经记》八卷、《楞伽补遗》一卷、《华严经纲要》八十卷、《法华击节》一卷、《金刚经决疑》一卷、《圆觉经直解》二卷、《般若心经直说》一卷、《大乘起信论疏略》四卷、《大乘起信论直解》二卷、《性相通说》二卷（卷上为《百法明门论论义》，卷下为《八识规矩颂通说》）、《肇论略注》六卷、《道德经解》（一名《老子解》）二卷、《观老庄影响说》一卷、《庄子内篇注》四卷、《大学中庸直解指》一卷、《春秋左氏心法》一卷、《梦游诗集》三卷、《曹溪通志》四卷、《八十八租道影传赞》一卷、《憨山老人自叙年谱实录》二卷等。德清寂后，由门人福善、通炯、刘起相编辑刊行的有《憨山老人梦游集》四十卷（现流通本五十五卷）。这些著作都被收入明方册本《续藏》。
他的思想学说，表现在许多方面，并不拘守一宗一派。吴应宾认为“纵其乐说无碍之辩，曲示单传，而熔入一尘法界，似圭峰（宗密）；解说文字般若，而多得世间障难，似觉范（慧洪）；森罗万行以宗一心，而产无生往生之土，又似永明（延寿）”（吴应宾《憨山大师塔铭》见《梦游集》卷五十五）。他最初在南京从无极听《华严玄谈》，继入摄山从云谷学禅。云谷是禅净兼修而又深达华严的大德，德清受他的影响最深（德清《云谷先大师传》）。所以他虽是禅门宗匠，而极力倡导禅净一致，尤致意于华严。他说：古人说参禅、提话头，都是不得已。公案虽多，唯独念佛审实的话头，尘劳中极易得力（《梦游集》卷二《答郑颂岩中丞》）。他谪居广州时，即集信徒结社，授以念佛三昧，教以专心净业，月会以期，立有规制。晚年在庐山法云寺，又效慧远修六时净业。他主张禅净双修，认为：“参禅看话头一路，最为明心切要。……是故念佛参禅兼修之行，极为稳当法门”（《梦游集》卷五《示刘存赤》）。
德清对坐禅念佛也有他的特别见解，他说：“所云坐禅，而禅亦不属坐。若以坐为禅，则行住四仪又是何事？殊不知禅乃心之异名，若了心体寂灭，本自不动，又何行住之可拘？苟不达自心，虽坐亦剩法耳。定亦非可入，若有可入，则非大定。所谓‘那伽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又何出入之有？”（《梦游集》卷十五《答许鉴湖锦衣》）他教人念佛说：“今所念之佛，即自性弥陀，所求净土，即唯心极乐。诸人苟能念念不忘，心心弥陀出现，步步极乐家乡，又何必远企于十万亿国之外，别有净土可归耶？”（《梦游集》卷二《示优婆塞结社念佛》）
德清在佛教内主张禅净双修，对外又宣传儒、道、释三教的调和。他在《道德经解》卷头《观老庄影响论》中，极力主张调和三教的思想。他说：“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梦游集》卷三十九《学要》条）。
